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之中在成為“士”之後就開始了急劇的變化。有一些人果然混上了一官半職，走上了仕途，這種人或者如貴福那樣，喪盡天良，用鮮血染紅個人的頂戴。別看道貌岸然，把儒家的信條放在口裏，其實，那些儒家經典不過是掩蓋他們男盜女娼的破布而已，他們早已是正統的“士”的敗類而已，或者如李鍾嶽那樣，良知未泯，不肯肆無忌憚的為虎作倀，即使當了幫凶也不甘心情願。他們十分可悲，留戀仕途卻隻能當個微不足道的小官，想棄官而去又絕沒有掛冠的勇氣。因為天良尚存，不肯為非作歹，可是卻抗拒不了上憲；因為良知猶存，聖賢書又給了他是非標準，一事當前，是非是判然自明的，可是，他首先考慮的不是是非，而是得失。所以，嶽武穆是民族英雄，照樣會鎮壓農民起義；丁汝昌如果接到李鴻章的命令，讓他去抓捕孫中山，他也隻能俯首聽命。李鍾嶽奉命來殺我了，難道他還有別的選擇嗎？他的是非十分清楚的，口口聲聲說不是他的初衷，可是他敢堅持自己的是非嗎？
他隻能當個七品芝麻官，決不可能將操練新軍的大權交給他。
要改變社會，進行革命。第一種人當然是阻力，恨不得扼殺革命而後快；那第二種人就不是阻力了嗎？他們隻怕也是些幫凶。如果不甘心情願地當幫凶。像李鍾嶽那樣，隻怕連小官都當不成了。李鍾嶽是這種人當中的鳳毛麟角，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將被逐步在宦海沉浮中喪盡天良，成為可惡的官吏。說白了，終將成為一丘之貉！
淡然，他們之中啊哈i會分化出另一種人來，所謂“君子遠庖廚”的隱士。他們或者吟歌風月，或者彈琴賦詩，或者垂釣江岸，或者深入民間，弄兩句民謠顯示自己平民化，搜幾件刺繡，找幾個孩童玩的泥娃娃以寄托“雅趣”。這種人世儒教文化的副產品，很多人轉而信佛去了其實，這種人以隱為“終南快捷方式”的是少數，能當成真隱士的也極少。中國的“士”大量的是“潛在的隱士”，表麵看並沒有“隱退”，他們或在市井，或在鄉黨，隻是卻決不真正關心天下庶民的命運。他們對權貴並不阿諛奉迎，可是對權貴的為非作歹卻隻取冷眼旁觀的態度，連正當的義憤都沒有。隻有這樣才能保首級而全妻子，卻又能心安理得。他們以“平庸”為“高雅”，所謂瀟灑倜儻，不與權貴同流合汙，“窮則獨善其身”，就令權貴可以救民。不管他們初衷是否想當幫凶，實際上卻是將屠夫的凶殘化為了“雅趣”。
儒教文化是這種平庸的士人種子綿綿不絕，這才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悲劇。為什麼中國的變革如此之難？譚嗣同要用鮮血喚醒國人？就在於這種人太多了。
她想起了自己創辦的《中國女報》上，在《發刊詞》裏有一段話：
世間有最淒慘、最危險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則無是非，無聞見，無一切人間世應有之思想行為等等。……
危險而不知其危險，是乃真危險；危險而不知其危險，是乃大黑暗。
她長歎一口粗氣：中國的黑暗何時才能結束呢？儒教文化統治了幾千年，造就了各種各樣平庸的士人，且種子又綿綿不絕。經國濟世的文化變成了無聊的獵取名利的工具。
這時，外麵傳來了嘈雜的聲音，儈子手來了。秋瑾想到了李鍾嶽。他的出路隻有兩條，要麼良心發現，越思越苦，隻怕不光當不成官，連命也夠嗆存在；要麼良心泯滅、最後墜入平庸之流，成為隻會隨權貴仰浮，沒有自己思想的“高雄奴才”。
不幸而被秋瑾言中，李鍾嶽在秋瑾被斬後68天，因負疚而自縊，倒成全了自己的高風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