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形玉杯出於墓主人棺槨的頭箱內，由一塊青白色硬玉雕成。口部橢圓，高184厘米。角形玉杯的外璧運用了圓雕鏤空、高浮雕、淺浮雕、線雕等四種技法雕出了四層紋飾。杯底的端部反折向上回轉，鏤空成離地的雲紋，環繞杯身的下部，雲紋上施刻束絲紋；接著由高浮雕修琢寬體的卷雲紋。杯口緣下方淺浮雕一隻夔龍，尖嘴，堅耳，額上的獨角像雲朵一樣飄出。實屬玉器中的絕品。
承盤高足玉杯高17厘米，共由青玉杯、玉杯托、銅托座、承盤、木墊5個部件組成。玉杯身、座分別由兩玉琢成，各鑽小孔，塞入竹丁連接杯身成圓筒形，有三區不同紋飾，平底。座足飾花瓣紋，下為喇叭形。杯座之下加有一塊小木承墊。銅托座平置於銅承盤的口沿上為一扁鋼圈，嵌納三條金首銀身的龍，三龍張口各銜住杯托的一片花萼。最下為銅承盤。此器由5種不同質地的部件構成，組合奇巧。三龍托杯有升天的寓意，同時在墓中還出土了五色藥石，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套承盤高足玉杯有可能是墓主生前用來承接雲表之露，以服食藥石而求長生的特殊用器。
另外，在南越王墓中還發現了青玉盒、銅框鑲玉益杯和一件玉卮，玉卮為極高貴的盛酒器，出現在殉人身旁，實在難解其中的意思。
南越王墓中還出土了6件玉舞人，他們形態各異，造型優美。有一個圓雕玉舞人，高35厘米，寬35厘米。舞姿曼妙生動，頭向右微偏，張口，做鶯歌燕舞之狀。這是出土的漢代玉舞人中首見得圓雕作品。
南越王墓的隨葬器物不僅品種繁多，做工精絕，而且文化內涵也相當豐富，顯示出漢、越、楚、秦、齊、巴蜀、駱越、匈奴等文化與海外文化相融的特色。一墓之中有如此多樣的文化遺物共存，在已發現的漢墓中相當罕見。
考古學家在南越王墓中，還發現了大大小小共51件鼎，其中銅鼎有36件，鐵鼎1件，陶鼎14件，分別放置在西耳室，後藏室，東側室和外藏槨裏。
出土的這些鼎中，有一件銅鼎屬楚式風格。此外，還有漢武鼎19件（其中五件為陶鼎，餘為銅鼎），越式鼎31件（銅鼎17件，鐵鼎1件，陶鼎13件）。所謂漢式、越式、楚式，是以器物的造型和地域特色來區分的。
南越王墓的出土，為我們研究漢代曆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誰
1970年10月，在陝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建築工地上，幹活的工人們掘出了一個陶甕和一個銀罐。陶甕高65厘米、腹徑60厘米，銀罐高30厘米、腹徑25厘米，打開一看——幾乎全是金銀。陝西省文物主管部門獲悉後，立即組織有關人員前來清理和調查。見到陶甕和銀罐裏的器物後，考古人員在周圍的地帶鑽探了幾天，在出土陶甕北部約1米的地方發現了另一個盛滿金銀器物的大陶甕。在2個陶甕和1個銀罐中，共清點出各類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銀器皿271件，金銀“開元通寶”451枚，再加上其他金銀貨幣和金銀飾品，金器的總計重量達298兩，銀器重量達3900兩。
從文獻記載看，唐代的上流社會，簡直就是由金銀構築而成的。相比唐人王建“一樣金盤五千麵”的誇耀、唐太和年間淮南節度使王播入朝時一次進獻皇帝大小銀碗3400枚的排場，何家村出土的數量不過是大唐金銀器的九牛一毛。
在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皿中以杯、盤、碗、盒、壺等器類為多，這些器類在唐代文獻中多有提及。如《舊唐書》給胡楚賓立傳時說他才思敏捷，喜歡酒後作文，唐高宗每次找他寫文章，“必金銀杯盛酒令飲”，可知杯為酒具；又如賀知章《答朝士》詩有“銀盤盛蛤蜊”句，可知盤為盛食器。與杯、盤一樣，碗、盒、壺也作飲食器具使用。實際上，以金銀製作飲食器皿在唐代的上層社會已蔚然成風，其原因並不僅僅是為了顯富貴求享樂，更重要的是與道教的神仙思想有關。早在漢代時，漢武帝就曾篤信黃金“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的言論，唐代貴族以此為據，競相仿效，因此成風。
