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6.2政府控製所受的三方麵因素影響(2 / 3)

6.2.2經濟景氣程度

政府對大學的幹預控製程度與美國經濟的景氣程度緊密相關,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政府對大學的投入力度會持續增加;經濟狀況低迷時期,政府會大幅削減對高等教育領域的投資。由於高等教育是州政府財政預算中具有最大自由裁量權的項目,因此州政府投入在高等教育領域的經費與經濟發展好壞狀況的聯係就體現得更為明顯,麥克金奈斯在研究州政府和高等教育關係後指出,“數十年來,州政府財政支持高等教育的模式沿用的是過山車模式。在經濟發展良好時期,州政府撥款顯著增加,在經濟衰退期撥款則大幅減少”(〔美〕小艾姆斯·C·麥克金奈斯:《州政府和高等教育》,載〔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21世紀的美國高等教育:社會、政治、經濟的挑戰》,施曉光等譯,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54頁。)。

以20世紀70年代末為例,美國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國際競爭力下降,國內的社會思潮和政治氣氛因而更趨於保守。裏根政府上台後,提出要創立“新聯邦主義”的政綱,改變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大聯邦政府”狀況,將屬於聯邦政府的一部分權力讓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縮小聯邦政府的規模與權限。裏根政府的保守主義政治思想嚴重影響到了聯邦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的相關政策和措施。裏根政府主張堅決削減聯邦政府的教育支出,“裏根修改了卡特政府1982財年的預算案……教育部門削減得最多,高達42%”(〔美〕羅伯特·M·羅森茲威格:《大學與政治——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政策、政治和校長領導》,王晨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頁。)

直到克林頓總統上任前,美國經濟依然十分不景氣。首先,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緩慢,財政赤字驚人。在布什政府任內,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僅有年均0.7%的增長,這是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劉緒貽等:《戰後美國史1945—2000》,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頁。)。政府赤字問題也日趨嚴重,1992年美國赤字高達2900億美元,國債累積達天文數字般的9204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64.4%。其次,失業人口激增,居民收入水平急劇下降。1992年,約有961萬人失業,失業率高達7.5%,成為1983年以來失業率最高的一年,貧困人口達到196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1,pp.367368.)。即使是在業的工人,個人收入也停滯不前。同時,有些市政府和州政府的財政也麵臨破產。1992年年中,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因無現金,隻好通過借據的方式對工作人員的工資和其他賬單進行支付(劉緒貽等:《戰後美國史1945—2000》,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頁。)。克林頓出任總統之初,國家經濟情況仍沒有好轉。生產低速增長,工資提高緩慢,失業和就業不足持續;貧困人口膨脹到3600萬人,教育和職業訓練無法適應全球化經濟的要求(William J.Clinton,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Administration Goals,February 17,1993,http://www.p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7232.)。美國“就業增長處於‘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失業率接近8%,赤字劇增失去控製”(〔美〕比爾·克林頓:《希望與曆史之間》,金燦榮等譯,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頁。)。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之下,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呈現出止步不前的狀況。同時,美國高等教育經費的來源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1991—1992年高等教育學雜費首次超過了州政府撥款的總額,為高等教育經費中的最大份額。

導致經費構成變化的主要原因在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經濟的萎靡,聯邦政府不斷削減對高等教育的投資,預算危機使州政府的撥款岌岌可危,加上大學經費開支增加,高校不得不依靠增加學費來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因此,美國大學生的學費每年上漲10%左右,幅度幾乎達到通貨膨脹的兩倍(“Climbing Tuition Tide to Shrinking Student Pool”,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4,1990.)。有學者用“宇宙飛船般的速度”來形容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時期美國大學的學費上升速度,從1980年到1995年,消費品價格指數上升了75%,公立大學的學費上漲了200%,兩年製公立學院的學費上漲250%,私立四年製大學學費上漲243%,兩年製私立大學學費上漲203%(Mark Kretovics & Steve O.Michael,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a Global Market,Algora Publishing,2005,p.47.)。

克林頓政府上台後,重新舉起羅斯福新政路線實施經濟改革,力圖維護國內經濟的穩定增長,扭轉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滑坡趨勢。“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除個別年份外,美國經濟經曆了一個長達10多年的強勁增長時期。”(李俊江等:《試析美國經濟走勢》,《國際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第53頁。)該時期聯邦政府不管對高等院校還是對高校學生,資助力度呈現較為顯著的增長趨勢。但自2008年9月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後,聯邦資助開始呈現大量縮減的趨勢。盡管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2月簽署的《2009美國複蘇和再撥款法案》中投資給教育的908.7億美元中有156億美元直接用於聯邦佩爾助學金,但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高等教育成本的急劇攀升,佩爾助學金的支付力呈現總體下降的趨勢(Nick A.& D.Vise,Obama Aims to Boost Pell Grant Funding by 40 Billion,Washington Post Staff Writers,2009108.),到2006年,美國聯邦政府125億美元的資助削減更是雪上加霜,到2008—2009學年,佩爾助學金的最高額度僅能涵蓋1/3的公立大學學雜費(張燕軍:《美國高等教育資助問題及奧巴馬政府應對政策》,《現代大學教育》2010年第2期,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