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夏天，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去休假了。體質差些的去了海濱。這個季節，誰都盼著輪到自己休假。保爾替夥伴們爭取到療養證和補助費，放他們去休息。大家在出發的時候，麵色蒼白，神態疲憊，但心情愉快。同誌們走了，工作都壓在了保爾肩上。於是他埋頭苦幹，猶如一匹馴順的馬，拉著大車爬坡。一批同誌回來了，曬得黑黑的，神采飛揚，精力充沛。接著，又走了另一批。整個夏天，一直有人離開，工作卻不能停頓。這樣一來，保爾就得守在崗位上，一天也不休息。
每年夏季便這樣過去了。
保爾不喜歡秋天和冬天：這兩個季節會給他的肉體帶來許多痛苦。
今年，他盼望夏季快到的心情格外迫切。他不得不暗自承認，精力在一年比一年差，這使他非常苦惱。隻有兩條出路：要麼明白地說出，工作緊張，困難重重，自己是個殘疾人，無法勝任了；要麼堅守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他選擇了後一條。
專區衛生處處長是個老醫生，曾做過地下工作。有一天，專區黨委常委會正在開會，這個老醫生湊到保爾跟前說：
“保爾，你的氣色很不好，去醫務委員會檢查過沒有？健康情況怎麼樣？八成兒沒去過吧？我有點記不清了。年輕的朋友，反正你應該檢查一下，星期四來吧，下午來。”
保爾太忙，自然沒去醫務委員會。可衛生處處長沒有忘記他，好說歹說把他拉了去。那兒的醫生為保爾進行了全身檢查。完了，寫出結論：
保爾必須立即停止工作，去克裏木長期療養，並進一步認真治療，否則必將產生嚴重後果。
在這個結論前麵，還有一長串病名，是用拉丁文寫的。保爾從中隻了解到一點：他的主要病症不在腿上，而在於中樞神經係統嚴重受損。
衛生處處長把這份醫務委員會的決定提交常委會批準。沒有任何人反對保爾立即停止工作。不過，保爾自己提議，等共青團專區委員會組織部長休假回來後，他再離開。他擔心團委的工作停滯下來。
隻剩下三個星期，保爾就要得到一生中的頭一次休假了。一張療養證已經放在他的辦公桌抽屜裏。
這些日子，保爾加緊工作。他召開專區團委全體會議，並且不顧勞累，把一切安排妥帖，以便走得安心。
保爾要去休養了，要去看看至今沒見過的大海。恰恰在臨行的前夕，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件事、一件既可惱又可惜的事。
一天下班後，保爾來到黨委宣傳部的辦公室。書櫃後麵，窗戶開著，保爾就坐在窗台上，等著開宣傳工作會議。他進來的時候，辦公室裏一個人也沒有。不一會兒，有幾個人進來了。保爾在書櫃後麵，看不見他們，不過聽出了一個人的聲音，那是法伊洛，專區國民經濟處處長，高個子，很漂亮，有一種軍人的氣派，保爾多次聽人說，此人愛酗酒，見了漂亮的女孩子就盯住不放。有一次，一個女團員找到保爾，哭得跟淚人兒似的，說法伊洛答應和她結婚，不料同住了一星期，就不理睬她了。在監察委員會裏，法伊洛賴得幹幹淨淨，那女孩子又沒有證據，但是保爾相信她說的是真話。
這時候，保爾聽見辦公室裏的其中一個人在問：
“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麼樣？又有什麼新花招了吧？”
是格裏博夫在問，他跟法伊洛是一路貨色。
法伊洛得意洋洋地說出他如何欺騙引誘，把科羅塔耶娃搞到手，而且講得非常下流。
保爾感到神經一陣震顫——這是他怒不可遏的征兆。科羅塔耶娃是專區黨委的婦女部長，是和保爾同時調到這兒來的，共事期間，他們成了好朋友。她是一個大家都願意接近的女黨員，每一個來求她保護或出點子的婦女，她都熱情接待。在同事們中間，她是很受尊敬的。科羅塔耶娃還沒有結婚，法伊洛講的無疑就是她。
保爾站起來，攥緊拳頭，隻覺得心在怦怦地猛跳。
格裏博夫等人要聽聽細節。於是，法伊洛講得更下流、更無恥了。
保爾聽了，氣得渾身發抖，他從書櫃後麵走出來，衝到法伊洛跟前。
“畜生！”保爾怒喝一聲。
“我是畜生嗎？你偷聽別人說話，才是畜生！”
保爾又說了一句什麼，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脯：
“你敢這樣侮辱我？”
說著，喝醉的法伊洛打了保爾一拳。
保爾抓起一張凳子，一下子就把法伊洛擊倒在地上。當時保爾沒帶著槍，法伊洛才算撿了一條命。
於是，就在預定前往克裏木的那天，保爾出席了黨的法庭。
黨組織的全體成員都集中在市劇院裏。審判發展成了一場生活道德問題的激烈辯論。法伊洛在法庭上十分囂張，說保爾砸破他的腦袋，應該判處強製勞動。至於向他提的問題，他通通拒絕回答。
