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完國都，安頓好民眾等事宜之後，盤庚勸告眾人說，大家不要貪圖遊樂，不要疏懶懈怠，應該努力完成重建家園的偉大使命。我坦蕩地告訴各位，不會再念及大家過去所犯的罪過，你們也不要怨恨我，合起夥來講我的壞話。在講了遷都征求意見的經過之後，然後又告誡各級官員，我一定會認真檢查你們安頓撫恤黎民百姓的情況，不會讓那些貪財好利的家夥擔當重任。我將會依次提拔重用那些在遷居中自力更生、養護百姓、想法把百姓安頓在新都的人。現在我已經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你們，你們不要隻知道聚斂錢財，要幫助百姓自力更生、生產自救，一心一意把安頓百姓的事情辦好。
在這三篇文章中，君王在決策、執行中如何體現“綱”的角色，描寫的細致無疑。盤庚先是征求貴戚近臣的意見，為了避免發生大的動亂，又發令讓官員各盡其職，重申法度，征求和反饋百姓意見。決策執行中，又召開大臣和百姓會議，強調上下一致，官員不得不作為，百姓不得違法亂紀。決策實施後，又發布告示安定民心。整個過程，環環緊扣，有條不紊，件件都抓在了關鍵點上，從而保證了遷都決策的成功。我們可以想象，在許多重臣和百姓都不願意舍棄家園，而且官員又蠱惑百姓作亂的情況下，強調綱的作用，從而達到上下一致，是多麼的重要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盤庚提出了“君是綱”的說法，其含義，就是在決策執行中，“無論幹什麼，都要聽我指揮”。即使今天看來，這個觀點也無疑是正確的。決策方案論證時，大家可以議論紛紛，各抒己見。決策一旦付諸實施，就需要君臣一致，全力以赴，不許再吵吵嚷嚷，渙散民心。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現代管理的決策步驟：發現問題-確定目標-擬定各種方案-評價各種方案-選擇方案-執行方案-追蹤評價。至此，我們不得不由衷讚歎古人的智慧！
後來的三綱提法和解釋，似乎把這一正確的觀點推向了極端，遭到了長時間的痛批。甚至說什麼“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如果說“臣不得不死”是迫於淫威，下一句則完全是為了語句上的對仗。如果真要那樣，第一個要去死的，恐怕就是中華史上最大的孝子虞舜了！任何真理推向極端都是謬誤。
即使在今天，決策中也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首要問題是應該由什麼樣人來做決策？從經濟組織角度講，應該由財產所有者做決策，非所有者無權投票。而政府為全民所有，理論上講，全民都有投票權。所以得出結論，什麼事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而喊得震天響的“民主決策”，究竟是指決策過程，還是指決策人投票權？在理論上並沒有厘清。
現代領導模式中，有首長製和委員會製。首長製要求一把手具有最後的決策權，也對決策後果負全責。委員會製則是委員會中的每個人，在決策中都有一票權利，決策的後果也由大家負責，而非由委員會的主席負全責。可是在現實中，為了製約一把手的權利，規定一把手在決策中隻有一票的權利，有了成績是大家的；而如果決策出現不良後果，則由一把手負全部責任，出現了邏輯上的悖論。
隻所以出現這樣的邏輯，是因為首長製和委員會製各有優缺點。首長製決策快，效率高，易出現獨斷專行；而委員會製則經常扯皮，效率低，但權力會得到製約。現在想兼而有之，獲得兩種體製的最大優點，降低兩種體製的缺點，而實行不存在的“混合製”，豈不是理論上的混亂嗎！
二是理論上的局限性，導致了實踐上的局限性。理論混亂的結果，隻能逼得一把手說假話，口裏高喊民主決策、集體決策，而實際上一個人說了算，並在具體決策過程中，使用一些手段。或者上級在搭班子時，配一個強力的一把手，而其他班子成員能力較弱，決策時大家唯一把手意見是瞻，形成集體決策的假象。
民眾的心理，由於受幾千年封建文化的影響，多讚賞獨裁型的領導作風，而認為民主型的領導軟弱，結論為“弱不帶兵”。所以在現實中，民主型的領導為上級和下級所不齒，獨裁型也因為不民主而上不了台麵，兩種類型，都處境尷尬。
三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真要製約一把手的權利，由全民公決或集體決策，大家是否有這個能力？二戰初期，在是否參戰的問題上，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采用全民公決，結果70%以上的人不同意參戰，首相尊重了全民公決的意見。可是當德國進攻英國以後，張伯倫成了眾矢之的，不得不下台，而主戰的丘吉爾成了英雄。這是典型的過程和結果的矛盾。
因為信息占有量的多少，直接影響著決策的選擇。從信息獲得能力的角度看，普通群眾都處在信息的分枝上，而不在節點上，更不在關鍵的節點上，所以獲得的多為單線信息；而處在信息節點和關鍵節點上的主要領導，獲得的信息是多方麵的，因此權衡時多了許多考量。就英國是否參戰案例來說，群眾能知道多少敵方意圖和動向的信息？對於這樣的風險型決策來說，更多的是需要領導負起責任，勇於承擔，全民公決則有推諉責任之嫌。
