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期，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局勢正處在大動蕩的關鍵時刻。德國、意大利法西斯勢力劇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苗已在歐洲最危險的地方，在法西斯戰爭的溫床裏燃燒起來了。希特勒已經上台，墨索裏尼則步其後塵在國內煽動對外擴張的野心。
不過薩特和波伏娃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他們到了威尼斯市內的博物館，那裏正在舉行文藝複興晚期畫家勒丁多烈的藝術作品展覽。兩個人被勒丁多烈的3幅巨型油畫《聖馬克的奇跡》久久地吸引了。
薩特和波伏娃一方麵沉湎於他們的愛情，另一方麵深思著他們將要著手的未來著作的基本思路。薩特特別關注他的未來創作的主題，思索著他的未來小說人物的性格及其表現方法。
薩特特別讚揚塞林的新作《深夜的旅行》的語言和思想境界。塞林在政治上是反猶太主義者，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初至40年代期間，他的文學創作中所表現的反猶太文化的傾向恰好被希特勒等人的法西斯政策所利用。
薩特注意到了塞林的這種思想動向，於是轉而反複綜觀哲學史和文學史上大量思想家和大作家的創作經曆，咀嚼著他們的創作經驗，特別注意到當代大作家的創作傾向。
波伏娃則著重於對文學創作中文風、藝術手法的探索。他們的不同考慮重點，恰巧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
在柏林繼續深造
1933年暑假，薩特和波伏娃都沒有出國旅遊，因為保爾、尼讓和亨利埃特盛情邀請他們留在巴黎。一夥人成天待在一起，既敘舊情，也常常會像從前一樣爭個沒完沒了。
真是湊巧，在德國柏林留學的阿隆·雷蒙也回到了巴黎。阿隆在柏林的法蘭西學院專攻胡塞爾的現象學，因此他現在開口閉口都是胡塞爾的哲學。
這時，德國的現象學剛剛被介紹到法國來，薩特在任教期間，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作為哲學家的職責，他一方麵思索著重要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麵也正在考慮出國深造。當阿隆說到德國的哲學思想時，薩特立即特別著迷，兩個人一碰在一起就開始聊胡塞爾。
在當時的許多青年人看來，德國是哲學的第一王國，是哲學理論的真正故鄉。特別是自17世紀出現萊布尼茨、18世紀出現康德和19世紀上半葉出現黑格爾以來，德國簡直成了歐洲大陸哲學的主要搖籃。
一天晚上，薩特、波伏娃和阿隆在巴黎蒙巴納斯大道上的一家煤氣燈飯店吃飯，他們包了一個房間，還點了這家飯店的招牌酒：杏子雞尾酒。
酒過三巡後，阿隆和薩特的話越來越多。完全是在不經意中，阿隆指著自己的酒杯對薩特說：“老夥計，你是一個現象學家的話，你就能談這雞尾酒，你就能從酒中搞出哲學來。”
聽到這話，薩特感覺似乎突然被什麼東西擊中了頭部，一時間酒意全無，他的臉因為激動而發白：這正是他多年夢寐以求的啊！按照自己所見所聞得到的感覺來描述事物，並在這個過程中抽象出哲學來！
這一夜，薩特輾轉反側，徹夜難眠。
第二天一早，他就來到聖米歇爾大街上，買了一本由萊維納斯寫的《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覺理論》。
薩特是那樣迫不及待，還沒把書的毛邊很好地切開，就邊走邊翻看了起來。
他一下子翻到關於偶然性的那一章，他的目光在飛快地搜索著，他的心在“撲通撲通”地跳著：胡塞爾會不會動搖自己的理論基礎？
