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的生涯
因為我們畢竟有選擇的自由，我們在苦惱中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意識到可以把事物寫成我們創造未來的工具，並賦予事物以一定的意義。 ——薩特
應征入伍服兵役
1929年的秋天來到了。
秋天，是巴黎最美麗的季節。這個秋季的巴黎分外金黃，滿天都是飄飄灑灑的梧桐樹葉，它們悠揚地飛舞著，仿佛在共奏一支無聲的抒情樂調，或仿佛在向你款款訴說心曲。
多數的巴黎人重又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他們無暇欣賞這美麗的秋日，在一些人眼中，秋天的巴黎似乎年年如此，今年與往年沒有什麼兩樣。但在薩特和波伏娃這一對年輕人眼中，卻認為這是他們一生中最美麗的秋天：一對好朋友終於又能在一起了。
現在，薩特從繼父那兒搬到了住在聖雅克街上的外公家；波伏娃也已經了結了她與表哥的關係，不再與父母同住，而是搬到了丹佛爾街一幢沒有電梯的五層樓上的祖母家裏，雖然要付房租給祖母，總算是有了屬於自己的房間。
但是這時，薩特應征入伍的通知單所規定的報到日期日益迫近，他們將不得不再次分離。
離愁使這段相聚的時光格外值得珍惜。每天清晨，一對年輕人分別從自己的住處趕往盧森堡公園會麵，然後便依偎著坐在一個石雕像下麵的排椅上，久久地說著悄悄話。
四周一片寂靜，偶爾傳來幾聲無力的蟬鳴，金黃色和灰色相斑駁的光線灑在他們身上，不時有幾片落葉掃過他們熱切的麵龐。時間仿佛靜止了。
但是在不知不覺中，夜幕陡然間就降臨了。兩人不得不走上回家的路程，但仍在說個不停，他們不僅談他們的戀愛關係，談得更多的是他們將來的生活以及還未曾動筆的書。在約定明日的見麵時間後，兩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一天傍晚，薩特和波伏娃散步了很久，後來走到盧浮宮，在一條石凳上坐了下來。在對彼此都有了幾乎是全部的了解後，到了該明確他們之間應該建立一種怎樣的關係的時候了。盡管對於兩人的關係問題各自都思考了很久，也不時觸及這個話題，但卻從未真正認真地談它。
而對於兩位哲學博士而言，任何含糊不清的諸如戀愛關係、朋友關係、特殊朋友關係……都起不到界定和規範彼此的作用。他們必須建立一種兩人都推崇的、界定十分明確的關係，或者說契約。
薩特先開口了：“我們簽個為期兩年的協議吧！波伏娃，這幾天，其實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
波伏娃凝視著薩特等著他說下去。
薩特接著說：“聽我說，在未來的兩年中，我們不必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但可以盡可能地親密地一起生活。然後，我將到日本去謀個教職，在那兒待個兩三年。對了，波伏娃，我建議你也去國外找份工作。兩地分居幾年之後，我們將在世界上的某個地方再次走到一起，重新開始一種或長或短、或多或少的共同生活。當然，那需要我們繼續簽訂協議。”
原來薩特知道，他從軍以後，就要接受中學教師職務的委任狀。但他從內心裏並不喜歡當中學教員，他的外公、舅舅以及他在拉羅舍爾所見到的中學教師的情況使他本能地想要躲避教員的生活。恰好他在報紙廣告上看到“法文協會”在日本的分校正聘請法語老師，他便投書應征了，同意從1931年10月起到日本教法文。
波伏娃低下頭，深深地思考著。
最後，薩特強調：“波伏娃，我們這一協約中最重要的原則是：雙方不僅絕不能互相欺騙，而且不應該互相欺瞞，兩個人的生活、思想對於雙方來說應該完全是透明的。”
對於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提議，如果換了別人，一定會被嚇跑的，至少一時無法接受。但波伏娃臉上毫無驚異之色，她隻是一句不漏地仔細聽，偶爾抬起眼睛，深情地望著薩特。
