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隊使用的法製81毫米機動式迫擊炮，運行輕便，火力凶猛，彈道又異常彎曲，特別適合巷戰，被日軍稱作中國步兵部隊最有威力的武器。十九路軍官兵和救國會組織的便衣隊經常攜帶這種迫擊炮出擊，在日軍用裝甲車封鎖主要路口以前，曾給日軍和租界中的日方機關建築造成重大破壞。
由於迫擊炮不配備穿甲彈，加上沙袋的M-25裝甲車隻要不是被直接命中，就很難受到致命傷害，而它轉動的炮塔和高射速的機槍子彈對於攜帶迫擊炮而行動遲緩的中國襲擊部隊來說則是致命的。
日方評價：“到1932年2月13日陸軍第9師團登陸之間的兩周時間裏，為避免陸戰隊遭到優勢敵軍全殲做出了巨大貢獻，這種戰車的戰績掃清了對輪式裝甲車作戰能力的懷疑。受其活躍表現的影響，海軍同年開始仿造，定名為92式六輪裝甲車。（1932年2月13日に大日本帝國陸軍第9師団が到著するまでの2週間をわずかな數の陸戦隊で大人數の敵部隊を食い止めるのに大いに貢獻し、「タイヤ付きの裝甲車は役に立たない」という従來の見解を改めさせた。本車の活躍を受け、海軍は同年に海軍九二式六輪裝甲車を採用した）”這種車輛曾廣泛用於侵華戰爭。
十九路軍對這種“烏龜殼”陣地一籌莫展，但是隨著中央軍嫡係第5軍投入戰場，宋希濂將軍率領的這支精銳部隊帶來了新的武器。十九路軍借炮打戰車，讓閘北的日軍海軍陸戰隊吃了大虧，那大概也是十九路軍和M-25裝甲車最後的恩仇了結了，咱們後邊再說。
一二八之夜，日軍未能取得預期戰果，原因甚是複雜。單從戰術上講，平均分配兵力幾路並進，進攻力量捏不成拳頭是兵家大忌。將戰車分散配屬給步兵使用也是如此，日軍要直到1939年南昌戰役才學會集中使用裝甲部隊。十九路軍打的是防禦戰，略有縛手縛腳，若是換了八路來打這一仗，隻怕當場會放一路日軍進來包餃子。
看來，九一八的輕易得手讓日軍產生了過剩的心理優勢。
不過，當晚戰鬥中最吸引國際軍界人士的，則是雙方裝甲部隊發生了交手。雙方交戰的地點在虯江路。
這一晚最激烈的戰鬥也發生在虯江路。在這裏發動進攻的日軍為第1大隊第2中隊。其尖兵吉鬆小隊與中國警察（日軍稱為“公安局巡捕”）在赫司克爾路口交戰，中國軍隊利用一座二層樓房作為據點用機槍反擊。日軍試圖除掉鐵絲網不成，暴露在街道上的官兵在與十九路軍官兵對射中不斷中彈，日軍狂呼：“嗚呼，我們要沙袋！”並紛紛擠到裝甲車的後方以求掩護。
四
這路日軍配備有兩輛裝甲車，一開始戰鬥其中一輛的水箱即被炸壞。日軍突破了中國軍隊的一線陣地，攻到敦仁裏，中國軍隊的子彈不斷命中裝甲車，發出亢、侃、波的怪音。衝在前麵的5號裝甲車油箱被擊中。中國兵接著用手榴彈集中猛炸這輛癱瘓的裝甲車，日軍5號車車長阪口近次少尉被撕裂裝甲的彈片擊穿了脖子，另有高岡芳太郎等三名戰車隊員負傷。兩輛日軍裝甲車都失去了戰鬥力。事後發現其中一輛日軍裝甲車上竟有五百多個彈痕（可惜擊穿的隻有不到十彈）！
好在到夜間1點30分，又有一輛裝甲車趕來支援。這輛車本來是派去攻擊靶子路的。但是日軍進攻靶子路的部隊是剛到上海的新軍山仲中隊，道路不熟遲遲不能發起進攻，隻能和中國軍隊進行遠距離對射，所以幹脆轉到虯江路方向來了。
中國軍隊據守陣地，拚死不讓，兩軍的戰鬥久久難分勝負。雙方的戰鬥持續到到1月29日淩晨2點30分，戰場情況忽然一變。
當時，日軍正派出一個小隊準備迂回到十九路軍陣地後方的寶山路道口，對守軍進行夾擊，卻發現中國軍隊的火力突然增強，有呼嘯的炮彈迎麵飛來，染穀軍曹等當即被炸翻在地。與此同時，日軍士兵發現中國軍隊控製的鐵道上駛來一具龐然大物。
中國的裝甲部隊終於出現在了淞滬戰場，這支裝甲部隊，既不是坦克，也不是自行火炮，而是一種罕見的武器——
