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協定
我結婚那年的七月讓我永世難忘，因為在這個月裏我有幸和福爾摩斯一起偵破了三起重大案件，研究了他的破案方法。這三個案子是：《第二處血跡》、《海軍協定》和《疲倦的船長》。第一個案子因為事關重大，跟王國的王公貴族有所牽連，所以多年來一直沒能公之於眾。但，這個案子在所有福爾摩斯的案件中最能充分體現他的分析方法的價值了。同時，它也是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我至今還保留著福爾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專家弗裏茨·馮沃爾鮑敘述案情真相的談話記錄。他們為這個案子費了不少神，但到頭來卻是白忙活了。這個案子恐怕要到下個世紀才能公之於眾。所以，我現在隻好先把我記錄的第二個案子發表出來。這個案子在過去一段時間裏也事關國家命運，案情非常獨特。
我學生時代有個名叫珀西·費爾普斯的密友。他和我差不多大，但比我高兩級。他聰明過人，獲得過學校設立的一切獎勵。因為成績特別好，畢業時，獲得了去劍橋大學繼續深造所需的獎學金。我記得他有幾個貴族親戚。小時候我就聽說過他舅舅霍爾德赫斯特勳爵——一位著名的保守黨政客。這些親戚不但沒讓他在學校沾光，相反，我們還因此常常在運動場上捉弄他，用玩具鐵環撞他的腳踝，並引以為樂。不過，他走上社會後，就沾光了，我好像聽說他憑著自己的才幹加上他舅舅的權勢，在外交部謀到了一個美差。後來我慢慢把他忘了，直到接到下麵這封從沃金布裏爾布雷寄來的信才又想起有這麼一個人，信裏這麼寫道：
親愛的華生：
我相信你還記得“蝌蚪”費爾普斯，那時我在五年級，你在三年級。你可能也聽說我憑借舅父的力量，弄到外交部去工作了，而且很受信任和尊敬。然而，一件可怕的事突然從天而降，毀了我的前程。
我現在不想告訴你這個事件的詳細經過。如果你答應我的請求，那麼我可以親自講給你聽。我神經錯亂了九個星期，現在剛剛恢複，身體還很虛弱。你能請你的朋友福爾摩斯先生來一趟我這裏嗎?盡管警局說這事隻有不了了之，但我還是想聽聽福爾摩斯先生對本案的看法。請你一定把他請到，盡快來我這裏。我在這驚恐不安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請你跟他解釋一下，我之所以沒及時向他請教，並不是我不相信他的才能，而是因為我大難臨頭，神誌不清。現在我頭腦已清醒過來，但我仍然不敢想得太多。因為我現在還很虛弱，我怕舊病複發。你一定也看出來了，這不是我的親筆信，而是由我口述，別人代筆的。請你一定把福爾摩斯請來。
你的老校友珀西·費爾普斯
看完信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一再請求我邀福爾摩斯去他那裏，他的態度真讓人同情。我被他感動了，決定一定幫他把福爾摩斯請到——當然，我知道福爾摩斯很喜歡偵探，隻要有人相信他，他總是樂於助人的。我和我妻子一致認為，應該趕快把這事告訴福爾摩斯，一分鍾都耽誤不得。所以吃了早餐，還沒一小時，我就趕到了貝克街的老住處。
福爾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牆的桌旁，正全神貫注地做著化學試驗。一個曲線形大蒸餾瓶在酒精燈上燒著，瓶裏的液體猛烈地沸騰著，蒸餾出來的液體滴入一個兩升的量具中。我走進來時，他頭都沒抬。看來他的試驗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便坐在扶手椅上等。他看看這個瓶子又看看那個瓶子，每個瓶子都用吸管吸出幾滴液體，最後拿出一支裝滿了某種溶液的試管放到桌上。他右手拿著一張石蕊試紙。
“華生，你來得正好，”福爾摩斯說，“如果這張試紙還是藍色，那就一切正常。如果它變紅了，那溶液就能致人於死地。”他把紙浸入試管，試紙立即變成了汙濁的暗紅色。“嘿!果然如此!”他大聲叫道，“華生，我這裏的事馬上就完了。煙葉在波斯拖鞋裏，你去拿吧。”他轉身走到書桌旁，草草地寫了幾份電報，交給小聽差，然後抱腿曲膝地坐在我對麵的椅子上了。
“剛才是一件很平常的謀殺案，”福爾摩斯說，“不過，我想，你給我帶來的案子肯定有趣多了。華生，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到底出什麼事了?”
