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時，薩特再也不能忍受那個把他撕成兩半的矛盾，不能再有什麼遲疑，不能再有什麼妥協，他感到自己必須盡快作出明確的選擇。種種外部環境告訴他：在左派麵前，隻有一條路還沒有被堵塞，那就是必須邁出向共產黨靠攏的堅定步伐。
1950年5月，法國海軍水兵、法共黨員亨利·馬丁因在南部軍港土倫張貼反對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的宣傳標語而被逮捕，並判處他5年有期徒刑。
盡管法共方麵仍有人在攻擊改編成電影的《肮髒的手》，但幾位負責人開始采取友好的態度，他們請薩特加入“爭取釋放亨利·馬丁委員會”，並就此事件與他合作寫一本書以使事實真相公之於眾。
薩特立刻答應了，並投入了營救亨利·馬丁的行動中。
1952年1月，薩特和一些非共產黨人士聯名給總統奧裏約寫了一封信，要求特赦馬丁。奧裏約接見了薩特，他承認對馬丁的判處過重了些，但隻要共產黨人發起的這場營救馬丁的運動還在進行，他就無法考慮特赦馬丁。
薩特及共產黨人並不氣餒，薩特即對《行動報》記者阿斯特發表談話，該談話以《應該重新實施公理》為題發表在1月24日的《行動報》上。
薩特指出：“亨利·馬丁事件反映了所有青年的困惑，在這個形勢下，政治為青年帶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於他們所向往的東西的價值，馬丁事件成為杜魯門反對斯大林的借口！”
薩特還為旨在揭露馬丁事件所有細節的《馬丁事件》一書寫了100多頁的序言和說明，為要求特赦馬丁提供論據。
此後，薩特在政治上與共產黨進一步接近，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意識確切而必要的體現”。不過，薩特無意加入共產黨，他怕太接近了反而會遠離他自己所尋找的真理。
當年夏天，薩特和波伏娃去了意大利，打算做為期3周的旅行。但就在這時，美國將軍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爾出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武裝部隊最高統帥訪問巴黎，法共重要領導人雅克·杜克洛參加了反對李奇微和抗議法國政府拒釋亨利·馬丁的示威遊行而遭到逮捕。
薩特聞訊之後，立即趕回巴黎。他再也無法抑製住心頭的憤怒，立即執筆寫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一部分。揭露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支持法共及國際工人力量維護世界和平的正義立場。
《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一部分在《現代》上連載，文章中充滿了論戰的激情，它不僅回答了右派與非共產黨左派對共產黨的種種指責，而且試圖探究一些很深刻的問題，例如，他在文章中指出：
共產黨在何種程度上是工人階級的必然的代表；又在何種程度上是後者確切的代表。
薩特還對“群眾”與“工人階級”作了基本的區分：群眾是由孤獨而軟弱的個人組成的結合體，而工人階級則由革命實踐聯合起來，共產黨就是這種實踐的必然中介。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
這篇文章在左派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引發了以梅隆·龐蒂為首的一批《現代》雜誌同仁的反對。其中有些人是因為實在無法讚同薩特的政治見解，而有些人則是因為發現同薩特連在一起會給自己帶來損害。許多人公開、半公開地同薩特一刀兩斷。
12月，薩特第一次參加在維也納舉行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他在大會上發言宣稱：“這個大會應該成為我們的自覺的意願的象征；正是在這個意願的基礎上，我們將在我們的國家裏以新的義務和新的任務重合在一起。”
回到巴黎後，薩特對《法蘭西文學》發表談話說：“在我一生中，自我成為成年人以來，共有3件大事使我突然地充滿著希望：1936年的人民陣線，從法西斯統治下的解放，和在維也納和平大會。”
1953年，《亨利·馬丁事件》一書出版，1953年8月，馬丁終於被宣布無罪釋放。10月，薩特在針對這次勝利的談話中表明：“一個知識分子的義務是揭露到處存在的非正義。”
這本書激起了不小的反響，人們對薩特日益鮮明的趨共立場感到吃驚：“這本書，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與其本階級決裂的行為。”此外，由於新聘用了兩位左派知識分子——貝居和朗之曼做編輯，《現代》雜誌重新帶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薩特把自己在這一段時期內與法共的關係，稱作是共產黨人的“同路人”。6月7日，他曾對路易·馬丁·索非耶說過：“同路人就是，我認為就是站在黨外來思索何為真理，希望對黨有所補充的人。所有同情無產階級的人都必然要同共產黨站在一起。”
