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久，他就發展了其他熟練和控製能力。在這裏，我指的不僅是那種在我看來雖然正確、但被誇大了的肛門控製。在所謂的“肛門期”內，運動和感覺能力也充分發展了，提供了快樂和熟練感。但是在這裏，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東西是口唇期嬰兒傾向於表演他的口唇熟練，並且變得對它厭煩了，正如他對單純的牛奶變得厭煩了一樣。在自由選擇的情境中，他傾向於放棄乳房和牛奶，而喜愛更複雜的活動和口味，或者以某種方式增添其他“高級的”發展。
獲得了充分的滿足，能自由地選擇而無威脅，他就脫離口唇期並自動放棄口唇活動而“成長”，不必把他“踢上台階”或強迫他成熟，像常常暗指的那樣。他選擇了成長到更高的快樂上去，並且對舊的快樂變得厭煩了。隻有在受到危險、威脅、失敗、挫折、壓抑的衝擊時，他才傾向倒退或固著；隻有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寧要安全而不要成長。克製、延遲滿足和反抗挫折的能力，對於他的力量的肯定也是必需的，而且我們知道，放縱的滿足是危險的。然而，這一點仍然是真理，即對基本需要的充分滿足是絕對必要條件。對這個原理來說，這些限製條件隻是次要的條件。
因此，我們用來向前向上成長的東西是附加在我們種種需要的層次排布原則上一種主體設計，這個主體設計帶領和指引個體沿著“健康的”方向成長。在任何年齡階段上，都確實需要層次上的排布原則。即使是兒童，重新找回己丟失的自我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恢複覺察自身快樂的能力。
治療的過程幫助成人發現那些孩子式的（受到壓抑的）對他人讚許的需要，沒有必要再以孩子式的形式和程度存留了；也幫助成人發現，畏懼失掉他人以及與此相聯的畏懼成為軟弱的、失助的、被拋棄的人，都不像它們對於兒童那樣是正當的和現實的了。他人對於成人比對於兒童可能是而且應當是較少重要性的。
健康自發的兒童，由內部產生、反應他自己內部存在的自發性出發，在好奇和興奮中深入環境，並且表現著他具有的任何技能。到了他不再被畏懼嚇得呆板的那種程度，就到了他覺得有了足夠的安全敢於前進的程度。在這個過程中，給他快樂體驗的東西是偶遇的，或者是幫助者向他提供的。他必須是充分安全和自我接受的，才能選擇和偏愛這些快樂，而不被它們嚇倒。
如果他能夠選擇這些由快樂導致的體驗，那麼他也就能回到這種體驗，重複它，品嚐它，直到飽享和厭煩的地步。這時，他就顯示出進展到更複雜、更豐富的體驗上去的傾向，並且以同樣的形式完成它。再說一遍，如果他覺得充分安全並傾向於前進的話。在確實感（“這個我確實喜歡，那個我確實不喜歡”）、能力感、熟練感、自信感，以及自尊感中的這種體驗，不僅意味著自我在前進，而且在自我上有反饋效應。
在生活中包括的一係列無窮無盡的選擇，一般地可概括為完全（或更粗俗地說是防禦）和成長間的選擇。而且隻有當滿足了安全需要，兒童不再需要他已經有了的安全時，我們才可以期望他們做出成長的選擇。隻有他才能承擔起大膽行動的後果。
兒童正確選擇的標準是容許他保留快樂和厭煩的體驗，從而能使選擇與兒童自己的本性協調一致，並且發展地自己的本性。選擇按著另一個人的希望進行這種替代標準正在形成，當發生這種情況時，自我就喪失了。而且，這也會把選擇隻限製在安全上，因為這個兒童出於畏懼（喪失保護、愛等等）會放棄對他自身快樂體驗的信賴。如果選擇是真正自由的，如果這個兒童不是殘廢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肯定他一般是選擇向前的成長。
當人極力使自己確信（通過壓抑，否認、反應形成等）未滿足的基本需要真的滿足了、或者不存在了的時候，產生一種虛假的成長是非常普遍的。接著，他使自己成長到較高級的需要水平上去。當然，在這之後，常常會停止在不穩的基礎上，我把這稱為“繞過未滿足的需要的假成長”。這種未滿足的需要作為無意識的力量會永遠持續下去（反複強製）。
證據表明，健康兒童喜愛的東西，從觀察者能覺察到的長遠目標來看，對他也是“最好的”東西，這種相符情況一般要多於相反情況。在這個過程中，外部因素（父母、治療專家、教師等）也有各種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盡管最終選擇必須由兒童做出。
