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員工自我實現的奮鬥模式
人是企業成長和發展的核心，沒有人就不可能成就事業。企業如何促使員工的動機更加強烈，如何激發員工潛在的內驅力，如何使員工為實現目標而努力奮鬥?這是企業領導者高度重視的問題。那麼如何激發企業員工的活力呢?是讓員工分享企業的利潤，還是利用精神激勵法?總之，必須建立一套員工自我價值實現的奮鬥模式。
世上每個人都有天生的需求，渴望更高的價值需求；就像我們一出生，每天都需要吃一些含鋅含鎂的食物一樣。其實，我們追求更高層次價值以及動機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每個人對美、真實、公正等價值都有本能的需求。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思想，那麼關鍵問題就不會是：“什麼力量引發創造?”而是：為何並非每個人都有創造力?
——馬斯洛
雖說自己已經得到認同感，但如果能從他人處得到一些肯定或回饋，將會有更大的幫助。也就是說，如果企業內充滿景仰的氛圍，並使其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將會極大地激發員工的潛能。
探察真正的自我價值
在我看了弗格森在《加州管理評論》所發表的文章後，某些觀點就變得更明確。當我開始比較這些具有羅夏測驗、投射測驗和非結構性測驗特征的團體時，我發現非結構式的心理分析和這些團隊有某種聯係。此外，這也與道家的順意無為思想——放任萬物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由發展——有關。
這也與羅嘉斯的觀點類似，我現在可以清楚地知道它為什麼能造成這樣的結果。所有這些類似的理論使我更了解學習團體，我可以把他們與我所知的理論性知識結合在一起，我想建議在這個領域的人，他們也應該做同樣的事。我在此特別向他們指出一點，他們好像都忽略了一項事實，那就是非結構性團體已經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中展示出不可低估的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我重新回想魏泰邁強調非結構性思考的主張，而且我發現這種主張在薛裏夫實驗和艾殊實驗中得到支持。
在這種想法的促使下，我比較了心理分析所采取的自由聯想與羅夏測驗中非結構性墨點所產生的影響以後，結果我發現，當世界變得有結構性、有組織、有秩序時，人們就會傾向於調整自己去適應這個團隊。布蘭迪斯心理研究所采取道教思想與消極主義式教學，使我從中了解到，缺乏結構和順意無為精神會激發人類隱含的心靈力量，使人們朝向自我實現的目標發展。但是我也意識到，缺乏結構的團隊會暴露出員工的弱點——例如缺少才華。簡單地說，非結構性環境要麼令人打破結構，要麼產生結構。
接著我也發現，在我們這種教學環境下失敗的人，在傳統的研究所可能會有很好的表現，他們不停地上課，不斷地考試、累積分數，生活在一個有組織、強調權威的環境中，他們不必主動去爭取什麼，而是等著別人去告訴他們做哪些事。之後我才恍然明白，其實我們研究所的環境對那些失敗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因為他們在20歲——而非等到40歲——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對心理學沒有太大的興趣，也不適合成為一名懷抱熱誠的知識分子。
類似的事情在無組織性的團體之中也會發生。如果一直有人告訴你做什麼或怎麼做，生活對你來說也許會變得容易許多，你永遠也不會發覺自己的弱點，更無法看出自己的優點。在我關於心理治療的研究中，我得出一個結論：在抽離塑造行為的外部因素後，人們的行為將會受到內部心理因素的影響。因此，如果要觀察出哪些是內部心理因素，最好的途徑就是排除外部因素，例如外部結構。這就是羅夏測驗的目的。這也是我在愛羅湖所觀察到的實況(馬斯洛曾受天尼堡之邀，前往南加州大學愛羅湖會議中心，拜訪當地的學習團體)。我自己寫道：
這是通往心靈世界和心靈知識的大門。透過對內心的體驗而達成(而不是隻靠演說或閱讀)，經由他人的回饋，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心靈，協助我們以一種較為有序的方式，體驗內心的變化。這種轉向內心探索、意識內部經驗的過程，隻有在非結構環境中才能變成現實。
我們來分析一個較普通的例子，某些婦女會時常發生這種情形，特別是在一個家長製的情形之中時。例如說嫁給一個大男子主義的男人的婦女，幾十年以來，她一直是個“好太太”，非常盡責地做好每一件要她去做的事，天天為家事奔波，撫育小孩，照顧丈夫。不幸的災難突然降臨到她的身上，她丈夫死了，或者她和丈夫離婚了，也可能是她離開了丈夫。不管怎麼說，對她自己以及周圍的人來說，這些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預料之外，而她也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展現出難以置信的才華。
