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的情緒逐年增強，1975年，當戰爭結束時，《世界報》的記者問薩特，羅素法庭有什麼意義？
薩特說：“正義的聲音隻要不泯滅，人類就還可以看到希望。它也證明了每個人既是他鄰居的法官，又是他自己的督導。”
在這期間，薩特還堅持不懈地為維護人權、人的自由而鬥爭，他積極支持世界各國進步人士的正義活動。
1967年4月，當他得知秘魯作家雨果·布朗等進步人士慘遭秘魯軍政府迫害時，他熱情地參加在巴黎互助大廳召開的支持秘魯人民正義鬥爭的大會。
同年5月，薩特得知玻利維亞政府殘酷鎮壓格瓦拉領導的革命遊擊活動，並逮捕在玻利維亞參加革命鬥爭的法國作家列吉斯·德伯雷，他積極參加了在互助大廳召開的聲援玻利維亞人民鬥爭和抗議玻政府的血腥鎮壓。
9月8日，當《牆》被改編成電影時，薩特對《戰鬥報》記者發表談話，譴責希臘政府的法西斯主義政策和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政策。
漸漸地，世界各國的人民都認識了薩特那張四方臉、那個瘦矮的身軀以及他那獨特的、如金屬般刺耳的聲音。哪裏有不公正，哪裏就會聽到他的譴責。
而且公眾進一步認識到：薩特早已遠遠超出了一個普通作家和哲學家的身份和地位，而成為一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的活動不局限於法國國內，他對世界上一切正義、進步的事業都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薩特在20世紀60年代中上期的社會活動，使他成為了法國最受世人矚目、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左派領袖之一。他支持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的正義行為，尤其得到越南人民的尊重。因此，當他1970年應邀訪問越南時，受到了越南官方國家元首級的禮遇。
全力支持學生運動
1968年，法國現代史上發生了令人難忘的一幕。
經曆戰後近20年的社會動蕩，法國與和西歐各國一樣社會關係和社會道德等各個方麵都麵臨著新的考驗。勞工階級和知識分子承受越來越重的壓迫，迫切地要求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革；統治階級想要繼續使社會生活維持在舊的製度範圍之內。
從1967年開始，薩特就預感到一場社會風暴即將來臨，一再告誡左派勢力“團結起來”，為擊敗右派的進攻做好準備。在對布魯塞爾《觀點》雜誌記者讓·克勞特·加洛談到歐洲知識分子的任務時說：“知識分子不應該試圖製訂具體的革命計劃，而應該確定的是原則性的東西，從事分析批評工作。法國左派的首要目標，是在一個共同的任務的基礎上實現團結。”
1968年3月，薩特應友人、南斯拉夫作家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的邀請，前往南斯拉夫療養。
3月27日晚， 4名公立中等學校的男孩因為參加了一個反對越南戰爭的委員會而被捕。
4天後，巴黎大學第十分校南特大學一位名叫科恩·邦迪的學生領袖組織同學們占領了學校的行政大樓，以示抗議。
隨後幾天，他們散發傳單，擾亂課堂和考場秩序，要求反對越南戰爭、反對自己被迫服從的壓迫。
南特大學校長果斷地采取了關閉學校的辦法，但學生們又轉移到索本大學。索本大學校長幹脆叫來了警察，警察發射催淚彈、揮動大棒驅趕學生，還逮捕了其中幾名強硬分子。這是一個世紀以來警察第一次踐踏神聖的學府。
這樣一來，激起了學生們更強烈的反抗。巴黎中、高等學校教師聯合會號召全體成員罷教；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決定在5月6日組織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5月6日，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如期舉行。很快，學生與警察衝突起來。學生們推倒了聖·日耳曼林蔭道上的路障，並向警察投擲石塊；而警察則用高壓水龍頭和棍棒對付他們，在警察局內，他們把逮捕到的學生毒打一頓後，扔進監獄。
矛盾進一步激化。5月8日，50000多名學生示威者揮動著紅旗和象征著無政府主義的黑旗，高唱著《國際歌》從丹費爾特—羅歇路走向星形廣場。他們的要求是：立即開放巴黎大學、撤回駐留在校的警察、釋放被捕學生。
薩特剛剛返回法國，5月8日這天就與波伏娃、米歇爾·列裏、科萊特·奧德裏、雅克·拉岡等知名人士聯名發表聲明對這次學生示威活動表示支持，呼籲“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從精神上或物質上支持學生和教師們所從事的鬥爭運動”。
5月9日，薩特簽署一項支持學生運動的聲明，他說：“學生們為擺脫異化的社會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這場席卷全世界的學生運動震撼了自稱為‘福利社會’的西方國家，它是對於一切謊言的最有力的回答。”