雖然如此，金銀器皿並不是人人能用的。《唐會要》記載，官員“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純金”；又“六品以下，不得用渾銀”。同時，金銀器皿還是玩賞品，因此，金銀器的製作不僅講究實用性，也講究觀賞性。何家村出土了許多件圖案精美的金杯、銀杯，其中以掐絲團花紋金杯最為富麗華彩。金杯高6厘米，口徑69厘米，重230克，一側有環耳，以金絲做成4個團花，焊接於杯的腹部，紋樣凸出器表，極具動感。團花是吉祥的紋飾，在唐代十分常見。這批金銀器皿上還有許多頗具民族情趣的圖案，表達了祝福和吉祥的內容。如，鎏金雙雁紋銀盒的盒麵上線刻相向而立欲作親昵狀的雙雁，雙雁站在結滿蓮子的蓮蓬上。雁在古代是男婚女嫁象征物，寓意夫唱婦隨，永不分離；而蓮子則寓意多子多福。另外，鎏金龜紋銀盤底麵錘揲出象征長壽的烏龜、鎏金鸚鵡紋提梁銀壺外壁刻象征智慧的鸚鵡等等，都表達了相類似的美好情感。此外，何家村出土的“舞馬銜杯”紋銀壺更是一件精品。舞馬的記載最早見於三國的曹魏，到庸代，舞馬較為興盛，不過，當時的一般官員和百姓，是無緣欣賞舞馬表演的，因為舞馬的節目主要表演給皇帝看。唐玄宗是最熱衷於舞馬表演的一位大唐皇帝，傳說他養了400匹舞馬，當他得到一匹從塞外來的良馬時，歡喜得不得了，親自著手培訓。在每年千秋節（即玄宗的生日）舉行的盛大慶典中，舞馬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在玄宗身邊做過丞相的張說寫了10多首舞馬的歌賦，其中《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描述得最為精妙：“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既能乖巧地跪拜祝壽，又能醉酒矯作憨態，怪不得玄宗如此喜歡呢！唐代的百姓是無緣看舞馬表演的，可今天的人們卻能有幸窺其一斑，這件鎏金紋銀壺上刻畫有十分精彩的“舞馬銜杯”的圖案，是當今唯一能確證為舞馬的圖像資料，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銀壺的外形猶如皮囊，高148厘米，壺上方一端開有絡筒形小口，極像北方遊牧民族使用皮囊壺，這可能與舞馬多來自塞外有關。壺的提梁和蓋是鎏金的，兩幅形象相同的“舞馬銜杯”紋也是鎏金的，分別裝飾在銀壺腹部的兩個側麵上。“舞馬銜杯”紋是以模壓和錘揲的方法製成的。凸出壺腹的表麵，極具立體感。欣賞這匹舞馬，但見它鬃飛尾揚，纓飄眼迷，正舞得興起時，突然做出了“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的動作，雖然我們不能見到舞馬“垂頭掉尾醉如泥”的怩態，也聽不到舞馬時的華音妙樂，但我們能想象到唐玄宗喜樂開懷的情態，也能感受到大唐宮廷慶典的奢華。
何家村出土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珍寶是銀香囊。這件香囊呈圓球體，直徑45厘米，其上由吊鏈連接，鏈長75厘米，整體重36克，正好適合女子佩帶在衣物上。由於需要打開，香囊的球體分為上下兩個半球，可以隨意開合；球體內有兩個同心環和一個半圓形小金盂；球體、同心環、金盂之間有活動的軸連接；金盂裏放香料，由於金盂的重量和軸的機動性，無論球體怎樣擺動，金盂始終保持水平，香料和燃過的灰燼也不會漏出球體之外。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古代女子懸掛香囊而不擔心香料濺出。