例如，我認識一個婦女，在她接近50歲時成為一個優秀的畫家，而在此之前，她並不知道自己擁有這方麵的才能，也沒有任何想提筆畫畫的衝動。這就好比一旦你點燃打火機或是靈感被觸動，原來隱藏在內心的潛能就會蹦出來。對許多寡婦以及離婚婦女而言，在經曆震驚以及恐懼以後，反而會覺得有一種解脫束縛的輕鬆感覺，發現自己被囚禁了很多年，不斷地自我放棄、自我犧牲，總是以丈夫、孩子、家庭為中心，完全忽略了自己。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清楚地想象非結構性組織運作流程。組織就像個蓋子、抑製器，如果你讓一個人時刻不停地工作，他就不會有時間坐下來靜靜思考，隱藏在他意識深層的潛能也就沒有機會發揮作用。
我現在有必要說一下，我對類似團體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充滿驚訝和震撼。這些人憑著內心的直覺，自由自在地高談闊論。而在學習團體中，通常在經過一到兩年的治療後，我才能與患者有如此隨意的交談。這對我的感觸非常大，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我必須重新調整自己對團體互動的態度，以及過去認為不斷地交談是無效率的想法。過去從心理治療的角度分析，我們認為性格的改變必須花費兩到三年的時間。但是事實證明，根本不需要如此長的時間。這是我在觀念上的重要轉變。
人際關係與社交團體關係是影響心靈、社會和人際行為的重要因素，是我思維方式的另一項轉變。一個人必須經由對當下情境的客觀認知而意識到自己的神經質傾向或是原始曆程傾向，而非透過對個人基因或成長曆程的探究而分析出來的。所謂原始曆程是指人格結構中屬於本我層麵的內在本能性活動。本我層麵的活動是潛意識的，是受唯樂主義支配的。在本我之上則是自我層麵，自我層麵的活動稱為次級曆程。過去心理分析師覺得員工內心的意念是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些團體的表現讓我們明白，社會上人與人的互動才是影響人際行為以及自我覺醒的重要因素。
雖說自己已經得到認同感，但如果能從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和回饋，將會有更大的幫助，甚至可以了解自己對他們的影響有多大，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說，如果企業內充滿景仰的氛圍，並使其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將會極大地激發員工的潛能。這也有助於我明白自己是一位被動者或支配者。
這也正是我所說的發現真正的自我來表達的一個意思，就是一個人到底是如何的一種人。總體來說，現行的社會情況對行為的影響較大，個人的心靈相形之下就變得不太重要。至於個人的成長曆程，已在不知不覺中存在於個人的心靈深處，因此也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這些團隊學員並沒有探察個人的成長曆程和心靈態度，一樣能有好的結果。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義務或權力對每一個同胞表露自己，並誠實而溫和地告訴對方所給予我們的印象。這樣的行為可以將全國人民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使個人的心理更為健康、團隊更為完善，也是為了創建更美好的世界。
追求自我認同的訓練模式
我認為，對於心理治療與自我改進和追求自我認同之間的關係，一定要重新定義。關係複雜多變，但最有效的方式是，開始的幾個星期以學習團體的形式治療，隨後進行個人治療，一段時間後再回到學習團體。不論采取何種方式，傳統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會受到衝擊。我對憑借個人心理治療達成學習團體的某些成效抱懷疑態度，可它卻永遠也不會在個別的心理分析中出現。我們從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們單從一個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不論這個人是否具有主動性格。