裝甲列車！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32年上海中日武裝衝突》的備忘錄中，記載了觀戰時虯江路戰場的情景：日本軍隊遇到中國部隊的堅決抵抗。盡管他們成功地到達吳淞鐵路線直到寶興路，但未能到達這個地點以南的防線，雙方戰線沿鐵路以東，一直到北河南路與北四川路之間的公共租界邊界。
日本軍隊的左翼遭到一列中國裝甲列車重火力的襲擊。
“列車由北站開出，在吳淞鐵路線上巡邏，阻止日本人占領分派給他們的整個防區的這一部分。於是一隊一百人左右的日本水兵，在一輛裝甲車伴隨下，試圖通過北河南路一道分隔租界與中國地界的鐵門，但遭到萬國商團的阻擋，因為那道門座落在他們的防區內。這道門通往火車站。”
應該說，上海列強控製的租界工部局一二八之前撤退各處巡捕，對日方帶有一點討好的態度。但是，看到中方的抵抗如此強勁，他們曖昧的“中立”，馬上就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所謂翻臉如翻書，人必自助而後天助之，大體如此吧。
在英文的《The Japanese attacks at Shanghai and the defense by the Chinese.1931—1932》中，也記錄了裝甲列車的這次戰鬥，稱“一列中國裝甲列車開始沿著吳淞鐵道線巡航，並朝一切可以看到的日軍官兵開火。同時，中國的便衣隊繼續執拗地向日軍背後滲透。（A Chinese armored train began patrolling the Woosung Railroad line，firing on any Japanese seen.Chinese mufti-Soldiers continued to snipe in the Japanese rear.）”
日方的《海軍陸戰隊上海作戰記》中這樣描述：“戰鬥中，中國裝甲列車忽然出現，迂回的阪口第2小隊遭到炮擊，用機槍應戰，中國列車稍微退卻，看到這種射擊不能阻止自己，又重新向前開進，用車上機槍掃射我軍——對於重炮裝甲列車，除了用飛機轟炸以外，別無辦法。早晨11點，我軍飛機出現在閘北，裝甲列車終於開始退卻。飛機追上去投彈，第一發沒有命中，擊中了上海北站的建築物，黑煙飛揚，很快起火，能登呂號的飛機繼續追擊，直向真如方向追去，但並沒有戰果。為了阻止裝甲列車的前進，本部工作隊12點20分於虯江路和寶山路交界處炸毀路軌。”
而日本方麵悼念在上海戰死官兵的文集《咦，忠魂》裏麵，還有一篇文章《獨腿的自行車傳令兵》，更加詳細地記載了當時戰鬥的場麵。寫這篇文章的是日軍傳令兵鈴木實，他在這次戰鬥中被中國裝甲列車擊中負傷。
“山仲中隊在虯江路頑強的敵陣中陷入苦戰，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是敵軍在北停車場、寶山路等地顯然留有大量部隊，隨時可能從我占領陣地的側麵突入。此時，阪口小隊長率一個班向北站搜索攻擊，一直打到敵軍陣地前50米，攻擊一座三層小樓。此時，敵軍裝甲列車炮開始對我陣地炮擊，兩彈在我陣地附近炸裂，造成多人負傷。看到這一情況，小隊長轉而命令占領街壘防禦。雖然雙方一度打成對峙，但是很快我軍的機槍陣地就被炮彈擊毀。小隊長讓身為傳令兵的我前去搶救機槍手。我剛一出發，又一發炮彈在附近爆炸，我的大腿當即中了彈片，是貫通傷。小隊長將我背出來，但我不肯撤退，稱‘一條腿也可以騎自行車傳令！’然而，一上車我就因為失血太多栽倒下來。”
實際上日軍早在戰鬥開始前，就得到情報稱中國軍隊控製的車站（即上海北站）內藏有兩列裝甲列車，隻是驕橫的日軍對此並不重視，結果在戰鬥中吃了虧。日本軍事曆史作家高橋升在《Panzer》1997年第7期的文章中這樣描述這列中國裝甲列車：“中國裝甲列車是由蘇聯或法國軍事顧問團指導建造的優秀產品，車廂中央載有帶裝甲的圓筒型炮塔，這種造型對日本後來製造用於大陸戰場的裝甲列車頗有參考價值。”“上海事變活躍的中國軍裝甲列車共有兩列，被稱為‘蔣介石的鐵甲列車’，其上配置的火炮，是使用野炮或山炮改造後搭載的，這種兵器是中國用來保衛鐵道的最好武器。由於隻能在鐵道上使用，它無法在野戰中發揮價值……但是裝甲列車此後在中國戰線各地域曾廣泛使用，成為讓日軍頭疼的兵器，與日軍裝甲列車也曾發生過戰鬥。”根據高橋升提供的照片，28日投入戰鬥的中國裝甲列車名為“北平號”。另一列名稱不詳。