還好，在胡塞爾的現象學體係中，偶然性並沒有得到很大的重視。而對於這一現象的思考方法和角度也和薩特有所不同。
證實了這一點，薩特如釋重負。但胡塞爾現象學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這本譯介的書隻能給讀者提供一個刻板而模糊的輪廓。薩特雙眉緊鎖：怎樣才能對胡塞爾作徹底、認真的研究呢？
阿隆在德國的深造為他在曆史哲學和社會學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礎，這對薩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衝口而出：“我也去柏林留學吧！”
念頭一旦形成，薩特很快就提出了到柏林法蘭西學院就讀1933年至1934年度的研究生的申請。
1933年9月，當薩特得知他的申請得到批準時，高興得大喊了起來：“我要去柏林了！可以整整一年不用教書啦！”
不過，此時的柏林並不是做學問的最安靜的場所。德國法西斯分子已在蠢蠢欲動，戰爭狂人希特勒已經當上了總理，並策劃了著名的國會縱火案，從而取締了強有力的德國共產黨。整個柏林硝煙彌漫，動蕩不安。
但是在薩特眼中，政治活動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毫不相關。他甚至認為自身的存在與社會、國家都沒有任何關係，他常常這樣表白自己：“我是反對社會的那種‘獨立’的人。”
柏林的日子充實、愉快，還不乏浪漫。在柏格森哲學的基礎上，薩特迅速地把握了胡塞爾的現象學。在那裏，他重新找回了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所體驗到的那種自由，精神上的徹底放鬆使他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胡塞爾的現象學對於薩特的思想轉變起了決定性的影響，薩特集中攻讀了胡塞爾以及他的得意門生海德格爾的全部德文著作。
當時，現象學應該說是一種試圖理解人類思維方式，重新解釋人與自身以及世界的關係的一場運動。它通過描述事物，即現象來追溯其根本，以最初的直覺來把握事物和觀點。
薩特廢寢忘食地研讀著，他發現，胡塞爾的現象學提供了把握真理的真正鑰匙，他還從中找到了寫作的工具，以及一種描繪對想象力和感情的內心研究的方式。
對於胡塞爾關於“意識是關於某物的意識”的觀點，薩特深表讚同，但海德格爾提出的“真正的問題在於生存的意義”這一論調更讓薩特感興趣。
海德格爾認為：人的存在最終是虛妄的，我們處在一個我們既未創造也未選擇的世界。在世界上一切生物中，隻有我們人類有能力領會過去，思考未來，利用我們的才能決定目前的做法，並對命運施加影響。
看到自己長久以來的想法為他人所認同，薩特無比興奮，他開始進行更深入、更廣泛的思考。
在整個研究生期間，薩特把精力放在寫作《論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基本觀念：意向性》和《論自我的超驗性》兩篇論文之上。
《論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基本觀念：意向性》論述了胡塞爾現象學的主要的、關鍵性的觀念：意向性。薩特的這部著作是他探索現象學的起點，後來這篇論文在《新法蘭西評論》上發表。
《論自我的超驗性》活用胡塞爾式的分析方法，但卻用一種與胡塞爾的理論相悖的觀點勾勒出自我與自覺意識之間的關係，同時確立了自覺意識和精神之間的區別標準。薩特哲學體係中一個最早、最堅定的信念：非理性意識有其規律性，就是在寫作這篇論文的過程中打下了基礎。
他已經深深地意識到“自我”在現象學中的重要地位。此文後來發表於《哲學研究》雜誌第六期上。
此外，薩特廣泛涉獵哲學名著，從各個角度對自己的思考進行檢驗、印證。可以說，柏林留學的一年是薩特建立自己的哲學體係的重要起點。