通過他們之間太多太多的交談，波伏娃已經對薩特的人生觀、世界觀、愛情觀了如指掌。由於自小特殊的成才環境，薩特從未形成那種傳統的家庭概念，一直排斥婚姻生活。
隨著哲學鑽研的深入，他越來越信奉自由，認為婚姻是對人的一種桎梏。因而薩特決不願使自己束縛在一個女人和一次戀愛事件上。
薩特說完了，他看著波伏娃，靜等著她的回答。
波伏娃沉思良久，嘴角浮出一個神秘莫測的微笑：“保羅，我決定接受這一契約。”
薩特顯然也並不太驚訝，但他仍想聽聽波伏娃的解釋。
波伏娃說：“盡管這個契約對我具有挑戰性，但我深信自己可以像一個男人那樣獨立地生活，在經濟上和思想上都不依賴任何人。盡管想到未來的情況，我有些膽怯和擔心，但是我相信你，如果你定下了約會的時間和地點，不論身處多遠，你都會一分不差地趕到那兒。所以我決定接受這一切，既然兩人相愛，就應容納彼此的全部。那種以感情以外的東西來維係的關係又有什麼意義呢？”
轉眼到了11月初，薩特前往凡爾賽附近的軍營報到，被分派到聖西爾軍校服兵役，而波伏娃則被任命為馬賽一所公立中學哲學教師。
分別的日子來臨了，同時兩年的協約開始生效了。
在聖西爾軍校的頭一段日子，薩特很不適應。出於對任何思想、行為上的限製的反感，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反軍事主義者，但又無可奈何。
幸好，薩特在這裏遇到了他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師兄雷蒙·阿隆，他已經是一名中士教官。雷蒙不僅是可以談得來的對話者，他還教了薩特一些有關氣象學的知識。
在聖西爾軍校留駐一個多月後，上級調任薩特到中部圖爾市郊區的聖先火良鎮看守氣象站。薩特經上級批準，在氣象站的一間樓房裏安居下來。從此，在正常的假日之外，上級還批準薩特每個月有一周的假期。
薩特到那裏之後，馬上感到自己的工作十分可笑：每兩小時搖動一下風速表，把測得的風力情況通過電話告訴另一處氣象站。如此簡單、重複而看不出太大意義的工作，令薩特十分煩悶。
當此情況下，薩特唯有不停地看書，才能度過這枯燥的歲月。
所幸，波伏娃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趕來看他，每次隨身攜帶的必有一大包書。波伏娃成了薩特與書、與外界聯係的紐帶。薩特利用假期大量閱讀小說和其他文學作品。
而且，每到8月放假的日子，波伏娃會在離氣象站不遠的一個小客棧住下來。天氣晴朗的日子，他們會在處於氣象站和客棧之間的小山上會合。河水“嘩嘩”地流著，陽光暖暖地照著，兩個年輕人各自入神地讀著書。旁邊散放著餅幹、巧克力和飲料。
突然，薩特會跳起來，一把抓住波伏娃的胳膊，興奮地說：“我又有了一個新理論！”
在聽了薩特一陣侃侃而談後，波伏娃往往會眉梢一挑，然後發出一連串疑問。有時，薩特的解答會令她滿意，有時，兩人就爭論起來。
他們倆在假期中也利用空暇時間去見見親友，比如雷蒙·阿隆、尼讓及其妻黎列德，以及波伏娃的妹妹埃萊娜和史德發·菲爾南德兩夫婦等人。尼讓的弟弟是電影副導演，所以尼讓常在星期日邀請薩特與波伏娃到他家的花園裏一起看電影。
薩特尤其喜歡看電影，他從小就著迷於電影，但那時電影還處於無聲電影的繈褓階段。而這時，他已經能欣賞希區柯克導演的《勒索》等有聲電影了。薩特甚至把電影藝術放在同文學一樣高的地位上，他密切地注視著電影藝術的重大進展，觀看電影成了他的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薩特和波伏娃還訪問高等師範學院的老同學皮埃爾·巴尼耶及其朋友勒梅爾夫人。
這段生活的收獲實在不小，就在這座小山上，薩特完成了獨幕劇《埃庇米修斯》和一部長篇小說的論文形式的開頭——《關於真理的傳說》。
《關於真理的傳說》是薩特第一次嚐試用故事的方式來展示自己的思想，在這篇論文中，他將認識過程中形形色色的思想與兩個社會集團之間結構上的差異聯係了起來。
