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自己也像一隻候鳥一樣走了很多地方。
可以說，崇明島具有最獨特的地理條件，而這一切本身就是財富，但，我的家鄉人都說崇明太窮了，崇明要造橋打隧道引來資金才能大發展，雲雲。我在東灘濕地對家鄉人說：“什麼樣的科技，多少錢也造不出這塊濕地來。”濕地的氣息，是我童年、少年時代的生活氣息。那時崇明種屠殺枯榮家園夢.別島的灘塗濕地是崇明島的框架、寬闊的花邊，於今想起，便是再也不會擁有的財富和資源一蘆蕩，水鳥，水禽，海產河鮮，季節性候鳥，野生的可以充作食糧的絲草子……一切都是濕漉漉的，連秋天的霧也滴著水氣。即便在農人聚居千百年的鄉村，也有繁星一般的公有河塘，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這些子孫：崇明島的初始地貌便是泥濘的沼澤濕地，茂密的蘆叢野草，眾多的飛鳥鳴禽、魚蝦蟹蚌。隻有濕漉漉才能期待生命，守望家園。但，你必須光腳，讓你的肌膚直接和泥土親近。我走進東灘濕地，就像走近我的童年，一條條潮汐衝擊而成的小溝裏有小螃蟹，小螃蟹聽見人的聲音便縮進洞裏，但白頭鳥要等到你走近才會飛去。這裏是真正的海陸邊緣，你已經看見什麼是邊緣狀態了，那是奇特、富有、荒野、潮濕。而當候鳥成群地飛來，這濕地生態係統的每一個細節便都顯示出特別的魅力：蘆蕩深處的振翼、梳理、歌舞、求歡以及灘塗上海洋小生物的美餐……
“隻要建立保護區，生態係統得到恢複，崇明東灘的灘塗還在漲，所有的飛鳥都會回來，而且會越來越多。”鳥類學家如是說。
《中國林業報》為崇明東灘的候鳥載文道：“上海及有關部門投資兒個億，為一些野生動物建立了野生動物園，這表明上海野生動物保護意識在不斷增強。那麼，人們想問，為什麼不可以為這千百萬生靈建立一個屬於它們的天堂？通人性的候鳥們等待回答。”建立候鳥保護區與建立野生動物公園是兩回事。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保護候鳥的領地及環境，後者是把各種野生動物捉進各種籠子；對保護區的候鳥而言，在自已的領地上排除了人為因素的幹擾之後，它們必定是健康、愉快的；公園的野生動物卻未必如此了，隻要管理或籠舍結構稍有不當便會引發動物的死亡。
1993年7月，《中國環境報》曾以“上海動物園珍稀動物大暈死亡”為題，報道了令人扼腕的上海動物園“短期內珍稀動物大量死亡”事件。後來《中國建設報》又有動人的後續報道《流淚的眼睛》，文章說上海市建委撥款3000萬元用於上海動物園建造動物籠舍，但新造好的籠舍造成了串籠、撞傷、卡死等事故，籠舍大部分都要再維修，嚴重浪費了國家寶貴的建設經費等等。兩棲爬蟲館是花費近1000萬元建造而成的，“由於設計上的問題，館內通風降溫一直得不到解決，曾經連續幾個月館外35度時館內最高溫度47度。”在這樣的高濕、高溫環境裏，野生兩棲動物根本無法長期生存。《中國環境報》說：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應指1996年——筆者附注）一年就死亡70多種，千餘條（隻僅8月份就死亡11種），幾百隻動物，其中不少是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如蟒、巨蜥，還有生命力比較旺盛的龜鱉等。”中國人蓋了那麼多高樓大廈，難道就連動物的籠舍也造不好嗎？這種設問，如同十幾年來中國人常常納悶的“衛星上天、濃痰落地”的比較一樣，其實相當複雜。中國人不僅在爭亞洲高度，還在搶亞洲速度。上海動物園的陳克立老先生對記者說，他在德國訪問時得知他們造一個水族館，需要規劃、設計、論證五年，“我們在三年時間裏造那麼多館，不考慮有沒有設計能力，盲目建造，肯定要出問題。”是的，肯定要出問題。
高大的危樓將會一層一層地坍塌。
北京延慶縣野鴨湖上，不時有獵殺天鵝的槍聲響起。
一個打給《北京青年報》的舉報電話說，野鴨湖邊有人以乘坐汽艇打天鵝招徠遊客，牟取暴利。一個出租車司機以50元購得一隻從水中撈起的打傷的天鵝。
這是1997年4月2日，北京春暖花開的日子。
4月3日，一行記者以遊客身份驅車趕往延慶縣，湖心一個半島處，一個騎摩托車的中年人過來拉客：“玩快艇嗎？還能在湖上打獵。”坐汽艇的價格是1小時400元，中年人又從旁邊的窩棚裏摸出兩支5連發獵槍，1盒25發子彈，每打1發子彈8元。
湖邊還有一個十幾歲的漁家孩子，看來這孩子也熟諳此道，他說，如果運氣好還能打到天鵝，大天鵝有20多斤重，至於天鵝肉的味道，“跟牛肉味差不多，可比牛肉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