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革命
隻有什麼也不幹的人，才不會弄髒自己的手。——薩特
積極創辦《現代》雜誌
1943年是薩特成為當代大哲學家的轉折年頭。
《存在與虛無》的出版，奠定了薩特的地位，也為薩特此後的思想發展打開了廣闊的前景。從此，他不僅加強著述活動，而且更積極地參與社會政治活動。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了轉折時刻，從1942年年底開始，德、意、日三國就已經顯示出其疲憊狀態：他們再也沒有力量發動起新的大規模進攻。相反的，盟軍方麵則做好了軍事上和物質上的充分調集工作，為新的大反攻做好準備。
1942年11月，英美盟軍在北非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登陸，1943年1月底，薩特等人高興地得知了德軍在伏爾加格勒被擊敗的消息。
薩特在同法國共產黨有密切聯係的一些左派知識分子的倡議下，參加了由詩人、法國共產黨員埃呂阿德主持的法國全國作家協會。
1944年，是法國人民成為亡國奴的第四年。人們在希望中等待著等待著。時局越來越對盟軍有利，德軍已成了強弩之末。
在這一時期，薩特與卡繆友誼更深了。卡繆剛剛寫成《局外人》和《西緒福斯的神話》，參加法國北方解放運動的戰鬥組織，負責情報和地下報紙的工作。
薩特看了卡繆的《局外人》之後，非常欽佩他對於人生和世界的深刻認識和尖刻批評。
薩特這時暫停了《自由之路》的第二部《延緩》的創作，專心創作《其他人》，後來這個劇本被改名為《密室》。當時，他馬上想到由卡繆來出演劇中的加爾森最合適，於是他向卡繆發出邀請，並要求卡繆親自做該劇的導演。
《密室》再次表現了薩特無與倫比的戲劇天才。它的形式十分獨特：這是一部由3個演員一直在台上表演的獨幕劇，沒有一個人下場。
《密室》是一部典型的哲理劇，場景設在地獄，3個人物分別是：懦夫加爾森，同性戀者依奈，殺嬰犯埃斯特爾。加爾森愛依奈，依奈愛埃斯特爾，埃斯特爾愛加爾森，3個死人在地獄裏相互愛慕追逐而又鉤心鬥角，循環往複，沒完沒了，直至薩特的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獄。”
《密室》劇本最初以《其他人》為題，發表在1944年第八期的《弩》雜誌上，這本雜誌由馬克·巴爾伯紮主編，在裏昂出版。劇本發表時，薩特題詞獻給路易·莫列爾夫人。
5月27日，《密室》在“老鴿籠”劇院的公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評如潮。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薩特的深刻用意有正確的理解，他們傾向於從字麵上的意思來理解“他人就是地獄”這句話，從而給薩特扣上了悲觀主義的帽子。
薩特對此十分遺憾，特地在報上發表文章專門對這句台詞作了解釋：
人們以為我想說的意思是，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時刻都是壞透了的，而且這永遠是難以溝通的關係。然而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
我要說的是，如果與他人的關係被扭曲了，被敗壞了，那麼他人隻能夠是地獄。對於我們認識自己來說，他人是我們身上最為重要的因素。
和《存在與虛無》一脈相承，《密室》再次揭示了自由的重要性：通過行動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為之痛苦的環境、成見、與他人的關係，不論我們處於何種如地獄般的可怕境地，我們都有自由去打碎它。
後來，《密室》在美國獲得了最佳外國戲劇的稱號，而數不清的國家劇院隆重上演該劇，全世界人都在重複著薩特“他人就是地獄”這一名言。
除了《密室》以外，薩特還在1943年至1944年之間寫了許多短篇劇和短篇文章，其中包括為巴德公司撰寫的電影劇本《戲演完了》、《傷寒熱》、《世界末日》等。
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戰鬥終於打響了！巴黎人民與盟軍並肩作戰，為解放祖國不遺餘力地奉獻著自己。大街上，人們砍倒樹木、挖掘壕溝、修築街壘，一個個鬥誌高昂、精神振奮。子彈不時地打在牆壁上“劈啪”作響。
此時，波伏娃和薩特似乎又回到了青年學生時代，勝利在望給予他們的極大鼓舞，使他們熱血沸騰，對未來充滿了信心。他們受秘密報紙《戰鬥報》編輯卡繆的邀請，專門負責巴黎解放的報道工作。
他倆騎著自行車走街串巷，跑遍了巴黎，訪問各階層人物，記述巴黎愛國者對於法西斯及其走狗的最後一擊，並且滿腔熱情地把所見所聞在第一時間報道給大家。
每當寫出了一篇文章，薩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戰鬥報》總部，把稿子交給主編。他倆撰寫的一係列報道在當時的巴黎廣為流傳，使那些對勝利仍持懷疑態度的法國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為自由而戰的英勇戰士們則由於知道有那麼多同誌而備受鼓舞。
當時，薩特的報道文章的題目是《漫步於翻騰的巴黎》，這組文章先後發表於8月28日至9月4日之間。
