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來源
1991年，美國東海岸某醫療中心，27歲的蘇珊正處於垂危之中：因肝功能衰竭已至終末期，隻有肝移植才能挽救這個27歲的生命，然而，沒有供移植用的肝髒。看著死神一步又一步向蘇珊逼近，大夫們當即決定：暫時先給蘇珊移植一隻狒狒的肝髒，等待另一個人體供肝的來臨。狒狒的肝髒一移植到蘇珊身上，奇跡立即出現，已處於昏迷狀態的蘇珊又開始蘇醒，全身狀況又開始好轉。但大夫們明白，環孢黴素無法抑製這種人與動物間的異種移植所引起的、異常劇烈的排斥反應，隻能在世界各大醫療中心尋求可供移植的人體的肝髒……第一天，劇烈的排斥反應已開始；第二天，移植的狒狒肝逐漸喪失功能；第三天，一度好轉的蘇珊再次陷入昏迷狀態；第五天，當直升飛機把供移植用的人體肝髒運到蘇柵所在的醫院時，可憐的蘇珊已於兩小時前在大夫們的眼皮底下被死神奪去了年輕的生命！
因缺乏可供移植用的人體的肝髒，本來可因肝移植而存活：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的蘇珊，不得不走向死亡！
因為缺少器官來源，每天有多少本來可以通過器官移植而像正常人一樣學習、工作、生活的患者們，在充滿存活希望的“器官移植年代”，因缺少供移植用的器官，又在希望之光中走向死亡！
怎麼辦？
第一，用“人工流產”死嬰兒的器官。本來，這是一個豐富的器官來源，且“人流”死嬰的細胞表麵結構發育並不十分完善，不易被成年受者的T淋巴細胞係統識別、攻擊，也就是說這種死嬰的器官移植到人體引起的排斥反應相對較弱。這一優點似乎為器官來源問題展現了一個燦爛的、誘人的前景。但是，由於不同的國家、地區、民族的道德觀念差異非常大，對上述問題的看法迥然不同，甚至存在尖銳的對立。例如，許多西方國家的人們普遍認為：每個人天生就有生存權利，對於還在母體內的嬰兒，也具有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在他們的眼中，“人流”、“墮胎”猶如嫖賭一樣，是人類的罪惡之一。在這樣的前提下，世界各大醫療中心的大夫們敢公開大規模地應用“人流死嬰”作為器官移植的供者嗎？
第二，讓人們普遍接受腦死亡的概念。人區別於動物及其他生物，就是擁有能產生思維和語言的高度發達的大腦皮層。人的任何器官、組織、細胞要維持生存，必須靠循環、呼吸係統把氧和營養物質時時刻刻送到全身各處，同時又把全身各處產生的廢物和二氧化碳送到肺和腎。各器官、組織對缺血、缺氧的耐受性是完全不同的，其中，以大腦皮層最為脆弱、敏感。大腦皮層一旦缺血、缺氧達2分鍾以上，即不可逆性死亡。其他組織耐受缺血、缺氧的能力則相對強些，比如心肌能耐受15分鍾的缺血、缺氧。因此，一旦呼吸和心跳停止，經人工呼吸及心髒複蘇後，仍不能恢複，則任何器官、組織、細胞終究會不可逆性死亡。由於大多數情況下，判斷心跳、呼吸停止十分容易、方便，因此，千百年來大夫們都是以呼吸和心跳的停止作為宣告患者死亡的標準；病人家屬也是以心跳和呼吸的不可逆性停止作為標準，來接受死亡這一不幸事實的。
然而，現代醫學的發展卻使臨床上湧現出了一批特殊的死人：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的全腦機能已完全喪失，或大腦皮層的功能已完全喪失（植物人），但靠人工呼吸機和循環機維持著呼吸和循環。除大腦皮層、大腦已完全死亡外，其他器官又尚存活——這種“人”肯定已絕對喪失了人生存的最基本標誌——思維活動，僅靠機器維持著其他器官的代謝，無疑已死亡，而且現在我們也能比較方便地證實這種死亡——符合死亡概念的不可逆性腦死亡，但和傳統標準矛盾的是，這種死者的呼吸和心跳可以靠機器長期維持！
針對以上情況，1968年，哈佛大學的專家組提出了一個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較好的新的診斷死亡的標準——腦死亡標準，但許多患者家屬由於感情上的原因，並未接受。
一旦這種標準被接受，對器官移植必將產生深遠而又深刻的影響：①大大增加了器官來源；②由於這種死者靠人工機器維持著血液循環，除大腦死亡外，其他器官尚存活，從這種死者身上取下的器官，比從屍體上取下的器官移植後的成活率要高得多。
第三，“人類基因組計劃”與“異種移植”的誘人前景：將動物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上，這種移植屬異種移植。移植術後即使將病人“泡”在環孢黴素中，移植的器官也必定會受到人體免疫係統以外的非特異性免疫係統的劇烈攻擊而死亡。若用藥物把人體的非特異性免疫係統也完全“封閉”起來，則意味著人體又完全失去了抵抗無數病原微生物的能力，此時，即使再用青黴素等抗生素為病人修個遊泳池，該病人也會很快死於機會性感染，何況青黴素那氣味的確難聞，任何人也不可能24小時都在環孢黴素、青黴素泳池中。那麼，究竟可不可能利用取之不竭的動物器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