唐代金銀器的興起，一是源於貴族相信以金銀為飲食器可以延年益壽，二是源於貴族對由絲綢之路傳入的外來金銀器的收藏和喜愛。為各投其好，地方官員以“進奉”名義給皇帝進獻金銀珍玩，而皇帝為了籠絡權臣，有時也會大量賞賜他們金銀器皿。貴族們的需求刺激了唐代金銀器製造業的迅速發展，同時，富戶收藏金銀器的數量也隨之增加，一方麵，金銀器擺在室內，使用和欣賞；另一方麵，金銀器是財產，有時需要秘而不宣。因此，有的金銀器就被主人埋於地下，由於某些原因，有的就永久埋於地底，直到今天才被發現。
關於金銀器窖藏，文獻的記載僅是星星點點，而考古的發現也是為數不多，但僅以這些材料足以說明，掩埋金銀珠寶在唐代已成風氣。
根據專家考證：何家村窖藏為唐代汾王府財產，因為窖藏地點與汾王府同在一個居住區域內，公元755年，安史之亂時，皇帝逃跑，叛軍占領長安，汾王府人員在逃離前把金銀玉石埋於地下，這就是何家村窖藏。但近些年來，學者們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齊東方先生認為何家村窖藏是官府財產，為租庸使劉震所藏，何家村窖藏地點在劉震宅的附近。租唐使是唐朝中央政府為收地方稅而專門設置的官職，劉震為租庸使時，權利宏達，文獻上說他“門館赫奕，冠蓋填塞”。公元783年唐朝又發生一次叛亂，史稱“任原兵變”，這次皇帝和官員又逃出長安，劉震沒逃出去，卻做了偽政府的官，出逃前，他曾讓外甥運出了金銀羅錦20馱。據此，研究者認為，何家村窖藏的財物，應是劉震想逃之前收藏起來的。叛亂平定後，劉震被朝廷處死，所以此窖藏無人知曉。另外，還有人認為何家村窖藏是由少府所屬的掌治署或左尚署所有，它們都是唐朝中央政府專門管理和製造金銀器的機構。
何家村窖藏的主人到底是誰，目前尚無定論，還需要專家們進一步考證。
敦煌卷子佚失記
在甘肅省敦煌縣城南6公裏，有一座東西長約40公裏、南北寬20公裏、高數十米的鳴沙山。據說前秦建元2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名叫樂傅的沙門，來到鳴沙山的東麓，抬頭“忽見金光，狀有千佛”，他認為這是天降瑞兆，於是便乘興在此地“架空鑿岩，造窟一龕”，最早拉起了營建莫高窟的序幕。
在此之後，經過北朝曆代至隋唐時期僧人的修建經營，莫高窟已頗具規模。到唐代武則天時期的莫高窟，已在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開鑿出窟室千餘龕，窟群南北長達1600多米，並形成上下5層，高低錯落，鱗次櫛比，景致蔚為壯觀，也因此成為天下聞名的佛教聖地。隨著絲綢之路的逐漸衰落，宋元時期的敦煌漸趨沉寂，莫高窟的營建亦即告中止。到了明朝，莫高窟因孤懸關外，長期無人過問，其佛像多遭毀壞，洞龕亦多為流沙所埋。清朝的莫高窟雖然一度增補和重修，但已荒涼破敗，滿目瘡痍。
清鹹豐6年（公元1857年），湖北省10個大縣大旱的第二年，鄉民便紛紛離鄉背井，出外逃荒。在逃荒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王圓篆的八九歲的孩子隨流民流落到了甘肅酒泉，據傳王圓篆成年後曾在酒泉巡防軍中當過差，直到年近半百，因生計所逼、他才找到一處道觀受戒當了道士。道士的身份似乎給他的生活帶來了轉折和希望，一次偶然的機會，這位王道士鬼使神差般地雲遊到了敦煌，並對莫高窟這個佛家聖地產生了興趣。於是，王道士首先把莫高窟中的一座洞窟改造成自己的居室“太清宮”，長期居住下來。居住初期，王道士見莫高窟的洞窟多為流沙掩沒，便立誌要在這裏披沙開洞。1900年6月22日（光緒25年5月26日），當王道士在一個洞窟內清理流沙時，無意之中發現了一個“洞中洞”，這就是後來蜚聲海內外的“藏經洞”。