關於自我的認知，有大部分是來自於他人。這些人能夠敏銳地覺察我們的特質，並流暢地表述他們的觀察所得，他們知道如何避免引起他人的敵意，因此在批評與指責的同時並不會激起對方太大的防衛心。我們認為所有關於追求自我認同的探討的人——威爾斯、弗洛姆和荷妮等人——都未曾注意到，周圍的人會將他們對我們的印象反饋給我們，使我們更加了解自我。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經建議在愛羅湖的一些人，若要達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療目的，可以試著用一種古老的業餘治療方式：拍下我們工作時的影像，然後討論分析這些照片，可以讓我們了解自己真正的麵貌——不僅僅是認識到我們看起來像什麼，我們的人格或是外在的特征，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自我的認同。當然這種做法潛藏著危險，就像蘇利文(美國精神病專家，他提出一種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精神病理學理論。他相信焦慮以及其他精神病症源於員工與其周圍環境間的基本衝突。他將精神分襲解釋成幼兒期人際關係出現障礙的結果，通過適當的心理治療這些行為障礙的根源可以被認知和清除)一樣錯誤地認為自我隻是一堆可怕的鏡中倒影而已。不過我認為這種錯誤是很容易避免的，因為擁有穩固自我認同的人，不會對自己產生錯誤的認知或投射，盡管很多人同意那些觀點。
也許這可以用來測試自我的強度，就像艾殊的實驗，眾人都同意一項與事實不相符的陳述。在這種情況下，３個人中通常有２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許我們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訓練，教導個人何時該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時又該信任他人的判斷。
誠實訓練或是自發訓練也就是所謂的天真的認知以及行為的訓練。我還想到另一種說法，就是親密訓練。我時常意識到，當一個人比較不害怕受到傷害時，就會試圖解除防備，卸下偽裝的麵具。事實上，這樣的行為是一種友善親近的信號，希望對方也能如此回應；對方也會說出以下的話，表示一種友善：“你的秘密並沒有想象中的可怕。”或是說：“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很愚笨、很沒趣的人，但是你卻給人一種深刻印象，覺得你很有意思，讓人不禁想要結識你。”
正如萊溫(德國社會學家，以行為場學說著名。他主張人的行為應視為一個連續統一體的一部分，每個人的行為與常模有不等的偏離，而每個人對自己與對環境的認知之間有所差距。為了充分認知和預知人的行為，因此必須考慮人在活動時的整體心理場或“生活空間”。生活空間中所有事件的整體，在任何時候都決定著行為)和托曼所說，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相比，美國人更需要心理治療師，因為他們幾乎不知道如何與人親近。和歐洲人相比，美國人並沒有親密的朋友關係，也可以這麼說，他們沒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幫助他們分擔自己的喜怒哀樂。我基本上同意這個觀點。美國人幾乎沒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達內心的感受，發泄自己的煩惱。心理治療師、學習團體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改善這樣的情況。萊溫在很早以前就進行美國人與歐洲人性格比較的研究，我相信還有其他人注意到這一點。
舉個例子來說，就其他兩個我所了解的文化——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腳族人。我很羨慕他們彼此之間存在的親密友誼。我必須承認一點，無論在什麼時候，任何人問我有沒有知心朋友，我的答案都是我沒有真正的知心朋友，雖然我一直渴望擁有親密的友誼。當然可以通過很多方式來建立這樣的友誼。事實上，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們聊起我的生活情況。不過無論如何，卻沒有任何一個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療師那樣親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花費20至25美元的鍾點費的原因，目的隻是希望有人能靜靜地傾聽我們說話，做出適當的回應，讓我們盡情宣泄自己的情緒，就像跟一個我們所信任的人交談。這個人不會令我們害怕，不會傷害我們，更不會利用我們的弱點。