主席要保爾談談衝突的情況。保爾講得很平靜，不過人們能感覺到，他是在竭力克製著自己。
“發生這樣一件事，是因為我當時沉不住氣。我做工作，曾經拳頭動得多，腦子用得少，但那是好幾年以前。這次又出岔子——直到法伊洛腦袋上挨了一下，我才清醒過來。法伊洛幹的勾當，是一種醜惡現象，雖然他挨打是活該，但我仍然責備自己的舉動，我不明白，一個革命者、共產黨員，怎麼能夠同時又是一個無恥的畜生和惡棍。我永遠不會同這種現象妥協。”
黨員們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把法伊洛開除出黨，格裏博夫由於提供假證詞，也受到嚴重警告。
衛生處處長談了保爾神經係統的狀況，檢察員建議給予保爾申訴處分。全場嘩然，一致反對，最後檢察員不得不撤回了這個建議。
幾天後，保爾乘上火車，前往哈爾科夫。經過保爾的再三請求，專區黨委同意把他的組織關係轉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會。他得到了一份相當不錯的鑒定，就上車了。
阿基姆看了鑒定，隻見在“對黨無限忠誠”這句話後麵寫著：“具備黨員應有的堅毅精神，隻是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容易發怒，不能自製，其原因是神經係統已嚴重受損。”
“保爾，在這份很好的鑒定上，到底還是給你寫了這一條。你別不痛快。有時候，神經十分正常的人也會出這種岔子的。到南方去，把精力恢複一下吧。等你回來，咱們再談談你到什麼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緊緊握住保爾的手。
保爾來到中央委員會的“公社戰士”療養院。
花園裏有一個玫瑰花壇，噴水池中波光粼粼，葡萄棚上果實累累。許多同誌都願意來這裏療養。
年輕的女醫生登記下保爾的姓名，並給他安排了一個窗戶麵對大海的房間。房間裏一塵不染，床單潔白得耀眼。
保爾洗過澡，換了衣服，神清氣爽。放眼望去，深藍色的大海，宛如光滑的大理石，莊嚴而寧靜，空空茫茫，消融在遠方淡藍色的輕煙中。熔化般的朝陽，在海麵上撒下一片火焰似的金光。
療養院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今天保爾又躲到這裏來了。在療養院的頭幾天，他依然神經緊張，依然頭痛不止。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這種罕見的複雜病症。叩診、聽診，反複地進行，使得保爾膩煩了，而且感到疲勞。
今天看樣子不用檢查了。保爾又躲到花園裏看書。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朦朧的睡意中好像聽見了腳步聲，但他沒有睜眼。“走過來的人一定以為我熟睡著，那他就會走開的。”可是估計失誤，搖椅咯吱一響，那人坐下了。一股淡淡的香氣，表明是個女的坐在旁邊。保爾睜開眼睛，他先看到耀眼的白色連衣裙、曬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後是頭發剪得像男孩似的腦袋，兩隻大大的眼睛和一排細密的牙齒。這女同誌不好意思地笑笑。
“對不起，我打攪您了吧？”
保爾一聲不吭，盡管有些不太禮貌。不過，他還在盼著坐下的女同誌會走開。
“同誌，請問您是療養院的吧？”
保爾不耐煩地動了動身子，暗想：“八成兒又馬上要問我得的什麼病，還是我走開吧。”這麼一想，保爾口氣硬邦邦地回答：
“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兒看到過您。”
保爾抬起身來要走，忽然後麵響起另一個女人脆亮的聲音：
“朵拉，你怎麼躲到這兒來了？”
這是個淺黃色頭發的女同誌，長得豐滿，皮膚曬得黝黑，身上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她在搖椅上坐下，瞥了保爾一眼。
“同誌，我在哪兒見過您的。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爾科夫。”
“做什麼工作？”
保爾決定刹住這段談話。
“開大糞車。”
兩個女人哈哈大笑，這倒使保爾停頓了一下。
“同誌，您這種態度，恐怕不算是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朵拉是哈爾科夫市的黨委常委，她後來一再回憶起初次相識的可笑情景。
保爾吃過午飯，在“塔拉薩”療養院的花園裏觀看歌舞演出，碰巧同紮爾基不期而遇。
