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漂遊
筆法要點：要平、要直、要重、要圓、要轉、要拙、要秀、要潤。——張大千
印度考察苦中作樂
1950年初，52歲的張大千到印度的大吉嶺大學講學。臨走前，他曾對家人和學生說：“少則一年半載，多則二三年，我一定會回來。”
初到新德裏，張大千就舉辦了“張大千畫展”，並遊覽了風景名勝和菩提伽耶等六大佛教聖地。他曾寫詩描繪印度的異國風光：
一水停泓靜不流，微風起處浪悠悠。
故鄉二月春如景，可許桃林一睡牛。
不久，張大千就到印度西南部阿旃陀石窟觀摩，考察壁畫及文物古跡。
阿旃陀石窟位於印度德幹高原文達雅山，是佛教著名的石窟群。在曆史上，它是唐朝玄奘法師西遊天竺所經之地，建於公元前一二世紀，在此後長達700多年的時間裏又不斷增修。
但時空輪轉，歲月滄桑，阿旃陀石窟現存世的僅有29個洞窟，規模遠遠小於敦煌莫高窟。
張大千終於來到這個使他想了七八年之久的地方，把一切的煩惱和不快都拋在腦後，他又像當年在莫高窟一樣，全身心地投入進去。
經過3個多月的臨摹、研究，他終於使早年的畫界論爭有了明確的答案：
它的透視是單方麵的，而我們六朝時代在敦煌留下來的繪畫透視法，是從四麵八方下筆的。從服飾上看，敦煌壁畫之佛經故事，所繪佛降生傳中的印度帝王後妃，亦著中國衣衫，畫中的寶塔也是重簷式的中國塔。
再者，從繪畫技法到繪畫工具，二者都有明顯的不同，更不用說壁畫人物的風格、線條等。當然，二者也有相同之處。
留於印度阿旃陀3月，研討與敦煌壁畫異同，頗為有得，就石窟這種建築形式而言，起源於印度，這種建築形式隨絲綢之路帶往東方。
莫高窟的修建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產物，它無疑借用了佛教故事，但在許多方麵又表現了我國曆朝曆代人民的生活。
好多人都說敦煌壁畫是佛教藝術，尤其是佛教人物畫的最高表現，因而就有人認為敦煌壁畫是印度藝術的傳入。我則認為不然，佛教固由印度傳入，但敦煌的藝術，卻是我們曆代藝術家融會貫通後的偉構，中國人自己的藝術，絕不是模仿來的。
張大千對石窟藝術的考察，帶動了我國許多敦煌學學者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辛勤勞動和嚴密考證工作。
1951年4月7日，周恩來指示要對敦煌藝術予以發掘，使其獲得新生。張大千在大陸的家屬分兩批將其留在大陸的全部臨摹壁畫共200多幅捐獻給了國家。
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睹物思人，動情地說：“張大千先生豪情靈氣，一生重情義，我們都愛惠於他。”
大吉嶺大學位於印度北部風景區，山峰高聳入雲，山巒幽壑，地勢高寒，清新宜人。張大千漫遊到此，一下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決定暫居此地，看山看雲，吟風賞月。
東方的天空逐漸明亮了，將近山近巒的雄姿展現。世界第三高峰幹城章嘉峰雄踞群峰之上，整個世界變得巍峨壯觀。
可能由於昨天去看維多利亞瀑布走累了，徐雯波還在睡夢之中。而張大千卻已經在陽台上打了一趟太極拳，收勢後，精神為之一爽，他轉身走進作為畫室的房間。
一會兒工夫，他在一幅《鬆蔭鳴琴圖》中題詩：
解道無聲勝有聲，寄情將意一泉明。
懷人坐負三更夢，得汝鬆梢缺月生。
隨後，他又完成了一幅水墨山水。然後想在上麵題些什麼，“大吉嶺的確不錯，可惜沒有……”他在畫上寫道：
大吉嶺山勢磅礴，兼有吾蜀青城峨眉之勝，惜無飛流、奔泉以付之。此僅有之瀑布矣，人呼之曰維多利亞瀑布，高才八十尺。
但是，這時的張大千卻被一件事困擾著，那就是他往常最不願提及的錢。
從前，張大千從不為錢發愁。“佳士姓名常掛口，平生饑寒不關心”，這是張大千最喜歡的對子。“千金散盡還複來”，他覺得，自己的一雙手、一支畫筆就是錢。