假如以整體文化的角度來考慮的話，我會延伸這種自我揭露的原則。換句話說，試圖誠實、與人親近、表露自我的努力，其實是有正麵意義的。沒有了恐懼，心中的恐慌自動消失；當我們不必再隱瞞自己時，我們的擔心和害怕都自動消失了，感覺自由多了。關於心理健全的概念，還包括表達愛的能力以及表達意見的自由，不論是好的或壞的都必須說出。真正開明的人，會自由而誠實地對待他人，尤其是小孩，並坦白地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例如“這件事值得你去做好”，或者“這不是你該做的事”，又或者“你的行為讓我感到傷心、失望”等。
這又讓我憶起布魯德夫所主張的原則，他認為基督教對愛的定義，其中的一條就是對任何人都誠實以待。他認為不應該對社會有任何的懷疑之心。這也是我從一個牧師卡姆那裏所了解到的。顯而易見的，他認為作為一個牧師，就有一種責任和義務——必須完全坦誠地對待每一個人，即使對方有可能因此受到傷害也是一樣。所以，如果覺得某人是一個不好的老師——他總是不停地喃喃自語，你就有責任說出對他的看法，如果任他繼續犯錯，就不是真正愛他，而是將他推入地獄。如果你真正愛一個人，就必須指正對方的錯誤，並有足夠的勇氣承擔傷害對方的後果。
事實上，在美國我們通常都不會這樣做。我們隻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會批評別人。就美國人而言，一般人對愛的定義，並不包括批評人家或給予對方正確的指點。不過，如果這種煞風景的事實的反饋發生的話，它會滋生兩個方向的愛。換句話說，被他坦誠批判的人，心裏可能會一時覺得受傷害，但是當他因此而受益時，對你唯一的感覺隻能是感激不已。例如，如果我真正犯了錯誤，如果你覺得我夠堅強、有足夠的能力、夠客觀，因此可以坦然無諱地糾正我，這對我意味著一種尊敬。隻有那些認為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擊、害怕傷害我的人，才不敢說出事情的真相。
我還記得，當我在研究所授課時，曾經因為學生從來不反駁我的觀點而覺得很生氣，因為我覺得那是一種侮辱。我最後的結論是很想問他們：“天啊，你們這些人是怎麼看待我的呢?難道你們覺得我是一個沒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辯論或反對意見的人?”後來我告訴他們我心中的想法，情況果然改善了許多，他們變得勇於提出意見並和我辯論，我心裏覺得好過多了，當然也很感謝他們。
探討親密訓練的議題，主要是希望能從另一種角度觀察並解釋這個團體。若從誠實、多樣的體驗和自由表達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得到的結果又會有所差異。每種角度都有它的優點，因此我們必須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然後將其整合，最後構築全部理論。
為了繼續這種進步管理的學習團體，我有必要說明一下1938至1939年在布魯克林大學所進行的團體治療實驗。若從社會、哲學、開明原則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親密關係不但有助於個人與團隊的發展，更有助於發展良好的個人關係。我從員工治療的實驗中，也發現許多案例，足以證明這種自由必須納入美國規定的基本自由權利中。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義務或權力對每一個同胞表露自己，並誠實而溫和地告訴對方所給予我們的印象。這樣的行為可以將全國人民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使個人的心理更為健康、團隊更為完善；也是為了創建更美好的世界。
當然，這裏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我無法解答的問題，也許是沒有任何人知道答案的問題。舉個例子說明一下，這些學習團體的學生都是自願付一大筆錢，來到一個很舒適的環境，一起上課進行訓練，企圖創造出一個最好的結果。在我的印象中，這些負責訓練的專家和企業領導人都是高級精英，他們的能力都很強，都是具備非凡氣質的成功人士。如果我們進行的是一個小規模的指導項目訓練，再沒有一個組合比它更適合了。
我還記得當時布魯克林大學有一小群熱心人士，共同開了一門社會科學概論的課程，內容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等。最初上課的學生表示這是他們上過最有趣的課程，每個學生都很喜歡這個課程，也覺得收獲很大。於是校方就把這堂課變為大一的必修課。很快出現了嚴重的師資不足的問題——符合要求的指導老師嚴重缺乏。最後，這門課也變得毫無價值。原因很簡單，第一班是由四五個經過挑選的訓練員來授課，他們都是擔任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但隨著學生愈來愈多，所需要的訓練員也擴增到50至60個，不過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這個工作，當然，布魯克林大學根本沒有那麼多的人可以勝任這份工作。由於這些不適任、沒有能力的人加入訓練員行列，教學質量受到影響，進而摧毀了原來很精彩的一門課程。
