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社會
我想在其中指出，一個人是如何能夠從被認為是神聖的文學轉入行動的，盡管這依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行動。——薩特
拒領諾貝爾文學獎
從1962年起，由於當時的國際政治和外交鬥爭形勢以及西歐各國所麵臨的社會危機，薩特在一係列事件中都表現出同共產黨一致立場，於是，他開始恢複了同蘇聯的友好關係。
1962年6月1日至24日，薩特與波伏娃再度去波蘭和蘇聯，並與翻譯列娜·佐尼娜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訪問期間，見到了許多著名的蘇聯作家，如西蒙諾夫、費定、沃茲涅先斯基、愛倫堡等。並且受到了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的接見。
7月9日至14日，薩特再次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和平和普遍裁軍大會，在會上以《文化的非軍事化》為題發言。在發言中，薩特批判地考察了“冷戰”時期的西方文化，並以奧地利偉大作家卡夫卡的文學作品的遭遇為例，論證文化已蛻化為政治和軍事衝突的附庸。薩特最後說：“我是屬於現實主義作家的範圍之內的，因為我不能想象會有一個毫無現實意義的文學存在。”
多年來，薩特咀嚼著卡夫卡的這句話：“我肩負著一項使命，然而並沒有人賦予我這一使命。”
但薩特又產生了更大的疑惑：“我為什麼會寫作？究竟是什麼支配我寫了那麼多作品呢？”
為了徹底弄清自己與寫作之間的關係，早在1953年，薩特就有了寫一部自傳的打算。1954年是薩特與共產黨最接近的時期，他被拋入到行動的環境中，成為另一個新世界的皈依者，這種巨變使薩特突然領悟了他以前一直沒有發現的、支配著他的寫作生活的某種神經症。於是，他當即開始了自傳的寫作，對自己的前半生進行了一次嚴酷無情的精神分析。
由於不想以不成熟的麵目示人，薩特將這一年寫成的初稿束之高閣，直至1962年又一次對此書進行修改推敲，加工潤色。
1963年年底，薩特在剛剛度過聖誕節後，又去莫斯科參加“國際作家聯盟”的籌備工作。在會上，他發表了論小說的發言。
1964年1月，以隨筆形式寫成的童年自傳《字句》出版了。
《字句》隻寫了薩特從1905年出生至1917年共12年間的經曆，他要在這短短12年中挖掘出他與文學的姻緣，也就是他是如何走上文學之路的。因此薩特並沒有去寫一些逸事趣聞，而是用日益嫻熟的存在主義批評方法對自己進行深刻、精細的剖析。
在自傳中，薩特把自己放到童年生活的特定環境之中，入情入理地指出他在何種程度上是社會的產物，而他的童年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成年。
薩特頑固地認為，自己之所以選擇了寫作作為終身職業，主要是因為童年時過於迷信文學的力量。這種“神經官能症”來源於資產階級社會和家庭使他養成的強烈表演欲、自命不凡感；而由於寄人籬下的處境，他又急於尋找一個存在的理由——他終於把文學變成了某種絕對的東西，相信自己是為寫作而生。
而今，薩特終於發現這種文學神話不過是一種虛幻，就像在現實生活中常感到自己無能為力一樣，字句在他眼中漸漸喪失了原有的魅力。對一個饑寒交迫的人來說，它不如一塊麵包和一件衣服，它也無回天之力去救一個奄奄一息的孩子。
舊的神話破滅了，寫作不再是普度眾生的英雄行為，剩下的餘生又如何安排呢？正是為了不使這部自傳的調子過於低沉，薩特沒有更早地發表這部作品。他必須有勇氣帶著童年，背負著社會存在加於他的重荷去麵對未來，而不能在悲觀頹喪中消沉下去。
《字句》一出版，這本篇幅不長、印製粗糙的書立刻被搶購一空，評論界盡管在具體問題的理解上有所爭議，但達成了一點共識：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在半年之內，這本小小的書一直居所有暢銷書的首位。有專家指出《字句》堪與古往今來最經典的自傳作品相媲美。而薩特那已經81歲高齡的母親安娜對這本書作了最有意思的評論，她說：“保羅對他的童年時代其實什麼也不懂。”
