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年輕人
奧庫涅夫和塔莉亞要結婚了。為了表示祝賀，大家為他倆舉行了一個晚會。夥伴們在晚會上回顧往事，朗誦、唱歌。接著，又拿來了手風琴，於是晚會就更熱鬧了。
這天晚上，保爾的琴拉得格外好。
後來，手風琴轉到沃倫采夫手裏，這個鉗工出身的團支部書記奏出了熱情奔放的“小蘋果”舞曲。立刻有人隨著這隻樂曲，滿懷激情地跳起來。這並非別人，正是保爾。他跺著腳，瘋狂地跳著，他哪裏知道，自己這樣歡暢地跳舞，竟是人生中的最後一回了。
有一天晚上，保爾和許多年輕人，聚集在安娜的屋子裏閑談。這時有人說習慣比人的意誌還厲害，而且拿抽煙作例子。這便引起了爭論。保爾當時怎麼想就怎麼說了：
“人能夠控製習慣，而不應讓習慣控製人。否則，咱們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呢？”
茨韋塔耶夫在角落裏喊起來：
“說的比唱的還動聽。保爾就喜歡這樣。他本人抽不抽煙？抽的。他可知道抽煙不好？知道的。那麼戒掉吧——卻又控製不了自己。不久前，他還在一些小組裏‘宣傳文明’，那就讓他回答我們，他為什麼要罵人呢？是的，他現在難得罵人，但寫起來挺凶。傳教容易當聖徒難哪。”
大家一時默默無言。保爾從嘴上慢慢地拿下煙卷，揉碎。要知道，他幾乎從小就抽煙，可是那一天，保爾卻聲音不高但卻是斬釘截鐵地說：
“我不再抽煙了。”
稍停了停，他又補充：
“一個人改不掉壞習慣，那就一錢不值。我還有個罵人的缺點，沒能徹底改掉。不過，茨韋塔耶夫也承認，現在不大聽見我罵人了。話是容易脫口而出的，不像抽煙那樣好控製。正是因為這一點，我這會兒還不能一下子就徹底改掉。但是我一定會把罵人的壞習慣也完全克服的。”擔任軍營政委
秋汛泛濫，衝散了一些木排。入冬前，這些木排在河裏擠擠撞撞，向下遊漂移，眼看要造成損失。索洛緬卡區派出共青團員，去搶救寶貴的木材。
保爾在患重感冒，但他不願意落在大家後麵，就裝著沒事兒一樣和同誌們一道幹。過了一個星期，保爾發起了高燒——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濕，把沉睡在他血液裏的仇敵喚醒了。接連兩個星期，急性風濕病把他送進了醫院，並不斷地折磨著他。從醫院回到工廠以後，他隻能“趴”在工作台上幹活。工長心疼地直搖頭。幾天後，一個公正的委員會認定保爾已經喪失勞動力，為他開了退休證明並為他發了一筆撫恤金。但是，保爾惱怒地拒絕領取撫恤金。
保爾心情沉重地離開了自己的工廠，他拄著手杖，忍著劇痛，蹣跚地走著。媽媽曾一再來信，要他回家看看。此刻他想起了老人家，想起了媽媽臨別時說的話：“隻有在你們病病歪歪的時候，我才見得到你們。”
他去了省委會，領了兩份組織關係證明書，一份是共青團的，一份是黨的。為了避免又一次辛酸，他幾乎沒有跟誰道別，就動身到媽媽那裏去了。
接連兩個星期，媽媽用草藥，又是熏又是洗，醫治他腫脹的雙腳。一個月後，他已經可以扔掉手杖走路了。黃昏又變成了黎明。保爾乘火車來到省城。過了三天，他由省軍務部委派到地方軍訓部門去做政治工作。
又過了一星期，他來到別列茲多夫鎮，擔任第二軍訓營的政委，並兼任團委書記。
別列茲多夫鎮的執委會主席利錫增才24歲，但他高大魁悟，為人嚴肅，看上去足有35歲模樣。他穿著“飽經風霜”的灰軍裝，左胸口袋上佩戴著紅旗勳章。