據粗略統計，洞中藏有寫經、文書和其他文物5萬餘件。洞中的寫經和文書被研究者稱為“敦煌遺書”或“敦煌文書”。由於這些“文書”或“遺書”大多是卷軸式的寫本，所以亦稱“敦煌卷子”。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之後，立刻邀請敦煌城中的紳士來洞中參觀。但由於這些紳士們都不識貨，隻認為這些遺書流落在外是造孽之事，便叮囑王道士仍將經卷藏於洞中。王道士不死心，又將一箱書卷帶到了酒泉縣城，沒想到還是沒有碰到識貨之人，隻好再次掃興而歸。
1902年，當時擔任甘肅省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因偶然的機會得到了一部分敦煌卷子，並循跡了解到這些遺書出自藏經洞。立刻建議當局將敦煌卷子全部運到蘭州作妥善保管。但是昏庸的政府當局卻以經費困難為借口，沒有接納和實施葉學政的建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日益增長的社會輿論壓力下，1904年3月，甘肅省藩台又責令敦煌知縣江宗瀚對藏經洞進行封檢，然後由王道士就地保管。但在實施這一舉措的同時，經辦人汪宗瀚也假公濟私乘機竊取了一些卷子精品，作為奉送西北地區權貴的禮物。敦煌卷子從此開始逐漸向外界流傳和流失。
在政府和社會上下對敦煌卷子或熟視無睹、或麻木不仁聽任其流散之際，一些遠隔重洋的外國人也聞訊而動，他們處心積慮，不遠萬裏長途跋涉，乘機踏入敦煌這塊淨土進行掠奪。清朝政府的各級官員也不甘落後，紛紛出馬，以權獵寶，以錢收寶。莫高窟秘藏從此進入了災難性的流失和損毀階段。藏經洞，一下子成為一個民族滴血的創傷口，它記錄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段令中國人心酸和憤慨的曆史。
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進入莫高窟，此後又有英、法、日、俄、美等列強的考察家們進入敦煌掠寶，敦煌遺書及其他文物也因此大量流失海外。
當斯坦因等人盜劫敦煌遺書的消息傳出後，藏經洞文物開始在國內廣為人知。清朝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也試圖重視敦煌卷子的保護，但處於搖搖欲墜之中的大清皇朝顯然已力不從心。1908年，清廷曾責令敦煌知縣和王圓篆妥為保存卷子，不得再有遺失私賣的行為發生，於是殘存的敦煌卷子被分裝成兩大木箱，名為“轉經筒”，藏於莫高窟第367窟。然而，在入藏新窟的過程中，狡詐的王道士又擅自私藏了不少卷子，留待日後轉手出售。不僅如此，當1909年敦煌卷子運送北京時，王道士再次從中做了手腳。加上在運送途中，押解差官與一些官僚世宦又大行偷竊，使得劫餘的敦煌卷子斷篇再遭洗劫。這一連串卷子失竊事件的發生，最後竟然不了了之。
早在1906年3月16日，斯坦因一行來到莫高窟，目的是調查藏經洞。但因王道士外出化緣，斯坦國等人吃了閉門羹。同年5月21日，斯坦因帶著他的翻譯蔣孝琬等人重返莫高窟時，終於見到了王道士。為了掩蓋其真實目的，斯坦因在首次公開場合接觸王道士時，繞開了藏經洞的敏感話題，隻說他們是來拍攝壁畫的，以此打消王道士的戒心。而在暗地裏卻指使蔣孝琬試探王道士，說他們想捐贈一些功德錢來換取一些敦煌卷子。王道士雖然並不清楚這些古代遺書的重要價值，但出於宗教感情，他當時沒有理會斯坦因的請求。斯坦因看到金錢收買的計策不奏效，隻好另生一計。於是，他請求王道士帶領他參觀莫高窟以及由王道士主持的維修工程，在參觀過程中，斯坦因用生硬的中國話不斷地恭維王道士，並表白自己對唐代高僧玄奘的崇拜心情，聲稱自己是一個虔誠追尋玄奘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前來中土取經的宗教徒。