1964年10月22日，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授予薩特諾貝爾文學獎。授獎理由是：“《字句》這部輝煌的著作表現出薩特那種精練、尖銳的創作風格已經到達了巔峰狀態，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
薩特可能成為本年度諾貝爾獎得主的第一次暗示，出現在10月15日《費加羅報》的一條消息上，說薩特已經成為諾獎提名候選人。薩特當即寫了一個簡短聲明刊登在10月22日的斯德哥爾摩的報紙上，表示他將不會接受這個獎：“由於個人的原因，我不願意出現在萬能的榮譽者的名單上。”
而當薩特真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到他耳朵裏時，他正和波伏娃在巴黎14區的“東方酒店”吃飯。這時，記者們出現了，告訴他已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獎。
薩特皺著眉頭對波伏娃說：“我實在是弄不明白，為什麼瑞典皇家學院不理會我的婉言謝絕？”
薩特當即起草了一個聲明，表示他拒絕領受此獎，它將被譯成瑞典語在斯德哥爾摩宣讀，而法新社搶先公布了法文原件。
在聲明中，薩特陳述了自己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
我的拒絕並不是什麼倉促的突然行動，我一向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隻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讀者產生一種壓力。
所以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哪怕是以接受諾貝爾獎這樣令人尊敬的榮譽為其形式。目前文化戰線上存在的唯一鬥爭，是為東西方兩種文化和平共處而鬥爭。
我知道諾貝爾獎金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獎金，但現在人為地成了這樣一種獎金，客觀上成為一種保留給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的榮譽。
如果我接受了諾貝爾獎金，或許就等於被收買了。
拒領這樣一個世界最重要的獎項，使薩特再次成為媒介關注的焦點，記者們像影子一樣跟著他，他隻好躲到波伏娃那裏，然而母親打電話來，抱怨說她一刻也不得安寧，門外等候著一大群記者。
不久，記者們已經猜到了薩特的行蹤，於是，波伏娃公寓的門鈴開始沒完沒了地響。
薩特隻好離開這裏回到自己的寓所，成群的攝影記者跟在後麵，還有一輛電視攝像車，盡管薩特一言不發，他們還是一步不離地跟著他到寓所。
他不得不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我希望我的書能由那些想讀我的書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來讀，我拒絕榮譽稱號，因為這會使人受到約束，而我一心隻想做個自由人，一個作家應該真誠地做人。”
但記者們毫無去意。當薩特跨進門的時候，他回頭對仍然不肯罷休的記者說：“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一個常年在他公寓旁開著一家肉鋪的婦女同情地說：“薩特先生真可憐！前年是秘密軍隊組織，如今是諾貝爾獎，他們總不讓他清靜！”
新聞界不滿意薩特在聲明中所做的解釋，人們企圖自己猜測出他拒絕的真正原因，一時間說什麼的都有：有的指責薩特是因為好出風頭才特意安排了這一切；有的暗示說他拒絕領獎是因為卡繆先於他在1957年得獎；有的說他不去領獎是因為害怕波伏娃妒忌；還有人說心比天高的薩特是出於驕傲而拒絕所有的榮譽；更有甚者，說薩特早已腰纏萬貫，所以根本不把這點獎金放在眼裏……
