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母這樣警告我：“小心呀，它從前背過帥旗，怕不肯受人委屈的！”
是的，它是一條上過戰場的“名牛”，是黃龍。然而奇跡似的，不上一個月，我跟它便混得怪熟了。也許是為了它曾經是“名牛”吧，人家起先怕它那雙角，不敢約我在一道放牛；後來大家不怕了，把牛放在一個山腰上，而它的同類也似乎跟它合不來，它也總是“落落寡合”，獨自離開同伴，默默地齧著草。我明白它的悲哀。它有著它光榮的過去，它被人們好好地奉養過來，如今卻敗落了，吃著粗東西，瘦削了，依然背犁圍磨過日子。它從來沒有打過“虎跳”，也沒有笑過一回（牛是懂得笑的），終日終月那麼悶悶地，悶悶地齧草，吃麥粥，背犁，圍磨。但對我則極馴良。早早晚晚跟著我上山去，不用牽，我把牛繩纏在它角上，走在它前頭，它隨後慢慢地跟著，不會出什麼岔兒，所以它也從來沒有受過我的鞭笞。
“黃龍，我給你摘去‘牛八腳’（牛虱）！”
它懂得，立刻舉起腿來，帖帖服服地讓我在它小肚子上摘去那長嘴巴的“牛八腳”。它抬著頭，噓著氣，搖搖尾巴，對我表示它的感激。
春耕一過，牛閑了，但農忙了，黃龍和我便更加親近。有一天晚上，大家在門外納涼，黃龍不知怎麼弄斷了牛繩，跑了。大家不知道，直到要睡覺時才發現。於是忙著東東西西分頭找，找到它在村坊下首的土地廟後麵大樟樹下麵，可是誰走近去，它就低下頭，把一雙尖角朝著你。大家都無法牽它回家來，後來我去了，我走近它，它仰起了頭。我吩咐它道：“黃龍，回家去！”
它默默地跟著我，回家來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它流下大顆大顆的眼淚。
暑假過了，我又離開它了，以後我就沒有在家鄉一連住過兩個月以上的時日，而且牛欄裏麵代替黃龍的早已經是頭大水牯了。等到我離開家鄉跑到更遠的地方去，對家鄉的一切也便更疏了。我隻知道家境不大好，耕牛又換了兩次。而當我這一次回到故鄉，水牯卻又換成黃牛了。父親頗傷感地訴述著近年來家境的衰落：田地大減了，夥計由五個減到三個，水牯變成黃牛，這正和以前黃牛換成水牯時是一個相反的對比。然而這種傷感又有什麼用呢？當我拖著沉重的步子，走上那條昔日曾經蹦跳過的天然“牧場”時，那邊雖也還有二三頭牛，脛蹄隱沒在滋蔓的草叢裏，在慢慢地咀嚼，然而跟自己一樣，看牛的牧童也不複像從前般的無掛無礙地笑了。
【人物介紹】
王西彥（1914—1999），現代著名作家。浙江省義烏縣青塘下村人。十六歲時，到杭州民眾教育實驗學校讀書。1933年到北平中國大學國學係讀書，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舊學聯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曾任北平作家協會的執行委員，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抗戰初期，在武漢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後到中共湖南省委領導的《觀察日報》工作。1939年底，到福建主編《現代文藝》月刊。此後，先後在桂林師範學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任教。解放後，曆任湖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一至五屆政協委員會、上海市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理事。1953年調上海，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任《文藝月報》編委，1955年從事專業創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眷戀土地的人》、《樸玉麗》、《新的土壤》；長篇小說《春回地暖》、《在漫長的路上》。此外，還有文藝評論集《論阿Q和他的悲劇》、《唱讚歌的時代》、《從播種到收獲》、《論〈紅樓夢〉和新舊紅學》，以及外國文學評論集《嚴峻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