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論壇”節目隻持續了6次也被政府封殺了。
這件事使薩特意識到：隻局限在幾個知識分子中的活動遠不能改變現實。他開始考慮是否應該組建一個政黨，以形成一種較為強大的抵製左、右兩種勢力的力量，從而為改善國內、國際局勢，維持因戰爭使之更顯珍貴的和平而作出盡可能的貢獻。
恰在此時，薩特通過梅隆·龐蒂的引見而結識了社會主義政治家胡塞。
初次見麵時，薩特對他並無好感：胖墩墩的，一隻眼睛上貼著膏藥，幾顆牙齒已不翼而飛，講起話來，聲音響得像喇叭。乍一看，這不像一位政治家兼高產的作家，而活像一個海盜。
可是不久，薩特對胡塞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他也在尋求“第三條路”，而且似乎已經找到了，還創立了名為“革命民主聯盟”的政黨。這一組織奉行中間路線。它的宗旨是把各種不願與蘇聯結盟的社會主義力量聯合起來，利用它們建設一個獨立於兩個集團之外的歐洲，建設一個和平、中立的社會主義。
胡塞不失時機地請薩特加入他們的組織，並請他擔任該組織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薩特陷入了生平第一次猶豫不決中。他一直主張追求個人自由，並發誓要為人類的解放而承擔責任。然而，他從不曾想過要加入別人的政黨。
波伏娃也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你已經在這種未見得有任何成果的政治活動中耗費了太多的時間。”
可是，薩特反過來又想到：“難道‘介入’隻是在口頭、筆頭上介入，而一旦需要真正投入行動時，卻躲得遠遠的嗎？”
1948年2月25日，布拉格發生政變，這使法國國內的反共情緒和對戰爭的緊張不安感空前激化。人們對於蘇聯的入侵議論紛紛，維護和平、避免戰爭的努力顯得空前迫切。
3月，薩特感到不能再猶豫了！他發表宣言，宣告自己將和胡塞及其戰友們站在一起，並向全體法國人民呼籲：在與蘇聯保持亦步亦趨的法國共產黨和投靠資產階級的國際工人黨法國分部之間，仍有一片行動的天地。
薩特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民主聯盟”的活動中。很快，該組織便以“薩特與胡塞黨”而名氣大增。連續幾個周末，薩特和同仁們聚集在一起，商議共同起草一份呼籲書。他們推敲著每一個字眼，琢磨著每一個標點，力求至善至美。
呼籲書號召人們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和平的歐洲：
它不是一個讓蘇聯害怕，歐洲化美國政治的歐洲；它不是一個讓美國害怕，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影響歐洲民眾的歐洲。
法國應當再一次向全世界發出聖·鞠斯特那希望的呼聲：“幸福在歐洲是一個全新的觀念！”我們再以馬克思在一百年前發出的呼籲作為補充：“全世界無產者和自由人，聯合起來！”
繁重的政治工作使薩特過度勞累：他生平從未寫過這麼多文章，參加過如此多的會議。在《戰鬥報》上，他的一係列政論文引發了一場爭取和平、爭取歐洲聯合的輿論攻勢；而對於“民主與革命聯盟”自己的報刊《左派的民主與革命聯盟》，他更是傾注了無數的心血。
薩特領導“民主與革命聯盟”發起了一係列的反戰運動，其中聲勢較大的有：維護印度支那和平局麵的請願運動、支援摩洛哥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反獨裁反戰爭國際日集會等。盡管這些較為溫和的行動，很難對時局產生明顯的影響，薩特仍然以飽滿的精神狀態投入到頻繁的政治活動中。
但是，麵對越來越嚴峻的局勢，夾在親美與親蘇兩種力量之間的“民主與革命聯盟”逐漸感到難以存身。薩特敏感覺得，這個他傾注了無數心血和精力的組織已經在走下坡路，這表現為組織內部出現了分裂：一部分人想與共產黨的社會行動保持一致；而另一部分人借口共產黨人反對他們的組織，漸漸地滑向右傾。