而許多素有名望的人也對薩特此舉持否定態度。作家加布裏埃爾·馬塞爾認為薩特根本沒有資格獲得這一榮譽：“評委捧上天的是一位西方掘墓人”；安德烈·布勒東則聲稱薩特此舉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拒絕使東方集團的宣傳得了一分。”
薩特在蘇聯的作家朋友們也對他這種姿態表示出不理解：“當薩特為帕斯捷爾納克在肖洛霍夫之前拿到諾貝爾獎而感到遺憾時，他就站到了斯大林主義一邊，這是為這些自由主義者所無法接受的。”
最讓薩特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窮人給他的來信，他們眾口一詞地寫道：“把你拒絕的錢給我吧！”
一般人傾向於把拒領諾貝爾獎理解成由薩特的某些個人原因造成，右翼分子們更對此借題發揮。不過，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是讚賞這一氣度不凡的舉動的。
青年學生尤其對薩特拒領諾貝爾獎表示支持，他們說如果薩特去領了這個獎，無疑會讓他們大失所望。如今，薩特是他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師，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散發著魅力與魄力。
直至數年後，“拒領諾貝爾事件”又出現餘波，有謠言說薩特授意其他人去補領這份獎金。薩特當即出麵否定了這一說法。
拒領世界上級別最高的一種榮譽的確是一件頗招爭議、令人費解的事，它也成為薩特具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
繼《字句》之後，薩特於1964年發表了《境況種種》第四、五、六集。這三本文集分別收集了自1948年至1964年短文共33篇。其中包括紀念彭迪、卡繆、紀德和尼讓等人的文章。反對美國侵略越南
進入1965年，薩特繼續創作、發表《境況種種》第七集，並改編古希臘悲劇作家歐利庇特的作品《特洛伊城女人》。
而就在這時，美國總統約翰遜決定大舉幹涉越南事務。
2月7日，美國人以一艘驅逐艦在東京灣被北越魚雷快艇所襲擊為借口，出動空軍轟炸北越南民主共和國，強迫南越鄉村農民集中到“戰略村”，殘酷鎮壓民族解放陣線的正義鬥爭。
隨後空襲逐步升級，一場把越南人和美國人都拖入萬劫不複的深淵的戰爭開始了。美國人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阻止越南南、北方的統一，從而保住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控製權。
薩特一方麵繼續創作，另一方麵，積極投入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鬥爭，熱情地參加支持越南人民的正義鬥爭的社會活動。
早在年初的時候，美國康納爾大學邀請薩特去那裏舉行關於福樓拜以及哲學的5場學術報告，薩特接受了。然而隨後所發生的一切使薩特感到自己不應去美國。美國人無理幹涉越南人民的自決權利讓薩特深惡痛絕，他決心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來反對這場侵略戰爭。
到了3月，越南形勢繼續惡化，促使薩特聯合意大利學者發起了一個歐洲知識分子抗議美國侵略越南的組織，接著，他就在對法國《法蘭西觀察家》周刊記者的談話中，說明了自己拒絕前往康納爾大學講學的理由。
然後，薩特當即寫信給康納爾大學說明自己拒絕去美國：
因為越南戰爭的局勢越來越嚴峻，而自己作為一個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歐洲作家，此刻不可能向美國國務院申請入美簽證。如果他去了，那麼不管他在那裏說什麼，第三世界的人都將指責他，因為人們是不到敵人那邊去的。
起初，美國的左翼人士因為薩特的“變卦”而批判他：“這是背棄！讓我們丟臉！”他們認為薩特應該對那些對他期待已久的人負責。但慢慢地他們開始理解並讚賞薩特的決定，並承認拒絕邀請所造成的影響比發表大量講話還大。