這兒的布爾什維克組織人數非常少，才19個人。他們廢寢忘食地工作，正加緊蘇維埃的建設。最近，他們又組建成了一個新區，一切都得從頭做起，工作變得更加繁忙了。由於靠近邊界線，蘇維埃烏克蘭和地主波蘭的國界就從這裏開始，所以大家的警惕性不能有絲毫鬆懈。
凡是積極分子，常常從清早到深夜，一直忙得不可開交。
保爾更忙，有時他一下馬，就走向辦公桌；一離開辦公桌，又上馬，趕往訓練新兵的廣場；還要去俱樂部、學校，參加會議；到了夜晚，他騎馬端槍，打擊那些越境和走私者。這個軍訓營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數黑夜，就是這樣度過的。
保爾所在的軍訓營接到命令，要參加民兵部隊的秋季演習。民兵師的駐地在40公裏以外。保爾這個營從清晨出發，冒著瓢潑大雨，一直走到深夜才抵達。這次行軍，營長古謝夫和政委保爾是騎著馬的。
晚上，800名即將應征入伍的青年，到達營房。民兵師的指揮部給這個營的調集令下達得晚了些，明早就得接受檢閱，並立即開始演習。
第二天早晨全營在場地上排好了隊形，軍訓營已經領到服裝和步槍，麵貌煥然一新。營長和政委為這支隊伍傾注了大量心血，花費了許多時間，因此心中有底，不慌不忙。全營迂回行進，整齊地變換著隊形。等到檢閱完畢，有個臉蛋漂亮但皮肉鬆弛的軍官，聲色俱厲地問保爾：“您為什麼騎馬？營長和政委不應該騎馬。我命令您，把馬關進馬棚，徒步參加演習。”
保爾知道，自己離了馬背，就無法參加演習。這兩條腿呀，連1公裏也走不了。
“我不騎馬就不能參加演習。”
“為什麼？”
“我兩腿腫脹，沒辦法走路。同誌，我還不知道您是誰。”
“我是你們團的參謀長，這是第一；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不許騎馬。如果您是個殘廢，那麼我並沒有叫你在部隊裏工作，不能怪我。”
保爾的心就像被猛抽了一鞭。受辱發怒和沉著製怒，這兩種感情在保爾心中搏鬥了幾分鍾。如今的保爾，已經不是那個擅自從一個部隊跳到另一個部隊去的小戰士了。“在遵守軍紀方麵，我的舉動會給全營留下什麼樣的印象！況且，自己訓練全營戰士，又不是為了這個花花公子。”這麼一想，他雙腳脫出馬蹬，忍著關節的劇痛，朝隊伍的右翼走去。
接連數日，天氣特別晴朗。演習接近了尾聲。第五天，他們在舍佩托夫卡城郊進行演習。這座小城，也就是演習活動的終點。保爾的這個營接受了任務，要從一個村子出發，攻占車站。
保爾對這一帶太熟悉了，他把所有的路徑都告訴了營長。全營兵分兩路，曲折迂回，繞到後方，高喊著“烏拉”，衝進車站。
評委們認定：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車站讓他們拿下了，防守車站的那個營，被判定喪失一半兵員，退進了樹林。
演出結束後，保爾和連長朝一個道口走去。
團部的軍官都聚集在那兒了。他們祝賀營長古謝夫打了勝仗。
“這不是我的功勞。保爾正巧是本地人，是他為我們指明的路線。”
那個耀武揚威的參謀長騎著馬，來到保爾跟前，冷嘲熱諷地說：“同誌，原來您是能夠健步如飛的。您要騎馬，顯然是為了出風頭吧？”
他還想挖苦幾句，但是被保爾的目光鎮住，話到嘴邊，咽了回去。等團部的人走後，保爾輕輕地問古謝夫：“你可知道他叫什麼？”
古謝夫在他肩頭拍了一下：“算了，別去管這個滑頭。他叫丘紮寧。”
“好熟悉的名字，”保爾使勁兒回想，在哪兒聽到過這個人，不過怎麼想他也沒想起來。