能滿足他對安全、從屬、愛、尊重等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可以覺得是無威脅的、自主的、感興趣的、自發的，從而敢於選擇未知的事物，還可以幫助他做出確實有吸引力和沒有危險的成長選擇，在較少吸引力和代價更高時，幫助他做出倒退選擇。
存在心理學和形成心理學在這方麵可以協調起來。兒童，不過是成為他自己，但也能向前運動和成長。認識使人變得更強大、更聰明、更豐富、更發展和更成熟。這體現了人的潛能的實現，體現了由人的可能性預兆的人的命運的實現。
人的成長和縮減焦慮的知識
關於認知需要，我已經從為認識而認識、為認識和理解本身的純粹快樂和自然滿足的角度談論了很多。認識使人變得更強大、更聰明、更豐富、更發展和更成熟。這體現了人的潛能的實現，體現了由人的可能性預兆的人的命運的實現。然後，我們就具有了類似無阻礙的鳥語花香。這是這樣的一條道路，像沒有奮鬥的努力，隻是由於蘋果樹自己遺傳本能的表現就結出了蘋果一樣。
然而，我們也知道，好奇和探索是比安全更高級的需要。這就是說，感覺安全可靠、無憂無慮和沒有恐懼的需要是占優勢的，是比好奇心更強的。在猿猴和人類的兒童身上，這一點可以直接觀察到。年幼的兒童在陌生的環境中往往會抱緊他的母親，隻是到了後來他才會逐漸地離開母親的大腿，探索和考察事物。如果母親不見了，或者他害怕了，那麼好奇心就消失了，直到重新獲得安全為止，他僅僅是從安全港裏進行探索。在哈洛的小猴子那裏，情況也是一樣，任何引起小猴子害怕的東西，都會使它逃回到代母那裏去，它依附在那裏，開始時它可能隻是觀察，隨後才出來冒險，如果代母不在那兒，它可能會蜷縮成一個球，並且啜泣。哈洛拍攝的動作照片非常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
相對於兒童而言，成年人的焦慮和畏懼要更加隱蔽和難以捉摸。如果畏懼不能製服他，那麼他就會壓抑它們，甚至否認它們的存在。經常的情況是，他並不“認識”他有畏懼感。
認知是妥善處理這些焦慮的方法之一。對於這樣一個人來說，一切不熟悉的、朦朧感覺到的、難以理解的、隱蔽的、意外的東西，全都是有威脅傾向的東西。把它們加工成為熟悉的、能斷言的、易處理的、能控製的，即不可怕的和無危害的東西的一個方法，就是了解和理解它們。因而，知識不僅可以有向前成長的功能，而且有縮減焦慮的功能，即有一種保護內部平衡的機能。外顯行為可能是非常類似的，但動機則可能是極端不同的。因而，主觀的後果也是非常不同的。
一方麵，我們鬆了一口氣，並且覺得不太緊張，比如說，受到驚嚇的住戶在深夜裏拿著槍探查樓下使人害怕的神秘聲音時，他沒有發現什麼問題的情景。這與年輕學生通過顯微鏡第一次看到腎的微細結構、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響樂的結構、或者一篇難懂的詩或政治理論的意義時，那種興奮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後一種情況下，一個人覺得更強大、更機靈、更充實、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設我們的感覺器官變得更有效了，我們的眼睛突然更加敏銳，我們的耳朵更加聰穎，我們的頭腦頓開茅塞，那麼我們的感覺就會是這個樣子。這種事情可能在教育和心理治療中充分發生過。
在最廣闊的人類曆史上，在偉大的宗教、哲學結構中，在法律和政治體係中以及科學和整體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動機的辯證法。非常簡明地說，它們中能以不同的比例既體現了認知需要又體現了安全需要。有時，安全需要幾乎完全能使認知需要屈從它們減輕焦慮的目的。沒有焦慮的人可能是更為大膽和無畏的，並且能夠為了知識本身進行探索和建立理論。假定後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質，這肯定更易讓人接受。安全的哲學、宗教和科學比成長的哲學、宗教和科學，肯定是更容易成為盲目的。我們牢牢依附在前進和倒退的辯證關係上，這種關係是同時存在的畏懼和勇敢之間的鬥爭。所有增加畏懼的心理和社會因素，都將削弱我們的認知衝動；所有容許勇敢、自由和大膽的因素，都必然會解放我們的認知需要。
回避知識意味著回避責任