可是現在卻不同了，他寓居印度，在這裏，雖然他辦畫展、講學、賣畫也掙了不少，但張大千是來如流水、去如奔泉，不久就兩手空空了。然而此處不比國內，用錢的地方太多了：吃飯穿衣、請保姆、夫人美容、飼養印度猿，一切都離不開錢。
而此時夫人分娩在即，那又需要一筆無法預料的開支。萬般無奈之下，張大千決定：賣掉部分帶到國外的古代名貴字畫。這件事還必須瞞著夫人，以免她心情不好受刺激。
於是，張大千悄悄向香港的老友、字畫商高嶺梅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難處，請他幫忙。
信發出之後，他整日苦中作樂，寄情筆墨紙張之間，吟詩作畫，並寫了一首自嘲詩：
窮年兀兀有霜髭，癖畫浮書老複癡。
一事自嗤還自喜，斷炊未廢苦吟詩。
徐雯波起床後，來到張大千的畫室，注意到了丈夫心事重重的樣子，就問道：“你有什麼心事嗎？”
張大千趕忙掩飾道：“沒有。你起來了，你看，那山多美。”
信已經寄出去一個月了，按理說，現在也該有回音了。
但是，當張大千收到高嶺梅的回信後，心裏一下百味交集。
自大陸政權更迭，眾多文物隨隱居香港之“寓公”一道，充斥香港字畫市場，價格自此一蹶不振。時下賣畫無異火中取栗。況賣畫容易收畫難，何不咬緊牙關渡過難關。我已信囑印度分公司老友曾濟華，請代為籌劃，當無問題助君渡過難關。
張大千不由長籲一口氣：“這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錢終於有了著落，張大千與徐雯波夫婦到處觀景寫生，偶爾在百貨商店側巷發現了一個賣畫冊的地攤，那裏麵有關於阿旃陀石窟的畫冊，比不久前張大千在新德裏買的還要精美。
在印度大吉嶺住了一年多，雖然張大千的身體、精神都極佳，繪畫功力也正值巔峰狀態。但他一顆心卻始終夢係家鄉：青城山的晨霧、川江的煙雲、老家屋後牆根的蟲鳴，無時無刻不在他的腦海裏湧現。他曾作詩雲：
奪眼驚秋早，熊熊滿樹翻。
坐花蘇病客，濺血泣孱魂。
絳帳笙歌隔，朱樓燕寢溫。
青城在萬裏，飄夢接雲根。
他懷念國內的親朋好友，懷念與好友歡聚的無比快樂，更思念對他關心備至的紅粉知己李秋君。這期間，他為李秋君作“懷祖韓兄妹”詩一首：
消渴文園一病身，偶思饕餮輒生嗔。
君家兄妹天同遠， 從此渾無戒勸人。
雖然身在海外，張大千卻一直非常重視來自故鄉和祖國的音訊，他與四哥張文修一直保持著通信聯係。每逢接到四哥的來信，他就會涕淚濕襟。
從大吉嶺可以遠眺雄偉的喜馬拉雅山，這更增添了他心中那抹不去的鄉愁。他手執家書，含淚寫下幾首懷鄉之詩：
泣露飄窗墮月疏，鳴蛩回夢四更初。
家書壓枕啼號滿，客鬢搖燈病廢餘。
濃綠雄髯尚嫩寒，春來何處強為歡。
故鄉無數佳山水，寫為阿誰著意看。
故山猿鶴苦相猜，甘作江湖一廢材。
亭上黃茅吹已盡，飽風飽雨未歸來。
1950年深秋，張大千夫婦離開大吉嶺去香港，在香港舉辦了個人畫展。這時徐雯波生下一個兒子，為紀念在印度的這段歲月，張大千為兒子取名心印。
當時，昆曲大師俞振飛正暫住在香港，張大千為老朋友的生日畫了一幅精致的石濤筆法的山水橫幅。隨後，俞夫人黃蔓耕女士正式拜張大千為師。
1951年初，張大千再返大吉嶺，居住了8個多月，於夏末離開了印度。
張大千在大吉嶺前後一年的時間裏，也是他一生中創作最勤奮的階段之一。他臨摹印度壁畫，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印度、尼泊爾的風光；也同時創作了許多懷念故鄉山水的畫作。在創作這些畫作的同時，懷著對故鄉的思念，他還創作了200多首詩詞，這些詩詞多為懷鄉之作。
張大千自己總結說：“在大吉嶺時期，是我畫多、詩多，工作精神也最旺盛的階段。我畜有印度猿猴，當時最佳，繪的也多精細工筆。”
移居南美定居巴西
1951年9月，張大千帶全家趕往南美洲。
促使張大千下定決心離開印度的，還有一個突發的事件。1950年秋冬之際，大吉嶺一帶發生了一次地震，地動山搖，一塊重達兩噸的巨石從山上滾落下來，差一點就砸到了他居住的那所房子。這使張大千意識到，大吉嶺乃危險之地，不可久留。
而他選擇南美，有幾個理由，張大千對此解釋道：