巴黎不久將解放的喜悅蕩漾在每一個飽受占領之苦的法國人心中！
9月，薩特繼為《戰鬥報》撰文報道之後，又與波伏娃一起到裏茲訪問正在當戰地記者的美國大文豪海明威。見麵時，海明威身穿睡衣，頭戴綠色的軍帽，坐在滿是酒瓶的桌邊，他對薩特讚歎說：“我隻是一個上尉而已，而你呢，你是一個‘將軍’！”
為了使法國公眾了解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美國政府曾邀請一大批法國記者到美國訪問。於是，卡繆請薩特作為《戰鬥報》駐美記者。
12月，薩特前往美國前夕，由法共方麵掀起對於存在主義哲學的批評風潮，薩特於是又抽空在《行動》雜誌上發表題為《關於存在主義》的聲明：
這些攻擊都產生於一種“錯誤的信念”和“無知”。你們需要一個替罪羊，你們選中存在主義，因為你們知道這隻是關係到一個很少人理解的抽象理論，而且你們知道不會有人去驗證你們所說的一切。但我要逐點地回答你們的譴責。
薩特同法共在存在主義哲學問題上的論戰，使他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向公眾介紹他的哲學思想。
1945年，法國人民迎來了第一個和平的春天。隨著法西斯勢力的滅亡，維希政府遭到了人們的徹底摒棄。未來的法國將采取何種政體呢？所有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新的模式。戰後的法國經濟蕭條、社會動蕩，人們懷疑一切，再也無法用原有的價值體係對他們進行規範。
不過，這種狀況倒是為紛繁多元的思想觀念打開了方便之門。這時薩特想到：如何能賦予世界以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呢？
通過集中營時期的《巴裏奧那》和淪陷期間的《蒼蠅》，薩特認識到了寫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寫作應該成為一種激勵自我的召喚、一種介入現實生活的手段，而不僅僅是製造出一個“神聖”的客體或是被降低為一種娛樂、一種消遣。
薩特認為，在這樣一個尋求認識自身、認識世界的時代，實在應該有一個渠道，能使人們的急躁、驚訝和讚同等情緒及時得到宣泄；還應該有一個園地通過對於文章的內容和傾向進行選擇介紹，來影響同時代人，為他們指引時代的方向。
薩特終於決定：辦一本雜誌！
這個想法一旦產生，薩特馬上決定成立編輯委員會。新雜誌取名為《現代》，是薩特和波伏娃在想到他們最喜愛的查理·卓別林主演的《摩登時代》時取下的。
9月，《現代》第一屆編輯委員會成立了，陣容空前強大，幾乎集中了當時法國知識界最富朝氣的生力軍：薩特的高師同學、才華橫溢的梅隆·龐蒂擔任總編；現任新聞部部長馬爾羅的參謀、薩特的高師校友雷蒙·阿隆從倫敦趕來，加入了編委會；著名的評論雜誌《新法蘭西》主編、加利瑪爾出版社的讓·波朗也成為這個陣營中的一員。
這些人帶來了豐富的編輯經驗和種種辦刊技巧，使得《現代》剛剛問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久不衰。
1945年10月15日，《現代》雜誌出第一期，它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巴黎人麵前。創刊號很快被搶購一空，由薩特撰寫的飽含激情的創刊詞被人們廣為傳誦。
在創刊詞中，薩特不僅概述了刊物的宗旨，而且提出了他的文學創作原則。
他陳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觀點：
文學應該介入生活，他號召人們要堅決抵製對時代不負責任的誘惑。既然作家無法逃避，我們願意他緊緊懷抱自己的時代，時代為作家而生，作家為時代而生。作家處於他的時代處境中，每句話都有反應，每種沉默也一樣。
創刊詞表明：薩特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發生的轉變已徹底完成，他已脫離了唯心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道路，而走上了更有前途的現實主義道路。他再不會像以前那樣對政治采取逃避態度，而將持續不斷地介入。
《現代》第一期還同時發表了薩特的另外兩篇文章：《戰爭的結束》和《致卡夫卡》。在《戰爭的結束》一文中，薩特特別強調：“戰爭結束了，但和平還未開始……戰爭的結束隻是意味著這場戰爭的結束。”在這裏，薩特預見到了“冷戰”的可能性，並且預示了他在行動中將遵循的政治原則。
創刊號取得的輝煌成績使薩特一時間聲名鵲起，而在同一周內，他所作的講演 《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更令他名噪一時。
在演講中，薩特反複闡述：
我們所理解的存在主義是一種怎樣使人的生活過得去的學說，我們的自由完全依賴於別人的自由，而別人的自由依賴於我們的自由。我不得不在爭取我的自由的同時，爭取別人的自由。
這次演講是在新落成的“現代俱樂部”內舉行的。聽眾把場內擠得人山人海，走道、後麵都擠滿了人，而門外還有許多人無法進場，於是發生了猛烈的擁擠，一些聽眾甚至動起武來，幾名婦女當場暈倒。
講演也引起了新聞界的空前重視，他們對這次講座大加評論：不是狂熱吹捧就是大力抨擊。
