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庸》一篇中，孔子對治理國家提出九條法則：修養自身，尊重賢人，關愛親人，敬重大臣，體恤百官，愛護百姓，召集各業工匠，安撫遠方百姓，懷柔四方諸侯。修養自身，就能確立美德；尊重賢人，就不會被小人迷惑；關愛親人，家庭就會和睦；敬重大臣，遇事就不會沒有主張；體恤百官，下級就會竭力做事；愛護百姓，人民就會更加勤勉；召集各業工匠，財用就會充足；安撫遠方百姓，四方人民就樂於歸順；懷柔四方諸侯，天下的人就會畏服。
孔子還認為，討論禮製、製定法度、考訂文字，是統治天下重要的三件事。
子張向孔子請教：“怎樣做就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說：“尊崇五種美德，摒棄四種惡行，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張說：“這五種美德是什麼？”孔子說：“君子對人施惠，但自己卻無所耗費；使用人民，而人民不會怨恨；追求仁義而不貪求財物；神態安詳而不驕傲；表情威嚴而不凶猛。”子張問道：“什麼是對人施惠而自己不需要什麼耗費？”孔子說：“讓人民在他們能得到的地方獲得自己的利，這不就是施惠給他們而自己也不浪費嗎？選擇人民可以做的事叫他們去做，那還會有誰怨恨呢？想要仁德就得到仁德，那還貪圖什麼財物呢？君子待人，無論人多人少，也無論事情大小都不敢怠慢，這不就是泰然自若而不驕傲嗎？君子衣冠整潔，目光端正，別人看見他嚴肅的態度就會產生敬畏之心，這不就是威嚴而不凶猛嗎？”子張說：“四種惡政是什麼呢？”孔子說：“不加教育就隨便殺戮，這叫暴虐；不先告誡就要求有成績，這叫粗暴；下令遲緩卻又限期緊迫，這叫賊；給人東西，出手時又很慳吝，這叫小氣。”（《論語·堯日》）
孔子的治國理念有幾個特點：
第一，中央集權，三綱決策。孔子認為，當時天下“禮崩樂壞”的主要表現，是天子大權旁落，從而導致天下大亂。孔子說：“天下的政治在正常情況下，製定禮法和出兵征伐的事情，都由天子決定；天下不正常了，這些事情就由諸侯決定了。……天下政治正常，國家的最高權力就不會掌握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正常，百姓就不會議論紛紛。”（《論語·季氏》）可見孔子所說的大權旁落，是指君主失去了對事關國家大事、對內對外的決策權。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孔子首先想到正名，即君主、大臣各安本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再有就是複禮，恢複秩序。隻是光靠正名和複禮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還必須輔以法製或武力手段，製裁和剪除敢於僭越者。
孔子眼中理想的君臣關係是這樣的：為了百姓的安居樂業，君主恪守仁義的君道，臣子恪守忠君的臣道，各施其職，相互製約。但是，在這一對關係中，君主無疑是關鍵一方。君主對臣下的態度，決定臣下對君主的態度。
孟子對齊宣王說：“國君把臣子當自己的手足一般看待，臣子自然會將國君看做是自己的腹心；國君把臣子當做狗馬一般看待，臣子就會把國君看做是一般的人；國君如果把臣子當做泥土草芥一般看待，臣子就會把國君看做仇敵。”（《孟子·離婁（下）》）
