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勇於實踐
吳又可專攻溫病
吳又可，又名吳有性，姑蘇洞庭（今屬江蘇蘇州）人，生活在大約17世紀上、中葉，明末醫學家，溫病學說形成的奠基人。
明朝末年，戰亂頻仍，疫病流行。崇禎十四年（1641），吳又可親自見到疫病在山東、江蘇和浙江等省猖獗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病，有的甚至全家都染上了病，一條巷子裏一百多家，沒有一家幸免，一家數十口人，沒有一人活下來。當時，不少醫家出於職業道德，熱心地為病人治病，可是卻錯誤地用治療傷寒的方法來治這種疫病，結果白白死掉的人難以計數。事情過去很長時間，他還每時每刻深感那些可憐的病人沒有死於疫病，反而死於醫家之手的沉痛教訓，決心對溫病的成因、傳染途徑以及平日用過的驗方作深入仔細的研究和探索。
吳又可對先代醫家的醫學著作鑽研之餘，還經常冒著患病的危險親自到傳染病發生的地區進行采訪、調查，並將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日積月累，積累了比較豐富的認識溫病和治療溫病的經驗。
吳又可是一位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人，他反對因循守舊，富有革新思想。他認為先代醫家張仲景雖寫了《傷寒論》，可是隻是針對一般外感風寒的，和瘟疫迥然不同。對於傳染病的病因，他認為“既非風寒所致，也非濕熱造成的，而是天地間一種不同尋常的氣導致的”。對於所謂的“異氣”，他又稱為“戾氣”，或“雜氣”。他認為“戾氣”的種類很多，隻有某一種特點的“戾氣”才能誘發出一種特定的疾病。他還進一步肯定“戾氣”又是疔瘡、癰疽、丹毒、發斑、痘疹之類外科和兒科病症的原因。這種把傳染病的病因和外科、小兒科傳染病感染疾患的病因，都看成是由於“戾氣”引起的見解，對於外科、小兒科疾患感染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此外，在對傳染病的治療方麵，他主張針對發病的原因而進行醫治，他說“因邪而發熱，但治其邪，不治其熱而熱自己。夫邪之於熱，猶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獨存者”。他希望終有一日，能發明治療各種病患的特效藥。所有這些，都涉及到了現代傳染病的各個方麵。他所處的時代是17世紀，而他的成績是在東西方都還沒有應用顯微鏡來觀察致病微生物的情況下取得的，這是了不起的科學成就。
吳又可根據自己長期對溫病的觀察和研究所取得的經驗，寫成了《瘟疫論》，書中提出了一整套有關傳染病的新思想和新學說，為溫病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吳又可的成就啟示我們，在科學的領域裏，前人的成就是應該尊重的，應該學習的，但不能滿足前人已取得的成就，不能被前人所定的框框限製和束縛住。吳又可敢於跳出當時絕大多數醫家所拘泥的張仲景的《傷寒論》的古法，跳出隻在傷寒學的注釋上轉圈圈的窠臼。他猛烈抨擊墨守傷寒成規的做法，把這種保守思想嘲笑為“指鹿為馬”，“屠龍之藝”無所施的泥古不化的思潮。
心靈悟語
他這種善於思考、勇於突破前人框框的進取思想，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李時珍30年寫成《本草綱目》
李時珍（1518—1593）字東壁，晚年自號瀕湖山人，蘄州（今湖北蘄春）人，是明代傑出的醫藥學家。
李時珍出生於一個世醫家庭。他的祖父、父親都是醫生，父親李言聞是位很有學問的醫生，又熱心為百姓治病，在當地很受歡迎。李時珍從小就常隨父親上山采藥，回到家中進行炮製，對草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做詩把自己比作一隻逆流而行的小船，表示要以比鐵石還堅硬的意誌和決心以及至死不畏艱難的精神，頂著世俗視醫藥學為“小道”的偏見，在醫生社會地位低下，備受歧視的逆境中度過一生，立誌成為一個有成就、為百姓解除病痛之苦的好醫生。
李時珍從24歲開始正式行醫。給窮苦的百姓治病不計酬勞，人們都尊敬並愛戴他，他因此也出了名，被推薦到北京太醫院，當一名太醫，可他看不慣那裏的方士做道場、煉金丹這一套，一年後便辭官回了家。他認為醫生的職責就是遵循醫理藥理，治病救人，而不是玩弄什麼騙術，沽名釣譽，欺世害俗。
