第四章
嚴範孫
嚴範孫先生（1860～1929）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入翰林，後出任貴州學政、學部左侍郎等職。清朝鼎覆，先生繼續活躍於文化教育領域，發揚我國私人辦學之傳統優勢，並注入時代活力，積極探索與西方教育模式之整合，獎掖後進，成就者多；且擅書法，與華世奎、孟廣慧、趙幼梅並稱津門四大書家，世人以得其隻字片紙為榮，故頗值得一書。
先生原名嚴修，範孫乃其別號。原籍浙江慈溪。先世於順治年間移居天津。鹹豐八年（1858年）為避英法聯軍之禍，舉家寄居直隸（今河北）三河縣。鹹豐十年（1860年）。先生出生於此。幼年就傅，習字讀經；及長，入庠，補廩膳生。光緒四年（1878年），從陳奉周習西學，遍學數理化醫等科，終身不輟。光緒八年（1882年）應鄉試並中舉人。翌年參加會試，連考連捷，中進士。據朱保炯等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卷下，嚴修考中光緒九年（1883年）癸未科二甲第十一名進士，賜出身；據朱汝珍編《詞林輯略》卷九，嚴修字夢扶，號範孫，直隸天津人。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度支大臣。當然這是他在清廷退位前所任官職。
範孫先生科舉起家，以才華立身，少年壯誌，銳氣奪人。在翰林院時，曾向當時名臣張之洞請教為學之道，並信奉“學以致用”之信條。他研讀古籍注重有裨世用，曾投入大量精力研習《勾股舉隅》《數理精蘊》、《地球新錄》、《天文啟蒙》、《格致入門》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對其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產生了重要影響。授編修後，初任會典館評校官，不久授貴州學政，踏上黔軺五千裏之征途。
此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戰敗的消息不絕於耳，範孫“嗒然若喪”而又無可奈何。抵黔後，目睹邊省貧窮，士習閉塞，決意予以更張。甫到任，即趕往各州縣考驗生員，了解各地士風文情。提出“敦晶勵學，講求實用”，考試時一改舊規，試題力避纖仄，策論重時務，令考生暢所欲言，無所遜避，並加試算學。優貢、拔貢之考選，不惟筆答，還親自主持麵試，且深入鄉裏，察訪考生德行。又大膽變通書院舊法，改組學古書院，選拔優秀士子入學。學習課程除經史外，增設英文和格致、算學等西方科技知識，使之成為晚清貴州首所新型學校。為助學興教，範孫將自藏書籍十四箱中之大部捐存學舍，並從通都大邑購進西方科技書籍及報刊，以供閱覽，此外，又以俸銀千兩籌開書局。範孫誨人不倦，常親自為學生解答算題，十數月如一日，風雨無阻，使學風為之一振。範孫還大膽革處積弊，明令革除補稟費、封印等費等名目，嚴禁鋪張糜費，隨員、家人亦無所取。當範孫任滿還京時，竟負債銀4000兩。離黔後，貴州學界立“去思碑”與“誓學碑”各一通，稱其“經師兼為人師”，“二百年無此文宗”。可見其為官之清廉與口碑之佳美。
範孫以學政任上之親身感受，認定科舉積弊深重，不除則國運危矣。尤其是中日馬關之約，使之深感“厝火積薪，危若燕幕”。不變革科舉，興學育才便無從談起。經多日醞釀，範孫上《奏請設經濟特科折》，被梁啟超稱之為“戊戌變法之源點”。據《清史稿·選舉誌·製科薦擢》記載：
洎光緒中葉，外侮孔棘，海內皇皇，昌言變法。二十四年，貴州學政嚴修請設經濟特科，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禮部複議。八月，慈禧皇太後臨朝訓政，以經濟特科易滋流弊，罷之。庚子，京師構亂，乘輿播遷。兩宮怵於時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資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後詔舉經濟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撫、學政保薦，有誌慮忠純、規模閎遠、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悉心延攬。並下政務大臣擬定考試事宜。禦史陳秉崧奏請力除夤緣積習，詔飭諸臣務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紛紛保送，帝覺其冗濫，適太仆少卿隆恩薦疏，上竟報寢，並命撤銷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諸人。二十九年，政務處議定考試之製，如廷試例，於保和殿天子親策之。凡試二日，首場入選者，始許應複試，均試論一、策一。簡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穀、張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縉、秦錫鎮、俞陛雲、袁勵準等九人，二等馮善徵、羅良鑒、秦樹聲、魏家驊、吳鍾善、錢鑅、蕭應椿、梁煥奎、蔡寶善、張孝謙、端緒、麥鴻鈞、許嶽鍾、張通謨、楊道霖、張祖廉、吳烈、陳曾壽等十八人。