思想自由的創作和波伏娃的陪伴，使薩特並不痛苦地完成了他18個月的兵役生活。
總算不用再住在那個擁擠、黑暗的小屋裏了，本該喜氣洋洋的薩特卻垂頭喪氣，因為兩年前申請的東京講師的職位已被他人獲取了。這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因為薩特實在想去看一看法國以外的世界了。
1931年2月，本來上級建議薩特當士官生，但他拒絕了繼續服兵役。這時，恰好勒阿弗爾市中學急需哲學教員，於是薩特立刻就走馬上任了。
時光茌苒，薩特與波伏娃的戀情日漸加深，彼此間都感到更為了解、更為需要。可是，馬賽與勒阿弗爾相距300多千米，麵對這種時空距離，這次，波伏娃和薩特都有些惶惶然了。
薩特能體會到波伏娃內心深處的焦慮，於是他建議修改他們的契約：“我們結婚吧！這樣，分居兩地的夫妻可以調到同一城市工作。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原則而去折磨自己呢？那是否有些愚蠢？”
波伏娃低頭不語。
薩特進一步勸說：“而且即使結了婚，我們也可以保持我們各自固有的生活方式。”
最終，23歲的波伏娃還是拒絕了薩特的求婚：“不，親愛的，盡管我深愛並熱切地希望和你在一起，但我知道，你從不願加入已婚男人的行列，我尊重你的誌願和原則。我知道，你做出這樣的讓步，僅僅是為了免除我的擔憂，所以，我選擇我們再次接受挑戰。”
不僅如此，更加成熟了的薩特和波伏娃決定重溫並修改一下他們的兩年契約。他們廢除了其臨時性，而將其期限一直持續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放棄了各自到國外去居住一段時間的想法，而建立一種更緊密、更難舍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隻允許彼此有短暫的分離，而不允許有長時間的天各一方。
從此時起，波伏娃和薩特始終如一地遵守著他們的愛情契約。他們甘願放棄一切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一切不真實的東西，而一起去體驗一種挑戰的愛情，一種冒險的愛情，一種自由的愛情。他們仍然沒有關於永久忠誠的盟約，隻是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絕對坦誠作為他們愛情的基礎，以相互的理解、支持作為他們愛情的堅強後盾。
在勒阿弗爾中學任教
1931年2月，薩特來到勒阿弗爾中學，成為一名哲學老師。
薩特對這個城市很喜愛，和拉羅舍爾一樣，勒阿弗爾市是一個海港，但它比拉羅舍爾大，有20萬左右的居民，是全法國僅次於馬賽的第二大港。地理位置也比拉羅舍爾重要。它處於塞納河口，是距巴黎最近的海港。它的西北部隔著拉芒斯海峽與英國遙遙相對。
作為一個哲學家和作家，薩特很注意了解勒阿弗爾市的曆史和文化傳統以及風土人情。
直至中世紀末，勒阿弗爾還隻是一個沿海的沼澤地，人們隻經營些曬鹽業，當時的國王弗蘭斯瓦一世決定在這裏建立一座城市，所以人們最早把勒阿弗爾市稱為弗蘭斯瓦市。
在16世紀天主教與新教發生戰爭時，這裏的新教徒曾求助於英國，因此，在1562年至1563年間，英國人曾占領過這座城市。城裏還保留著早期的教堂和修道院。薩特經常去參觀最古老的格拉維爾修道院和畫家布登的印象主義作品博物館。
薩特非常喜愛勒阿弗爾市的林蔭道，他在給波伏娃的信中說：
我對於偶然性問題的哲學思考，有時就是在福煦林蔭道的栗子樹下進行的。假如西班牙布爾哥斯市的聖瑪麗教堂使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教堂，那麼勒阿弗爾市的林蔭道就是使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領會到什麼是真正的樹林。