遠去異國，一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應酬煩囂，能於寂寞之穎，經營深思，多作幾幅可以傳世的畫；再者，我可以將中國畫介紹到西方。
中國畫的深奧，西方人極不易了解，而近年來偶有中國畫的展覽，多嫌浮淺，並不能給外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談不上震驚西方人的觀感！
中國的曆史名跡，書畫墨寶，近幾十年來流傳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訪求，雖不一定能合浦珠還，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觀摩之效。且南美地廣人稀，一切尚在待開發階段，受到現代文明的汙染最少。
張大千在赴南美之前，做出了一件令許多人大惑不解的事。他將自己視為大風堂藏畫鎮室之寶的《韓熙載夜宴圖》《瀟湘圖》《武夷山放棹圖》三幅古跡出售。而其中《韓熙載夜宴圖》這幅價值連城的珍品僅賣20000美元。
了解他的人不解甚至震驚，張大千無論在多麼困難的時候，也沒有賣掉自己心愛的藏畫，這次出於何意呢？
張大千離開香港之後，國家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專程從北京來到香港，從張大千好友手裏購得了這三幅傳世之寶。這時人們似有所悟。
直到32年後的1983年，張大千逝世一個月後，《瞭望》上的一篇文章揭開了這個謎底：
20世紀50年代，大千先生先後把他珍藏的古畫賣給國內，現在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這時真相終於大白，張大千以一種特有的方式將這三幅名畫獻給祖國，表現了一腔愛國之情。
張大千去南美途中路過日本，稍作停留，隨後到達阿根廷。但就在此時，侄兒張心德卻因病突然逝世，這對張大千是很大的打擊。
張心德原是四哥張文修之子，因二哥張善孖無後，張大千將他與自己的兒子張心一過繼給了二哥。張心德在子侄輩中最受八叔器重，他一直隨張大千學畫，在敦煌是八叔的重要助手。張大千認為他在後一輩中是最有繪畫天才的，將來必成大器。
自二哥過世之後，張大千發誓永遠照顧二哥的遺孤，因此更格外鍾愛心德，視如親生。孰料剛剛踏上南美，心德由於風寒誘發了原來的肺病，竟一病不起，不多久就病逝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
心德的死是張大千繼二哥逝世後受到的又一沉重打擊。他隻覺五內俱焚，黯然神傷。這也是他以後長期滯留南美的重要原因。
1952年，一行人暫居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租了一處帶有大花園的住宅，張大千取名“呢燕樓”。
這裏環境優美，風景秀麗。張大千心情漸安，心緒漸佳，他寫詩道：
且喜移家深複深，長鬆拂日柳垂蔭。
四時山色青家畫，三疊泉聲淡入琴。
客至正當新釀熟，花開笑倩老妻簪。
近來稚子還多事，黯綠篇章笑苦吟。
張大千由於不了解阿根廷的民俗風情，所以抱著觀望的態度，因此把自己視為春來秋去的燕子，並沒有在阿根廷長住的打算。
在這裏，張大千舉辦了來到南美後的第一次畫展。這位中國繪畫大師的到達，轟動了整個阿根廷。阿根廷各大報紙電台紛紛報道，大街小巷也都流傳著這位中國畫家的傳說，張大千這位美髯翁一時成了阿根廷的新聞人物。
1953年，張大千又舉家前往巴西。在阿根廷居住期間，張大千結交了許多僑居巴西的華僑朋友，這些朋友都紛紛向他誇讚巴西的美，有些朋友也建議他到巴西居住。
張大千自己也說：“在阿根廷總是和一些黃頭發、藍眼睛的外國人打交道，而巴西華僑眾多，我希望在異國他鄉能多看到一些自己的同胞，多聽到一些熟悉的鄉音。而且我聽人說，阿根廷的生活費是香港的2／3，巴西又隻有阿根廷的2／3。帶著這麼一大家人，還是來巴西比較劃算。”
