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人人升學,但求人人成才”,這是湯有祥的辦學宗旨,後來又提出了“教育要使人人成功,不能培養失敗者”的教育理念。上墅私中從掛牌的第一天起,大門就是向中考落榜、被當地人稱為“六類苗”的初中畢業生敞開。湯有祥的辦學目標就是教育為了致富老百姓,改變這些被排除在公立學校之外的落榜生的命運,用教育改變他們的人生。民辦學校生源素質整體水平不如公辦學校,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正是基於這個事實,上墅私中非常注重多元化素質的發展,盡量幫助學生發揮自己的個性特長。

在新校區的教學大樓門廳正中,掛著一幅題為《竹鄉飛出金鳳凰》的工筆花鳥畫。這幅畫是1997年學校收到的教師節禮物。作者方榮根現任浙江師範大學美術係講師,是上墅私中的校友。讓人很難想到的是他曾經也是一名落榜生。

方榮根生長於安吉縣章村鎮一個偏僻的鄉村,家境十分貧困。1985年,他中考落榜後,便放棄了繼續上學的念頭,回家跟著父親幹農活。一次偶然的機會,湯有祥聽說他有美術特長,但是失學在家,便特意找了過去。那天是1986年正月初三,在方榮根幫父親篩黃沙的沙灘上,湯有祥找到他,並說服了他們父子倆,讓他在春節後到上墅私中讀書,並在學費上給予照顧。那天以後,方榮根的命運被改變了。上墅私中畢業後,他又考入中國美院,後來成為全國脫穎而出的青年美術家。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被日本駐華大使館創辦的在華日本孩子就讀的日語學校錄用為教員的塗光霞,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蔡垚,德清宏森木業有限公司創辦人、浙江省首屆“職教之星”夏輪海……他們都曾經是應試教育的後進生。湯有祥認為,我們的學校從一開始就在堅持“有教無類”,實施“因材施教”,努力創造一種適合全體學生的教育。

因此,湯有祥對學生綜合素質方麵的教育非常重視,並不斷實踐著“但求人人成才”的信條。從1993年開始,先後開設日、韓、英、德等外語專業,到1997年試行全國最早的定向“訂單招生”,從1998年取消評比“三好學生”改為開展參與廣泛的“四員活動”(校風監督員、宣傳報道員、學習谘詢員、誌願服務員),到2004年與企業合作實行“產學研”結合一條龍,上墅私中在因材施教上獲得很大的成功。

偌大一所學校的“老板”,湯有祥該賺到許多錢吧!

沒有。不僅沒有,他目前還欠著銀行一大筆貸款。

湯有祥非常推崇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曾推行“平民教育”、“鄉村教育”,並為自己立下了“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信條。在湯有祥身上同樣可以看到“平民教育”的影子。他的辦學初衷,就是為了那些上不了學的孩子能有繼續讀書的機會,符合陶行知在舊中國所沒能實現的教育理想。而在力踐平民教育的過程中,他的債務也越堆越多。

但是即便這樣,仍有些不明事理的人說湯有祥辦的是“學店”,辦學是為了賺錢。這種說法幾乎貫穿他辦學的全部曆程。還是在學生每學期的學費150元時,麵對“亂收費”的指責,時任縣教育局副局長的許慶三為他算了一筆賬:學生每學期收費150元,300名學生一年9萬元;學校每年支出教工工資7萬元,房租水電費1萬元,其他日常開支1萬元,連校舍折舊都不能提取。再算上建校舍投入的錢,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賺的。

作為“平民教育”的堅定實踐者,湯有祥還頻繁給貧困生減免學雜費。僅在近3年時間裏,就有716位貧困生不同程度地減免了學雜費,總數高達562.135萬元。

2003年1月6日,北京,人民大會堂。首屆全國民辦教育十大傑出人物授獎大會在此舉行,湯有祥在全國數千所民辦學校中脫穎而出,躋身十大傑出人物之列。

無疑,這是對湯有祥數十年精心苦心辦學的肯定和嘉獎。

2000年8月,國務院扶貧辦公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香港商報》將湯有祥評為“21世紀封麵人物”。

原杭州高級中學校長王祖勳為上墅私中二十周年校慶作了一首詩:

二十年前一小鬆,

挺起犖確山石中。

抗住霜劍真好漢,

咬定青山不放鬆。

藍縷篳路啟山林,

嘔心瀝血通塞雍。

待到春和景明日,

枝葉葳蕤笑東風。

的確,湯有祥仍然在“咬定青山不放鬆”,他依然堅守著辦學的初衷,他堅信能趟過這道難關。改革開放的大道必將越走越寬廣。杜亞泉

杜亞泉(1873―1933),原名煒孫,號秋帆,浙江紹興人,是20世紀初我國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自幼聰慧好學,16歲就中了秀才。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受中國知識界變法圖強思潮的影響,他毅然棄科舉,轉而學習自然科學,先後自學了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從而奠定了堅實的理科功底。

1900年,杜亞泉在上海創辦了《亞泉雜誌》,所載文章大都是數理化的論文,是科學界公認的近代中國最早的科學雜誌。1904年,應夏瑞芳、張元濟的邀請,他進入商務編譯所任理化部主任,很快編寫了《最新格致教科書》和《最新筆算教科書》這兩種我國最早的理科課本。

他在商務編譯所擔任了28年的理化部主任,由他編寫或主持編寫的理科中小學教科書及科學著作有百餘種。除了編寫教科書,他還主編了三部著名的自然科學辭典,即《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和《小學自然科辭書》。這三部辭書在我國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1911年至1919年底,杜亞泉還兼任了《東方雜誌》主編,曆時九年。他對雜誌進行了重大革新,擴大開本、擴充版麵、增加插圖,介紹新知識、新學說及新的科學理論。居裏夫人發現鐳的事跡就是首先由他介紹到中國來的.《東方雜誌》能成為舊中國享譽盛名的雜誌,杜亞泉功不可沒。

《東方雜誌》為月刊,創始於1904年,初僅為選報性質,彙編朝廷文告及報刊文章之類。杜任主編後,擴大篇幅,活躍版麵,增加撰述文章,對國內外形勢、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學術思潮等,無不作詳明迅速的編載,並發表評論文章。同時,增設“科學雜俎”等欄目以傳播科學知識,增設“談屑”等欄目以針砭時弊,《東方雜誌》從而麵貌一新,成為當時我國銷量最大、最有影響的綜合性雜誌。

在1911—1920年任《東方雜誌》主編的9年間,杜曾用“傖父”和“高勞”筆名,撰寫論文、雜感和譯著約30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