當年的紅軍戰士紮爾基，目前在一個專區黨委會的宣傳部任職。他在保爾的房間裏坐了很長時間。
“你還不知道，我已經有了愛人，而且很快就要有個女兒或兒子了。”紮爾基說。
“哈！那你愛人是誰呀？”保爾感到很突然。
紮爾基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小相片，給保爾看。
“你認得出吧？”
照片上是紮爾基和安娜。
療養期沒滿，保爾便回去了。
他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多少日子，就被派往一個工業專區，擔任共青團區委書記，才過了一個星期，他就去給城裏的團員積極分子做報告去了。
到了深秋，那天保爾帶著兩名工作人員，乘坐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前往離城很遠的地方。路上，汽車跌進路旁的壕溝，翻倒了。
車上的人都傷得不輕，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幾天後，他被送進哈爾科夫外科醫院。醫生檢查過他腫脹的膝蓋後，又看了X光片，決定立即給他動手術。
保爾表示同意。
第二天早上，手術開始了。
“那就明天早上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決定。
手術室裏，幾個人戴著大口罩。鍍鎳的手術器械閃閃發亮，狹長的手術台底下，有一隻大盆。保爾躺到手術台上，教授也快要洗完手了。手術前的準備工作，在保爾的後麵迅速地進行著。他回頭望一眼，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病房責任醫生巴紮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
“保爾同誌，您別看，這會刺激神經的。”她輕輕地囑咐。
“醫生，您在說誰的神經？”保爾不服氣地一笑。
幾分鍾後，厚實的麵罩遮住了保爾的臉。教授說：
“別緊張，這就施行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時數數吧。”
麵罩下麵傳出悶啞而平靜聲音：
“好的，我也許會說出難聽的話來，所以提前道個歉。”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麻醉液，散發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在療養院
阿爾焦姆差點兒把信封撕成兩半。展開信紙的時候，他不知怎的，心頭怦怦亂跳。眼睛一看到信的頭幾行字，他就飛快地往下念：
阿爾焦姆！咱倆很少通信。一年才一兩次。不過，次數多少有什麼關係呢！你說你已經轉到卡紮京的機車庫工作，全家都離開了舍佩托夫卡。你說年齡不饒人，學習很困難，其實你學習得不錯。讓你脫產當市蘇維埃主席，你一口拒絕，這就不對了。你為奪取政權戰鬥過吧？那就該掌握政權。你應該明天就接過市蘇維埃的工作，幹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我的情況不大妙。我經常住院，開過兩次刀，流掉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誰都回答不出，這要拖到何年何月。
我不上班了，給自己找了份新的工作——當病號。我忍受著種種痛苦，結果卻是右股動彈不得，身上還添了幾處傷。醫生最近還發現：七年前，我的脊椎骨受過的暗傷，這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但隻要能夠歸隊，我準備忍受一切。
我覺得生活當中，掉隊是最可怕的事。正因為這樣，我才什麼都不拒絕，積極配合治療，然而事情卻並沒有好轉，相反，烏雲越積越厚。做過第一次手術，我剛能走路，就恢複工作，不料很快又被送回醫院。現在我拿到了麥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所以明天就要動身去葉夫帕托裏。哥哥，你別以為死神會奪走我的命，可沒那麼容易。我的生命力強著吧，還有許多事等著我去做呢。注意保重身體，別一下子幹得太猛。要不然，以後黨得花大錢給你修理。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積累起經驗和知識，可不是為了一個個到醫院去做客。
想你的弟。
保爾·柯察金
阿爾焦姆皺起濃眉，念著弟弟的信。而在這同時，住院的保爾正和巴紮諾娃醫生道別。這位女醫生一麵把手伸給保爾，一麵問：