斯坦因的謊話，終於感化了王道士，更使王道士消除了戒心。王道士即就把斯坦因領到了畫有唐僧故事的壁畫麵前，並給他進行了富於感情的講解。就在當天晚上，王道士把一小捆經卷悄悄交給了蔣孝琬，斯坦因馬上讓蔣孝碗連夜進行識別。事有湊巧，第二天一早，蔣孝碗驚喜地向斯坦因報告，根據有的經卷上的題署表明，一些佛經是玄奘從印度帶回並親自從梵文譯成漢文的。驚喜不已的斯坦因馬上讓蔣孝琬將此發現告知王道士，王道士聽完更是驚愕不已。蔣孝碗乘機繼續煽動蒙騙王道士，說這肯定是玄奘英靈的有意安排，是玄奘親自選定了這一時刻，把這些神聖的佛經展示在斯坦因麵前，以便使這位來自遙遠之邦的虔誠信徒能把這些卷子帶回印度老家去。王道士被他們花言巧語蒙騙，終於向斯坦因打開了藏經洞的大門。
進入藏經洞後，愚昧無知而又貪婪的王道士最終聽任蔣孝琬的擺布，連續八個晚上任由他們在藏經洞中挑選卷子。
6月13日當斯坦因離開莫高窟的時候，跟在他身後的已是一支由駱駝、馬匹以及新增的五輛馬車所組成的浩浩蕩蕩的隊伍了。
斯坦因並沒有滿足，4個月後，蔣孝婉懷揣著斯坦因的一張字條再次潛入莫高窟。這次他又帶走了許多漢文和藏文寫本。1908年3月，滿載敦煌寫本的24口箱子和5口裝滿了畫繡品以及其他文物的箱子被斯坦因運抵倫敦不列顛博物院。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了莫高窟，通過王道士，他又騙去了5大箱敦煌卷子。據研究者統計，斯坦因前後三次總共盜走敦煌卷子15萬卷左右。卷子內容主要是各種文字的經卷和繪畫作品。
除了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也對莫高窟藏寶進行了瘋狂的掠奪。伯希和是一位懂得漢文、俄文、突厥文、藏文等10餘種文字的學者。
1900年至1904年，他曾在法國駐華使館任職，因而對中國的曆史、語言和文化較為熟悉，是法國乃至整個歐洲著名的漢學家。1906年8月，伯希和受有關學術組織的委派，開始在中亞考察。
1906年8月底，伯希和一行3人到達我國新疆的喀什。
1908年初，伯希和等人輾轉來到莫高窟，經過一段時間與王道士的討價還價，伯希和於3月3日走進了藏經洞。在整整3個星期的挑選過程中，據說伯希和以每天閱卷大約1000份的高速度，基本上將洞中所藏的敦煌遺書檢查了一遍。最後，他以500兩白銀的價格和嚴守秘密的許諾與王道士達成交易，帶走了大約6600卷敦煌卷子。伯希和所劫掠的敦煌卷子的數量雖沒有斯坦因多，但卻都是精華，其中有許多孤本。這位漢學家顯然比斯坦因更識貨。在敦煌卷子中，標有年代的卷子本來不多，伯希和卻盜走了其中的大部分；在敦煌卷子中世俗文書的數量本來也不太多，而伯希和卻又盜走了許多。現藏於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的這些敦煌卷子，可以算得上是藏經洞敦煌卷子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
“敦煌卷子”是一批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敦煌卷子”各種文字的寫本多為卷軸式，其時代從公元5世紀至11世紀，即從魏晉南北朝至宋初。它包括了5萬餘件漢文寫本和大量的藏文、於闐文、突厥文、回鶻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種文字的寫本。
漢文寫本中的95％是佛教經典，包括經、律、論、疏釋、讚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目等。其餘5％的非佛典文獻包括經、史、子、集4部。