5月10日，當警方拒絕釋放被捕的學生，而教師和學生聯合會決定在拉丁區築起街壘以作為回答時，巴黎警察局局長用擴音器宣布：警方將奉命清除街壘。
不一會兒，警察向學生和群眾發起了猛攻，他們用警棍肆無忌憚地毆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即使他們躲進街道兩旁的公寓大樓，警察們還窮追不舍。憤怒的人們開始用焚燒汽車的方式作為反抗，衝突進一步升級。許多試圖來幫助學生的無辜的過路人也遭到了暴力對待。這就是令人震驚的“蓋盧莎克街事件”！
一時間，居民們驚恐萬狀，社會輿論倒向學生一邊，幾乎所有有識之士都感到義憤填膺。
第二天，盧森堡廣播電台就發出了薩特那堅定有力的聲音：“這些年輕人不願意有一個與他們的父輩們一樣的未來，也就是不願意有我們這些人的未來，這種未來證明了我們曾經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學生跟大學，隻有一種關係，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上街。”
人們很快把薩特的講話複製成成千上萬張傳單，在整個拉丁區散發。薩特感到自己已經被深深地卷入了這次風暴，但他無意退縮，並有些興奮：他希望這場運動將震撼當局的統治，甚至把它打倒。
5月13日，由學生、左翼黨派的領袖、工人代表團彙成50萬示威大軍從共和國廣場浩浩蕩蕩走向丹費爾特—羅歇路廣場。人們高呼“學生、教師、工人聯合起來！”“要受歡迎的政府”……
擁有大學教師頭銜的蓬皮杜總理趕緊下令打開索邦大學的校門，立刻，標語、傳單、大字報和漫畫貼滿了校園。
5月20日晚，薩特和波伏娃等9位作家被邀請到索邦大學和學生們一起座談，薩特和波伏娃無疑是學生們注意的焦點。“薩特要來了！”消息一傳開，人們蜂擁而至，隻能容納4000人的階梯教室裏擠入了7000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
波伏娃看到聽眾們處於一種激動、亢奮的情緒中，紊亂的場麵潛藏著鬧事的危險，她不禁為被學生們擁走的薩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然而，當薩特的聲音在教室裏響起時，鬧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靜了下來。
波伏娃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薩特首先毫無保留地讚成學生的行動，隨後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學生們應堅守“你們創造的這種將打破一切既定製度的激烈的民主”。接著學生們爭先恐後地向薩特提問題，薩特一直回答了一個多小時。
最後，薩特以激勵人心的話語作為結束語，他說：“一種新社會的觀念正在形成，這一社會將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會主義與自由的結合之上。”
人們真誠地使勁鼓掌，掌聲持久不衰。
此後，薩特以《新觀察家》周刊記者的身份采訪了這次運動的主要學生領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試圖為這些小左派分子在《現代》上開辟一塊發表意見的講壇。
學生們也常常來征詢這位久負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見。
這場5月運動被稱為是一場“薩特主義的”革命，這不僅因為這次運動的主體是幾乎全都讀過薩特的書、把他奉為精神領袖的青年學生們，而且因為在整個運動期間，薩特的態度始終是支持學生，利用自己的聲望來對學生予以盡可能的幫助。
“五月風暴”震撼了法國人民對於民主、自主權等觀念的意識，從而間接地導致了戴高樂在1969年4月27日的全國公民裁決中下台；並迫使政府接受進行社會改革的要求。薩特首先表達了他對學生們改革教育製度的熱情支持。
同時，“五月風暴”使法國的革命青年的鬥爭和工人的鬥爭在吸取了寶貴的經驗之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場運動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機，而是整個社會的危機，因而在法國甚至整個世界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比如1968年8月，意大利威尼斯電影節舉行前夕，意大利電影界中的左派知識分子組織“意大利全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就站出來反對電影節的各種製度和組織機構。
學生運動也影響到了西德的知識分子和輿論界。西德《鏡報》記者古斯塔夫·斯德恩喬治·沃爾夫和梯德·威爾德在1968年7月中旬專門為此訪問了薩特。