薩特從未像現在這樣接近共產主義者，但作為一個真誠的革新分子，他不想拋棄自己獨特的判斷力，也不想讓人們誤解他已經與共產黨員無界限。他也逐漸認識到，共產主義不是一夜之間就會到來的，但資產階級政權想使自己永世長存，而馬克思主義卻已預見到了自己的未來。社會主義的暴力不過是一個新紀元在兒童時期的疾病，人類必須經過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備真正的人道主義。
薩特重新閱讀了馬克思、列寧、盧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試圖朝馬克思主義方向擴展他的哲學，但並不拋棄他自己的原則和目的。
同共產黨的關係的改善，也導致薩特對蘇聯的好感。
1954年5月，他完成了為攝影家卡蒂耶·布列鬆的攝影集寫序和參加雷諾汽車廠工人關於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的座談會之後，前往東柏林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會後，他應蘇聯的邀請，訪問蘇聯。
薩特在蘇聯訪問了20多天，走遍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烏茲別克斯坦。回到巴黎後，應《解放報》要求連續寫了5篇觀感。
他指出：
在蘇聯存在著進行批評的完全的自由；蘇聯公民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一直不停地改善著自己的條件。在蘇聯，文學活動並不是隻屬於貴族的清閑事兒，蘇聯的哲學家們是創建者，對他們來說，馬克思主義在原則上就是我們所理解的那些。在蘇聯，我看到了新型的人。
1955年9月，為了進一步了解共產主義的實踐，薩特和波伏娃還應邀來到中國，進行了為期45天的訪問。
9月6日，薩特和波伏娃抵達北京，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國慶閱兵遊行儀式。
當兩人在中國人的帶領下，來到北京、上海和沈陽的街道時，那種美妙、新鮮的感覺彌補了雙方相互的不了解。
正處在大躍進時期的中國使薩特與波伏娃大為震動，在革命成功後的短短幾年內，中國已經較好地解決了通貨膨脹、貧窮、饑餓、流行病、嬰兒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隨著革命而來的問題。最讓他們欽佩的是：從新生的政界、傑出人物到工人，艱苦樸素蔚然成風。
不過，薩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發達國家”這個詞的含義，體會到了當貧困困擾著6億人口時，貧困意味著什麼。
10月23日，法國共產黨創辦的《人道報》在“星期副刊”中刊載了記者保爾·梯亞德寫的訪問薩特與波伏娃的文章，薩特和波伏娃均表示：“我們毫無保留地讚揚新中國的成就。看到中國人民是以怎樣深切的急迫心情在為自己建設未來，我們感慨萬千。”
11月2日，薩特接受了《人民日報》記者的采訪，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盛讚：“在中國，直接的現實是未來，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了建立一種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會製度而努力。這個國家比我過去所能預想的更加熱情得多，更加感人得多。”
中國外交部部長陳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薩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後，薩特在12月1日和8日的《法蘭西觀察家》周刊上連續發表《我所看到的中國》。而波伏娃後來也完成了她專論中國的《萬裏長征》。同時《現代》雜誌也將9月和10月兩期合並，成為《中國專刊》，集中報道和討論中國。
創作《辯證理性批判》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
這時，薩特對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懷疑，他認為，現有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他的存在主義相結合，才能擺脫其原有的“僵化”狀態。
2月20日，薩特發表《改良主義與偶像》，在文中說：
馬克思主義是自資產階級思想死亡以來唯一代表文化的，是唯一能理解人、作品和事件的理論。但由於教條主義的影響，在法國，馬克思主義已經停滯不前了。
薩特與波伏娃一直很喜歡旅遊，他們已經遊遍了大半個世界。在所有的國家中，他倆最喜歡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倆最鍾情羅馬。他倆決定：以後每年夏季都要來這裏的國家旅館住上兩個月。
1956年夏天的羅馬格外讓人心曠神怡，尤其是眼見意大利人成功地實現了薩特期望在法國實現的願望：左派空前地團結在了一起，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支持共產黨，而共產黨也一直信守他們的人道主義立場。麵對如此友好、自由的氣氛，薩特的旅遊心情格外好。