我把信遞給他，他仔細地看了起來。
“這信沒給我們透露多少情況，是嗎?”福爾摩斯把信遞還給我時說道。
“幾乎什麼都沒說。”我說道。
“不過筆跡倒有點意思。”
“但這筆跡不是他的。”
“確實不是他的，這是女人的字。”
“是男人的字。”我大聲說道。
“不，這是女人的字，這是個不同尋常的女人寫的。你看，我們的調查還沒開始。就已經知道委托人和一個人有密切關係。而這個人，無論從哪方麵看，都與眾不同。我已經對這個案子很有興趣了。如果你沒意見，我們馬上就動身去沃金看那位倒黴的外交官和照他口述、代他寫信的女人。”
我們很幸運，正好趕上了滑鐵盧車站的早班火車，不到一小時，我們便來到了沃金的冷杉和南樹叢中。布裏爾布雷是一所坐落在一片開闊的土地上的孤零零的大宅第。從車站步行到那兒隻有幾分鍾的路程。我們遞進名片後，被領進了一間擺設雅致的客廳裏。過了幾分鍾，一個很壯實的人很熱情地招呼我們。他是個快四十歲的人了，但臉頰紅潤，目光歡快，讓人感覺出他還是個天真無邪的頑童。
“很高興你們能來，”他邊和我們握手邊說，“珀西盼了你們一早上。啊，我那可憐的老朋友，他是不會放過任何希望的!他的父母要我來接待你們，因為他們一提這事就很傷心。”
“我們還不知道事情的詳細情況。”福爾摩斯說道，“我看你不是他們家的人吧。”
我們的新相識吃了一驚，低頭看了下後，就大笑了起來。
“你是看到我項鏈墜上的姓名縮寫‘JH’了吧!”他說道，“我還以為你有什麼特異功能呢。我叫約瑟夫·哈裏森，費爾普斯快和我妹妹安妮結婚了，我可以算是他的一個姻親吧。你們會在費爾普斯的房間裏看到我妹妹的，她不辭辛苦地照料他兩個月了。我們現在就去他房裏吧，費爾普斯急著要見你們。”
費爾普斯的房間和會客室在同一層樓上。這房間布置得既像居室，又像臥室，到處都擺著鮮花。一位臉色蒼白、身體虛弱的年輕人躺在長沙發上。沙發靠近窗戶，濃鬱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氣從開著的窗戶飄了進來。一個女人在他身旁坐著，她見我們進來，便趕緊站起身。
“我要回避嗎，費爾普斯?”她問。
費爾普斯抓住她的手不讓她走。
“你好!華生。”費爾普斯親熱地說道，“你留著胡須，我差點認你不出了。我想你一定也認不出我了。這位，我想，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吧?”
我簡單地給他們做了介紹後，和福爾摩斯一起坐下了。那個壯實的中年人走了出去，但他妹妹因為手被費爾普斯拉著，隻好留了下來。她是一個很令人注目的女人，身材略微有些矮胖，顯得不很勻稱，但她有非常漂亮的橄欖色麵容，一雙烏黑的意大利人的眼睛，一頭烏雲般的黑發。與她那豔麗的容貌相比，她未婚夫蒼白的麵孔越發顯得憔悴和虛弱。
“我不想浪費你們的時間，”費爾普斯從沙發上坐起來說道，“老實跟你們說吧，我是一個幸福而有成就的人，而且，就快要結婚了，但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把我的前程給毀了。
“華生可能跟你說了。我在外交部工作，因為我舅父霍爾德赫斯特勳爵的關係，我很快就提升到機要部門任職。我舅父是本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給我的一些重要任務，我總完成得很出色，我是憑才智贏得他的充分肯定和信任的。
“大約十個星期前，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辦公室裏，稱讚我工作幹得很出色後，把一件新的重要任務交給了我。
“他從寫字台裏拿出一個灰色的紙卷說道：‘這是英國和意大利簽定的秘密協定的原本。遺憾的是，報上已經透露出一些傳言。因此，重要的是，不能再泄露任何消息。法國和俄國大使館正不惜一切代價來打探這些文件的內容。如果不是非常需要抄一份副本，我是不會從我的寫字台裏把它拿出來的。你辦公室裏有保險櫃嗎?’
“‘有，舅舅。’
“‘你就把協定鎖到你的保險櫃裏吧。我先叮囑你一下，你必須到別人都下班走了再抄寫，以免被別人偷看。你抄好後再把原件和副本鎖到保險櫃裏，明天早上一起交給我本人。’
“我拿好文件就……”
“對不起，請稍停一下，”福爾摩斯說道，“當時就你們兩人在場嗎?”