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用近乎變態的重戰車猛攻隻有輕裝甲車的日軍，這在抗戰史上堪稱奇聞。在能登呂號的飛機趕來參戰之前，麵對這個龐然大物日軍被迫後退，依托建築組織防禦，在虯江路的攻勢遭到徹底挫敗。
那麼，這列“北平號”裝甲列車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從當時中國軍隊的編製情況來看，它並不隸屬於當時中國的正規裝甲部隊。
根據目前的史料來看，當時的中國正規裝甲部隊隻有一支，就是陸軍教導第1師戰車隊。在上海發生戰鬥之前，中國已經開始建立自己的裝甲力量。1929年，陸軍教導第1師戰車隊在南京新小營成立。這支部隊後來發展成了杜聿明指揮的“裝甲兵團”，全麵抗戰爆發後，在上海、南京、徐州各戰役曾與日軍拚死作戰。但是，這支部隊使用的車輛中，並沒有裝甲列車在內。而且，1932年，這支部隊也沒有派遣戰車參加上海戰鬥的紀錄（也有未經考證的說法講其支援過蘊藻浜第5軍的作戰，但1月底肯定不在上海）。
不過，日本方麵的資料中，的確有中國裝甲車在上海參加戰鬥的紀錄。日軍裝甲兵中將原乙未生回憶1932年在上海曾發生過中日相同種類裝甲車的短暫交火。《朝日新聞》1月30日也曾報道數百名中國士兵乘坐在裝甲車上進攻北四川路日軍陣地。高橋升在《日中戰爭中的中國戰車部隊》中稱中國軍隊裝備的也是M-25裝甲車。這可能是一個錯誤，因為中國從無購買這種裝甲車的記錄。
很遺憾的在中方的史料中沒有找到相關記載，但如果推理一下，倒是不難找到這支裝甲車部隊的出處。它很可能隸屬於稅警總團第3團，稅警總團當時裝備有少量卡登·洛伊德裝甲車。
1929年，宋子文曾為稅警總團從英國購買了24輛這種戰車，不久將其中的18輛轉交給教導第1師戰車隊。一二八抗戰爆發時，宋子文向稅警總團駐紮上海的四個團發出了作戰命令，其中稅警總團第3團當時正駐紮閘北，曾與十九路軍配合作戰。日軍提到中國步兵在裝甲車掩護下發動的這次進攻，可能就是使用了稅警總團上交後留下的6輛卡登·洛伊德戰車。
這張照片從左到右即卡登·洛伊德戰車、八九式中型坦克和M-25輪式裝甲車，日軍在上海的主要裝甲車輛大體如此。從照片上的比例可以看出，卡登·洛伊德裝甲車在裝甲車輛中堪稱袖珍，戰鬥力有限，即便對上同樣屬於輕型裝甲車的M-25也如同小兒對壯漢。這大約就是為何中國方麵的裝甲車僅僅出擊了一次就銷聲匿跡的原因吧。
五
在日軍優勢的炮火麵前，中國軍隊尚在雛形的輕裝甲部隊即使出現在前線也隻有象征意義。
而中國的裝甲列車部隊，此時是單獨編製在交通兵之下的。北平號隸屬於交通兵第2團。這支部隊的前身，是周士第領導的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使用從蘇聯進口的兩列裝甲列車，後來發展成葉挺的獨立團，一度是共產黨領導的鐵杆武裝。不過，由於國共分裂，到1932年，這支部隊已經完全為國民黨控製，轄鐵道大隊二、汽車大隊一、電雷大隊一、水雷大隊一，專門負責對南京—上海間鐵道的巡邏保衛工作，有時也派出裝甲列車充當高官的專列。交通兵2團的指揮官是首都鐵甲車司令蔣鋤歐。