在類似的團體中，我們需要的指導者必須受過訓練，而且具有某種人格特質。他們必須似慈母般——願意幫助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員，因為幫助人而感到快樂，但並非世上每個人都具有這種特殊品質。
對於那些具有強迫性格的人，我們應該怎麼做?對於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們應該怎麼做?對於某些心理不健康的患者，想要加入該團體卻把事情搞砸，我們又應該怎麼做?這個團體和學生本身，屬於社會的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那些隻能接受具體思考的大眾而言，我們該如何做?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課程內容，如果再繼續下去，也不會得到任何好處，隻是在浪費時間。但是如果是顧及全世界共同進步的角度思考，而不是為了訓練一群社會精英中的精英，也許可以嚐試這樣的實驗。
同樣，個別的心理治療對改善整個世界也是有幫助的，理由很簡單。由於沒有足夠數量的心理分析師，而少量的學習團體對於整體社會的影響而言，就像是汪洋中的一小滴水，產生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把這種實驗原則延伸到其他方麵，把其運用在更多的情境中。例如學校裏的年輕人理念，到現在為止，我還未遇到過年輕人差勁到無法接受這樣的教導的情況。在工作中花費體力和腦力同遊戲和休息一樣自然，一般人並不是本能地討厭工作。究竟工作是一種滿足(因而被自發地完成)還是一種懲罰(因而被盡量避免)，取決於可以人為控製的條件。
自我成長的有效途徑
我們可以從自我實現的人那裏看到，適宜工作環境的態度就是最理想的工作態度。這些高度進化的員工將工作融入自我的定義中，工作已成了自我的一部分，而這個自我是員工對自己定義下的自我。工作具有心理治療以及心理內化的功用，也使人們成功地邁向自我實現。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因果關係，例如，有一群優秀的人在良好的組織中工作，而工作可以進一步提高他們的素質。改善了人的自身就能改善整個產業，並進一步改善產業內的員工，如此循環不斷。簡單地說，正確管理人類的工作、生活以及謀生方式，可以成功地改善人類以及這個世界，而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也是一種達到商業理想境界、創造財富的方式。
很久以前，我就放棄通過個別的心理治療來改善企業組織或改善整個社會的觀點。因為那是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這在人數上也是無法辦到的(尤其有很多人並不適合作個別治療)，於是我寄望以教育的方式，將尤賽琴式的理想目標擴及整個人類。
後來我想到將個人心理治療視為最基本的研究資料，並將其應用到教育機構以完全地改善人類全體。但不久以後，我猛然驚醒，教育雖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個人的工作生活，因為每個人都必須工作。如果能把心理學、心理治療、社會心理等等應用到我們的經濟生活之中，那麼運用人本管理原則改善整個人類將不再是紙上談兵。
顯然，這是極有可能實現的。我在第一次接觸管理理論以及人本管理策略時，其實就已經看出人本管理本身存在著非常先進的論述形式，並朝向開明、綜效的方向健康發展。就單純改善品質、改善勞資關係、改善對於具備創造力員工的管理等方麵來說，很多人都發現第三勢力(指人本心理學，其目的是促進員工成長，達成自我實現以及造福社會)確實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比方說，我們直覺地認為彼得·杜拉克對人性的論述與第三勢力的內容非常相近，他是憑借對工業和管理現況的調查研究而做出結論。實際上，他對專業的社會科學或心理學一竅不通，但彼得·杜拉克對人性的了解絕不亞於羅嘉斯(美國心理學家，首創非指導式谘商，又稱為受輔者中心治療法或當事人中心治療法。強調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治療者隻傾聽當事人支持與鼓勵，讓他自行說出心理的困擾。