薩特在柏林的官費留學期為一年，1934年暑假，西蒙娜·德·波伏娃決定到柏林去看望薩特。
一見麵，薩特就抓住波伏娃爾的胳膊，激動地說：“同別人一樣，我的自我本身也是一個存在……”
波伏娃很幸福地投入了他們慣常的那種對話。她欣慰地感到：無論薩特身邊有誰，無論他是在天邊還是在眼前，他都跟自己一起分享生活。
然後，他們從漢堡出發，一同遊德國、奧地利和捷克。
在旅行中，兩人邊欣賞風景，邊討論共同關心的哲學和文學問題，他們談到了美國作家福克納和捷克哲學家兼作家卡夫卡的作品。
薩特和波伏娃這一期間所讀的是福克納的《喧嘩與躁動》和《裁縫》。
薩特說：“福克納的小說的主題多是描述美國南部生活的特征：往昔的強占土地、種族歧視、犯罪和南北戰爭……他對於社會罪惡和人類生活的不幸的揭露對我很有啟發。”
而波伏娃卻說：“他寫得驚險曲折，讓人對故事情節產生難忘的印象。我很讚賞他在寫作中所表現的描述人物心理複雜過程的技巧。”
而卡夫卡的作品對薩特的影響更是不言而喻。卡夫卡和薩特都從青年時代起就深愛福樓拜的作品。在《蛻變》和《流放地》中，卡夫卡淋漓盡致地揭露了人世間的虛幻和憂慮。
不過薩特更欣賞卡夫卡的《審判》和《城堡》這兩篇小說。他認為，正是在這兩篇小說中，卡夫卡成功地揭示了世界的苦難的本質，表現了掙紮在生活的旋渦中的人類，對於希望和自由的無限渴望和追求以及這一切追求的最後的幻滅。
薩特對波伏娃說：“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這樣一個真理：人之成為人是要經曆千辛萬苦的，而文學之成為文學，也是困難重重的。人類生活和文學創作就是在這樣的遭遇中生存和發展的。”為了寫作體驗幻覺
1934年10月，帶著對柏林學習生涯的無比留戀，薩特回到了勒阿弗爾中學繼續執教。
薩特第一次身穿運動服裝進入教室，穿著黑襯衣，不戴領帶。學生們立刻意識到：他將是一位與眾不同的老師。
學校總監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並皺起了雙眉。
但是，薩特立刻以他的熱忱和他不順潮流的性格征服了他的學生們。一個學生表示說：“實際上，他並不教我們什麼，他同年輕的朋友們所講的，都是些如此明顯和如此肯定的事情，以致我們覺得我們過去就已經發現了那些真理。”
1935年，薩特已經過了而立之年。30歲意味著青春時代的結束，意味著必須總結清算一番。
冬天，薩特和波伏娃一有時間就坐在勒阿弗爾海邊一家名叫“海鷗小吃店”的露天座上，反複地對他們的生活、事業做著小結。
薩特感慨地說：“我們還沒有出名，一部作品也未發表。未來生活如此單調貧乏，看不出會有什麼新的東西能使我們今後的生活擺脫常規。”
波伏娃也說：“盡管我們的愛情已經牢不可破，我們的生活早已緊密相連，但似乎不可能會有什麼新的遭遇使我們進行全新的體驗。”
在冬日陰暗的天空下，他們一邊一杯接一杯地往嘴裏倒酒，一邊不時發出長籲短歎。
而在這時，他們大學時代的朋友和同學都已小有成就了：尼讓不僅以滿腔熱情投入了政治活動中，文學上也已起步，目前正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說《特洛伊木馬》；西蒙娜·若利弗現在已是巴黎戲劇界一名嶄露頭角的新星；而費爾南多·熱拉希剛剛在著名的邦讓畫廊舉行了畫展。周圍的一切都在發展，都在滾滾向前，然而他們的事業卻處於低穀。
更可怕的是，看不出哪部作品可以使他們擺脫困境。
盡管被煩惱、失望和痛苦折磨著，薩特沒有放棄手頭的工作。有關安托萬的故事他已經寫好了初稿，現在開始逐字逐句地進行刪改。
一天，薩特在巴黎高師的哲學老師德拉克魯瓦教授給薩特來了一封信，他想請薩特就他在大學時所撰寫的論文《心理生活中的想象》寫一本書，以便收集在他眼下正為一家大出版社編的一套《新哲學叢書》中。
薩特對此很感興趣，暫時放下安托萬的故事，很快投入了心理學的研究之中。他多麼希望能出一本自己的書啊！他計劃在兩年內完成自己從1931年年底就開始起草的論述偶然性的哲學著作。