《尚書·商書》中講了這樣一個例子：伊尹輔佐成湯滅了夏桀，成湯死後，第三位繼位的君王是太甲。太甲元年，太宰伊尹擁護著繼位的君王太甲祭拜先王和祖先，作了《伊訓》。其中說：先王廣泛地征求賢哲之人，來輔佐他的後代子孫。他還製定懲罰官員犯罪的刑罰，儆戒各位官員。規定，不準在宮中終日舞蹈不休；不準不顧一切地貪戀錢財美色，迷戀出遊打獵；不準輕慢聖人之言，排斥忠直之士，疏遠德高望重的人，親信愚鈍邪惡的小人。這三種惡劣風氣和十種過錯，大夫和士人隻要染上一種，就會家破人亡；君主隻要染上一種，國家就勢必滅亡。如果君主有了這些罪過，而臣下不予匡正，就要對臣下處以墨刑。可是，太甲還是違背了商湯所立的這些法度，昏庸無能，自甘墮落，私欲無度，肆意放縱，伊尹便將他流放到桐。三年之後，太甲悔過自新，對自己往日的行為非常悔恨，決心改過，而且在桐地實行仁義。太甲完全聽從了伊尹對自己的教誨，才又讓他回到亳都繼續做天子。
《大學》中說：桀、紂雖然也號令人民培養美好的道德，但他們的實際做法正好相反，人民誰還會服從呢？天命無私，國君道德美好，天命就歸於他；道德敗壞，天命就離他而去。
臣下和民眾可不可以反皇帝？齊宣王問孟子：“商湯流放了夏桀，周武王討伐殷紂，作為臣子殺掉他的君王，可以嗎？”
孟子回答：“傷害仁愛的人叫做‘賊’，傷害道義的人叫做‘殘’，這樣的人稱之為‘獨夫’。我隻聽說過周武王殺了獨夫紂，沒有聽說過他以臣弑君的。”（《孟子·梁惠王（下）》）也就是說，當一個君王變成了“獨夫”的時候，臣下和人民就可以殺死他。
孔子也多次勸告君王，要多采納臣子，特別是賢臣的意見，孔子也經常向君王提出意見和建議。孟子解釋說：“恭敬是什麼意思呢？一個人如果能指出君主的錯誤，就可以稱得上是恭；在君主麵前多說好話善事，堵塞邪論，就可以稱得上是敬；一個人如果妄言君主不能行施仁政，這就是賊。”（《孟子·離婁（上）》）
孔子不但自己勸告君主的過失，也要求弟子這樣做。魯國季氏準備去攻打顓臾，冉有、子路去見孔子，告訴了這件事情。孔子嚴厲地說：“冉求！這難道不應該責備你嗎？那顓臾是上代君主讓它來主持東蒙山祭祀的，又在魯國境內，是國家的臣屬呀。為什麼要攻打它呢？”冉有說：“是季氏想這樣做，我們兩個並不想要如此。”孔子大聲嗬斥說：“冉求！周任曾經說，‘盡自己的能力勝任職務，不能勝任就辭職。’別人遇到危險你不扶持，別人跌倒你不攙扶，那還要你們做助手幹什麼呢？”冉有又辯解說：“那顓臾的城牆堅固，又臨近季氏的費邑。現在不去奪取它，一定給子孫後代留下隱患。”孔子說：“冉求！君子討厭那種不承認自己貪婪而找借口掩飾的人。我聽說治理國家或封地的人，不擔心貧困，而擔心財富不平均；不擔心人口稀少，而擔心境內不安定。如果財富分配均勻，就沒有貧窮；境內和平，就不會感到人少；境內平安了，就沒有傾覆的危險。……現在你子路和冉求輔佐季氏，遠方的人不肯歸附，又不能夠招徠他們；國家四分五裂，又不能夠保全；反而策劃在國內發動戰爭。我恐怕季氏的憂慮，不是在顓臾國，而是在魯國的君王吧。”（《論語·季氏》）
孔子說：“服事君主，多次與君主意見不和還不肯離國而去，就是貪圖利祿。即使有人說他沒有企求，我也不相信。”（《禮記·表記》）
父子關係和君臣關係還是有不同之處的。孔子認為，無論父母對子女怎樣不好，子女都不應該怨恨和遺棄父母。“侍奉雙親，對他們的過失要委婉規勸，不可生硬指責。……侍奉國君，要毫無顧忌地指出過失，切勿隱瞞。……侍奉老師，既不能生硬指責，也不要隱瞞。”（《禮記·檀弓上》）
