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創設適合生存的價值觀念
康德把世界分為純粹理性王國和實踐理性王國，此種劃分奠定了我們時代價值問題的基本形式。這種劃分把認識領域同評價領域分割開來，這種區分反對從“是什麼”導出“應當是什麼”。價值觀念的科學在語義上是一個矛盾。現代社會中發展起來的科學運用邏輯觀察事實，無論邏輯還是實際觀察都不能對目的與價值作出判斷，尤其是終極目的更無法判斷。此類科學隻能研究解決與事實有關的價值問題，隻能通過對各種文化中的價值觀的分析而指出價值是相對的，是受製於文化的。
這種狀況給我們的文明造成極大的困難。在我們的文明中，科學被看成是最終的裁判者，似乎隻有科學支持下的價值才值得人類為之而努力，但是，科學卻不能為我們提供理想的生活。這就為非理性主義力量打開了通路，這也是那些震撼人類的群眾運動之所以具有破壞性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科學主義與理性主義的鼓吹者們是同樣謬誤的，由於科學主義從其世界觀中排除了與存在的重要因素，並排斥價值維度，從而造成一個力量真空，非理性主義便乘虛而入。科學主義誤解了人類存在的基本結構，價值在存在模式中有自己的地位。如果否認這個模式，價值在宇宙畫麵上便被消除了。
可以從人類經驗中發現存在的結構，一切為人所經驗的事物都要用辯證法的三段式術語來表達，辯證法包括三個階段；一個基本矛盾、兩極的對立、對立終極的統一。基本對立或基本源於主體的客體、“自我”和世界的二分。我們所經驗的一切都分為兩部分：經驗著主體和被經驗著的客體。這種劃分不限於思想，而且涉及人類所有的記憶、想像、情感、意誌和活動。矛盾雙方的對立意味著二者相互依存，離開一方他方即不複存在。自我與世界相互決定著，主體與客體相互獨立開便不能也確實不存在了。
這種對立是聯結矛盾與兩極最終統一體的中介，二者僅僅在某些方麵不同，而本質上是一個東西。中國古代道教用一個圓圈中相互纏繞的黑白兩半作為徽記，這個徽記非常形象地體現了辯證法的三段式。
人的存在被割裂的基本原因是人的意識，人可以超越任何給定的情境，因為他可以意識到這種情境：人“存在著”。同時，他也意識到了自身的存在。這就造成了有意識的主體與他所意識到的客觀情境之間的割裂。
借助意識而實現的超越正是人的自由的基礎；借助人的意識對某種情境的超越，人才能從這種情境的必然性的一定局限中得到自由。這就為人們提供了各種可能的選擇。於是，人得以衝破“定在”的牢籠而馳騁於“潛在”的王國，於是，出現了選擇的可能性，出現了根據價值作出決定的必要性。人們借助意識而實現超越的全過程即構成人的自由。這一過程包括把握潛在的可能性，包括基於價值之上的選擇活動。
因此，價值是自由的伴生物。價值的基礎是什麼？價值的內容由什麼來決定？從具體的和現實的角度講，曆史條件、社會和文化決定著價值的內容。價值觀念的終極基礎卻植根於存在的終極基礎之中。價值具有本體論起源。甚至那些拒斥形而上學觀點的人也並不否認，全部文化都從代表著存在基礎的上帝、自然、宇宙等基本概念或象征那裏導出其終極價值。一旦忽視了存在基礎和價值之間的聯係，價值便開始瓦解。
終極價值的一般內容源於基本存在的三段式：矛盾、對抗和對立統一。這種對立統一是終極價值的核心。從本體論看來，存在的基礎是使一切矛盾得以統一與諧調的維度。這是可以使矛盾得以化解的、包容一切的本體。這是普遍推理的結構的更深刻的一麵——“創造的源泉、無限和無條件的存在力量”，不能用語言對它進行描述、界定並命名，隻能對它采用象征性的表述，也許隻能在很少的頂峰體驗中才能把握它。抓住“意識的一閃念，智慧就會噴湧而出一瀉千裏”。對於那些在這個名字麵前不加避諱的人來說，它就是一切。
然而，我們可以置統一的“基礎的現實性”問題於不顧，完全通過存在分析而達到相同的結論。從人的各種深刻的追求中，我們都不難發現這種克服、消除、否認自己生存境遇中割裂的努力。意識引起的這種割裂使人疏離自身、疏離自然並桎梏了自由，它是人類焦慮和苦難的最終根源。對於這種割裂的痛苦和對統一的期望，人們可能用對於原始統一的記憶來解釋，也可以用關於超現實的高層次統一的朦朧意識來解釋。不管怎樣，這種割裂和苦難的確存在，克服這種割裂的希冀也的確存在。