羅嘉斯的主張改變了傳統治療者和當事人的對立關係，使治療者和當事人處於平等的地位，以激發當事人自我成長和自我實現的潛能)或弗洛姆(德國心理學家和社會哲學家。他認為員工的性格深受社會文化的影響，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塑造出什麼樣的性格。他指出人有五大需求：相屬需求、超越需求、生存需求、統合需求和定向需求，這是個人健康發展的基本，但是社會體係無法同時滿足這些需求，因此彼此之間便產生了衝突。
此外，他認為有五種不同類型的性格：依賴性格、掠奪性格、囤積性格、市場性格和生產性格。具備生產性格的人具創造性、自主性，是最健康的性格)，因此，顯而易見的是，不久的將來，工業實況必將成為研究人類心理學、高度人性發展以及理想生態學的實驗室。但之前我犯了一個錯誤，以為工業心理學(屬於應用心理學的一支，主要是運用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工作者的行為和心理，從而解決問題、提升生產效率)隻是簡單地運用社會心理學說所得出的知識。但事實卻完全相反，那才是知識的源泉，它代替了實驗室，甚至比真正的實驗室更為有效。
當然，相反的情況也是勿庸置疑的，並且超過彼得·杜拉克的理論。那裏麵隱藏著許多珍貴的研究資料可以應用於經濟活動中。我想彼得·杜拉克和同事可能是看到科學心理學就置之不理。其實不難發現，有些騙人的玩意以及沒有意義的論調，對複雜的人性來說確實是毫無價值的，但丟掉這些心理學理論，等於是把裏麵珍貴的資訊也一起拋棄了。
長期以來，我一直還存有很高的道德理想，試圖將科學和人性、道德目標結合在一起，努力改善人類及整個社會。在我看來，工業心理學開啟了新的研究方向：代表新的資料來源，內容豐富的數據來源。同時也為我先前以實際探索所得出的假設和理論提供了實證的基礎。另一方麵，它還像一間全新的生活實驗室，讓我可以不斷進行探索、研究，認識古典心理學所隱藏的一些問題，例如：學習、動機、情緒、思想以及行動等等。
這也正好使我回答了迪克·法爾森的提問，他曾問道：“為什麼你對這些東西如此感興趣?你要尋找什麼?你想要丟棄什麼東西?你想增加些什麼東西?”通過這些東西，我找到了達到開明思考的另一條途徑。
工業實況比個人心理治療更有助於自我成長和完善，因為它能提供同化與自發性滿足。心理治療傾向於個人發展、自我與認同等議題。我認為無論是創造性教育或創造性管理，都不應該僅限於員工的發展上，而是通過所屬的社區、團體以及組織，這些才是達成自我成長的有效途徑。
當然，對於無法進行心理治療、心理分析與頓悟治療的人尤其重要。至於智能不足、隻能具體思考的人，則根本不能用弗洛伊德方法治療成功。因此，當個人治療師一籌莫展時，一個好的社區、好的組織、好的團體往往能起到更有效的作用。問題並不僅僅在於“什麼因素引發創造力”，而是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有創造力?人的潛力遺失在什麼地方?它是如何癱瘓的?所以我想一個好的問題應該不是“為何人要創造”，而是“為何人不創造或創新”。其實，當有人創造某種技術時，我們不該像看到奇跡般的感到不可思議。
自我實現的關鍵一步
自我實現的工作如果被自我內省所同化，或經由投入作用(個人認識外在的客觀世界之後，加以吸引並內化成為他內在的主觀經驗)同化於自我之中，此時，工作就具有治療或自我治療的作用。當自我實現的工作成為自我內心的一部分時，你不必與內心自我直接交涉，仍能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換句話說，人們會將內在的問題投射於外在世界，使其成為外部矛盾，較易尋求解決辦法，也不會產生焦慮，比起內省(個人陳述自己的經驗，心理學家借此研究員工的內在心路曆程，又稱“自我觀察”)方式，不會輕易感到壓抑。事實上，我們常常不知不覺地把心裏的問題投射於外在環境。
舉一兩個最簡單、易被接受的例子：第一，藝術家(大家一定都同意，通常他們會把內在的問題投射於畫布上)；第二，許多腦力工作者也有同樣的情形，他們很多時候都不自覺地把一些內在的問題，投射到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隻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罷了。這不是談論什麼管理的新花招，或什麼“訣竅”，或膚淺的技術，它不是用來更有效地操縱人們以求達到非他們自身所需要的目標，這也不是一種進行剝削的向導。
建立優美心靈的管理
在這裏，問題的關鍵是：什麼樣的工作，什麼樣的管理，什麼樣的獎賞或報酬對人性的健康成長及其較豐滿和最豐滿的發展有益。也就是說，什麼樣的工作環境對於自我實現最有利。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假定已有一個相當繁榮的社會和相當健康或正常的人民，他們最基本的需要——衣、食、住等等的滿足已有保障，那麼，如何才能使這些人最有效地發揮作用，以促進某一組織機構的目標和價值的實現呢？如何使他們得到最好的對待？在怎樣的條件下他們的工作最有成效？他們將獲得怎樣的獎賞，不論是金錢的還是非金錢的？