越來越堅決地投入到反戰鬥爭中的美國人如是說：“他一直對我們非常有用，這是一個榜樣。”
不久，就有20位美國作家以薩特為榜樣，拒絕了白宮對他們的邀請。
但越南戰勢卻愈演愈烈。4月，第一批美國陸戰隊在南越登陸，17個國家呼籲停止戰火，舉行和平談判。
4月18日，薩特在登載於《團結報》上一封致意大利革命者的信中，鼓舞他們參加意共領導的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爭，他在信中說：“越共應該成為合法的越南人民代言人，不管其形式如何。”
薩特還熱情地讚頌意共在波倫亞組織的爭取越南和平的集會和遊行，他對記者說：“這是在阿爾及利亞所發生的全部事件的重演，我希望美國知識界取得比他們的法國同行當年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更大的成功。但即使他們沒有成功，示威也不會是徒勞無功的，你們的示威是在不負責任的人們正在全世界使你們的國家蒙上醜惡形象時進行的……”
10月6日，薩特在意共組織的一次集會上說：“一個真正的先鋒隊不能隻局限於使用語言，而是在寫作中創造它。創造語言，而不是單純地應用它；所謂創造語言，就是在創造過程中把它獻給它的祖國……”
此刻，越南本土上不斷發生的殘暴行為和美國國內因這場戰爭引起的騷動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對。在英國，以在哲學、數學、邏輯學等方麵的非凡成就而聞名於世的93歲高齡的伯特蘭·羅素同時是一位畢生獻身於人類和平的社會活動家。這時，羅素感到決不可袖手旁觀，他決定進行一場特別戰爭罪行審判。
羅素早年曾因介入古巴導彈危機，而成為反對核武器運動的領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因煽動反對征兵罪而入獄；每過一段時間，他就會站出來和某種非議的勢力較量一番，使各種政府在法庭上受到愚弄。
那麼，有誰願意為這次審判擔任法官呢？盡管羅素對薩特的存在主義頗有微詞，但他還是第一個就想到了薩特。
為了進一步把反對越戰的鬥爭推向前進，薩特和波伏娃毫不猶豫地同意擔任羅素法庭的成員，開庭的目的不在於確定美國是否犯了戰爭罪——這是顯而易見的，而是想要在全世界，特別是在美國引起公開的反對。
11月，羅素國際戰爭罪行審判法庭問世，立即著手對發動越南戰爭的主要戰犯的罪證進行調查。被法庭列為戰犯名單的有：美國總統約翰遜、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法庭堅決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鬥爭。法庭聲明說：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切抵抗行動都是正義的，算不得恐怖行為。
但問題是：很難找到一個願意做這次審判的東道主的國家。因為歐洲許多國家政府怕得罪美國。英國工黨政府公開聲明拒絕北越人到英國的簽證。瑞士政府也下令禁止法庭在瑞士的活動。另外幾個國家也以這樣那樣的理由拒絕了。
在此期間，薩特於1966年9月、10月間前往日本召開了三次以“知識分子在當代的社會責任”為主題的講演會，指出科學家應對自己的科學研究成果負責，不能聽任戰爭販子隨意利用自己的科學成果去屠殺人民。而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促進社會進步、為人類造福、反對戰爭並投身於革命。
1967年2月至3月，薩特還來到埃及和以色列訪問，試圖調解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1967年4月，薩特寫信給戴高樂總統，請求允許羅素國際法庭在巴黎開庭。戴高樂在回信中盡管很優雅地稱薩特為“我親愛的大師”，但仍然拒絕了他的請求。
