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準備一下，馬上就走。你在樓下等我一會。”
對於尼克鬆來說，與毛澤東會談是早有所準備的，但是沒有想到會安排得那麼快，內心充滿了難以抵製的喜悅。5分鍾後，尼克鬆、基辛格乘車穿過西長安街，駛進新華門，一直開到豐澤園毛澤東的住所。
見尼克鬆一行進來，毛澤東在秘書的攙扶下站起來，麵露微笑地迎接尼克鬆。當兩人握手時，毛澤東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
隨後，毛澤東又和基辛格握手，並上下打量著，說道：“哦，你就是那個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連忙笑著說：“我很高興見到主席。”
毛澤東笑了笑，鬆開了握著的手，然後眾人分賓主坐好。
基辛格又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指定我班上的學生研讀您的著作。”
毛澤東謙虛地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沒什麼可學的。”
尼克鬆連忙接著毛澤東的話說：“主席的著作失去了一個國家，改變了整個世界。”
這次重大的曆史性會晤，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毛澤東機敏，富有哲理而幽默，善於駕禦全局。台灣問題、日本問題、印度支那問題、反對“霸權“等一些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問題在毛澤東的詼諧隨意的談吐之中暗示了出來。
幾周之後，當基辛格在他的白宮辦公室裏細心研究毛澤東和尼克鬆談話的記錄時，他發現毛澤東在談話中實際上已勾畫出了上海公報的內容。後來他把這次談話比喻作“瓦格納歌劇的序曲”。
2月21日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與尼克鬆、基辛格一行舉行了第一次全體人員會談。
周恩來在祝酒時說：“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兩國人民之間的來往中斷了20多年。現在，經過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友好來往的大門終於打開了。……
經過雙方的反複協商、談判，就台灣問題最終形成了以下協議：雙方回顧了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中國方麵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幹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麵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2月26日淩晨2時，中美聯合公報的全部文本落實了，基辛格、喬冠華總算鬆了一口氣，現在就等著公布了。
然而，就在尼克鬆總統一行上午去杭州的飛機上，美國國務院的專家們看完剛打印出來的公報文本，就大為不滿。這固然有對公報本身的觀點分歧，但更主要的是由白宮與國務院越來越深的矛盾引發的。
原來，國務院對尼克鬆、基辛格背著自己謀求中美關係正常化本來就有意見。這次對未讓其參加公報起草小組也一直耿耿於懷。所以，剛到杭州，羅傑斯就找到尼克鬆，這份公報不理想，並交給尼克鬆一份國務院工作人員認為公報應該加以修改的地方的清單。共有15外。
尼克鬆接過那份清單。本來，他可以一口回絕羅傑斯等人的無理要求，但考慮到國內還有一股政治勢力，因而不想把白宮與國務院的關係搞得太僵。在晚宴之前，尼克鬆把基辛格找來商量。
“我已批準了公報，毛澤東也批準了，我們卻又要單方麵提出修改，中國人將會怎樣看我這個總統？”尼克鬆近乎嚷了起來。
“再說時間也來不及了，全世界都在等著明天在上海發表公報呢。”基辛格忿忿地說道。
尼克鬆不停地來回走著，他處於兩難之中。
基辛格當然理解尼克鬆的處境，於是建議說：“總統，您看是不是晚飯後由我再找喬冠華先生談談，能否在部分內容上滿足國務院的要求？”
尼克鬆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轉過身對基辛格說：“亨利，看來也隻能這樣了。宴會之後你再去找喬先生談談吧！”
喬冠華聽了基辛格的話後嚴肅地說：“博士先生，修改公報之事我做不了主，必須請示周總理。”說完就走出房間。
周恩來總理聽完喬冠華的彙報後，點了一支煙，吸了一口，然後又將煙放在煙灰缸上，說道：“你說說你的看法。”
“美國人內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們作讓步，我們不能答應。他們自己內部有矛盾，就讓他們自己去解決吧！”喬冠華大膽說出了自己的意見。
後來，經毛澤東同意，除了台灣部分中國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就這樣，在淩晨兩點，另一個“最後”公報草案終於完成了，並再次提交雙方首腦正式批準。
次日清晨，雙方首腦批準認可。星期日中午，基辛格和喬冠華又在上海花了兩個蘭小時再次檢查了新完成的文本。
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著名的中美聯合公報。公報列舉了雙方對重大國際問題的不同觀點，肯定了中美兩國的社會製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區別之後，強調指出了雙方同意以和平共外五項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雙方同意，將通過不同渠道保持接觸，包括不定期派遣美國高級代表前往北京，就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進行具體磋商並繼續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希望，這次訪問的成果將為兩國關係開辟新的前景。雙方相信，兩國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會對緩和亞洲及世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
