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向政策轉變
西北回族十年反清，表現了強烈的政治要求和強大的政治力量。這場規模浩大的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給回族社會、西北地區及清政府造成的影響並沒有因鬥爭的失敗而消失，而是通過各種隱蔽的或轉換麵貌的形式繼續發揮著作用，其潛在和持續的力量實足令人驚異。依筆者研究所見，回族反清運動中的民族自治目標和協調中央與民族政治關係兩項基本內容仍然是這一運動潛在影響的曆史主題，隻是其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從而賦予了西北回族社會的政治麵貌以濃重的新色彩。這些現象說明，西北回族社會問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無疑是西北回族反清運動的直接後果。
民族與政治關係的變化當然不僅僅是單方麵的。反清鬥爭中，無論回民軍還是清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審視對方。富有統治經驗的清政府在強烈感受到回族反抗力量的同時積極謀求解決這一民族問題的具體方式。回族反清爆發不久，陝西巡撫瑛棨即“擬請明降諭旨安撫良回”，企圖從政治上分化回民，防止反清運動進一步蔓延。為此，清廷反複宣布：
漢民回民均係朝廷赤子……前經明降諭旨宣示，並令帶兵大員但將為首滋事之匪殲除，其安分良回概不準其波及，良回中有被脅勉從者倘能悔悟解散，並免究治。迄今數月，悔罪揄誠者固不乏工人，勾結擾害者仍複不少……嗣後各帶兵官及地方文武務當隻分良莠，不分漢回，於抗拒滋事者盡法剿滅，安分守業者妥為保護，悔罪乞降者亦準量為寬貸。
清廷尤其重視招降回民軍領導人。此時鹽茶回民軍首領王大桂被涼州鎮總兵萬年新招撫，“將王大桂等先行賞給六晶軍功牌”。清廷認為“辦理甚為合宜”，不久又“以甘肅鹽茶廳回眾投誠，擒斬首逆馬兆沅……回目王大桂等五名賞擢有差”。雖然王大桂是否真正降清尚難確定，但清政府通過這一方式招降回民軍將領卻是十分明確的。這與乾隆年間清政府分化新老教的政策不同，主要從政治的角度而不是從教派的角度分化回民。
在反清運動的發展階段，清政府的招降政策收效甚微，回民軍人物投入清軍者為數不多。鹽茶廳、固原一帶回民軍有一些變化。王大桂、張保龍與清軍關係比較密切，與隴東穆生花、陝西回民軍存在分歧。因對清軍態度不同，回民軍之間也產生過一些鬥爭。1865年，陝甘總督楊嶽斌奏報“降回蘇家良、王銘忠、馬秀三人自上年投誠以來，接仗奮勇，且於鹽茶移營北進時，營中麵觔俱係該降回竭力捐辦，是以從優請獎”。可知此三人1864年降清後，曾隨清軍作戰，並為清軍提供軍糧，可推知他們在這一帶農村有相當的勢力和影響，不僅僅是以個人身份投入清軍的。蘇家良等所率馬隊歸河州鎮總兵曹克忠指揮，在進攻鹽茶廳之白季村等戰役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顯然與撫局中的回民軍不同。1865年初，曹克忠軍至固原蕭河城一帶，“回目張保漋約集監生蘇上進等籲懇繳械投誠，文生康英、張鐸等聯名結保”。清軍攻固原城，“回目張保漋亦率領降回作戰”。