薩特再次以其犀利的筆鋒對戴高樂的做法加以剖析，他在對《新觀察家》記者的談話中說：“他稱我為大師是想表示，他是在對一個作家說話，而不是對一個他不想承認的法庭主席說話。”
接著，薩特指出，政府曾經答應過同意法庭在巴黎設立辦公室，而現在之所以持這種態度，是因為美國的壓力以及不想群眾參與其政策的心理。
但是，薩特堅定地說：“找不到開庭的地方並不意味著這是一項不合理的事業，如果必要的話，法庭甚至可以在公海停泊的船上開審。我們所招致的困難恰恰奠定了法庭的合理性，這些困難隻證明了一件事：即有人怕我們。為什麼有人怕我們？因為法庭所代表的是一股國際性的正義力量，我們提出了任何西方政府都不願看到有人提出的一個問題，即戰爭罪行的問題。”
最後，瑞典政府改變了初衷。因為這個國家的民主原則迫使它承認：拒絕這種法庭在那兒召開是違反憲法的。
1967年5月，薩特和波伏娃動身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羅素法庭的第一次開庭。
本次法庭由羅素擔任名譽主席、薩特任執行庭長，南斯拉夫的傑出曆史學家、法學博士和社會活動家德迪傑主持審判，而其他法官則包括德國哲學家和作家岡瑟·安德斯、意大利法學家巴索、墨西哥前總統卡登納斯、菲律賓詩人赫南德茲、日本法律專家盛濱、物理學家鬆一佐方等。
而且那些瑞典的年輕人自願義務承擔起吃力不討好的翻譯、打印和複寫文件等工作，讓很多人為之感動。一時間，來自五洲四海的正義主持者們走到了一起。
5月2日，薩特在法庭致開幕詞，他除了重申法庭活動的起源、目的和局限性之外，還論證了他的“合法性”觀念，並且指出：我們的鬥爭，也是為了美國人民的利益本身。
經過10多次秘密會議後，法庭正式開庭了。第一輪會議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美國是否犯有國際法所規定的戰爭罪？二、是否有以平民為目標的轟炸？如果發生過，又達到了什麼程度？
第一個問題不容置疑，新聞報道對第二個問題更感興趣。
法庭上的物理學家通過展示殺傷彈的樣品證明：它們不是用來對付軍事目標，而是專為屠殺居民而設計的；派遣到越南戰場進行調查的醫生和新聞記者，則用具體的數字和人員姓名證實了美國人故意選擇麻風病患者聚居地、醫院、學校和教堂作為轟炸目標，並且當場播放了幻燈片和錄像片以證實。
最後，兩位來自北越和兩位來自南越的老百姓當場展示了他們慘不忍睹的傷口。
午夜，法庭進行正式判決，薩特宣布對美國起訴的這兩個罪行完全成立，並詳細陳述了這種裁決的理由。整個會堂爆發出驚天動地的掌聲。
第二天，《紐約時報》、盧森堡電台、法國電台對法庭的判決作了公正的報道。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這裏，投向了這一群敢於進行正義的裁決的人們。
但是，美國方麵卻似乎對這次審判漠然視之。11月，薩特和波伏娃再次趕到哥本哈根，投入了第二次審判的籌備工作中。這次的議題有3個：一、美國軍隊是否使用或試驗了戰爭法所禁用的新武器；二、越南俘虜是否受到為戰爭法所禁止的非人道待遇？三、是否有符合種族滅絕法定義的滅絕人口的趨向？
日本代表成功地證明了美國軍隊的確正幹著滅絕種族的勾當。首先，他們以剝奪越南遊擊隊的掩蔽物和食品為借口，把一種名為“綠葉劑”的有毒物品噴灑於森林、稻田、甘蔗田和蔬菜田中，正是這種“綠葉劑”導致了越南先天畸形嬰兒數量的增加。
第二個證據是有關“戰略村”的報道。在那裏，家庭分裂，人們處於差得令人震驚的衛生條件中，過著完全非人的生活。
此外，美國軍隊對於密集人口區大規模的致命轟炸和有毒物質的噴射無不帶有滅絕人口的意圖。
在聽了專家和證人們的發言後，薩特無法抑製胸間燃燒的怒火，他連夜趕寫了《種族滅絕者》一文，以嚴峻的事實闡釋了美國人在越南進行的戰爭為什麼應該被認為是滅絕種族的行徑，並揭示出這種行為對於整個人類的危害，強烈地譴責美國總統、國務卿及國防部長等人為戰爭罪犯。
薩特的結論讓絕大多數人心服口服，一直在此之前還對這一問題持保留意見的兩位法官聽完薩特的發言後，大受啟發，失聲叫道：“你使我們信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