更糟糕的是，胡塞作為領袖人物，也由於個人野心而逐漸轉向親美，這無疑將直接導致該組織的消亡。
薩特與胡塞的意見越來越不合。按照薩特的設想，“民主與革命聯盟”的規模應該不大不小，但力量要很強大，足以影響輿論，左右時局。胡塞卻傾向於進行大規模的行動，他雄心勃勃，卻缺乏明確的目標。他熱衷於組織集會，進行演講。為了使組織的規模再擴大，他決定到美國去募集經費，這種做法遭到了薩特的堅決反對。
然而，已經野心膨脹的胡塞對薩特的勸告置若罔聞，執意要去美國。當他懷揣著美國人的奉承和一些美元回到法國時，他的立場已經徹底轉向了。
矛盾越來越尖銳化，當薩特在一次會議上提議資助“抵製獨裁和戰爭日”時，胡塞斷然拒絕。
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薩特自己出資召集了一個“民主與革命聯盟”大會，宣布自己將與胡塞對著幹。至此，這個組織也就名存實亡了。
“民主與革命聯盟”的分裂給了薩特以沉重的打擊。這個政黨在一年內占據了他大量的時間，耗費了他巨大的精力。
“民主與革命同盟”標誌著薩特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作為一個哲學家、文學家的薩特真正投入到當代政治社會的鬥爭中來。這是他第一次真正投身於群眾工作，直接參加政治活動。這表明他已不再滿足於在主觀上、理論上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了，他開始自覺地找尋自己處境中所包含著的客觀性，並通過種種行動來調整自己同這種客觀性之間的關係。
這次失敗給了薩特一個深刻的教訓：
運動不能人為地發起。由於沒能真正地吸引群眾，組織不可避免地要逃離政治現實，偏離它的既定方向。有了這次經曆，我終於學會應采取現實態度。完成兩部劇作
1948年2月1日，薩特參加在柏林赫柏爾劇院舉行的首次公演《蒼蠅》的開幕儀式，並同時參加由西德劇作家們主持的關於《蒼蠅》的討論會。參加這次討論會的有路塞、威任波恩、多依尼森、羅迪地、卡爾斯、齊默爾曼、斯泰因荷夫以及導演吉爾根·費林。
在會上，薩特比較了德國於1948年所麵臨的環境與法國在1943年公演《蒼蠅》時的曆史背景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無神論、自由和人的解放的一般性問題。
薩特說道：
問題不在於弄清我們為什麼是自由的，而在於什麼是自由之路。
我們的具體目標，是人的解放：一、人的形而上學的解放，賦予人以完全的意識的自由，他必須向一切企圖限製這一自由的人們作鬥爭；二、人的藝術上的自由。要使自由的人借助於藝術作品更易於相互交流，並使用這一手段使人們投身於自由的氣氛中；三、政治的和社會的解放，被壓迫者和一切人的解放。
這時，由於“民主與革命聯盟”，也為薩特招來了一係列新的攻擊。法共方麵不斷有人著書、演講，號召人們抵製薩特的“肮髒”著作和他的政治觀點。而薩特在這一時期所推出的一部戲劇，更使自己與法共的緊張關係達到了頂點，這就是《肮髒的手》。
《肮髒的手》是一部七幕話劇，發表於《現代》雜誌1948年3月號和4月號，第一次單行本於6月份由加利瑪爾出版社發行。
4月2日，《肮髒的手》在安托尼劇院首次公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天薩特因故未能到場，演出結束時，人們紛紛走過來和出席首演的波伏娃握手，讚揚聲不絕於耳。
從這天起，該劇一直不中斷地上演，直至9月20日才落下帷幕。而到了11月，這出戲又在美國百老彙再次連續上演，美國觀眾對它也是好評如潮。
與觀眾熱烈到極點相比，評論界的反應則冷淡到了極點。資產階級評論家保持沉默，他們要等著看共產黨方麵作何評價。共產黨人則嗤之以鼻，一位俄國評論家寫道：“為了30個銀幣和一盤美國扁豆，薩特把最後一點榮譽和正直都出賣掉了。”
而《人道報》就此對薩特的一生作出了總結：“難於索解的哲學家，令人惡心的小說家，引起公憤的劇作家，第三勢力的政客……”