決策是麵對未來的，特別是在風險型決策中，不確定性因素很多。像下象棋一樣，看出幾步棋的是多數，隻有少數人看的步數多。如果遵從多數決策的原則，沒有不輸棋的。而且多數人中，也不會意見統一，真要聽從，隻好舉著棋子不落，等待討論結果。
決策還需要膽量和魄力，敢於承擔風險，更不是普通民眾都能具備的。
四是決策後還要執行，沒有一把手的把握，甚至超常發揮，即使決策正確，也未必會獲得好的結果。
不能謀全局，則不足謀一事。路子走對了，天天都是機遇；路子走錯了，處處都是挑戰。所以我認為，在實行首長負責製的單位，民主決策、集體決策隻應該是手段和過程，而非最後的決斷權。民主決策、集體決策的目的，是對決策方案進行論證，為一把手決策提供更加全麵的信息，避免決策偏差。或者提供備選方案，供一把手選擇參考。爭論後的一錘定音，還是應該由一把手下決心。
我認為，企業追求的是效率，領導體製上應該實行首長負責製；政府和花國家納稅人錢的公共單位，追求的是公平，應該實行委員會製，改變目前不倫不類的局麵。如果還要在政府和公共單位實行首長負責製，就要借鑒股份製的經驗，設立相應的製約機構，並賦予這個機構對決策的否定權，與一把手形成製衡關係。
夫妻關係的規定，《禮記·昏義》中說：“結婚當天吃飯時，夫婦共用一種飯，合用一個酒杯。這樣做，是表示夫婦二人是一體的，尊卑一樣，彼此相親相愛。”
關於父母親地位的敘述，《禮記·喪服四製》中說：“用服侍父親的態度服侍母親，仁愛之心是相同的。但天上沒有兩個太陽，地上沒有兩個國君，家庭沒有兩個尊長，因為統治都隻能有一個人。”
從論述中可見，男女地位的差異，隻是在相應的治權上，人格上是一樣的。
第二，君主帶頭，仁德治國。仁，既是孔子的道德取向，也是孔子的治國理念和社會理想，法律思想的邏輯起點。
齊景公向孔子請教怎樣治國。孔子回答說：“君主要像個君主，臣子要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論語·顏淵》）
以仁德治國，首先要求一個國家的首腦必須是一個有仁德的人。因此孔子非常重視國君的品德修養，表率作用，把它作為治理好國家的基礎。
孔子說：“如果國君能端正自己，治理國政上還會有什麼困難？如果不能端正自己本身，又怎麼能端正別人呢？”（《論語·子路》）又說：“在上位的人本身行為端正，不發命令人民也會照樣去做；他本身行為不端正，即使下嚴令也不會有人服從。”（《論語·子路》）
孟子說：“君主如果仁愛了，天下沒有不仁愛的；君主如果遵守信義了，天下人沒有不遵循信義的；君主如果正直了，天下沒有不正直的。隻要君主品行端正，整個天下就會安定了。”（《孟子·離婁（上）》）
“君主的德行表現在實行好的政策上，為政的關鍵在於養護百姓。”（《尚書·虞夏書·大禹謨》）《大學》中例舉了一個好君王的榜樣：《詩經·文王》中說：“肅穆深遠的文王呀，道德常常光明，做事小心恭敬。”文王在歧邑做國君的時候，實行仁政以造福百姓；在殷朝做臣子的時候，忠於職守以愛國家；在家做兒子的時候，能孝順父母繼承先業；做父親的時候，對子女又能慈愛；與他人交往的時候，又能保持誠實。
孟子說：“夏、商、周三代奪取天下的原因，在於施行了仁政；這三個國家後來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在於不施行仁政。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退、存在與消亡，也在於它是否施行仁政。反過來，如果天子不行仁政，便保不住他的天下；諸侯不行仁政，便保不住他的國家；卿、大夫不行仁道，便保不住他的宗廟；一般的老百姓不行仁道，便保不住自己的身體。”（《孟子·離婁（上）》）
“如果統治治理的人沒有一定的道德標準，被領導被治理的人就會不守法度；朝廷中的人如果不講道德信念，工匠們自然也就沒有了一定的法度；如果貴族們違反了一定的道義，那麼平民們就會去觸犯刑律；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還能夠生存，這就實在是一件幸運的事。”（《孟子·離婁（上）》）
第三，榜樣示範，注重教化。教化是天子的責任，堯曾說過：“要督促人們認真勞作，要教導、要糾正、要幫助、要扶植每一個人，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責任、義務，提高自己的德性。”（《孟子·滕文公（上）》）
教化中最重要的是天子的表率作用。《大學》中說：“從前堯舜治理天下倡導仁義，人民跟著這樣做；桀紂治理天下推崇暴力，人民也跟著這樣做。桀紂雖然也號令人民培養美好的道德，但是他的實際做法正好相反，人民誰還會服從呢？所以說，君子必須先有美德，然後才能夠讓別人做好事；自己沒有惡劣行為，才有資格號召人民禁止作惡。”“自己作風正派，不發命令政教也能順利實行；自己的作風不正，即使三申五令，別人也不會聽從。”（《論語·子路》）
君主還要克製自己的欲望，“地位高的人喜歡什麼憎惡什麼，下麵的人就會跟著你學著你，並且更有甚者。”（《孟子·滕文公（上）》）
《尚書·周書·康誥》說：“商朝的人雜有舊習，但要鼓勵他們棄舊自新。”文王就是這樣做的，“所以君子要學習前人，用盡心力使民眾自新。”（《大學》）
對於遠方的百姓，要“來時迎接，去時歡送，做好事就獎勵，能力差多關懷，這就是安撫遠方百姓的方法。”（《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