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簡直難以克服的障礙，又橫在了保爾前進的路上。媽媽和達雅悲痛到極點，他自己卻冷靜下來，暗暗決定：
“應該再等等。一旦確實再也沒有可能前進，一旦為了恢複工作而作出的努力全被失明一筆勾銷，所有的希望都化成了泡影時，就必須作個了斷。”
正是在保爾心頭特別沉重的日子裏，達雅又興奮地告訴她：
“親愛的保爾，我是預備黨員了。”
於是，保爾一麵聽她敘述黨支部怎樣接納她這個新同誌，一麵回想著自己入黨前後的情形。
“達雅同誌，我的愛人，這麼著咱倆可以組成一個黨小組了。”保爾緊緊握著她的手說。看到達雅的進步，保爾感到很欣慰，在他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第二天，保爾寫信給區委書記，請他來麵談一次。傍晚，一輛沾滿泥漿的汽車停在門外，區委書記進來了。他年過半百，滿臉絡腮胡子，握著保爾的手說：
“過得怎麼樣？你這是怎麼搞的？起床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幹活兒去。”說完，他笑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裏待了兩個小時，連夜間還有個會議也忘了。他踱來踱去，聽保爾激奮的講述，最後說：
“抓個小組的事，你就別提了。你需要的是休息。然後，眼病要檢查檢查，弄個明白，未必毫無辦法。是不是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慮考慮……”
保爾打斷了他：
“書記同誌，我需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接觸人。”區委書記考慮了一下，說：“那我們就讓別爾謝涅夫來看看你吧。這個同誌最合適。你們兩個，連性格脾氣也差不多，都有點兒像高頻變壓器。對了，別爾謝涅夫會幫你裝個收音機。他可是個無線電專家啊。
保爾笑著問：“別爾謝涅夫是個怎樣的人呢？”
區委書記來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說：
“他是咱們區的公證人。不過，他當公證人，就像我跳芭蕾舞一樣，是個大外行。1912年投身於革命運動，十月革命那會兒入的黨。國內戰爭時期擔任軍級幹部。他工作吃苦耐勞，可年紀輕輕地就被肺結核給撂倒了。後來，上麵把他調到我們這個區，分配給他一個做公證人的清閑工作。”區委書記笑了笑，接著說：“其實他的工作可不清閑啊。我們先是悄悄地交給他一個支部，接著把他拉進區委會，然後塞給他一所政治學校，又請他參加監察委員會。凡是出了什麼棘手的問題，要成立專門的委員會來解決，他總是委員之一。此外，他喜歡打獵，還是個無線電迷。別看他少了一個肺，可一點也不像一個病人。勁頭兒足著呢。”
保爾打斷他的話頭，提出尖銳的問題：“你們為什麼壓給他那麼多任務？”
區委書記眯縫著眼睛，瞟了保爾一下：
“啥，要是讓你抓一個小組，再加點兒別的工作，別爾謝涅夫也會這麼說：‘你們為什麼壓給他那麼多工作？’而對自己卻說：‘寧可轟轟烈烈幹一年，也不窩窩囊囊拖五年。’”
第二天晚上，別爾謝涅夫來看望保爾，兩個人一直談到深夜。別爾謝涅夫離開新朋友的時候，有一種感覺——他仿佛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
早晨，幾個人爬上保爾的屋頂，架起天線。別爾謝涅夫則在房間裏安裝收音機，同時講著一些最有意思的經曆。保爾看不見他，不過根據達雅的描述，知道他長著一頭淺黃頭發、一對淡藍眼睛，身材勻稱，動作敏捷。
薄暮時分，別爾謝涅夫把收音機按好了，鄭重其事地把耳機交給保爾。
小小的收音機，通過天線，能收聽到世界上60個電台的節目。重殘切斷了保爾同生活的聯係，但此刻，生活通過耳機中有力的膜片，衝了進來。保爾又一次感觸到生活那強勁的脈搏。
勞累的別爾謝涅夫，看見保爾神采飛揚，不由地笑了。
達雅總是很晚才回家。她工作得越積極，晚上空閑時間就越少，保爾不禁想起別爾謝涅夫的話：
“一個布爾什維克，如果愛人也是黨員，兩個人就難得碰麵。這有兩大好處：互相不厭煩，吵架沒時間！”
他心裏清楚，隨著達雅的成長，她照顧他的時間會越來越少。但是他怎麼能拖愛人的後腿呢。
不久，保爾接到任務，抓一個小組的學習。
每天晚上，家裏又熱鬧起來，一群年輕人共同度過幾個小時，保爾活像充了一次電，精神又飽滿了。
其餘的時間，保爾用來聽廣播。失明奪走的東西，收音機又給了他，他又可以學習了。於是，他克服種種困難，進行學習，忘記了肉體的劇痛，忘記了兩眼火燒火燎的炎症，忘記了嚴酷無情的生活。
保爾和達雅，來到莫斯科，在一個機關的檔案庫裏待了幾天。這個單位的領導，幫助保爾住進一家專科醫院。
在醫院裏，教授坦率地告訴保爾，恢複視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將來炎症能夠消失，不妨試試做個瞳孔手術。為了消除炎症，醫生建議先進行外科手術治療。
院方向保爾征求意見。保爾說，隻要醫生認為有必要，怎麼做他都同意。
保爾躺在了手術台上。手術刀在他的頸部開了個口子，醫生要給他切除一側的甲狀旁腺。在這段時間裏，死神的黑色翅膀曾三次觸到他身上。然而，保爾的生命力是頑強的。達雅提心吊膽地等候了幾個小時以後，發現丈夫盡管臉色如同死人般慘白，但仍然像平時一樣溫柔而安詳。
“別擔心，要我進棺材，可沒那麼容易。我還要活下去，而且要幹出名堂來，醫生診斷得完全正確，但是確定我喪失了勞動力，那可大錯特錯了。咱們還得走著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