1865年11月，清軍敗於金積堡後，回民軍楊大娃子、馬生彥等奪取固原，穆生花、赫明堂占炭出、沙木溝，“孫義洪旋將投誠立功之張寶龍殺害”。而蘇家良至1871年已升任清軍總兵，配合清軍攻甘肅成縣任家莊等處，並招降回民軍。史書特別強調“家良以良回積功至總兵，所部本回騎也”。這一時期，清政府在西北統治不斷被瓦解，回民軍勢力日益壯大。在這種背景下，清政府的招降政策沒有號召力，不得不與回民軍廣泛議撫。當然撫局政策也包含著借回民軍領導的政治影響維持官府統治的目的，隻是撫局中的回民軍並沒有真正隸屬於官府，與招降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1869年後，湘軍進入陝甘，官府軍事力量大增，攻破許多回民軍據點。形勢的逆轉強化了清政府招降政策的影響。1869年冬，“回目”楊如雨在固原一帶招降海生春等。左宗棠說：“楊如雨本是良回，此次所辦各事均極誠實，深堪嘉尚，即先賞五品軍功牌以示激勵，如果始終罔懈，更當從優奏獎也。”左宗棠將投入請軍的回民多編為馬隊，以“旌善馬隊”命名。如“穆進善、王益萬本屬回民，既知自拔來歸，複導引官軍擒斬耍逆；經臣委帶旌善營馬隊，戰功卓著廣勞績最撫”。見於史料的還有蘇上達、馬柏森、李百寬、法鏡泉、馬福壽、崔偉、畢大才及河州馬占鼇、馬永瑞、馬悟真等，均由左宗棠授以軍功，配合清軍活動。
左宗棠稱：“辦回之道不外剿撫皆施。如果傾城來投，自當仰體皇仁，網開一麵。”其所謂撫策主要包括兩方麵內容。一是於攻占之地分別遷徙、安插回民，一是將投降的回民軍將領編人清軍。前者旨在把廣大回民重新置於官府統治之下，後者則希望借助回民軍有影響的人物瓦解仍在抵抗清軍的回民軍。他曾解釋這一政策：
惟土客各回，多疑善詐，自知所犯不赦，恐並遭誅戮。其黠者複多方煽惑，暗肆阻撓。此時若操之太蹙，必致人人自危，兵威一加轉得有所藉口。自不得不宣示恩信，堅良回就撫之心，迨安撫漸多，投誠者亦請速誅反側自明心跡，而後因而用之，庶收以回攻回之效。
在回族反清鬥爭失敗的過程中，回族降將具有了明顯的示範作用。《平回誌》作者楊毓秀很誇張地評價這一點：“賊之就撫者，察其材力可用，聽入伍籍，一同敘功受賞。如願歸農畝，為授田廬牛種，使安生業。故其歸誠也，若脫陷井之險，投慈母之懷，而安有反側哉？”這些降將熟悉回民情況，在收集情報和維持安插地秩序等方麵有突出作用。蘇如鬆、馬柏森部旌善馬隊在金積堡戰役中監視陝西回民軍動態，保護清軍同心一帶糧道。馬柏森率馬隊“生擒要逆譚生成之弟譚生邦並丁萬圖、馬三保三犯……撫回陳聚安探報，野賊李映春、偽先行明七十子匿張家川之瓦窯堡。即飭陳聚安會同李德昌密速掩捕，明七十子就縛伏誅。李良穆續獲李映春之黨楊太山，導引官軍生擒李映春及其子李存英正法。平慶涇道魏光燾報稱，良回馬宗保捕獲逆回馬奇海、馬俊、馬舍娃子三犯。良回李存升拿解要逆楊太娃子……馬柏森複報捕獲逆賊馬義等十九犯”。足見金積堡戰役失敗後，投入清軍者不少。這一重大變化當然引起了激烈鬥爭。回民軍餘部李萬海將馬柏森和清軍提督丁賢發殺死，後被蘇家良所獲。“自左宗棠立旌善一營，擇良回馬柏森、穆進善、李百寬等為營官，令總兵蘇如鬆督之，分駐中路，剿撫兼施，又錄用諸良回為向導，誅莠育良，腹地伏莽乃浙肅清。”陝西蒲城回民張行誌“以武童投督師左文襄公大營”，充親兵什長，攻金積堡時“改裝作樵子，潛入賊中偵內外形勢，繪圖上攻取策於董公福祥”。張行誌隨清軍攻西寧，又入新疆，為甘軍著名將領，光緒末年被授為固原提督。還有崔嶽“以武生授效軍營，同治光緒年間隨犬軍剿辦回匪、番匪，曆保遊擊”。張行誌、崔嶽非回民軍將領，但投入清軍後所率為回勇，亦是西北回族軍事勢力興起的一種。他們成為軍事勢力顯然與回族反清運動有密切關係。