此番特科得人雖不能與康熙朝博學鴻儒科相提並論，但其中不少人如袁家穀、張一麟等皆活躍於清末民初，亦一時之選。而當範孫於貴州學政任滿回京後，卻因倡設經濟特科為頑固派所不喜，並就此失歡於其座師、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僅留得編修虛銜。範孫大誌難酬，便告假回津開設家館，以推進“西學”。聘張伯苓為館師，二人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遭八國聯軍鐵蹄踐踏。範孫挺身而出，盡力維持地方治安，同時想方設法，興辦地方教育機構。翌年9月，以個人財力設義塾一處，並聯合王竹林、林墨青等友人等集資，假燈髀公所設兩齋塾學。為借鑒“教育救國”經驗，又兩次去日本考察。
11月27日，嚴範孫從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熱情和精力，興辦新式教育。在原設兩齋塾學基礎上有所拓展，更名為“民立第一小學堂”。此為天津創辦正式小學之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範孫又籌設民立第二小學堂，並主持創辦官立小學堂三處。為提高小學教師素質，另設立師範講習所和教師研究所。是年秋，範孫舉薦李琴湘、陳棱莊、劉芸生、胡玉孫、鄭菊如、劉寶慈等人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等科深造。一年後回國於各學堂任教。
範孫還是女子教育的積極倡導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冬，他創辦嚴氏女塾，先以其女兒、兒媳及四姓近親好友之女為學生。除國文等課程外，還聘請日本女教師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織布。女塾的創辦，開天津風氣之先，被《大公報》稱為“女學振興之起點”。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2、3月間，範孫改嚴氏女塾為嚴氏女子學堂，成為一所正規的私立女子小學。10月，又在女子學堂附近設保姆講習所和蒙養院(幼兒園)。保姆講習所，即幼兒師範，是國內最早培養幼兒師資的園地。以家宅為基地，創辦小學、女學、中學、幼兒師範等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學校，體現了嚴範孫倡導新教育的膽識與魄力，為中國近代教育史所少見，對天津近代學校的興起，有著重要開創意義。他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給女孩紮耳朵眼，反對納妾蓄婢，對賭博、吸毒深惡痛絕，帶頭廢除婚喪陋習，為婦女解放事業貢獻尤多。
範孫十分注重師資力量之培養。範孫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改天津校士館（民間稱考棚，為科舉製童試之地。筆者注）為天津初級師範學堂，學堂設完全科、本科、簡易科等三科，為天津、河間兩府培養小學堂師資力量。同時，還籌設北洋師範學堂，專門招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以及東北地區學子，為中學堂和初級師範培養師資力量。年底，又選派部分天津教員出洋考察。同年，開始籌設北洋女子師範，次年正式成立。主要為初等和高等小學堂培養女教員。