“是的。”
“是在一個大房間裏嗎?”
“房間有三十英尺見方。”
“你們是在房中間談的話嗎?”
“對，差不多在中間。”
“說話聲音不大嗎?”
“我舅父說話的聲音一向很小，而我幾乎沒說話。”
“好了，”福爾摩斯眯上雙眼說，“你繼續講吧!”
“我完全遵照他的叮囑行事，耐心等待其他幾個職員離開。有個叫查爾斯·戈羅特的還有點公事沒辦完。於是我讓他一個人留在辦公室裏，而我自己先去吃晚餐了。我回來時，他已經走了。我急忙從保險櫃裏拿出文件，想盡快抄完。因為我知道約瑟夫——就是你們剛才見到的哈裏森先生——正在城裏，要乘晚上十一點的火車回沃金，我也想盡可能趕上這趟火車。
“我把這份協定拿出來一看，就覺得它確實很重要，舅父並沒有誇張。不用細看，我就知道內容是有關我們大不列顛王國對三國同盟的立場的。這份協定同時還預定了一旦在地中海的法國海軍跟意大利海軍相比占完全優勢時，我國要采取的對策。協定涉及的問題純屬海軍方麵。協定最後是協商雙方高級官員的簽名。我大概翻了一下後，就坐下來抄寫。
“這是份用法文寫成的文件，很長。有二十六項條文。我用最快的速度抄，可到九點隻抄了九條，我當時想，看來是趕不上十一點的火車了。由於勞累了一整天再加上晚飯沒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頭腦昏沉，很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一下腦袋。樓下有個看門人，他整夜都守在小門房裏，按慣例，他應該給每個加夜班的職員用酒精燈煮咖啡。所以，我就按鈴召喚他。
“令人奇怪的是，應召而來的是一個女人，她是個身材高大、長相醜陋的老婆婆，腰裏係著圍裙。她說她是看門人的妻子，在這裏打雜。我便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兩條，更困了，便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圈，活動活動了一下雙腿。可咖啡遲遲沒有送來。我想知道這是為什麼，便打開門，想下樓去看。從我抄寫文件的辦公室出來就是條筆直的走廊，光線很暗，是我辦公室惟一的出口。走廊盡頭是一條轉彎的樓梯，樓梯下麵的過道旁就是看門人的小門房。樓梯中間有個小平台，小平台右邊另有一條樓梯通向側門的走廊。這個側門是專供仆役用的，也是職員們從查爾斯街來上班的捷徑。這就是那個地方的簡圖。”
“請繼續說吧，你說的我都記清了。”歇洛克·福爾摩斯說。
“請您注意，下麵就是這個案子的關鍵所在了。我走下樓梯，看見看門人正在門房裏酣睡，酒精燈上的咖啡已經燒開溢到地板上了。我提開壺，熄滅了酒精燈，正想伸手去把那個睡著了的看門人搖醒，忽然他頭頂鈴聲大作，他一下子就驚醒了過來。
“‘費爾普斯先生!’他迷迷糊糊地望著我說道。
“‘我是來看咖啡煮好了沒有的。’
“‘對不起，我煮著煮著就睡著了。’他看了看我，又抬頭看了看仍在顫動著的門鈴，感到非常驚奇。
“‘先生，既然您在這兒，那麼，是誰在按鈴呢?’他問道。
“‘按鈴!’我叫道，‘按什麼鈴?’
“‘剛才的電鈴是從您辦公室按的。’
“我的心猛地一驚，這麼說，有人到我辦公室去了。可我那份至關重要的協定就放在桌了上。我發瘋似地跑上樓，可走廊裏一個人都沒有。福爾摩斯先生，我辦公室也沒有人。一切和我離開時一樣，隻是我抄寫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偷走了，桌上隻剩下抄本。”
福爾摩斯筆直地坐在椅子上，搓著雙手。看得出來，他對這個案子已經很有興趣了。他低聲問道：“請問，當時你怎麼辦呢?”
“我馬上想到小偷一定是從側門上下樓的。如果他走的是正門，那我肯定能碰到他。”
“他會不會一直藏在辦公室或走廊裏呢?你不是說走廊的光線很暗嗎?”