“明天您就動身去療養院嗎？那今天待在哪兒？”
保爾回答：
“朵拉同誌馬上會來。我會待在她家裏，明天早晨她送我去火車站。”
巴紮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常來看望保爾。
“保爾同誌，咱們說定過，您臨走前要跟我爸爸見見麵，沒忘記吧？您的病情，我已經詳細地告訴他了。我想讓他為您檢查一次。今天晚上就可以的。”
保爾同意了。
當晚，巴紮諾娃帶領著保爾，來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作了詳細檢查。
巴紮諾娃從醫院取來了X光片和全部化驗單，專家看完後，用拉丁語講了好長一段話，並一一回答女兒的問題。巴紮諾娃聽了以後，臉色變得煞白。這是保爾不可能不發覺的。保爾望著教授謝了頂的大腦袋，竭力想從那敏銳的目光中看出個究竟。然而，教授是不露聲色的。
保爾穿好衣服。教授客氣地和他告別，說自己要去參加一個會議，讓女兒轉告檢查結果。
保爾靠在長沙發上，等巴紮諾娃開口。但女醫生不知該怎樣啟齒，她感到非常為難。父親對她說，保爾體內的致命炎症正在發展，而目前的醫學還無法加以遏止。教授反對再做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麵臨著癱瘓的悲劇，但我們沒有力量阻止。”
巴紮諾娃作為醫生和朋友，覺得不宜如實地說出一切。她謹慎地挑選著字眼，向保爾透露一點實情。
“保爾同誌，我相信，葉夫帕托裏亞的泥療，會使疾病出現轉機，秋天您就可以恢複工作。”
她這樣說著，卻忘了對方的眼睛始終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裏，或者確切些說，從您沒有說出口的話裏，我已經明白了病情的嚴重性。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千萬要對我實話實說用不著隱瞞什麼，我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的。不過我真想知道，自己往後會怎麼樣。”
巴紮諾娃說笑著，把話題引開。
當晚，保爾始終沒有了解到實情。
臨別，巴紮諾娃輕聲說：
“保爾同誌，別忘了我們的友誼。您的生活中，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如果需要我的幫助或建議，您就來信，我會竭盡全力幫助您的。”
葉夫帕托裏亞的天氣真是酷熱難耐，每個人都曬得黑黝黝的。一批旅客乘上汽車，十多分鍾就到了麥納克療養院。
值班醫生把剛來的人帶到各個房間。
“同誌，您持有哪個單位的入院證？”他在11號房間門口站住，問保爾。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那就安排您住這兒，跟埃勃涅同誌住在一起。他是德國人，他要求給他找個俄國病友。”醫生解釋一下，上前敲門。
房間裏傳出一句不地道的俄語。
“請進。”
保爾走進了房間，放下手提箱，轉過身去，隻見床上躺著一個男子，他正看著保爾，露出和善的笑容。
“古騰莫根·蓋諾塞。對不起，我是想說：你好。”他德語出口，又改用了俄語，並且把手伸向保爾。他的手沒有血色，指頭長長的。
幾分鍾以後，保爾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生動活潑地交談著，使用的是那種“國際”語言——詞語隻起次要作用，弄不懂就靠手勢、表情和猜測。
保爾已經知道，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在1923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槍。這回是舊傷複發，臥床休息。盡管很痛苦，他卻保持著昂揚的情緒。這一點，馬上博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住的病友很開朗，這使保爾喜出望外。這種人不會從早到晚，唉聲歎氣，訴說病痛，相反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痛苦也忘掉的。
“美中不足的是，我一點兒也不懂德語。”保爾暗想。
花園的一角，放著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輛輪椅車。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就到這兒來聚會。