對立雙方的統一和基本存在中割裂的諧調是人類追求的目標，也構成了其終極價值的基本內容。然而，通向目標的途徑有兩條，我稱之為正向統一與逆向統一。這兩種途徑源於所有生物的兩種基本傾向：一方麵是存在指向消亡和向先前較為簡單狀態複歸的衰退趨勢，另一方麵是個性化趨勢。
人的存在的割裂具有本體論性質，它是超時間本體論結構的一部分，這種本體論結構無開始、無終結、無增長、無曆史。然而，人對這種存在割裂的自我意識取決於種係發育和個體發育水平。種係與個體的發展是相互聯係的，因為個體重演了人類的發展過程。
伴隨進化，人類才逐漸意識到這種存在的割裂。人類最初處於一種自我與世界、個體與群體、意識與無意識的原始統一狀態，關於事情的體驗是單一的。種係發展的這個階段，以前文化為代表。這種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其怪異和神秘的“思維”，是其關於自然和關於群體的神秘的參與態度，是集體無意識的支配。個體發展的這個階段以胎兒期和嬰兒期為代表。此時，個體還沒有意識到他與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分離，所有的精神心理活動受無意識的支配。在那個階段上，那種具有自我意識的自我隻是作為潛在性而“存在”。
這種狀態被人們體驗為和看作是一種極樂。向這種狀態的複歸趨勢被弗洛伊德稱之為“死亡驅動”。不幸的是，這一術語不僅指那種指向死亡的驅動，也指那種向過去、向簡單、向低張力生活狀態複歸的生物慣性。
這種普遍趨勢仍然存在於人類為恢複原始的極樂和統一的努力之中，在那裏沒有割裂，自然會招致反抗。這種反抗導致了倒退和逆向統一。指向逆向統一的“死亡驅動”盛開為人類行為的強大力量，它代表著一種消除割裂的可能的途徑，它也是避免諸如性、放縱、酗酒等沉醉狂迷行為的方法之一。甚至在最積極、最高尚的人類的努力中，這種“墮入深淵”的因素亦是一個必要的部分。在我們討論了“正向統一”之後，這一點就會更為明晰。
“正向統一”是與“個性化”相聯係的。個性化的起源問題是古老的存在和形成的關係問題。無論形而上學的答案是什麼，宇宙和人類發展中的分離、分化和個性化的趨勢卻是事實。個性化的過程體現為兩種原則的鬥爭，個性化過程就是一個從原始的前意識統一中不斷地解脫的過程。這個過程伴隨著不斷的分化和理性的加強。在意識領域中，這個過程蘊涵著增長著的自我權利和自由決策。這一過程包含著集體強製價值被個人選擇價值所取代。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超我被自我理想所取代。”
正向統一在不反對個性化的條件下極力促成存在的矛盾兩極的諧調。逆向統一取消個性化，正向統一堅持個性化。看起來這是矛盾的，因為統一意味著克服分離，個性化恰恰是分離。其實不然，這正是一種辯證關係：正向統一是一種出現在個體作為獨立總體從原始的無意識統一狀態中分離之後的綜合體。這與烏托邦模式相仿：最初，一種統一的極樂狀態；其後，一種墮落與犯罪的對立狀態；最後，經過協調達到比原始統一更高層次上的綜合。正向統一是“肯定”了個性化的統一。
統一，尤其是正向統一，是人類的奮鬥目標。因此，它們決定了終極價值的內容。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往往把終極價值稱之為真、美和愛。要實現這種終極價值就要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統一。真知來自於知之者和被知者的統一。這意味著一個從知識客體中分離出來的獨立的知識核心，它具有使自身與認識對象相聯係而又不破壞自身獨立性的能力。這種正向統一非但不否認個性化，反而能夠推動人的心靈趨近真理的心智和愛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