“這絕不可能。無論辦公室還是走廊，都沒有藏身的地方，連隻老鼠都藏不住。”
“謝謝，請接著說吧。”
“看門人見我大驚失色的樣子，知道出大事了，就跟著我一起上了樓。我們順走廊奔向通往查爾斯街的陡峭的樓梯。樓底的側門關著，但沒上鎖。我們推開門衝了出去。我記得下樓時附近的鍾敲了三下，時間是九點三刻。”
“這一點很重要。”福爾摩斯邊說邊把這個時間記在了襯衫袖口。
“那晚天很黑，下著毛毛細雨，查爾斯街一個行人都沒有，但街盡頭的白廳路卻還和往常一樣，車輛行人絡繹不絕。我們急得帽子都沒戴，就沿人行道跑了過去，在右手邊的拐角處，站著一個警察。
“‘出了盜竊案，’我氣喘不停地說，‘有人從外交部偷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你看見有人從這裏走過去嗎?’
“‘我在這裏剛站了一刻鍾，先生。’警察說，‘我隻看見過去一個人，她是一個高高的老婆婆，披著條佩茲利披巾。’
“‘哦，那是我老婆!’看門人大聲說，‘沒別的人過去嗎?’
“‘沒別的人了。’
“‘這麼說，小偷肯定是從左手邊的拐角逃走了。’看門人扯著我的袖子說。
“但我不相信他，我以為他是想把我引開。於是，我問警察：‘請問那個女人是往哪邊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隻注意到她走過去，但沒特別留意她往哪邊走了。不過，她好像走得很急。’
“‘她走多長時間了?’
“‘嗯，沒走幾分鍾。’
“‘不到五分鍾嗎?’
“‘對，不到五分鍾。’
“‘別浪費時間了，先生，現在每分鍾都很重要，’看門人大聲叫道，‘請相信我，這事絕不是我老婆幹的。我們還是去這條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他說著，就向另一頭跑。
“我馬上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哪裏?’我問他。
“‘布裏克斯頓的艾維巷十六號。’他回答道，‘但你別太武斷行事了，費爾普斯先生。我們到這條街的左端或許能打聽到什麼。’
“我想，就照他的意見去做也沒什麼壞處。於是，我們兩個和警察急忙往那邊跑。隻見街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個個行色匆匆地想在這細雨之夜早點回家，沒有一個閑人能告訴我們誰曾經走過。
“我們隻好返回外交部，把樓梯和走廊搜查了一遍，但什麼也沒發現。通往辦公室的走廊鋪著一種米色漆布，如果有人走過，很容易在上麵留下腳印。我們檢查得很仔細，但半個腳印都沒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都下雨嗎?”
“雨大概是從七點鍾開始下的。”
“那麼，那個女人是九點鍾左右進的辦公室，她穿著沾了泥的靴子，怎麼會沒留下腳印呢?”
“很高興你能這麼問。當時我也這麼想。原來這個打雜的女工有個習慣，總是在看門人房裏脫掉靴子，把布拖鞋換上。”
“我明白了，所以，盡管那晚下了雨，但她沒留下腳印，是嗎?這一連串的細節很重要。你們接下來又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接著仔細檢查了一遍辦公室。我的辦公室沒有暗門，兩扇窗戶離地麵有三十英尺高，而且插銷也從裏麵插上了。地板上鋪著地毯，不可能有地道。天花板是用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擔保，他隻能從惟一的房門逃跑。”
“壁爐是怎樣的?”
“那裏沒有壁爐，隻有一個火爐。電鈴在我寫字台的右邊。按鈴得到我寫字台的右邊去按。但罪犯為什麼要按鈴呢?這真奇怪。”
“這確實有些奇怪。你們下一步又做了些什麼呢?我想，你們檢查過房門，看那位小偷有什麼痕跡留下沒有，比如煙蒂、手套、發夾或別的什麼小東西，是嗎?”
“沒有你說的東西。”
“沒聞到什麼氣味嗎?”