除了保爾、埃勒涅，另外三個是：大胖子瓦伊曼，愛沙尼亞人；深棕色眼睛的瑪爾塔，拉脫維亞人；兩鬢斑白的列傑尼奧夫，西伯利亞人。瑪爾塔和瓦伊曼懂德語，埃勃涅讓他們當翻譯。列傑尼奧夫和保爾都愛下國際象棋，這是他們成為好朋友的原因。
在列傑尼奧夫來到之前，保爾是療養院裏的國際象棋“冠軍”。他是經過激烈的冠軍爭奪戰，才從瓦伊曼那兒奪得這個稱號的，這使瓦伊曼一直對他耿耿於懷。然而沒多久，院裏來了個魁梧的老頭兒，５０開外，但看上去卻要年輕得多。他邀請保爾玩一盤。保爾並沒有戒備，平靜地開了一個後翼棄卒局，列傑尼奧夫以挺進中卒相應。保爾身為“冠軍”，必須迎戰每一個新來的棋手，而且觀棋者也總是很多的。走到第九步，保爾已經發覺，對方的小車在沉穩地推進，咄咄逼人，保爾心裏明白：遇上了強敵。他對這場比賽太掉以輕心了。
激戰了三個小時，保爾雖然集中心神，竭盡全力，但還是不得不認輸。比起觀棋的人來，他更早地看出自己敗局已定。
保爾瞧瞧對手。列傑尼奧夫和藹地笑笑。顯然，他也看出了保爾必敗。瓦伊曼暗暗盼望保爾吃敗仗，緊張觀戰，不過還什麼也沒有察覺。
“我總是堅持戰鬥，直到最後一步的。”保爾說。
隻有列傑尼奧夫聽得懂這句話，他讚許地點點頭。
五天當中，保爾同列傑尼奧夫下了十盤棋，結果七負二勝一和。
瓦伊曼眉飛色舞：
“哦，列傑尼奧夫同誌，謝謝啦！您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這是活該！我們這幫老棋手全成了他的手下敗將，可他自己終究還是敗在一員老將手裏。哈哈哈！”他轉而挖苦保爾，“怎麼樣，吃敗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爾失去了“冠軍”稱號，但他在失去這份棋壇榮譽的同時，結交了列傑尼奧夫，後來列傑尼奧夫成了他的摯友和尊敬的人。
保爾棋賽失利也並不是偶然的，他對象棋戰鬥僅僅略知皮毛而且，遇到精通棋藝的行家，自然非敗不可。
保爾和列傑尼奧夫有一個巧合的年份：保爾出生和列傑尼奧夫人黨，是在同一年。他們是布爾什維克近衛軍老一代和年輕一代的典型代表，一個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搞過多年地下工作，蹲過沙皇的監獄，後來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另一個擁有烈火般的青春，雖然隻有八年的戰鬥曆程，卻抵得上好幾個人的一生。他們兩個，一老一少，都有一顆火熱的心，都是一身傷殘。
保爾的另外一個病友瑪爾塔，是一個看上去隻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保爾認為，她也就是個共青團員。不過，有一次保爾和她交談，大感意外。真沒想到，她已經３１歲了，1917年就入黨，而且是拉脫維亞共產黨一名優秀的工作人員。1918年，她被白匪判處槍決，後來和其他幾個同誌一起，由蘇維埃政府贖換回來。如今她在《真理報》工作，同時還念完了大學。
到了月底，保爾的病情惡化了，醫生讓他全天臥床。這使埃勃涅心裏很難過。埃勃涅喜歡這個年輕的布爾什維克——他樂觀開朗，從不愁眉苦臉；他充滿朝氣；卻又這樣過早地喪失健康。
保爾直到要離開療養院之前，醫生也沒允許他下床走動。
出院前的一個星期，保爾接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的信。信中通知他，假期延長兩個月，還說根據療養院的診斷結論，在他目前的健康狀況下，不可能讓他恢複工作。中央委員會還隨信彙了一筆款來。
保爾經受住了這一次打擊，就像當年向朱赫來學習拳術的時候，經受住了朱赫來的打擊一樣；那時候，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是總是立刻又站起來。
保爾又收到媽媽的一封信。老人家說，她有個十五年沒見的老朋友，名叫阿莉比娃，嫁到丘查姆家裏，住在一個港口，離葉夫帕托裏亞不遠。所以，媽媽要兒子一定到那兒去看看，這封偶然的來信，對保爾今後的生活影響很大。
一星期後，療養院的病友們熱情地把保爾送到碼頭。臨別，埃勃涅像對親弟弟一樣，熱烈地擁抱和親吻保爾。
第二天早晨，敞篷馬車載著保爾，駛離碼頭，來到一座帶著小院子的小小屋舍跟前。保爾讓陪送他的人去問問，這兒是不是住著丘查姆一家。
丘查姆家有五口人，母親阿莉比娃，已過中年，胖胖的，黑眼睛，目光凝滯而抑鬱；兩個女兒——廖麗亞和達雅；廖麗亞年幼的兒子；還有就是胖得像豬的老頭子丘查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