理想管理的工作條件往往不僅對自我實現有利，而且對於一個組織機構的健康與繁榮，以及這個機構所製出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的量與質，也有好處。
於是，在任何組織機構或社會中，管理的問題可以用新的方式進行研究：在一個組織機構中如何設置社會條件才能使員工的目的和組織機構的目的融合一致?這在什麼時候是可能的？什麼時候是不可能的，或有害的？促進社會和個人協同作用的力量何在？另一方麵，什麼力量會擴大社會和個人之間的敵對？
很明顯，這樣的問題觸及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最深層的爭端，觸及社會、政治和經濟理論以及一般哲學中最深刻的爭論。
也可以這樣設想，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即建立在一種不適當的人類動機論的基礎上的理論，也有可能由於承認人的高級需要，包括自我實現的衝動和對最高價值的愛，以至完全革命化。我相信，對於政治科學、社會學，對於人的和社會的科學與職業也有類似的情況。
上述的一切在於強調，這不是談論什麼管理的新花招，或什麼“訣竅”，或膚淺的技術，它不是用來更有效地操縱人們以求達到非他們自身所需要的目標，這也不是一種進行剝削的向導。
它寧可說是以一種更新的價值體係與基本的傳統價值觀念相對抗，新體係宣稱自身不僅更有效而且更正確。人性曾被低估，人有一種高級本性，它和人的低級本性一樣也是“類似本能”的，這一高級本性包括需要有意義的工作，需要擔負責任，需要創造，需要公平和正義，需要進行有價值的活動，並寧願做得好些再好些等等，新體係在這樣的發現中得出了某些真正具有革命意義的結論。
僅僅以金錢作為“報酬”的傳統價值觀顯然已經過時。的確，低級需要的滿足是能用金錢購買的——但當這些目的已經達到時，人們就隻受高級“報酬”的激勵了，例如，歸屬性、感情、尊嚴、敬重、欣賞、榮譽，以及自我實現的機會和最高價值的培養——真、美、效率、卓越、正義、完善、秩序、合理等等。
顯而易見，這裏有很多需要考慮的問題，不僅馬克思主義者和弗洛伊德派需要考慮，而且政治的或軍事的權力主義者、“專橫”的老板或自由主義者也需要考慮。世上每個人都有天生的需求，渴望更高的價值需求，就像我們一出生，每天都需要吃一些含鋅含鎂的食物一樣，其實，我們追求更高層次價值以及動機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每個人對美、真實、公正等價值都有本能的需求。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思想，那麼關鍵問題就不會是：“什麼力量引發創造?”而是：為何並非每個人都有創造力?
內化工作的成功秘訣
在我進行“自我實現”的研究工作時，不斷有學生和教授找我談話，他們都想和我一起工作。不過，對於他們的態度我感到懷疑，甚至可以說非常沮喪和失望，對他們完全不抱任何期望。這是和他們長期滿腦子幻想的半調子實際接觸後所產生的結論，這些人總愛講大話、畫大餅、空有一腔熱情，但是當你要求他認真研究時，卻拿不出任何成績來。因此，我不顧任何情麵直接說明我的態度。對於半調子的人(和工作者、實幹家相反)，我也直接表明對他們的輕視態度。
對於那些抱有不切實際衝動的家夥，我常常分派一些表麵上似乎很愚蠢，其實相當重要而且值得去做的事。結果，十之八九沒有通過這項測驗。後來我發現，這不隻是個測驗而已。如果沒通過這個測驗，就必須把他們撥到一邊去，我勸他們加入“負責任市民聯盟”。打倒外強中幹和光說不練的人以及上了一輩子的課卻沒學到任何東西的學生。
這項測驗對任何人都有一定的意義：你可以借此知道他是不是一棵蘋果樹——他會長出蘋果來嗎?他會結出果實嗎?從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分辨多產與貧瘠、空口說話與真正做事的人之間的差異，並找出誰能改變世界，而誰又對改變無所裨益。
另一方麵是關於個人拯救的話題。曾經在聖羅莎所舉辦的存在主義會議，談論了很多這方麵的議題。我有一次曾經毫不客氣地提出反駁，表明我對尋求拯救者的輕視。當然，前提條件是，他們極度自私，對社會和世界一無是處。另外，在心理方麵，他們也是愚蠢而錯誤的，因為尋求個人拯救並不能真正達到個人拯救的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日本電影《生之欲》(日本導演黑澤明的作品)中所透露的：隻有勤奮工作並且全身心地投入上天和個人命運召喚你去做的事，或任何值得做並且有價值的工作，隻有如此，你才能真正達到個人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