金積堡、河州陷落後，陝西回民軍相繼敗亡，四處流散。活動於西寧的陝西回民軍將領深感已無出路，因而反複向清軍聯係招降之事。因清軍對陝西回民軍抱著堅決鎮壓的態度，招降之事困難重重。經多次接觸之後，1873年2月，劉錦棠表示願意收降陝西回民軍。“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傾心向化。錦棠簡其精壯，立為旌善馬隊，向陽堡之役，助剿尤力。”隻有白彥虎一部西入新疆。劉錦棠“選陝回為旌善五旗馬隊，餘眾安插平涼、秦安、清水”。“土回如冶福興、馬福壽即江湖三、楊元保等，悉矢誌輸誠，人心漸定。”後清軍攻肅州師老無功，左宗棠令劉錦棠率回民降將赴肅，“以所部撫定之河湟番回本賊舊黨，可以用奇也”。左宗棠命“陝回軍功崔偉、禹中海、畢大才，甘回軍功法鏡泉、馬福壽等日馳馬城下，呼馬四及各賊目，告以死期已至，善自為謀。馬四自知生路已絕，哀懇出城乞撫”。馬文祿投降，肅州終於被清軍占領。應該說崔偉等降將的勸降作用是突出的。因此，有官員認為左宗棠“奏疏鋪排戰功，半屬子虛。所以奏廓清之績者，純恃招降以集事耳”。
回民軍領導降清後的遭遇很不一樣。馬化龍、馬桂源等敗後求降。均遭殺害，其部屬或被慘殺，或被解散，作為政治勢力已經消失。蘇如鬆、蘇上達、崔偉、禹中海、畢大才等原來擁有的隊伍不多，被收編後作為清軍的輔助力量保留了部分軍隊。原撫局未破，免遭清軍鎮壓的隻有南八營李德倉部和狄道馬榮部。李德倉雖然也被授以軍功，但與官府的關係較為疏遠，沒有歸入清軍體係，隨著回民軍的失敗逐漸變為民間力量，政治影響漸微。影響最大的是河州回民軍的投降。從總體上看，西北回族反清四大中心，隻有河州回民軍通過降清而保存了較為完整的政治軍事勢力。相比較而言，左宗棠對河州回民軍的政策最為寬大。其中原因左氏未作明確的說明。從情況看，大體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左宗棠反對回族宗教勢力取代官府對回民的統治。他說：“回俗畏所管頭目較之漢民畏官尤甚，而彼教誦經祈福之師名為阿渾，又時以異說蠱惑愚蒙，為回俗所信奉，以致一夫倡變，亂者四起……變其舊俗同我華風，亦非先王不易民而洽之理。惟於安插伊始，於編審戶口中隱寓聯甲之意，十戶一長，百戶一家長，令其鈐束散戶，而設官董之，凡一切戶婚詞訟均取決焉；乃可散回目之勢而以其權歸之官，庶幾政令行而統紀一。”“秦隴回民向不知有地方官，一惟阿訇之言是聽，以致釀成巨案。”左宗棠仍然繼承了清廷長期推行的“齊其政而不易其俗”的方針，但他注重不使宗教勢力打擊官府統治，也就是注意瓦解回族宗教勢力的社會作用。對回族宗教，左宗棠以壓製新教為重點。本來同治年間回族新老各教派均起而反清，門宦教派伺題已經淡化，許多官員也並不注意教派問題。而左宗棠卻重新強調這個問題，把金積堡回民軍與新教問題相聯係，指示部下對回民軍“正宜分路辦理，大約扶老教以抑新教，保甘回以拒陝回”。他認為馬化龍、馬桂源都是新教首領，必須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