不過，教師這個職業有讓薩特不滿的地方：強製性的紀律、等級森嚴的製度、清規戒律以及毫無創造性。而且，由於他現在必須完全靠自己那點微薄的薪水度日，因此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了什麼叫貧困。
另外，勒阿弗爾這個海港城市大部分時間陰沉、多雨，波伏娃遠在千裏之外，大學的同學、朋友都在巴黎，一種難言的落寞、孤獨感常常湧上薩特心頭。
不過薩特深深懂得：環境可以毀掉一個人，也可以造就一個人；逆境可以使人消沉下去，也可以激人奮發向上。因此，就在這種深深的失落中，他把自己投入了寫作和如饑似渴的閱讀之中。
他以激動的心情欣賞塞林的小說，高度讚揚塞林在使用語言方麵的大膽獨創精神，對他巧妙地、大量地應用口語，特別是使用民間方言、行話、黑話和暗語方麵的成果給予很高的評價。
他在給波伏娃的信中說：
看塞林的小說簡直就是直接地被召喚到現實生活的活生生的場麵中去，被放置在活靈活現的典型人物之間。在看過吉特、阿蘭和瓦勒利的嚴肅的作品之後，看塞林的小說簡直是最大的消遣和休息！
薩特還大看特看海明威的作品，並在自己後麵的小說中深受啟發。他隨身帶著手稿到勒阿弗爾時，開始了真正的寫作。
在任教期間，薩特開始認真思索關於“偶然性”的問題。還在幼年時，薩特就對這個概念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常常呆呆地這樣想：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已知的原因，也根本無法預見，因此自己的一生在一定限度內是偶然的，進而每個人的存在都是偶然的。
這時，薩特對“偶然性”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感悟這一膚淺的層麵，而是將其放入到他已形成的哲學體係中。
薩特與波伏娃仍然頻繁通信，除了談對彼此的感情，信的內容中更多的是交換雙方現階段的思考結果、所遇到的疑難以及未來的寫作規劃。從1931年暑期至1933年時期，兩年之間，他們寫了成百封信。
在寫給波伏娃的一封長信中，薩特把自己對於“偶然性”的思考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他還說要以一個名叫安托萬·羅康坦的外省學者的深思為載體，寫一篇“論偶然性”的長篇論文。
很快回信來了，波伏娃對他的想法完全讚同，並建議幹脆寫成一個關於這個外省青年的故事，並注意多設置一些懸念，正如偵探小說中常常出現的那樣。
薩特接受了波伏娃的提議，立即著手寫這部小說。他決定全部用安托萬的日記組成這部小說。從此，薩特開始每天記日記，並構思他的這部小說的基本思想。
1931年的第一學期末，勒阿弗爾中學組織電影評獎活動，在7月12日的發獎儀式上，校長阿爾伯特·杜博斯克先生請薩特發表學說。薩特的論電影的演講立即被轉載於勒阿弗爾市的地方報紙上。
薩特對於電影的評價同當時許多著名人物對於電影的悲觀論調正好相反，表現了他對於年輕的電影藝術所寄托的無限希望。
每一個假期，不論長短，薩特總是和波伏娃一起度過，他們會精心安排：如果休假時間短，他們就隻看望一下波伏娃的妹妹，如果休假時間長，他們就會去拜訪他們的朋友：尼讓、阿隆、杜林、卡米耶……而每到夏天那個長長的假期，他們總會去國外旅行：西班牙、摩洛哥、英國……到處留下了他們流連忘返的足跡。旅行使他們心曠神怡，而且觀賞各地的文化風土人情。
從1932年下半年起，波伏娃從馬賽被調職到離勒阿弗爾不遠的盧昂市。從盧昂到勒阿弗爾坐車隻需一小時，這樣一來，他們倆可以更多地利用周末時間相會。
這年暑假，當薩特與波伏娃同往威尼斯和羅馬等地的時候，正是墨索裏尼在羅馬舉辦大型法西斯博覽會期間。墨索裏尼為了招徠外國遊客，宣布全國鐵路票價降價70%。薩特和波伏娃都看到了法西斯勢力在意大利的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