隨後，資產階級卻反道而行，把一堆一堆恭維話拋向薩特，而美國人則把《肮髒的手》改編得麵目全非，並使之帶上反蘇色彩。
12月初，蘇聯當局通過芬蘭官員要求阻止《肮髒的手》在赫爾辛基的上演。蘇聯名作家伊利亞·愛倫堡也發表了批評《肮髒的手》的談話。
共產黨之所以對這部戲劇反應如此強烈，因為劇中的兩位主角都是共產黨員。戲劇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麵臨蘇聯紅軍占領的東歐某國家。雨果是一位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年輕的共產黨員，他接受黨的派遣，去刺殺一位有著豐富的革命經驗的共產黨領導人賀德爾。由於賀德爾主張與反動勢力進行暫時的妥協，另一位共產黨領導人認為他的雙手已經沾上了肮髒的血汙。
雨果並無法判定賀德爾的行為是否真的是叛變，但為了證明自己能殺人，為了通過完成刺殺任務來與自己所屬的階級劃清界限，他在情殺和政治刺殺兩種動機混雜的狀態中，殺死了賀德爾。
然而兩年後黨的政策發生了變化：事實證明賀德爾當初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革命要成功就不可能不有一雙伸進血汙中的手。
雨果頓悟：自己死抱住的那種純潔的革命理想是多麼荒誕啊！他毅然決定離開他的組織和戰友們。
盡管薩特無意把此劇寫成一部政治劇，但由於主人公和情節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肮髒的手》在大眾眼裏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劇。
與薩特的本意相違，人們把《肮髒的手》理解為反共的，因為看完了此劇後的人大多同情雨果。
而薩特是站在賀德爾一邊的，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創作意圖，薩特在答記者問時強調：“賀德爾代表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而雨果則代表了革命的唯心主義。至於我，我想政治要求人們弄髒雙手，而且它也必須如此。”
薩特並不想否認共產黨，但他希望人們注意到：黨內的種種困難和矛盾都已溢出黨外，而當一種新的正確的政策路線被提出來時，它往往會被用暴力或和平手段所消滅，這才是這出戲劇最真實、最深刻的內涵。正如劇中黨的組織代言人對雨果所說：“你不愛人，雨果，你隻愛原則，而我愛他們，就愛他們現在的這個樣子，連他們的卑鄙齷齪和一切惡習在內。你恨他們，因為你恨自己。你的純潔等於零。你所夢想的革命，絕不是我們的革命；你並不想改變世界，你隻想炸毀世界。”
盡管薩特再三否認自己創作此劇的反對共產黨意圖，《肮髒的手》還是被用來作為宣傳“冷戰”的工具。
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薩特於1952年決定禁止這出戲在別的國家上演。當西班牙、希臘、印度等地準備上演該劇時，薩特堅決地阻止了。1952年11月，由於有人將此劇用作反對他即將參加的世界和平大會的武器，他又禁止了該劇在維也納的上演。
1954年，當他為再次抗議該劇在維也納上演而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他重申了禁演的理由：
我並不否認《肮髒的手》，但我遺憾人們將它另作他用。我的劇本已成了人們打政治仗的陣地，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在現在這種緊張局勢中，我認為該劇在柏林或維也納這些神經敏感的地方上演是不可能有助於和平的。
《肮髒的手》發表後，薩特把研究重心轉向道德問題。
1948年12月13日舉行的集會上，薩特公開評論馬爾羅所說的“歐洲應該從自己的命運出發來思考問題”的言論，他說：“今晚在這裏聚集的作家們是不相信命運的。道德或是一句無聊的空話，或者它就是集善與惡於一身的具體總體。”