“唉，這我們可沒想到。”
“在這樣的案子裏，即使是現場的一點煙味對我們也是很有幫助。”
“我是不吸煙的，因此，哪怕是一點點煙味，我都能聞出來。但辦公室一點煙味都沒有。惟一有嫌疑的就是看門人的老婆，那個叫坦蓋太太的女人，就她從外交部慌裏慌張地走出去，看門人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走得這麼匆忙，他隻知道他老婆平常也是在這個時間回家的。警察和我都認為，如果文件確實被她拿走了，我們最好趁她還沒把文件脫手趕快把她抓住。
“這時警察局已接到報案，偵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趕過來了，信心十足地接下了這件案子。我們租了一輛雙輪雙座馬車。半小時就到了看門人告訴我們的那個地點。坦蓋太太的長女給我們開了門。她說她母親還沒回來，她讓我們在客廳等候。
“十分鍾過後，有人敲門了。這時我們犯了個嚴重的錯誤——這隻能怪我們自己——我們沒親自去開門，而是讓那個姑娘去開的。我們聽到她說：‘媽媽，家裏來了兩個人，正等著要見你。’接著，我們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走進過道。福布斯猛地把門推開，我們跟著跑往後麵的房間，也就是廚房，但那個女人先跑了進去。她帶著敵意望著我們。後來，她認出了我，隨即一臉的詫異。
“‘天哪，這不是外交部的費爾普斯先生嗎?!’她叫道。
“‘喂，你以為我們是誰?你為什麼要躲我們?’福布斯問。
“‘我還以為你們是舊貨商呢，’她緩了一口氣，‘我們和一個商人有糾葛。’
“‘你別騙人了吧，’福布斯說，‘我們認為你從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想在這裏處理掉。你必須跟我們去警察局接受調查。’
“她提出抗議，不肯去，但我們不管，我們叫來一輛四輪馬車，三個人都坐了進去。臨走前，我們先把廚房檢查了一遍，特別是火爐，看她搶先跑到這裏後有沒有把文件扔進火裏，但是，火爐裏沒一點碎屑或灰燼的痕跡。我們一到警察局，就把她交給女搜查員搜查。我焦急地等著，好不容易等來了女搜查員的報告，但報告說沒搜到文件。
“我到這個時候才真正意識到我的處境有多可怕，在這之前，我隻顧著找文件，根本沒想會有什麼後果，我一直以為能很快找到文件的，根本沒考慮到萬一找不到，後果會是怎麼樣。直到看了女搜查員的報告後，我才猛然想起事情的後果。我的處境很不妙。華生可能跟你說過，我在學校時，是個膽怯又敏感的人，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我想到了我舅舅和他在內閣裏的同僚，想到我給他帶來的恥辱，給我自己和親友帶來的恥辱，我自己成為這個離奇的意外事件的犧牲品倒沒什麼，糟糕的是外交利益事關重大，絕不允許出一點意外事故的。我的前途算是毀了，很不體麵地毀了。我不知道我當時做了些什麼。我想一定出了不少洋相。我模模糊糊地記得當時有幾個同事圍著我，盡力安慰我。有個同事陪我一起乘車到滑鐵盧，把我送上了去沃金的火車。本來要把我送到家裏的那位同事，看到我鄰居費裏爾醫生和我坐同一趟車，便把我送到火車上就走了。費裏爾醫生對我照顧得很周到，多虧他這樣照顧我，否則我就不止是在火車站那次昏厥了。到家時，我差不多成了一個語無倫次的瘋子了。
“你可以想象，當費裏爾醫生按鈴把我家裏人從睡夢中叫醒，他們看到我這副模樣有多難過。可憐的哈裏森小姐和我媽媽幾乎肝腸寸斷。費裏爾醫生把在車站從偵探嘴裏聽到的事情緣由跟我家裏人講了一遍。但她們還是悲痛得要命，因為她們知道，我這病一時半會是好不了的。她們讓約瑟夫將他那間心愛的臥室騰出來，改做我的病房。福爾摩斯先生，我在這房裏躺了九個星期了，不省人事，腦子裏頭一片混亂。如果不是哈裏森小姐的精心照料和醫生的關心，恐怕我現在不能和你們說話了。哈裏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外還雇了位護士晚上守護我，因為我神經病一發作，什麼事都能做出來。我的頭腦逐漸清醒過來，到三天前，我的記憶力完全恢複——有時我想它要是不恢複該有多好。我首先給經手這個案子的福布斯先生發了封電報。他到這裏告訴我說，雖然想盡了一切辦法，卻找不到任何線索。一開始用各種手段問看門人和他老婆，但一無所獲；隨後警方又懷疑那個年輕的戈羅特，戈羅特就是那晚下班後還在辦公室裏呆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那個人，實際上他隻有兩點可疑，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有個法國人的姓名。不過，在他走之前，我還沒開始抄那份協定；雖然他有法國血統，但他和我們一樣有著英國人的習慣和感情，找不出什麼確鑿的根據把他牽連進去——後來，案子就不了了之。福爾摩斯先生，現在我就看你的了。如果你也讓我失望的話，那我的名聲和地位就永遠地斷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