這一發言也在理論界尤其是哲學界和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在專門舉辦的討論會上，持不同觀點的兩派爭論激烈，以致雙方都失去了理智，無法使自己冷靜下來。負責人不得不當機立斷：討論會暫停，以後的討論分組秘密進行，以達到阻止外人參加的目的。
一夜之間，存在主義成了最時髦的詞語，它如潮四起，滲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個角落。而薩特被譽為“存在主義教皇”，而波伏娃則不得不接受“薩特聖母”的稱號。
薩特是不希望自己被貼上任何學派的標簽的，在一次討論會上，他試圖表示抗議：“我的哲學是關於存在的哲學。‘存在主義’？我不知道這算什麼學說？”
然而，薩特的抗議顯然是徒勞的。現在，到處都可以聽到有關薩特以及他的作品的傳言。在街頭，記者們對著薩特拍個沒完沒了，不時有陌生人衝到他麵前來提幾個不著邊際的問題，有的甚至糾纏不休。許多認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後緊緊跟隨，不時有人遞過來本子請他簽名。
連薩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館也因此帶上了傳奇色彩，許多人趕到那兒，企望看到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或獵取到關於他們的種種傳聞。咖啡館的老板感到福從天降，因為生意前所未有地紅火。
成功帶來的不僅僅是名氣，是被崇拜。薩特不明白自己怎麼惹怒了這麼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對他進行兩麵夾擊。薩特常常描寫戰爭、人工流產、同性戀、吸毒或賣淫的，這使他的小說展現了一幅資產階級不願看到的社會畫麵，他們甘願傾聽有關溫柔的現實的謊言，而不願正視那已經被異化了的世界。
資產階級在薩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無法接受他所示範的那種自我超越。他們要求有自我選擇的自由，但種種責任令他們厭煩。感到自己處境的尷尬，右翼的人們開始在雜誌上、在課堂裏、在演說中對薩特大肆攻擊。一時之間，“行了，存在主義！”成了最時髦的辱罵之詞。
來自右翼的攻擊早就在薩特的意料之中，但左派之中竟然也響起了種種不滿的聲音，他就有些費解和委屈了。左派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不健康的哲學，它拋棄生活的樂趣、顛倒價值的比例。共產黨的報紙《真理報》用一種諷刺的口吻談到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它教導人們，一切曆史進程都是荒謬的，一切美德都是謬誤。”
後來，對存在主義的批評更發展成了對薩特本人的惡意攻擊，他的哲學也被人辱罵為“破爛、輕浮，隻適合於病人”。人們對於他和波伏娃這種雖來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獨立的特殊關係也大做文章，說薩特是一個道德敗壞而又最善於隱藏的家夥。
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開場合大聲問薩特：“你是不是一個瘋子？”
現在的薩特，無論在心智上還是思想上，都已經完全成熟。善意的批評、建議使薩特有所觸動，重新審視自己，而惡毒的人身攻擊對他卻毫無影響，已經學會了自我保護的薩特對此不置一詞。
而薩特作為一個冷靜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該怎樣走。他仍然手筆不停地創作，以更大的熱情投身於時代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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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薩特的《自由之路》第一、二卷相繼發表，這象征著薩特今後要走一條屬於他自己的“自由之路”。
對此，薩特概括說：“我的目的是寫一本關於自由的小說，我打算跟隨著幾個人物和幾個社會集團。這條道路把他們引導到巴黎的解放，而一點也不是導致他們本身的解放。”
在第二部《延緩》排除疾病的插曲中完成暗喻之後，薩特接著指出，《懂事的年齡》和《延緩》都還隻是虛假的、不完整的、殘缺不全的自由的曆史表演。
薩特通過他所描述的不同人物的自由觀，明確地表達了他自己所追求的那個真正的自由觀。正是這個自由觀指導著他自己如何理解他所倡導的“介入”，解釋了他在戰時所體驗到的真正的自由的含義，也使他在《現代》雜誌發刊詞中所宣揚的“介入”的意義更加具體化了。
同月，薩特還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中，更明確地闡述了他的存在主義的自由觀，明確主張：自由必須靠人的鬥爭來選擇，人的未來是由他的行為的價值創造的。