在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中，薩特對夢及其引起的意象和意識錯亂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怎樣才能親身體驗一下這種錯亂呢？
薩特找到了他一位老同學、精神病科醫生拉加斯請求幫助他，拉加斯對心理學有多年的研究，目前正專攻精神病學。
拉加斯建議薩特去接受一次麥司卡林注射。他說：“這是想體驗精神錯亂意識紊亂的唯一途徑，麥司卡林是從仙人球提煉出來的生物堿，注射了這種藥劑後很快就會產生幻覺。這種藥劑沒有任何副作用，不過，你會在幾個小時後表現得相當古怪。”
薩特沒有多想什麼，即使是有副作用，他也無法壓抑自己強烈的體驗欲望，隻要能更深入地了解人、了解這個世界，任何代價都算不了什麼。
很快，薩特來到巴黎聖安娜醫院，注射了一支麥司卡林。護士領著他來到一間燈光灰暗的房間，讓他在一張空床上躺下。
薩特閉目養神了一會，當他睜開眼睛時，立刻感到精神抑鬱，全身疲憊無力，並且他眼前的東西都以一種令人驚恐的方式改變了外形：雨傘變成了老鷹、鞋子變成了骷髏，房中其他幾個人則變得鬼模鬼樣。
薩特睜大眼睛回頭望望身後，然而一切變得更加厲害：成群的螃蟹、珊瑚蟲、章魚和扮著鬼臉的怪物擠成一團，向他湧來，那些爪子在他身上亂撓亂抓。
薩特不禁失聲叫了出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正當薩特陷入魔鬼的世界中時，同房的一位病人忽然站起來，在薩特麵前蹦蹦跳跳，一臉興奮。為了了解其他人在注射了同種藥劑後的感受，薩特連忙與這位病人搭話，並把自己的感覺描述了一番。
但那位病人的反應與薩特大相徑庭：“哦，上帝，我找到的可是天堂！我看到的是一片陽光明媚、鮮花盛開的草地，那兒到處是婀娜多姿、風情萬種的美女。”
薩特不無遺憾地想：如果他耐心等，也許同樣能找到稍稍令人愉快的感覺。然而，噩夢始終驅逐不去。
當晚，薩特與波伏娃一起乘坐從巴黎起程的火車，經盧昂返回勒阿弗爾，在車上，他還隱隱約約地看到巨大的甲蟲和黑猩猩之類的怪物在火車的窗玻璃上出現。
隨後的幾天，薩特總是一副目光呆滯、神色不安的樣子。幻覺藥劑使他的視覺變得不正常了：房子看上去歪斜著，而每一個鍾麵上都顯出貓頭鷹的五官來。
有一天，朋友們發覺薩特總是不停地往後看，走幾步便看一下。他說真的有一隻龍蝦在他身後爬行，對他緊追不放。
比幻覺更嚴重的是，薩特一天到晚無精打采，無論做什麼都提不起興致，陷入了一種極為消沉的心境中。
薩特也意識到了這點，每當與波伏娃或其他朋友在一起時，他總是竭力使自己興趣高昂，但每過了一定的時候，他就無法自製地感到索然無味，隻好一個人蜷縮在角落裏，麵無表情，一言不發。
薩特這種不正常的心理感受和視覺上的幻覺一直持續了半年左右。他後來把此時所看到的景象、所感受到的幻覺寫在了戲劇《阿爾多納的被監禁者》中的主人公身上。
這個“麻煩”期間，由於波伏娃必須給學生上課，她委托自己的一個女學生奧爾·科莎基維茨擔負起“看護”薩特的責任，經常侍候薩特，耐心地照顧薩特的起居。
奧爾出身於俄羅斯流亡貴族之家，是波伏娃的得意門生，也是班上最引人注目的學生之一。一張白皙、俏皮的臉，一頭金黃、柔軟的秀發令奧爾散發著攝入的魅力。
與外表同樣吸引人的是年輕的奧爾那與眾不同的個性。她激進、慷慨而又獨立。任何束縛都會遭到她的蔑視，衝動極端體現在她做的每一件事上。她總是笑得連眼淚都出來了，而哭起來一定是淚如滂沱大雨。每當跳舞時，她發瘋一般地跳，而且總要跳到累昏為止。
此外，奧爾身上還有波伏娃和薩特都十分珍視的品性：真實。在任何時候，奧爾都不掩飾自己的愛憎。隻要是麵對她願意與之交談的人，她總是和盤托出自己對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