張大千感覺聖保羅是一個由來自許多國家的許多民族組成的城市。有一天，當他登上位於市中心共和國廣場邊上的意大利大廈時，他久久地注視著市中心不遠處的“東方區”。這裏讓他嗅到了故國的鄉土味，感到了家鄉人的親切氣氛。
青石板路的兩邊，掛著漢字或日文書寫的店鋪招牌和匾額，有中國風格的朱漆牌坊，來來往往都是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在這裏根本不用翻譯，就可以暢所欲言。
當時巴西正在吸引大批移民，共同開發。張大千住下之後，也到聖保羅郊外四處考察。一天中午，他和聖保羅餐館的經理楊先生、聖保羅農場的虞兆興、養雞場的四川同鄉李子章一道，來到小鎮外的一個起伏的小山丘，走上一個地勢平坦的壩子，忽然發現這裏與四川一樣栽著許多柿子樹，就急切地詢問當地人這個地方的名字。
當地人告訴他：“那個縣叫‘蜀山落’。”
張大千不由心中一驚，嘴裏不停地念叨著：“蜀山落，蜀山落，多麼讓人遐思的地名。四川古稱三巴之地，綿陽古代叫巴西郡，而這個國家恰恰就叫巴西，這是巧合。”
他俯身抓了一把路邊的泥土：啊！黑油油的沃土也與故鄉四川的川西壩子一樣。
張大千不可抑製地衝口而出：“我決定在此安家！”
同行的幾個人都大吃一驚，餐館經理楊先生趕緊提醒他說：“張先生，不行啊，你看，這裏還沒有通電，離聖保羅有半天路程。另找一個好些的地方吧！”
李子章和虞兆興也極力勸阻。
張大千固執地說：“不，就在這裏！我投荒南美，尚無立足之處，現在我決定了，就在這裏安家，因為喜其似成都平原。”
張大千花了10000美元就在距離聖保羅75千米處買下了一個綠樹成蔭、溪流環抱的柿子林，大約有270畝，整片地都是密密麻麻的樹林，另外還種了2000多株玫瑰花，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這個地方原是意大利藥房老板的，而恰好這個意大利人要回國定居急於出手。這真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張大千後來了解到，這個小鎮讀音類似“摩詰”，於是他就幹脆稱為“摩詰鎮”。
按照他的理解，是要建一座中國式的花園，除中國傳統式樣的房舍以外，還要有假山、池塘、鬆林、梅園、奇石、曲徑、小亭，以及四季盛開不敗的花草樹木，“必故國所有者植之”。甚至還有不可或缺的各種盆景點綴。正如他在詩中所描述的：
廢圃寬閑五百弓，十千廉買會衰翁。
疏泉種石通鬆鳴，築室開軒麵竹叢。
歲計全家收芋栗，生涯半世轉萍蓬。
藤枝倚壁生芝菌，且閉柴門養蟄蟲。
經過一段時間的建設，“五亭湖”挖成了，“潮音步”長廊修好了，一切全都齊備。
1953年，張大千把庭園命名為“八德園”，池名“八德池”。張大千為“八德”之名解釋說：
“八德”之由，概取意於佛經中的“八德功水”。然吾之“八德園”，尚有餘三種含義：一則遵照中國傳統之“四維八德”，所謂“八德”者，乃“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二則因鄙人因柿安家，段成式《酉陽雜俎》曰：柿有七德，一長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可臨書。
近來勞作之餘，翻翻醫書，才知柿葉煎水可治胃病，柿子樹豈非具有八種功德？三則，餘排行第八，晚輩皆呼“八叔”，學生稱“八先生”，取名“八德”也有一番情趣。
“五亭湖” 30餘畝，張大千在其中養魚種荷。但這裏由於引不進活水，完全依賴老天幫助，久不下雨就會幹涸。有一次居然3個月都沒有下雨，張大千終日憂心忡忡，忽然這晚大雨滂沱，他不禁狂喜難抑，披衣起床，提筆一揮而成《喜雨圖》，並題詩雲：
三月晴幹無好壞，撫築日日覓花開。
夜來一雨纏綿甚，更有山櫻怒破蕾。
“八德園”初創時，正是張大千最辛苦最勤奮的時期，築園所借的錢要還，擴建工程也需要付給工人工資。
這個時期，張大千從精力旺盛的中年步入老年，他以“十目終能下一行”的精神，創作了大量山水、人物、花卉作品，其中8幅以四川資中縣景色為題材，統稱《四川資中八勝》，張大千對朋友說“為寫資中八景，以慰羈情”，寄托了對故國之思。他還在《思鄉圖》中題字：