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美中蘇三角外交的態勢開始形成，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成為決定國際形勢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和解使蘇聯不得不加緊同美國和西歐實行緩和，迫使日本急切地要求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並終於推動日中兩國於1972年9月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正如尼克鬆在離開中國前夕的宴會上祝酒時說的，他對中國的7天訪問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不了的中國情
1972年，尼克鬆再次當選為美國總統，然而麻煩也隨之而至。1年多後，“水門事件”爆發，一時間尼克鬆麵臨了巨大的政治危機，各種指責如潮水般向尼克鬆湧來。
7個月後，尼克鬆被迫辭職。然而，基辛格並沒有尼克鬆的失勢而受到打擊。1973年9月，基辛格以非凡的外交才能，登上了美國國務卿的寶座。在任期間，基辛格信奉均勢外交，積極推動尼克鬆政府與中國改善關係，對蘇聯推行“緩和”戰略，從而構築一個以均勢為基礎的穩定的世界和平結構。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他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的緩和也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1月，福特總統授予基辛格總統自由勳章，並稱讚他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然而，隨之卡特總統的競選失利，基辛格退出政壇，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為哈佛校長博克婉拒。後來，他受聘擔任了喬治城大學教授，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顧問，並擔任阿彭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大通曼哈頓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等職。
1982年，基辛格創建了基辛格聯合谘詢公司，他本人擔任董事長，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羅夫特擔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離開政界以後，基辛格仍在不斷地撰寫論文，發表演講和出版著作，他對裏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發生過重要影響。1983年任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分析員。1983年7月，裏根總統曾任命他為中美洲政策兩黨委員會主席。1986年，基辛格榮獲自由獎章。1986年9月任美印委員會主席。
對中國的關注，也是基辛格卸任後的一個重要工作。1987年3月任美國—中國協會兩主席之一。在1989年以後中美關係處於危機的時候，基辛格曾多次訪問中國，並呼籲保持中美之間的正常交往。
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博士在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講，介紹中美建交30年來的曆程，並展望中美關係的未來。
作為中國人的老朋友，中國人自然不會忘記他。2006年10月北京大學向基辛格授予了名譽博士學位。作為中美關係三十餘年風雨前行的見證者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年屆83歲高齡的基辛格博士所推動的兩國之間的交流遍及各個領域。
名譽博士學位授予儀式由北大國關學院副院長袁明教授主持，北大校長許智宏向基辛格授予了榮譽博士學位。許智宏對基辛格博士在外交領域和學術領域的貢獻作了高度評價，稱讚他不僅以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推動了中美建交這一曆史性事件，並且在學術領域多年來勤學深思、著述頗豐，能夠授予基辛格教授以名譽博士學位是北京大學的榮幸。
授予儀式結束後，基辛格博士發表了演講，他表示以北大為代表的中國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欣喜，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北大正在走向開放、融合與多元。他還以一個曆史開拓者的身份,將新的曆史機遇寄托在北大學子身上,希望他們通過學習獲得以世界的眼光來提出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積極參與到中美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事業中去。
盡管年事已高，基辛格仍然繼續關注中國。2007年4月3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科學與人文論壇發表演講時表示，美國不應該阻止中國的崛起，必須麵對中國，進行合作，來解決當前各種各樣的問題。
在講演中，這位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當場批評了所謂“中國威脅論”，他認為這隻是一種思路和觀念上的問題。“有人把大國之間的關係看作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他們會覺得中國實力增強了，另外一個國家勢必會走向衰落，但我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
麵對全場300多位碩士、博士，基辛格坦誠地說，希望中國年輕一代也別把美國視為對手，而應該像在座的科研人員和美國同事一起合作那樣。“如果我們都能做到這一點，我對於25年後的兩國關係是非常樂觀的。”
滿頭銀發、一雙閃動在大黑框眼鏡背後的眼睛炯炯有神——這可能是中國人幾乎家喻戶曉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給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講演中，基辛格回憶起了36年前打破中美關係堅冰的“神秘之旅”，向在座的年輕中國學子展示了“中美合作創建一個全新國際體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