由於範孫在教育界影響日隆，口碑甚佳，清廷決定予以任用。光緒三十年（1904年）4月，他主持直隸學校司，負責全省教育工作。上任幾天，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主要考察師範教育和小學教育。6月中旬至下旬，重點考察師範及小學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設。同年八月，嚴範孫回到天津。在嚴館和王益孫家館的基礎上，積極籌設成立中等學校，他多次與張伯苓等人討論學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學堂，後改名私立敬業中學堂，這就是著名的南開中學前身。當時校址仍在嚴宅，每月經費紋銀200兩，由嚴、王兩家平均負擔。張伯苓任監督(校長)。高等師範班最初有學生6人，教師三四人。第二年春，師範班又增招4人。經兩年學習。高等師範班於1906年畢業，畢業生有陶盂和、時子周、孟琴襄、嚴約敏等10人，這是嚴範孫以個人財力倡辦師範的嚐試，也是天津最早的師範教育。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2月，直隸學校司更名學務處，並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辦事。嚴範孫往來於天津、北京、保定等地。為推進全省教育，他首創勸學所，設立於直隸各州縣，作為地方教育行政機構，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辦法，訂立章程，管理各地教育。在教材建設上，他最重視教科書的編寫。創辦了《學務報》，並選派合適人員編輯中小學教科書，又編纂《國民必瀆》、《民教相安》兩書，印行10萬冊，以為啟蒙讀物。1906年上半年，直隸各學堂學生已達86652人。其中優級師範學堂1所，初級師範學堂及傳習所89所，女子師範學堂1所。
除了興辦學校教育，嚴範孫還積極倡導並推動天津的社會教育。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城隍廟開辦教育品陳列室，展出日本圖書、教具，任人觀覽，以啟民智。1907年，又與人合辦《醒俗畫報》，為移風易俗而鼓呼。同時，還鼓吹婦嬰保健事業，設“水閣女醫院”、“範孫兒童醫院”等醫療機構。興辦平民教育，開設“貧民義塾”，讚助林墨青籌辦廣智館，並提倡舊劇的改革，親自指導，在自己家裏演出新劇《箴膏起廢》，成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話劇。嚴範孫還與天津、北京戲劇界人士多有往還，討論戲劇改革，不遺餘力支持南開中學的新劇演出。
是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學部，作為統轄全國教育的正式行政機關。榮慶為學部尚書，熙瑛為左侍郎，嚴範孫為右侍郎，均為政務官。全麵負責厘定全國教育規程。範孫到任伊始，便參與起草奏折，請頒“教育宗旨”，提出“全國之人，無人不學”的“普及教育”理念，以“尚公”、“尚武”、“尚實”為宗旨，以道德教育、軍事教育、國民教育、實用教育等為內容。他參照自己在直隸時的經驗，將勸學所推向全國，並公布了《教育會章程》，使教育會成為各省、府、廳、州、縣教育行政的襄助機關。
自宣統帝之父載灃以攝政王監國以後，滿洲親貴乘勢控製權力，滿漢朝臣嚴重對立，範孫在學部也多被掣肘，載灃曾幾次借題發揮，令其難堪。1910年初，範孫自感難有作為，便離開學部，回到天津。
民國成立，諸事崇新。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推行新式教育。範孫甚受鼓舞，對蔡氏提出的以道德主義、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等為內容的教育宗旨深表讚同。
嚴範孫積極籌劃並實施教育體製變革，南開中學自1913年建立校董製。範孫與盧木齋、王少泉任校董。而創辦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一個國家教育現代化的標誌之一。嚴範孫、張伯苓很早就打算創辦大學，1916年，在南開中學內成立專門部和高等師範班，就是為辦大學創造條件。嚴、張還曾考察美國的私立大學。張伯苓先行，於1917年8月去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教育。第二年秋，範孫也到達美國紐約。張伯苓每天上完課，晚上去嚴下榻處給他講教育學。有時他也去大學聽課，更多時間則用於考察美國的教育，訪問了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人學、康奈爾大學、舊金山大學等高等學府，詳細了解其辦學體製、行政管理、經費來源、教育方法及圖書設備情況，對美國大學教育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嚴範孫還從他們當中物色了南開大學的教師。1918年12月嚴、張回到天津，立即著手籌備成立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