對於薩特而言，1968年學生運動標誌著他晚期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時起，他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社會活動，而隻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隻繼續那些已經著手並即將完工的著述工作。
另外，《五月運動》的成果之一便是產生了許多種左翼報紙，如《人民事業報》、《我控訴》、《人民之聲》、《一切》等。這些單頁的地下報紙觀點激進，專門暴露社會陰暗麵，其影響日益擴大，因而被當權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它們由一些熱情的左派分子在街頭或大學校園裏散發，而它們最忠實的讀者是那些年輕人。
1970年，“無產階級左翼”的力量日漸薄弱，麵臨解散的危險，而它的宣傳陣地《人民事業報》正遭到步步查封。
4月，該報的兩位主要負責人：青年編輯勒當泰克和勒布裏斯突然被一輛警車押走。左翼分子請求薩特給予幫助。
盡管薩特不讚成這張報紙的全部觀點，但還是被來者所提出的恢複暴力革命的希望打動了，他欣然同意由他接管《人民事業報》的主編工作。
6月，被捕的兩位報刊領導人被分別判處1年和8個月的監禁，“無產階級左派”組織也在當天遭到取締。
為了表示抗議，學生們在拉丁區舉行集會，警察進行了粗暴的幹預，驅散了學生們，並通緝學生領袖。幾天後，警方包圍了承印《人民事業報》的印刷廠，廠主被“監督拘留”。緊接著，30名《人民事業報》的販賣者被指控為試圖重建“無產階級左派”而被關進牢房。
第二天，《人民事業報》用大字號登出了新主編的名字：讓·保羅·薩特。人們不敢相信，一時間議論紛紛。
這天傍晚17時30分左右，在蒙巴納斯公墓後麵的達蓋爾街上，這是一條不太寬的人行道，道邊的水果、蔬菜、奶酪、鮮花各攤前擠滿了購物的人們。
人們看到一群攝影記者和電視攝錄記者圍著一對雙鬢已白的老人，那是薩特、波伏娃，他倆和其他朋友們鑽進人群，一邊大聲喊道：“請看《人民事業報》，支持新聞自由！”一邊手腳麻利地向帶著購物袋的家庭主婦和正趕著回家的上班族分發報紙。
走過達蓋爾街，他們又走上了勒克萊將軍大道，這兒的人更多，有些人滿臉狐疑，不願或不敢伸手接遞到眼前的報紙；另一些人則滿不在乎地拿了過去；還有人高聲喊著：“給我一份！”一群人開始圍過來，人們興奮起來，像過節一樣。
一位年輕的、積極的警察走到薩特跟前，抓住他的手臂，從他手中奪過報紙。立刻，無數鎂光燈閃爍，記者們已搶下了這個頗有新聞價值的鏡頭。
這時，有人高叫：“你逮捕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
那位警察連忙鬆開手，但薩特依然跟著他走。
街上又有人叫道：“攔住那個賊！”
那位驚慌失措的警察趕緊跑步逃離了。薩特和朋友們這才轉過身來，繼續分發報紙。
人們被這滑稽的場麵逗樂了，他們開始爭先恐後地索取報紙。不一會兒，薩特他們就已兩手空空，隻好打道回府。
與此同時，盧森堡電台已經響起了薩特的聲音：“請看《人民事業報》，它並沒有被取締，逮捕它的報販是違法的！”
6月26日，他們再次行動。
這次的路線是從《人道報》報社對麵走向斯特拉斯堡—聖德尼。這次，20多名《人民事業報》的支持者被一輛警車“請”到警局驗證身份。
為了保護大家，薩特和波伏娃也走進了警察局。
經過一番身份驗證，警察們立即作出了決定：釋放薩特和波伏娃，而其餘人必須留下。
薩特和波伏娃馬上表示：他們倆一定將是最後離開的人。雙方僵持了一小時後，幾名便衣警察和一位上司趕到了，扣留的人被一小撥一小撥地釋放了。
當薩特走出警察局大門時，早已聞訊而來的記者立刻把他包圍住了。英國、德國、意大利、瑞士的電視台記者都攝下了這珍貴而滑稽的場麵。
《人民事業報》影響日益擴大，它的發行量明顯上升。但政府還在頑固地進行彈壓，時常沒收報紙。《人民事業報》的支持者們決定再進行一次示威活動。
也許是有人走漏了風聲，那天，當支持者們還剛剛聚集在印刷廠時，就發現街角已停了一輛警車。但他們決定不予理會，一切按原計劃進行。
他們的車和警車一前一後地出來了，不一會兒，他們的司機巧妙地把警車甩掉了。但更多的人知道消息後趕來了，其中包括從各家電台、電視台來的記者。薩特對記者講了幾句話後，車子徑直開往馬斯佩羅書店，在那兒3000份報紙很快被搶購一空。
下一個目標是“讀書樂”書店，但那輛被甩掉了的警車又跟上了，不過其上的便衣警察們隻是遠遠地跟著，並不上來幹涉。
又放了幾千份報紙在“讀書樂”書店以後，人們開始三三兩兩地在街上發報紙。3個年輕人遠離了大夥兒，一直深入到聖米歇爾大道，警察逮捕了他們。恰好另外幾名同誌目睹了此情此景，他們自願和他們一起去警局。
得到消息後的薩特和波伏娃迅速趕到那家警局，他們身後簇擁著本國和外國電視台的記者，再後麵是那輛一直跟著他們的警車。在警察局門外薩特對記者發表了義正詞嚴的講話，一位警察則站在二樓上給跟來的幾個人每一個都拍了照。
6位朋友很快獲釋。如此結局，似乎令警方很不甘心，當大家一塊兒去飯店吃午飯時，那輛警車竟然又跟著到了飯店，但他們再不敢貿然采取任何行動。