馬爾羅立即對加利瑪爾出版社施壓，要求《現代》雜誌遷出該社。就這樣，《現代》遷到了朱利亞特出版社那裏。
接著，《現代》連續刊載《自由之路》的第三部《心靈之死》。1949年10月，《戰鬥報》以“無望的戰鬥”為副題連載了《心靈之死》的節錄。
聖誕節薩特是在他的朋友勒梅爾夫人家裏度過的，他加緊為劇作家熱內的作品撰寫序言，並將《自由之路》第四部《最後的機會》的一部分以《奇異的友誼》為題發表在《現代》雜誌上。
從此，薩特就中斷了《自由之路》的創作。後來他談到了不再寫下去的主要理由：
首先是因為我為必須寫完我的小說而煩惱。第四卷又必須談及抵抗運動。當時的選擇是容易的，雖然作此選擇需要費很大勇氣。或者是擁護，或者是反對德國人。這是黑與白之間的選擇。
現在，特別是1945年以來，形勢是更加複雜的。我不能在這個以1943年為背景的小說中表達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含糊性；從另一方麵講，這個未完成的作品給我一個壓力。未完成這個作品之前，我很難開始著手另一部作品。
薩特很關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1950年夏，他為路易·達爾馬所寫的《與莫斯科斷絕後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一書寫序時，毫無掩飾地表達了他對鐵托的讚賞。
這篇序言標誌著薩特同馬克思主義的爭論進入了新的階段，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探索已從曆史領域深入到基本的理論問題：關於主觀性與客觀性的關係問題。
他說：“應該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重新思考人。”
這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麥克阿瑟率軍打過三八線。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同，薩特與梅隆·龐蒂發生了重大分歧。戰爭使梅隆轉入了否定政治的立場，他使《現代》對這一重大事件保持沉默。薩特則要求雜誌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表明立場，他為《現代》未能觸及現時代的大事而感到遺憾。
薩特再次陷入了迷惘和悲觀之中，他再次感到無所適從：“美國方麵那麼寡廉鮮恥，蘇聯方麵又那麼偏執狂熱，真不知世界上還給我們留下什麼容身之地。”
薩特知道自己必須作出抉擇，但他無法預測這種抉擇可能引起的後果，這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處境的矛盾性。現在，他唯一能做的是譴責和揭露美國當局：
你們的道德感很強，極其拘謹，但你們奉行的政策卻與你們的道德感相抵觸，你們問心有愧，總是覺得苦惱。
這樣你們就被拖進了地獄，被迫參加朝鮮戰爭，在朝鮮人中間同朝鮮人戰鬥。再者，你們對解決朝鮮統一問題並無誠意，因為你們害怕北方共產黨人會控製整個朝鮮。
朝鮮戰爭又使薩特經受了一次衝擊，他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一個十分尖銳而又無力突破的矛盾：個人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實踐的有效性和道德的純潔性之間的矛盾。
薩特決定首先在創作中回答這一問題。這次，他仍然選擇了戲劇這種形式。
1951年年初，為了完成新劇本《魔鬼與上帝》的創作，薩特需要安靜，於是他離開了巴黎，和波伏娃來到滑雪旅遊區奧隆。
在這裏，每天波伏娃出去滑雪，薩特則足不出戶地在旅館內創作。下午17時，每當波伏娃帶著山間的餘雪和新鮮的空氣回到薩特的房間時，往往見到他在一片煙霧繚繞中奮筆疾書。每當她要把薩特從他的劇情中拉出來去客廳裏吃晚飯，都要費九牛二虎之力。