扁舟一棹，便有湖山之思。
鄉愁！鄉愁！這綿綿不盡的鄉愁，伴隨了張大千的一生！
與畢加索結下友誼
張大千定居巴西17年，而在八德園中是他心情最為平靜的一段歲月，平日吟詩作畫，種竹栽花。
夏秋之時，巴西多雨，往往麗日當空時，刹那間烏雲四合，四下裏籠罩在一片雨霧之中。張大千麵對這朦朧靈奇之景，心有所感，便以潑墨及潑彩的方式宣泄於紙上，形成一種獨特風格的山水形式。他還在這種靈感促發下題詩道：
老天夜半清興發，驚起妻兒睡夢間。
翻倒墨池收不住，複雲湧出一天山。
遊興大發時，張大千便外出雲遊，買賣古畫，舉行畫展，經常出現在東京、巴黎、紐約、曼穀、香港、台北等地。他的作品開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影響。
1953年，張大千將12幅作品贈給巴黎市政廳；並在台北舉辦“張大千畫展”。
1954年，張大千到香港舉辦個人畫展；並在紐約、聖保羅舉辦畫展。
1955年12月，由日本國立博物館、東京博物館、讀賣新聞社聯合在日本東京舉行“張大千書畫展”。這次書畫展不僅轟動了日本，也轟動了國際藝壇。這次展覽不僅展出了張大千的各種山水、人物、花卉作品，而且還展出了他的書法作品，這更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同時，在日本出版《大風堂藏畫》四冊。
1956年4月，日本東京舉辦了“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覽”。 張大千以深厚的功底，再現了絕妙的敦煌壁畫。這次展覽不僅吸引了美術界，也震動了日本的考古學術界。
張大千在國內臨摹的敦煌壁畫，並沒有帶到海外，展出的作品都是他依靠驚人的記憶力再現的。世人都驚歎於他深厚的藝術和超人的天才慧敏！
當時正在東京旅遊的巴黎盧浮宮博物館館長薩爾很感興趣，於是極力邀請張大千到巴黎。
1956年5月31日至7月15日，在巴黎博物館、盧浮宮博物館舉辦了“張大千敦煌壁畫展覽”和“張大千近作展”，共展出了37幅敦煌壁畫代表作品和30幅近作。
巴黎是國際藝術中心，曾產生過羅丹、高更、塞尚、莫奈、達維等藝術大師，容納過文藝複興以來各種藝術流派。張大千畫展的成功，標誌著中國繪畫藝術在西方美術界占有了一席之地，也標誌著張大千在世界畫壇的崛起。
這次展覽取得了巨大成功，巴黎這個號稱“人間藝術天堂”的城市被征服了。各大報紙對此紛紛予以報道和評介。權威的塞魚斯基博物館館長艾立西弗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高度評價說：
張大千先生的創作，足知其畫法多方，渲染豐富，輪廓精美，趣味深厚，往往數筆點染，即能表現其對自然的敏感及畫的協調。若非天才畫家，何能至此？
法國最有名氣的美術評論家耶華利也在報紙上評論稱讚道：
批評家與愛好藝術者及漢學家，皆認為張大千畫法變化多端，造型技術深湛，顏色時時革新，感覺極為靈敏。他在接受中國傳統的基礎上，又有獨特的風格。他的畫與西方對照，唯有畢加索堪與比擬。
在西方人看來，“唯有畢加索堪與比擬”可說是極高的評價。
瓦拉裏斯鎮是法國的燒陶名城，1956年7月27日，從清晨起就格外熱鬧，一年一度的陶器展覽會今天開幕。
張大千與夫人前一天就從巴黎到達此地，今天一早就帶著一位姓趙的華裔翻譯走到街上。
在這裏，張大千親眼目睹了萬眾歡呼畢加索的熱烈場麵。
張大千此前曾托在西方美術界很有名氣的旅法中國畫家趙無極和盧浮宮博物館館長薩爾，希望他們能幫他與畢加索見上一麵。但是，這兩個人都怕畢加索那古怪脾氣，因此，他們當時都沒敢給張大千一個肯定的答複。
於是張大千決定自己聯係，他請翻譯給畢加索在昂蒂布市的居所打電話。電話是畢加索的秘書接的，他請張大千到陶器展覽會上與畢加索見麵，因為畢加索將到展覽會上主持開幕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