此後，政府似乎也厭倦了這種毫無成果的爭奪戰，漸漸地，政府對於《人民事業報》的幹擾停止了，該報終於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得以在報亭公開出售。不到半年，其規模、知名度和發行量都已今非昔比。
1971年1月，該報的支持者們成立了“《人民事業報》之友協會”，在成立大會上，當波伏娃談起他們在3次散發報紙的過程中同警察打交道的始末時，聽眾們無不捧腹大笑。
薩特除了仍舊擔任《人民事業報》的主編外，他還擔任著兩家左派報紙《人民之聲》和《一切》的領導職務。他決定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保護這類較為激進的出版物免受政府查封或被勒令停刊。
此外，薩特還和許多左翼分子一起參加了旨在幫助在政府對左派分子的鎮壓中的受害者的團體——“紅色援軍”組織，他希望通過這個組織能把形形色色的非共產黨左派組織聯合起來。
薩特為“紅色援軍”創建了該組織的宣傳刊物《紅色拯救報》；為審判朗斯煤礦雇主的人民法庭起草並宣讀對該煤礦惡劣雇傭狀況的起訴書；積極支持政治犯們為爭取改善服刑條件而進行的絕食抗議；領導了一次對一家汽車廠的接管運動……
隨著薩特不斷地投入社會實踐，他越來越成為法國國內最有影響力、最引人注目的左派領袖。出版《家庭中的白癡》
從1968年以來，薩特忙於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活動。
人們總是看到他出席集會，發表講話，簽署聲明、宣言、抗議書、出庭作證、遞請願書、會見記者、上街遊行示威，會見左翼分子等，似乎他的主要精力已經不在於寫作著述了。
因此，當1971年5月，薩特研究福樓拜的傳記《家庭中的白癡——居斯塔夫·福樓拜》第一、二卷映入讀者的眼簾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同一個問題：這位天才兼鬥士是如何能夠一心兩用：一方麵馬不停蹄地投入當代社會政治生活；另一方麵卻從最深的層麵研究了一個19世紀的人物。
而不到一年，1972年，《家庭中的白癡》第三卷出版，前後3卷共2800多頁，成為一部內容豐富的文藝評論巨著。人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創作力竟然如此之強。
其實，《家庭中的白癡》並不是短期內一蹴而就的。福樓拜一直是薩特最為敬仰的一個作家，還在薩特五六歲剛剛學會閱讀的時候，他就對福樓拜有著非同一般的興趣，他曾反複20多次地閱讀《包法利夫人》的最後幾頁，到後來竟能整段地背下來。
而且，福樓拜從10多歲就開始的創作生涯，一直就鼓舞著幼年薩特。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他再一次細讀了《包法利夫人》，對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20世紀30年代他重讀了福樓拜的另一本著作《感情的教育》，深受啟發，並連自己的成名作《惡心》中的主人公名字洛根丁也很接近於福樓拜作品中的某些人物的名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薩特進行了大量閱讀，其中包括四大卷福樓拜的書信集，他發現：這位偉大的作家不僅是個勝利者，也是個失敗者；他不僅是可敬的，也是可憐的，乃至可惡的。從此時起，薩特就萌發了以後要寫一部他的傳記的念頭。
此後，薩特對於福樓拜的分析一直延續著，在《存在與虛無》中，他曾用一段相當長的篇幅拿福樓拜做例子來反對傳統的心理學，並建立了“存在主義的精神分析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薩特在《什麼是文學？》一文中重新評價福樓拜的文學創作活動的曆史意義，但並沒有認真地著手進行全麵深入的研究。
1956年，法國共產黨文藝評論家羅吉·伽羅第邀請薩特進行一次比賽，分別用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解釋一位著名人物，從而比較兩種不同方法的優劣。薩特理所當然地選擇了福樓拜，這才促使他正式決定開始著手寫福樓拜的一生。
1957年4月，《現代》雜誌宣布薩特即將發表論述福樓拜的文章；接著在同年7月和8月，該文才最後確定以《家庭中的白癡》作為題目。但經曆多年，薩特一直未能真正完成。這也說明了他本人在應用存在主義原則和方法的過程中所麵臨的困難。
1960年後，薩特又反複多次斷斷續續地寫論福樓拜的手稿，並強調他的批判方法是兩方麵的。
薩特說：
一方麵要論證福樓拜如何通過他本人來使他的作品特殊化；而他的作品又如何把他本人普遍化；另一方麵，要論證我們觀察和分析人物和曆史事物的理論基礎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的。
1964年，薩特又對記者佳克林·比亞傑說：“我研究福樓拜是因為他恰巧同我正相反。人們往往必須批判那些反對他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