10月24日，薩特、波伏娃正與意大利共產黨員畫家古圖索一起愉快地共進晚餐，一張報紙上的大標題讓他們驚呆了：
蘇聯出兵占領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蘇聯陸軍和空軍進攻叛亂者，逮捕和槍殺反對匈牙利前社會主義政府的人們。
仿佛被人打了一悶棍，他們三人弄不清所發生的一切到底意味著什麼。他們隻能心神不寧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細閱讀報道。
想到幾百萬人正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薩特將杯中的威士忌一飲而盡，激動地說：“蘇聯是社會主義的最後機會，而它卻背叛了社會主義。”
古圖索眼含熱淚接過話頭：“而我們既不能讚同這一幹涉，也不能譴責蘇聯。”
為了抵製絕望情緒，薩特拚命說話，並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嗆得眼淚直流。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他感到自己的心開始滴血：難道過去將近4年時間裏自己設法與共產主義保持一致而做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了嗎？
但是，法共對這次事件的態度是模棱兩可的，對事件的真相老是閃爍其詞。他們用“法西斯主義者的暴動”來稱這次匈牙利發生的動亂，並稱布達佩斯工人為“墮落階級的殘渣”、“凡爾賽分子”。他們仍然無保留地與蘇聯保持一致。
11月4日，蘇聯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薩特感到必須立刻向世人表明他憤怒的譴責。
他在趕回巴黎不久，就在《快報》周刊發表談話，他在報刊中指出：
不管怎樣，幹涉就是犯罪。我整個地和毫無保留地譴責蘇聯的侵略。蘇聯人民對此毫無責任，我要譴責的是現在的蘇聯政府犯了罪，我非常遺憾地，但又是徹底地同那些沒有揭露匈牙利屠殺行徑的蘇聯作家朋友們斷絕關係。與蘇聯官僚領導集團保持友誼是不可能的，統治就是恐怖。
薩特還以同樣堅決的口吻譴責了對蘇聯部隊的血腥幹預表示支持的法共領導，指出他們的反應是根本不負責任的。
這次談話在法國引起了轟動，而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國外電台、報刊也紛紛進行引用。
不論他人作何理解，薩特繼續做著他認為應該做的事。11月7日，他代表法國作家協會，會同其他幾位有名的作家，聯名給匈牙利政府卡達爾總理寫了一份反對蘇聯幹涉的抗議書，然後發表在具有廣泛影響的《法蘭西觀察家》周刊上。他們還在全國作家委員會上集會，悼念被判死刑的匈牙利記者，在集會上，他們大膽地喊出“強烈要求保護匈牙利作家的物質和精神利益”等口號。
接著，在薩特的支持下，法國和平理事會於12月初作出決議，堅決要求蘇聯從匈牙利撤兵。同時，薩特還辭去了法蘇友協副主席的職務，並為一本匈牙利流亡者所著的書作序。
不久，35位蘇聯作家聯名寫信給薩特，對他所采取的態度表示惋惜。
1957年1月號的《現代》雜誌是一份討論匈牙利問題的專號，內容幾乎包括了從蘇聯二十大至匈牙利事變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在長達20頁的社論《斯大林的幽靈》中，薩特指出了這份雜誌未來的新方向——“真正的政治行動必須包含對其本身的道德估價”。
正是基於這一原則，薩特批判了蘇聯對待周邊社會主義國家的武裝幹涉態度。
在文章的最後，薩特沉痛地談到他與共產黨的關係：
我們與共產黨人相互討論已經幾年了，最初雙方唇槍舌劍，後來轉而友好相處。
今天，我們重又回到了對立的狀態：原因僅僅是沒有別的辦法。與現在這樣的，並試圖這樣繼續下去的共產黨聯盟，其結果隻會給實現唯一的陣線的最後一些希望帶來危害。
薩特細細地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他發現自己並沒有錯：蘇聯領導人所犯下的種種錯誤並不代表社會主義本身行不通，它仍然是當今人類的唯一希望——雖然它在蘇聯所形成的現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已經不那麼純粹了。
薩特開始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能不能構建一種“活的馬克思主義”呢？
為此，薩特與反對他的共產黨人進行頻繁的討論，與流亡到法國來的波蘭知識分子一起探討。如何從內涵上複活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從表麵上加以修改。
現實鬥爭的失敗，再次使薩特回到他的哲學思考上來：“怎樣才能從內部激活馬克思主義，從而使這一時代的哲學更具啟發性和可調節性，而不至於變成一種僵化的教條？”
這一問題事實上與薩特自從在政治上向共產黨靠攏以來一直思考著的一個問題相重合，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的關係問題。這種思考的結果便產生了薩特第二本最重要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