離開奧隆後，他們又重訪了馬蒂埃爾、加桑等地。但薩特一直沉湎於16世紀的德國——他的新劇本的背景中，無論到了哪兒，總是待在旅館裏沉思，寫作，再沉思，再寫作。即使波伏娃興致勃勃地遊玩回來，給他描繪當地大街小巷的奇景逸事時，他也從不表示出興趣。
《魔鬼與上帝》是一個3幕11場的戲，在薩特剛著手寫作時就在6月的《現代》雜誌上連載並開始排演了，這以後便是邊寫邊排。
薩特在與路易·馬丁·索非耶談到這部戲劇時說：“這部戲雖然是發生在400多年前，但實際是也是《肮髒的手》的續集。我試圖向觀眾表現一個如同雨果那樣，與他的同時代的群眾有區別的形象。問題在於弄清他如何擺脫出右派的無政府主義而參加農民戰爭。該劇論述了人與上帝的關係，或者說，人與絕對的關係。”
這出戲主要塑造了葛茨的形象。葛茨是貴族和平民的私生子，作為德國最傑出的軍事指揮家，他帶領著自己的軍隊到處燒殺搶劫、無惡不作，借此來表明自己在與上帝和自己的本性作對——他選擇做一個魔鬼。
就在他打算再掠奪一座城市，再進行一場血腥的屠殺之時，一場爭論和一個賭局使他變成了一個善人。從此，他把自己的土地都分給了農民，專行聖潔、慈善之事，試圖創建一座沒有罪惡、沒有饑荒、沒有任何暴力的幸福之城。
然而，由於現實的形成包含了深重的曆史積澱，個人的覺悟並不能改變所有人的固有觀念，葛茨實心實意的善行先是不為人理解，後來竟導致了一場真正的災難性的戰爭。最後他不得不再次回到軍隊中，擔任作戰的軍事指揮，重操昔日殺人的舊業。
1951年至1952年一年間，《魔鬼與上帝》在安托尼劇院不間斷地演出了120場，並延續至第二年度的演出季節，不論是讚成還是反對，人們對這出戲的反應十分熱烈。
和《肮髒的手》一樣，《魔鬼與上帝》同樣使薩特受到來自各方麵的攻擊。
由於涉及上帝，基督徒們在演出前就很警覺了，天主教書評家亨利·丹尼爾·羅普斯在彩排時即混進了劇院觀看，他當即警告大眾，說薩特的這部新作是一部“荒誕的瀆神”之作，是一架“反對上帝的機器”。
而法共方麵則指責《魔鬼與上帝》對自己有諷刺的意味：好戰的平民領袖納司蒂在革命條件還未成熟之時，就號召農民舉行起義。
薩特不得不忙於接受左、右兩派報刊記者的采訪，並在予以適當回擊的同時，盡可能清楚地闡述自己的創作宗旨，以給觀看此劇的觀眾以正確的引導：
有人說我要通過《魔鬼與上帝》論證上帝不存在，而我是失敗了。但我是多題材作家，為了論證上帝之不存在，我有自由進行嚐試，但實際上我並不想論證任何東西。
我要想做的是論述無上帝的人；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並不是由於某種對於上帝的懷念，而是因為很難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在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地方，考慮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這是現實的問題，但20世紀的人卻在毫無對之思索的情況之下為之沉重地擔憂。在16世紀，人們遇到類似問題轉化為個人的冒險故事中。《魔鬼與上帝》便是這樣一個個人冒險的故事。
但總的來說，《魔鬼與上帝》的上演是成功的。輿論界既從左的方麵，又從右的方麵；既從政治方麵，也從文學藝術的角度，活躍地討論了《魔鬼與上帝》的價值、影響及問題。
改善同共產黨的關係
1952年是薩特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自1949年年底以來，他就反複總結從戰爭結束後自己“介入”生活的曆程，環顧法國、歐洲及世界局勢的發展，他似乎感受到了由馬克思主義所指引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在改造這個舊世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深深地感受到了世界無產階級力量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