根據孔子的人倫思想，後人總結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綱就要有目，無目就組不成網；有目也要有綱，否則就是一團亂線；綱目互為一體，各司其職。與其說這是倫理道德，我更認為這是在規定決策的權屬。因為孔子並沒有規定臣子不可以反對君王，兒子和妻子不可以反對父親和丈夫。
但是當決策拍板時，君王、父親、丈夫在聽取各種意見之後，按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思路，孔子賦予了他們最後的決策權，成了“綱”。“綱”，就是為主的意思，並不是絕對權威。即使是多黨製的民主政體國家，其國際國內重大政策的施行，也是需要總統簽字才能生效的，絕不可以由兩院或哪個個人決定的。
《尚書·商書》盤庚上、中、下三篇中，記載了一個決策形成和貫徹的全過程：商朝都城已經先後遷移了四次，這次又因黃河洪水泛濫而衝毀，百姓四處逃難，流離失所。作為商王的盤庚，為避開水患，提出第五次遷都到亳殷的建議（今河南省安陽市）。百姓聽說後都歎息不已，怨恨盤庚。
為了解決上層的阻力，盤庚先把貴戚近臣召集起來，請他們陳述自己的意見。這些人還是先說，“君王想遷都是看重我們，不使我們受到傷害”一類的好話。然後又提出應該繼承先王恪守天命的傳統，進行占卜，慎重對待這件事情。
在這種情況下，盤庚教導臣民，讓他們幫助自己做好規定的職事，端正國家法度。同時征求百姓的意見，並告誡說，任何人都不許隱瞞老百姓對我的規諫。
這項決策在大臣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為此，盤庚又把世家重臣全部聚集到朝廷訓話，告誡他們要消除私心，不要傲慢放肆，貪圖安逸。過去先王發布正確的政令，大臣們都不折不扣地執行，不像你們這樣，在後麵嘀嘀咕咕，胡言亂語，認為危險隻是表麵現象。臣下服從君王，有如漁網在綱，條理分明而不紊亂。你們現在反對遷都，卻又不明說，而是用那些無稽之談相互鼓動，並恐嚇煽惑民眾。你們不但不向百姓說明遷都的好處，做說服教育工作，而且散布邪惡淺薄的論調，引誘百姓去做壞事。我把困難告訴你們，為的是讓你們目標明確，以免出現偏差。將來國家治理好了，是你們眾人的功勞；如果治理不好，則是我一個人的罪過。因此無論幹什麼，都要聽我指揮。希望你們要仔細思量我的用意，從今以後各自恭謹地做好職分之內的事，不再胡說八道。否則懲罰你們，可不要後悔！
盤庚打算把臣民遷過黃河，又召集那些不願遷徙的百姓訓話。盤庚招呼他們到前麵來，用誠懇的態度盡力勸導他們說，先王們都是體恤百姓的，具有鮮明的憂患意識，一旦遇到巨大的天災，並不留戀先前的國都，而是根據百姓的利益遷徙國都。我隻所以號召你們遷到新居，完全是出於關心你們的緣故，是為了讓你們能過上歡樂與安定的生活，並不是你們犯了什麼罪過要懲罰你們。如果不隨我遷都，就隻有等著洪水把你們淹死了，根本沒有考慮的餘地。事情明擺著，我哪會用威勢逼迫你們遷移呀？現在朝廷裏有幾個大臣，什麼也不幹，隻知道聚斂財物，我是擔心有人利用你們不願走的想法，讓你們走上違法犯罪的邪路。你們應當慎重對待大災大難，跟從我一同遷徙，胸懷同舟共濟之心，才會有生路。盤庚最後又發出狠話，假如你們之中有不走正道的，違法犯罪，我就要殺掉他們，也包括他們的後代，不讓孽種在新都蕃衍。
在問臣、問民之後，又舉行占卜問天。征求三方意見之後，盤庚說：“現在，不是我這個年輕人不聽取眾人的意見而自行其事，而是眾人議論紛紜，意見不一，我隻能采納其中的正確意見。同時，我們都不敢違背龜卜的預兆，這是為了以此宏揚我們美好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