其實，丘紮寧就是以前宣傳列車上的政委。冬妮亞曾告訴過保爾這個人曾企圖用暴力汙辱她。
所有的演習都結束了，這個軍訓營成績優良，獲得了好評。軍訓營返回了別列茲多夫。但是，保爾的身體幾乎徹底累垮了，他到媽媽身邊住了兩天。這兩天，保爾每天睡上12個小時。第三天，他到機車庫去看望哥哥。在熏黑了的廠房裏，保爾有一種親切感。
將近中午，保爾回到了別列茲多夫。
保爾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有一封公函，外麵寫著“急件”。他拆開了，隻見上麵寫著：
別列茲多夫共青團區委會，省黨委會決定，從你區調回保爾同誌，擬另行委派他擔任重要的團工作。
保爾向工作了一年的地區告別。最後一次區黨委會議上討論了兩個問題：第一，批準保爾轉為正式黨員；第二，解除保爾的團區委書記職務，通過他的鑒定。
保爾騎著馬，從大院出來，上了大道。這時候，十多名戰士為他鳴槍送行。列寧去世
1924年攜帶著冰雪和刺骨的嚴寒到來了。1月剛開頭便大雪紛飛，到了下半月，更是狂風怒號，冰天雪地。
1月21日，列寧同誌去世了！
這個的噩耗傳遍各地，人們化悲痛為力量，更加努力的工作，爭取加入布爾什維克。
在鐵路俱樂部裏，一批優秀工人宣誓入黨。他們中間有波利托夫斯基、紮哈爾、阿爾焦姆……
他們的發言，都出自肺腑，感人至深。
老司機波利托夫斯基這樣說：
“同誌們，說實在話，革命剛鬧起來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已經老了，養家糊口的重擔又壓在肩上，就耽耽擱擱，沒提入黨的事兒……列寧一死，我難受得簡直撕心裂肺。我們永遠地失去了他——他是為我們奮戰終生的朋友。我決不再提一個老字了！我笨嘴拙舌的，讓講得好的來發言吧。隻有一點，我要強調一下：我跟布爾什維克走一條道，決不改變。”
白發蒼蒼的老司機，毅然地揚一揚腦袋。
接著發言的是阿爾焦姆，這個濃眉大眼、肩闊腰圓的工人激動地說：
“媽媽替大戶人家當廚娘。爸爸的模樣，我不大記得了。他跟媽媽合不來，還經常喝酒打人，我們是跟媽媽過的。她千辛萬苦，養大幾個孩子。媽媽天天起早摸黑地幹活兒，累彎了腰，每月隻掙四個盧布。我好歹上過兩年小學，學會了念書和寫字。到了九歲，媽媽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就送我到一家鐵工廠去當學徒。三年當中，沒有工錢，隻管飯……老板是個德國人。他本來嫌我太小，不肯收，不過見我長得結實，媽媽又替我多報了兩歲，這才收下。我在他那兒幹了三年，可他不教手藝，盡讓我幹家務活兒。老板娘也把我當傭人使喚，支派我倒尿盆，削土豆。他們動不動就踢我一腳，常常是無緣無故的——這已經成了他們的習慣。因為老板經常喝得醉醺醺的，老板娘心境特別壞，遇上什麼事兒都會發火，一發火就抽我兩三個嘴巴子。我從她那兒逃開，跑到街上，可是能到哪兒去呢？我向誰訴說苦衷呢？媽媽遠在40多裏以外，何況她那裏也沒有我的容身之地……
“在鐵工廠裏，處境也並不好。老板的弟弟掌管著一切。這個畜生就愛拿我取樂。鐵匠爐放在屋角，他指指那邊的地上說：‘去，把那個鐵墊圈給我拿來。’我過去伸手就拿。其實這鐵墊圈是剛夾出爐子的，我沒在意，誰知一拿，手指立刻就被燙傷，肉都露了出來。我疼得哭喊，他卻笑得前仰後合。這樣的折磨，我實在受不了，就逃出去找媽媽。可她沒地方安頓我，不得不又把我再送回去。她一麵走，一麵哭。直到第三年，才讓我學一點鉗工活兒，但還是打我的嘴巴子。我又逃出去。這回跑到別的城市，進香腸作坊做工。整天洗腸子，過了一年多豬狗不如的生活。後來，老板賭錢，把作坊也輸掉了。欠下我們整整四個月的工錢，不知溜到哪裏去了。這麼著，我離開了那個鬼地方。