這年秋天，薩特的戲在波蘭華沙上演，他與波伏娃應邀訪問波蘭，波蘭雜誌《克拉科夫》的負責人利索威斯基約請薩特寫一篇有關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的關係的文章。
正是這篇文章，使薩特一發而不可收，他感到隻有寫一本書，才可能較為清楚地闡述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於是從年底開始，薩特忘情地撰寫《辯證理性批判》。
這次，薩特的創作狀態使波伏娃大吃一驚。平時寫作時，薩特總是寫寫停停，寫完一部分後總要回頭看看，思考後再做修改，有時會把不滿意的那頁紙撕碎，從頭再寫。這一次，他的寫作速度快得嚇人，他總是一連幾小時不停地寫，寫完一頁就翻過去，從來不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已完成的內容。
然而，即使薩特保持著這樣的寫作速度，還是跟不上他思考的進程。因此他常常一邊寫作，一邊“嘎吱嘎吱”地嚼興奮劑膠丸。開始他隻嚼少量幾粒，接著用量逐漸增多，到最後每天的劑量竟達到整整一瓶20粒！
每到傍晚，已經連續伏案10個小時的薩特實在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得不停下筆來。
由於全部的注意力鬆弛了下來，他看上去有些迷糊，說起話來含混不清，顛三倒四。
晚上，薩特無法繼續工作，總是待在波伏娃所住的公寓裏消磨時光。當喝完第一杯威士忌時，他就開始語無倫次了。
波伏娃從薩特手中拿過酒瓶，嗔怪地說：“就喝這麼多吧！”
已經滿臉漲紅的薩特卻十分固執：“不行，再喝一杯，我得放鬆放鬆。”
波伏娃沒有辦法，隻得替他再倒上一杯。接著，他還要喝，於是又一杯，再一杯……他已經失去了對自己言行的控製力。
波伏娃試圖與他爭論，然而無濟於事，而且吵架隻會增加薩特的疲憊。
波伏娃心如刀割，卻又實在無計可施。有兩三次，她實在無法控製自己的情緒，把酒杯在廚房裏的瓷磚地板上摔得粉碎，淚如泉湧。
好在，在薩特這種飛速的寫作狀態下，《辯證理性批判》沒用多久便完成了。
《辯證理性批判》是薩特通過“批判”，把存在主義思想“補充”到“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裏麵去，從而使馬克思主義“適應時代的需要”的一種嚐試。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於受到“偶然的曆史條件”的限製，馬克思主義已變成了教條主義。
薩特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的“遲鈍性”與“先驗性”，提出唯有“人類的創造性”和“個人的主觀性”才能作為客觀性的兩個因素的中介物，才能理解社會和曆史。
最後他建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應一方麵接受美國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麵應用精神分析學分析作為整體的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人的創造性，為其辯證法提供堅實的依據。
《辯證理性批判》是薩特總結自《存在與虛無》出版以來的理論研究和生活經曆的產物。《存在與虛無》主要是借助於對行為的分析，從心理和道德兩方麵考察人類的異化；而《辯證理性批判》則通過引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補充了這種異化的曆史和社會的原因，從而使存在主義理論更完整、更合理地說明了被異化了的自由的存在。
不同於一般哲學家的作品的引經據典、旁采博收、前有概要、後有結論，《辯證理性批判》在體裁和文字上可謂隨心所欲、不拘形式。它的段落都很長很長，句子多是長句，有時一個長句竟占去半頁之多。
另外，薩特還在其中插入了許多自己創造的新術語、新概念，因此比起《存在與虛無》來，《辯證理性批判》更讓普通讀者難以理解。
正因為這樣，1960年4月當《辯證理性批判》出版之後，有很多人批評該書文字不連貫，思想觀點有斷裂跡象，使人難以理解書中的邏輯。
而薩特在接見《美學雜誌》記者皮埃爾·菲爾斯特列登時，對此解釋說：“我當然可以把它寫得更好。但這些是《辯證理性批判》的枝節支流問題。《辯證理性批判》的句子的段落可能給人以支離破碎之感，但其中的每一句話都表現一個辯證法運動的統一性。它主要回答如下的問題：我們現在是否有可能創建一個結構和曆史的人類學？”
《辯證理性批判》從出版以來，評論家們的分析的判斷是多種多樣的。著名的哲學家和人類學家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曾在1961年內，用整整一個學期的時間，在他所主持的法國高等研究院學習討論會上組織學生討論《辯證理性批判》的主要問題。
施特勞斯還在他的名著《原始思維》中，專設一章集中探討《辯證理性批判》所提出的主要問題。
他指出：
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表現出一種在“分析理性”和“辯證理性”之間的動搖不定：有時，薩特把這兩種理性當作“魔鬼與上帝”對立起來；有時，他又把兩者看作是相互補充的，是通向同一真理的不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