成名之後的薩特絲毫沒有改變。他還是住在旅店裏，還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還是無心考慮自己該如何打扮，仍然不結婚，仍然避開社交界，也從不拿作家這個幌子來保護自己。
雖然此時薩特生活的主要內容仍然是寫作，但唯一有所變化的是：他對當代政治越來越感興趣了。每一個重大社會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評論都令他密切關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到處是貧窮、饑荒。食品的短缺不斷引起騷亂、罷工和犯罪。就在這種時局下，法國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卻日益顯出分崩離析的趨勢，政黨間的爭執不斷尖銳化。左、右兩派的這種對立，也折射出美、蘇兩大集團的“冷戰”已經拉開了序幕。
薩特一時感到有些茫然：“我該走哪一條路呢？”
他一向與狂熱的好戰者——那些希望以強權、武力來恢複法蘭西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的戴高樂分子針鋒相對，但他也不盡讚成法國共產黨不惜一切代價與蘇聯保持一致的做法。因為蘇聯作為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它一直在為戰爭做準備，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推到了危險的境地。
薩特決意避免選擇兩大集團中的任何一方，而找出第三條路來。他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來宣揚自己的政治態度，從而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達到使法國避免走上歧途的目的。
1946年4月，薩特從美國為一些大學作講演後返回巴黎，他得了嚴重的腮腺炎，不得不躺在床上接受波伏娃的服侍。
返回法國後，薩特搬到了聖日耳曼教堂廣場附近的波拿巴特街42號與母親同住，因為繼父芒西已經於1945年1月21日去世。
1947年2月，薩特在《現代》雜誌上發表《什麼是文學？》的美學著作，較為係統地論述了他的文學觀點，他說：
寫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當作任務提供給讀者的豪情。寫作是求助於別人的意識以便使自己被承認為對於存在的總彙而言是本質性的東西，不管什麼題材，一種本質性的輕盈應該無所不在，提醒人們作品從來都不是一個天生的已知數，而是一個要求，一種奉獻。
散文藝術與民主製度休戚相關，隻有在民主製度下，散文才保有一個意義。因此，不管你是以什麼方式來到文學界的，不管你曾經宣揚過什麼觀點，文學把你投入戰鬥；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已經介入了。
《什麼是文學？》在當時極大地刺激了法國的文學藝術界，不管是什麼派別，都不得不承認薩特提出的文學原則引起了文學界的極大震動。
6月2日，薩特第一次應法國哲學會的邀請在巴黎大學講解《存在與虛無》。在會上，當弗朗西斯·尚鬆問他：“你對你的哲學同行們對你的輕蔑態度將做何反應？”
薩特鎮定地回答說：“我等他們死掉再說！”
7月，薩特和波伏娃從北歐旅行歸來，他從前當老師時的同事呂西安·博納法正活躍於社會黨內，他提議薩特和《現代》的成員可以在每周一次的“現代論壇”節目中播音一次。薩特認為這是一個宣揚自己的政治態度的好機會。
第一次節目開始了，薩特和同事們采取了圓桌討論會的形式。他們輪番呼籲聽眾抵製兩大集團的“冷戰”。於是通過廣播，薩特那尖厲的聲音回蕩在法蘭西的上空：“無論你們加入哪一派，都隻會加劇雙方的衝突。和平是可能的！”
10月20日第二次節目是一個政治小品。由舒爾法扮演一名戴高樂分子，而薩特、波伏娃、梅隆·龐蒂、蓬塔利斯和博納法輪流同他論戰，以排山倒海之勢駁倒了“假戴高樂分子”的每一種辯解，並借機譴責了戴高樂分子宣揚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做法。
廣播節目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既有讚同之聲，也有指責聲。幾家報刊開始起勁地詆毀他們，而一些戴高樂分子竟怒氣衝衝地來到薩特常去的“弗洛”和“塔布”咖啡館，裏裏外外找了個遍後，揚言一定要把薩特痛打一頓。
接著，兩位著名的戴高樂分子亨利·多列夫人和吉萊恩·德貝奴維爾在電台反駁薩特的論點。另有一些右翼知識分子則提出挑戰：如果這種討論會繼續下去，他們將出來應戰。
而且，已經做了戴高樂的新聞部長的馬爾羅親自來到已年逾古稀的加利瑪爾那裏，發出最後通牒：要麼加利瑪爾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現代》雜誌，要麼他馬爾羅下台。
加利瑪爾出版社內部產生了恐慌。經過了整整24小時的調停、協商後，雙方才達成一致：《現代》仍由加利瑪爾出版社出版，但主編由勒內·朱利瑪取代了梅隆·龐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