“在另一座城市裏，有個機車庫的工人同情我的遭遇。他聽說我多少會幹一些鉗工活兒，就說我是他的侄子，求上司收下。這樣，我就給鉗工打下手了。後來，我到這兒幹活，也已經是第九個年頭。這就是我過去的經曆。至於在這兒的情況，你們全知道的。”
阿爾焦姆用帽子擦擦額頭，長長地舒了口氣。還有一件事兒，最重要也是最難講的，應當自己說，不能等人家來問，他緊鎖濃眉繼續說：
“人人都會問我，為什麼革命烈火剛剛燃燒起來的時候，我沒有成為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我該怎麼回答呢？我可還一點不老哇。我是因為直到如今才找準了道路。這是我用不著隱瞞的。從前，有個水兵朱赫來，跟我談過多次。可直到1920年，我才拿起槍來戰鬥。後來，打完了仗，回家了。於是成家、生孩子……一頭紮進了家庭的小圈子。現在，我們的列寧同誌逝世了。黨發出了號召。我回顧自己的生活，看清了這當中缺少了什麼。保衛過政權，這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共同奮戰，讓蘇維埃政權永遠屹立在山峰上。我們應該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是我們的呀。”
“也許還有誰要問他些什麼吧？”黨委書記對著大家說。
有個司爐工，是一下機車就直接來開會的。他渾身黑得像甲蟲，爽爽快快地喊起來：
“問什麼？難道咱們還不了解他嗎？把黨證發給他就行啦！”
紮哈爾這人沉默寡言，他曾給波利托夫斯基當過多年助手，如今自己早就成了司機。他談出近幾天的想法，雖然聲音很輕，但是大家聽得很清楚。
“我的兩個孩子，瓦莉亞和謝廖沙，都犧牲了。我應該完成他們沒有完成的事業。我還沒有拿出行動來彌補他們的死所造成的損失。領袖的逝世打開了我的老思想。大家別問我陳年舊事了。對我而言，真正的生活，現在才剛剛開始。”
列寧的逝世，激勵了數十萬工人鬥誌，他們紛紛參加布爾什維克。領袖的亡故，並沒有造成黨隊伍的渙散。這就好比一棵大樹，強勁有力的根深深地紮在土壤中，即使被削去了頂端，也決不會枯死的。與麗達在一起
旅館的音樂廳門口，站著兩個人。一個是紅軍戰士，另一個是高個子，戴著夾鼻子的眼鏡，套著紅袖章，上麵寫明是“糾察隊長”。
麗達走來了，問：
“烏克蘭代表團是在這兒開會嗎？”
高個子一本正經地回答：
“是的？你有什麼事？”
“請讓我進去。”
高個子堵住了半邊門。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著麗達，問：
“您有證件嗎？隻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進去。”
麗達從手提包裏取出燙金的代表證。高個子念出幾個字：“中央委員會委員”。他那官腔馬上收了起來，變得很熱情，跟“老熟人”似的：
“請吧，請進，左邊有的是空位子。”
麗達從一排排椅子中間穿過去，找個空座位坐下了。麗達仔細地聽會議主席的講話，她覺得聲音好熟：
“同誌們，請允許我再一次核對已經報到的代表名單。”