安全的需要不僅能使好奇、認知、理解屈從它們自己的目的，變成僅僅可供使用的工具，而且還會使活動失去好奇心，甚至僅把焦慮和畏懼消極地表現出來。也就是說，為了縮減焦慮，我們既能尋求知識，也可以回避知識。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沒有好奇心學習就有困難，大智若愚可能是防禦性的，知識與行動是極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我完全同意這些看法，而且我還向更深處進行過研究。我確信知識和行動經常是同義的，甚至是以蘇格拉底的方式同一的。我們充分而完善地認識了的地方，適宜的行動就自動地和反射式地隨之而來了。接著，就沒有矛盾地、完全自發地做出了選擇。
我們在高級健康水平上可以看到這一點，他似乎能很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好與壞，而且在表明這點時和機體活動是自如而充分的。但是，我們在年幼兒童那裏，在另一種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這一點。對於他們來說，考慮一種行動可以和已經行動過一樣，心理分析學家稱它為“全能思維”。也就是說，如果他由於憤怒而渴望父親死去，那麼他就可能無意識地起反應，似乎他已經真的殺了他。事實上，成人心理治療的一種作用就是澄清這種孩子式的混同。因此，人沒有必要對孩子式的思想感到內疚，仿佛這些念頭是已經做過的事。
總之，這種認識和行動之間的密切關係，有助於我們把認識畏懼的原因解釋為對行動的深刻畏懼，對來自認識的結果的畏懼，對行動的危險責任的畏懼。不去認識通常是比較有利的，因為如果你產生了認識，那麼你就會不得不行動，行動就會給你招來麻煩。這一點其實很好理解，正如一個人所說：“我是多麼慶幸我並不喜歡牡蠣，因為如果我喜歡牡蠣，那麼我就會吃它們，但其實我恨這該死的東西。”
住在靠近達豪集中營的德國人，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變成盲目的假愚笨的，這反而是比較保險的。因為，如果他們了解了發生的事情，那麼，他們或者會不得不對此做出某種行動，或者他們就會對成為懦夫而感到內疚。
兒童也能夠施展同樣的謀略，否認和拒絕了解對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親是一個可悲的軟弱者，母親並不真正愛他等。因為這種知識會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還是不知道比較好。
總之焦慮和認識顯然駁斥了許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長久以來所持有的極端主張：所有的認知需要全都是由焦慮誘發的；而且隻是縮減焦慮的努力。多年來，這種主張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的動物和兒童實驗駁斥了這種理論的純粹形態。這些實驗都表明：一般說來，焦慮扼殺好奇和探究；焦慮和認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別是在極端焦慮的時候。
有一本書很好地概括了這種情況：
信念體係的美妙之處看來是因為它的構成能夠同時為兩個主人服務：根據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著必要的程度去防禦它。有的人認為，人們有選擇地歪曲他們的認知功能，因此，人們將會看到他們想看的東西，記住他們想記的東西，思考他們想思考的東西。我們不能對這種觀點持讚成態度，相反，我們持這種觀點，人們隻會在他們不得不那樣做時才會那樣做，不然就不會那樣做。因為我們全都是被這種時強時弱的願望激發的，即要按照現實的實際情況去理解現實，即使它是傷害性的。
很顯然，如果我們對認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話，那麼它必定是同認知畏懼，同焦慮，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關係。我們牢牢依附在前進和倒退的辯證關係上，這種關係是同時存在的畏懼和勇敢之間的鬥爭。所有增加畏懼的心理和社會因素，都將削弱我們的認知衝動；所有容許勇敢、自由和大膽的因素，都必然會解放我們的認知需要。為了避免這種誤解，我想明確表示，離開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們將無法生存。但是至關重要的是，它們必須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而不能空洞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