敦煌藏經洞文獻的發現，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轟動。由於敦煌卷子涉及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曆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誌學、曆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諸多方麵的內容，所以它普遍引起了世界各國學者的關注。當今世界通過考古發掘發現的新史料盡管很多，但由於藏經洞文獻具有與一般新史料不同的價值與特點，所以以敦煌卷子為基礎的研究，最終形成了一股學術的新潮流，並形成了一門綜合性的新學科——敦煌學。
敦煌卷子的佚失，是我國史學界的重大損失，它記錄了衰弱中國的恥辱曆史，相信隨著國家的富裕強盛，此類曆史將再也不會重演。
白羊石寺“神物”多
位於湖南大庸的白羊古刹，始建於明永樂年間，刹內有許多“神物”：風掃地、月點燈、水池、火池、盤龍柱等，不知迷倒了多少善男信女，對它頂禮膜拜。
“風掃地”，是大殿內一處奇跡。每天，大殿的如來佛蓮花座下，不時揚起兩股風，在殿內旋轉，把塵埃紙屑刮出殿外，能保持殿內清潔。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神力”所致。因此，常有人對來風處三叩九拜。其實，這是大殿西角風孔的“傑作”，一有風吹，風就透過小孔進入大殿，形成了旋風。
“月點燈”，也是大殿的一大奇跡。每當夜幕降臨一輪新月升起，大殿內便會通亮。人們一直認為，這是月亮在為“神”點燈。這究竟是怎樣的奧秘呢？原來，在寺內有兩道反光碑，這兩塊碑放的位置、角度極為巧妙，能反射月光，這便是“月點燈”的奧秘所在。
“水池”、“火池”也是古刹的絕妙之處。水、火池大小、形狀相同，分別位於大殿和羅漢堂之間小石橋兩側。無論是幹旱或暴雨成災，水池都是一汪清水，不溢不虧，而火池則滴水不存，永保幹涸。人們都說，從這兩地更可看出白羊寺神的靈驗。其實，水、火池都是經巧妙構思、運用科學的結果。可見當時人們對力學、選材學、水流規律都有著極靈活的運用。
走進被稱為“梁曲、柱歪、屋不斜”的羅漢堂，會讓你大吃一驚：柱、梁、椽共43個，全都是歪曲如蟒臥，撓曲似蛇行，整個大廳呈搖搖欲墜狀。然而，這個大殿已曆經了500多年的風吹雨打，雖然四壁斑駁如酥，但以指擊之卻鏗鏘有聲。可見我們的前人對物理學、力學和材料學的運用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金字塔屍主之謎
大約公元前４５０年，希羅多德敘述了一個關於胡夫的故事。胡夫是埃及的一個法老，他非常殘忍，當他花完他所有的財富時，就命令他的女兒到妓院去為他掙錢。忠誠的女兒隻好照辦。但是，她也向每一個她侍奉的男人要了一塊石頭作為禮物，因為她希望除了這些男人外，她還能為後人留下點別的以便為人記住。用這些石頭，她建造了一個巨大的金字塔，該塔現在仍然坐落在尼羅河附近的吉薩高原上。
希羅多德寫道，金字塔當時已經有一兩千年的曆史了。然而，時間又過去了２０００年，關於金字塔起源的種種古怪理論仍然在流傳。
一些中世紀的作家相信，在埃及糧食充裕時期，金字塔曾經被約瑟（《聖經》中的人物，雅各之子，曾擔任埃及宰相。）用來儲藏穀物。近來，金字塔被人描述為日晷儀和日曆、天文觀測台、測量工具以及天外宇宙飛船的降落點。
然而，甚至是希羅多德也知道，金字塔是法老們的墳墓這一理論最能被人們廣泛接受。大部分享有聲望的埃及學家仍然相信這一理論，並且他們的理由很充分。金字塔散布於尼羅河的西岸，根據埃及神話，這裏與日落以及通往來世的路途都相通。考古學家們在附近發現了葬禮儀式使用的小船，據說，法老們正是乘這些船駛往來世的。而且金字塔周圍環繞著一些可能屬於法老宮廷成員的其他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