麗達認出來了，這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著名字。
他叫到誰，誰就舉一下手，手裏拿著紅色或白色的代表證。
麗達聚精會神地聽著。
忽然，她聽見一個熟悉的名字：
“潘克拉托夫。”
麗達一回頭，朝舉起手來的那邊望去，一排排代表坐在那兒，她沒有找到潘克拉托夫。名字念得很快，又聽到一個熟人——“奧庫涅夫”，緊跟著又是一個——“紮爾基”。
麗達發現了紮爾基，他坐得離她很近，就在斜對麵。這準是他的側影……錯不了，是紮爾基——孤兒、紅軍戰士、紅旗勳章獲得者、團幹部。麗達已有幾年沒看見他了。名字在一個個念過去。突然，其中一個名字，使麗達打了一個寒戰：
“保爾。”
前麵很遠的地方，一隻手舉起又放下。說也奇怪，麗達非常渴望看看這個和自己的亡友同名的人。她目不斜視地盯著剛才舉手的地方，偏偏所有的後腦勺全一個樣。麗達站起來，沿著靠牆的過道，朝前排走去。這時候，阿基姆念完了名單，傳來一片挪動椅子的聲響，大家準備離開。阿基姆竭力壓倒大廳裏的喧鬧聲，叮囑著：
“大家別遲到……大劇院……7點鍾……”
大廳出口處，人們擠成一堆。
麗達明白，名單上念到的那些老朋友就在這股人流中，可要找出他們，那可太難了。突然，她聽見後麵有人在招呼：
“怎麼樣，保爾，咱們也走吧！”
接著，有個聲音在回答：
“哎，走吧。”
這聲音多麼熟悉，多麼難忘啊。
麗達趕緊回頭看。隻見麵前站著一個年輕人，身材頎長，臉色微黑，穿著草綠色的軍便服，腰間係著皮帶，下麵是藍色馬褲。
麗達望著他，兩眼睜得圓圓的。直到保爾伸出雙手，熱情地抱住她，顫抖著聲音，輕輕喚一聲“麗達”，她才回過神來：這確實是保爾。
“你還活著？”
這句問話，等於把一切都告訴了保爾：麗達一直以為保爾已經死了。
大廳空蕩蕩的，街上的喧鬧聲從敞開的窗戶湧入，時鍾洪亮地響了六下，可他倆都覺得，會麵才幾分鍾。鍾聲催促他們到大劇院去。兩個人沿著闊大的階梯走向門口。麗達仔細地看看保爾。如今，保爾高出她半個頭，依然是昔日模樣，隻是顯得更剛毅、更沉穩了。
“瞧，我竟然還沒有問你在哪兒工作。”
“我現在是專區團委書記。”
他們走到了大街上，街上汽車按著喇叭疾駛，行人熙來攘往。兩個人幾乎沒有交談，但心裏都在默想著同一件事，就這樣他們一直走到了大劇院。
他們進入了正廳，麗達指著後排的位子說：
“就坐這兒吧。”
兩個人在角落裏坐下。
會場裏，人越來越多。麗達說：
“我有個問題，希望得到答案。雖然這已經成為往事，但我想你會告訴我的：為什麼你突然中斷了咱們的學習和友誼呢？”
“麗達，現在我隻能責備當時的保爾。總之，保爾在生活中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你問的就是其中的一個。”
“這是很好的開場白，但我等待著回答。”
保爾輕輕地說：
“在這件事情上，有錯的不僅僅是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義也要負一部分責任。我正是學‘牛虻’的樣子來處理對你的感情問題。現在我覺得挺可笑，但更多的是遺憾。”
“保爾，這番話三年前你就該說的，現在才說出來，隻能留下遺憾了。”麗達若有所思，麵帶微笑地說。
“麗達，你說遺憾，是因為我始終隻能是你的同誌，而不可能更進一步嗎？”
“原本是可以的，但現在晚了一點，牛虻同誌。”
麗達這樣戲稱保爾，自己也微微一笑，然後作了解釋：