1930年4月，蔣介石在部署與馮閻作戰計劃的報告中說：“首都交通兵第2團斯勵，首都鐵甲車司令蔣鋤歐（率）湖廣、北平、雲貴、長城、太平、民生、西平、山東、泰山、民權各甲車（部署於）漢口、徐州、浦口、濟南、開封、鄭州。”可見當時蔣軍通過吞並軍閥武裝，擁有的裝甲列車至少已有10列之多，以上還不包括最初從蘇聯進口的兩列裝甲列車。這種裝甲列車可能的形態如下：由九節列車組成，其中第一節為平板貨車不裝甲，用於趟雷破障，上載鋼軌、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時鐵道被破壞可立即修複，第二節為炮台車，車廂裝甲，共分兩層，下層安裝重炮（因中國軍隊缺乏重炮多不裝，而改裝重機槍），上層有圓形炮塔，安設迫擊炮或山炮，第三節為裝甲機槍車，在車廂兩旁有機槍射擊口；第四節為機車；第五節係指揮車附餐車，用頭等客車外掛裝甲；六七九節和前一二三節相同。第九節前，另掛鐵悶子車一節為第八節，內可運載兩排步兵作為掩護部隊。各節車都無門窗設備，二至七節直接通行，車身塗迷彩油漆。但是，這種布置不是一成不變的，實戰中經常會根據需要改換列車的節數和搭配。
蔣鋤歐戰時並不直接指揮鐵甲車，各裝甲列車通常配屬各部作戰。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2團的鐵甲列車當時還是中共軍委特科的“京滬情報轉運專車”。
1931年底，上海中央軍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報網絡。在很短的時間內，王世英就發展了王昆侖（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左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總幹事）等一批情報關係，獲得的情報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須每周從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軍委彙報。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滬線上的國民黨特務、警察搜查得很嚴，這樣頻繁地來往於南京、上海之間，難免出事。
鐵甲車隊有個隊長是王在黃埔軍校四期的同學，於是王世英找到這個隊長。這個隊長整個就是《潛伏》裏的謝若林，不管主義，隻做生意，利用鐵甲車來往京滬的便利走私鴉片。他對王世英說：“我不管你是真做買賣還是假做買賣，隻要不聲張就行。”從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國軍的鐵甲列車，去上海向軍委傳遞情報，直到1933年2月調回上海，接手負責中央特科和紅隊。
如果深究起來，這列北平號裝甲列車，很可能就是張宗昌為其白俄部隊建造的“北京號”裝甲列車，曾在軍閥混戰和北伐戰爭時期十分活躍。在美國人丹·赫爾曼所作的《白膚色中國官員》一書中，曾經用當事人目擊的記錄描述了北洋軍閥部隊一列裝甲列車的命運。當北伐軍與起義者攻占上海時，這列“燕京號”或者“北京號”裝甲列車滿載孫軍敗兵和官員試圖衝入租界避難，結果被北伐軍炮火擊中翻車，逃跑向租界的人員又遭到“暴動者”的截擊，全軍覆沒。據此，這列裝甲列車可能在上海迎接北伐軍的起義中被起義人員俘獲。1928年，國民政府將北京市改名為北平市，這列裝甲列車大約就在此時改名，此後一度由唐生智部使用。1929年12月唐生智在平漢路起兵反蔣時，他手上有五列鐵甲車：民生、民權、平等、泰山及北平號，以蔣鋤歐為鐵甲車司令。但蔣鋤歐無心內戰，不久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碼，向南京輸誠。唐生智戰敗後，蔣鋤歐成為南京政府的鐵甲車司令，受到蔣介石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