李時珍在長期的采藥、炮製及行醫過程中，發現先代的藥典《本草》中多有訛舛和疏漏之處，便蓄意重修《本草》。他曾和父親談論過這件事，父親也表示讚同，隻是需要大量的財力，靠一個人來完成是十分艱難的事情。在楚王府時，他就請求楚王把重修《本草》的事奏報給朝廷，希望能通過朝廷的人力、財力來完成這項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可昏庸的楚王隻想讓李時珍保證他的健康，為他服務，對李時珍提出的請求輕蔑地回絕了。在太醫院時，李時珍也曾多次請求重修《本草》，可太醫院的官員們卻指斥他是個擅改古人經典、妄自尊大的狂徒。至此，李時珍希求朝廷修《本草》的熱望，熄滅了、冷卻了，但他重修《本草》的信心卻始終沒有喪失。他決定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實現重修《本草》的偉業。
李時珍辭官回家時已35歲了，他決定仿照宋朝朱熹編《通鑒綱目》的方法進行編寫，定名為《本草綱目》。李時珍在楚王府和太醫院時，雖很不得誌，但卻得以閱讀大量的書籍，除了曆代的醫藥學著作外，還閱讀了四書五經、諸子百家、曆史地理、農林園藝、音樂詩歌以及神話傳說等書籍達800餘種之多。他從這些書籍中摘抄了有關醫藥學的大批材料，這為他編寫《本草綱目》打下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由於李時珍立意糾正先代《本草》的舛誤，所以在博覽群籍的同時，更注重實踐驗證。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漁獵群書，搜羅百氏”。為了弄清楚每一個疑問，他不辭勞苦、不避艱險地到各地訪采，向村夫野老訪求藥方，到峻嶺深穀中采集藥材。風餐露宿、蚊蟲叮咬，他都付之一笑，對原《本草》中所記載的藥物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例如豨薟是明代用來風痹的重要藥物，但是曆代本草眾說紛紜，使人無所適從。唐代蘇恭說，豨薟葉似酸漿葉，豬膏莓葉似蒼耳葉，是兩種藥物。唐代的陳藏器卻說豬膏莓葉似荏葉，而五代時的韓保開則同意蘇恭的記載。宋代的蘇頌又說豨薟的葉似芥葉。宋代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則說豨薟和豬膏莓是一種藥物。李時珍按前人描述的藥物形態，將有關藥物全部搜尋而來，仔細加以比較分析，然後正確地指出：豨薟和豬膏莓是一種藥物，葉似蒼耳葉；蘇恭所說似酸漿的所謂豨薟，實際上是龍葵。於是他把《唐本草》中重複的豬膏莓條歸並入豨薟條。李時珍除了在家鄉一帶的原野山穀調查外，還到過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河北等地。他所到之處，虛心地向農民、獵人、漁民、樵夫、藥農和鈴醫等請教，在群眾智慧的海洋裏，獲得了許許多多的真知灼見。例如五倍子，宋代《開寶本草》的作者以為是草子，收入了草部；《嘉祐本草》的作者又以為是木實，改為木部。李時珍就向采集五倍子出售的山裏人請教，才知道是寄生在鹽膚木上的像螞蟻的小蟲所做的“蟲球”。他並在山裏人的指引下去實地觀察，這樣，他就豁然明白了，原來五倍子是如蛅蟖所做的雀窩，蠟蟲所造的蠟子一類的東西。於是，他把五倍子從木部移入蟲部。
李時珍為了獲得第一手材料，還創造性地采用了解剖藥用動物、做動物實驗等方法，甚至還拿自己來做實驗。例如關於生薑，梁代陶弘景認為不能常吃，不然會“傷心氣”。唐代蘇恭則引證《神農本草經》的記載反對，認為可以常吃，並說陶弘景之所說是毫無根據的胡說。唐代的孫思邈則也認為不能經常吃生薑，不然會患眼病，甚至“損壽減筋力”。生薑到底能不能常吃呢？李時珍就試驗著常吃生薑，果然得了眼病。待眼病好了以後再常吃生薑，果然又患了眼病。這樣反複試驗幾次後，李時珍確信生薑不能常吃，便記下“食薑久，積熱患目”。
李時珍經過27年的不懈努力，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經過三年認真徹底的修改，到61歲時，寫出了《本草綱目》初稿，此後又經過十多年的修改，直到73歲時才最後定稿。李時珍編著《本草綱目》，前後花了近40年的時間，傾注了畢生的心血，耗費了畢生的精力。遺憾的是，李時珍生前未能親自看到《本草綱目》的出版，直到了他逝世後的1596年，《本草綱目》才在金陵（今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