“我已經有了個小女孩。她的爸爸和我情投意合。我們三個生活得很和美，如今是三位一體，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碰一下保爾，表示關切。不過她立刻明白，這個動作是多餘的。沒錯兒，這三年來，他並非僅僅在體格方麵成長了。麗達從保爾的眼睛裏看出，他此刻心裏很懊惱，但他同時毫不做作地、真誠地說：
“無論如何，我所得到的，還是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談話結束了，保爾和麗達站起身來走到前麵去，離主席台近一些。
樂隊奏響樂曲。包廂和正廳的數千個位子已經坐滿了人。劇院寬敞輝宏，偉大工人階級的青年近衛軍推選出他們最優秀的分子在這兒相聚一堂。主席台的帷幕上方寫著閃閃發亮的大字——“未來屬於我們”。
還有人在進入會場。再過幾分鍾，厚重的天鵝絨帷幕將緩緩地拉開，共青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在這極為莊嚴的時刻，也會禁不住心潮起伏。他激動地宣布：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開幕。
革命的偉大和威力，保爾是空前強烈、空前深切地感受到了。是生活把他送到這裏參加青年近衛軍的勝利大會，他感到說不出的自豪和極大的歡樂。
大會占去參加者的全部時間，他們從清早到深夜都沒有一點空閑。直至最後一次會議，保爾才又見到麗達。
“明天，大會閉幕以後，我很快就要趕回去，”麗達說，“不曉得我們能不能臨別再談一次，所以，我明天準備交給你兩本舊日記，還有一封短信。你看完了，把日記寄還給我，我沒有告訴你的事情，你看了日記就會知道了。”
保爾握握她的手，對她又凝視了片刻，仿佛要把她的容貌銘記在心。
第二天，他倆如約在大門口見麵，麗達把一個小包和一封信交給了他。
第三天，他們分別乘上列車，各奔東西。
晚上，保爾等大家都睡了以後才湊近燈光，拆開信：
親愛的保爾！
這些話，我本來可以當麵告訴你的，不過這樣寫下來更好些。我隻有一點希望：別讓我們在大會前的交談給你生活中留下痛苦，我知道你很堅強，所以相信你說的話。
保爾，你對自己不要太苛求。在我們的生活裏，不光有鬥爭，還有美好的感情所帶來的歡樂。
至於你生活的其他方麵，也就是說，對你生活的主要內容，我是一點也不擔心的。緊握你的手。
麗達
保爾默默地想著，把信撕碎，然後兩手伸出車窗，讓碎紙片隨風飄散。
第二天清晨，他包好兩本已經看完的日記。列車到了哈爾科夫，一部分烏克蘭代表，包括奧庫涅夫、潘克拉托夫和保爾，都下車了。奧庫涅夫要到基輔去。潘克拉托夫已經當選為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也要去辦事。保爾上郵局給麗達寄日記本。生活的悲劇
兩年過去了。豐富多彩的生活在飛快前進，總是讓看來單調的日子充滿嶄新的內容。1.6億偉大的人民，在世界上首次成了遼闊疆土和無窮寶藏的主人，他們緊張地、頑強地勞動，努力地恢複被戰爭破壞了的國民經濟。不久前，那些被廢棄的工廠還毫無生氣，一片荒涼，如今已看得見煙囪在冒煙。
保爾抓緊每一分鍾學習，他常常讀書到深夜。保爾在兩年當中，學完了《資本論》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