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是他與“土星號”火箭承包商打交道的一貫方式。他現在所做的隻不過是重新強調一下而已。阿波羅事故發生幾個月後，《華盛頓郵報》編輯雷斯特勒普披露，國會議員威席·瑞安曾經透露，布勞恩在1967年2月15日曾寫信給北美洛克達因分公司，指責這一家公司的某些做法，“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將會引起嚴重事件”。
國家航空航天局局長韋布1967年9月14日在給瑞安的信中寫道：“經過試驗和清洗之後，發現發動機裏有異物微粒。布勞恩博士馬上采取有力措施，指導有關的承包商改正這些不足之處。”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說：“布勞恩的信談到H-1發動機，這是為土星1-B火箭提供動力的。明年在月球飛行之前，準備用這種火箭把3名宇航員送入地球軌道，進行飛行演習。信中還談到J-2發動機，這種發動機是土星1-B和巨大的‘土星5號’月球火箭所通用的。發動機由洛克達因公司製造，火箭各級本身則歸克萊斯勒公司製造。”
現在回顧起來，土星火箭計劃的成功實在令人驚歎。許多科學家說，它的影響無法估量。從工程學的角度看，它可以和生產出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相媲美。整個阿波羅計劃的規模還更大，是人類最令人敬畏的事業。
所有的“土星號”火箭飛行都取得成功，一切飛行任務都勝利完成，宇航員一個也沒有死，也沒有在空間發生孤立無援的情況。這些都是和布勞恩的能力和獻身精神分不開的。實際上可能有人會問，他對工業界和馬歇爾中心的工程師們那麼嚴厲，要求那麼嚴格，他們可能並不怎麼感謝他吧？
國家航空航天局設在雷德斯通的科學部代助理主任喬治·布克在給布勞恩的一封信中，回憶起1956年4月他剛參加布勞恩團隊時，被布勞恩開會討論技術問題和作決定的方式吸引住了：“有時我心裏想，‘天啊，這會得開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呀！每個人都覺得他必須發言。為什麼布勞恩博士不采取強硬立場，中止討論，作出他自己的決定呢？’”
“當時我幾乎沒有意識到，你是有意地在用獨特而又巧妙的辦法主持會議。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言以後，你才把大家的意見綜合起來，使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對你所規定的目標和提出的行動綱要出過主意，因而必須承擔義務。”
“然後他又轉向那些在討論中持不同意見的人，問道：‘這個意見你聽了怎麼樣？可以求同存異嗎？’他們總是這樣回答的：‘我將盡力支持。’會議結束時，每個人都知道要做什麼，而且對將要作出貢獻的每個實驗室的實力和弱點、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都了如指掌。”
在布勞恩的計劃和工程中，彼此密切配合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幾乎在有關火箭或空間技術發展的每一次討論中，他都會使用“集體”或“協作”這樣的字眼。幾乎在他的每次講話中，特別是在他接受獎品和紀念品時發表的演說中，他總是把功勞歸於集體。
“探險者1號”發射10周年的時候，紀念委員會主席邀請他在華盛頓全國報業俱樂部的午宴上講話。他說，隻有把詹姆斯·範艾倫博士和威廉·皮克林博士也請來，平等分享這種榮譽，他才肯接受邀請。因為，皮克林是曾經製造出“探險者號”衛星的噴氣推進實驗室主任，範艾倫博士製造的測試儀器組件，在試驗中發現了圍繞地球的“範艾倫輻射帶”。
這種集體概念在佩內明德起過作用。布勞恩堅持認為，這種概念在雷德斯通兵工廠也能起作用。他說，今天火箭技術已經擴大到燃料化學和特高頻無線電、應力分析和超音速空氣動力學、材料研究和陀螺儀、純數學和工廠管理等技術領域。一個人的腦筋是不可能完成這麼多工作的。就像打棒球一樣，固然需要優秀隊員，但是這些隊員之間互相配合的好壞才決定他們是勁旅還是弱隊。
“靠管理部門的命令，人為拚湊起來的研製機構，在高級導彈係統的競賽中，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這種任務隻能由一個和諧穩定的工作團隊來完成。”在20世紀50年代，當許多人提出馬上消滅“火箭差距”的靈丹妙藥時，布勞恩就曾經對五角大樓的高官們這樣說過。
在一個優秀的集體裏，有一種歸屬感、自豪感、集體榮譽感，大家的行動就會帶有自發的成分。一個優秀的集體應該像一棵樹或一株花一樣，慢慢地有機地成長。要使一個優秀的集體成長開花，管理部門所能提供的隻是健康的工作環境。管理部門就像園丁一樣，要讓花得到合適的土壤、陽光、水分和肥料，其他的任務大自然自會完成。
建設一個集體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如果操之過急，往往要出毛病。施肥過多，花會枯死。不提供足夠的時間，讓新成員互相了解，也會給一個健康的集體的成長帶來嚴重的損害。不管是科學家、工程師還是機械師，都必須學會正確評價同事的才能和造詣。在導彈研製和宇宙飛行方麵，因為根本說不清哪一個專業組更重要，所以這一點意義尤其重大。
一批科學家和工程師一旦學會像一個整體一樣共事，他們就會嘲笑誰重要誰不重要的辯論，因為他們認識到，他們是互相依賴的。
布勞恩還說，“我認為，下列諸因素是最基本的，實際上也是一個成功的導彈研究團隊所必不可少的：最大限度地委派權力是必要的。導彈牽涉的方麵很多，需要來自各種不同科學領域的大量專家。在導彈計劃中，被委以領導重任的人應該謙虛，要認識到他們也和比較低級的同事一樣，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用專橫的方式管理導彈計劃，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有效而且不斷的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也同樣重要。這裏，負責的領導人同樣應該謙虛，要承認更多的好主意往往來自技術團隊的具體工作人員，而不是來自管理部門。管理部門幾乎總是忙於計劃、預算，處理人事、合同等問題。因此，如果一個大型研製機構的具體工作人員想出來的好主意，無法讓高級管理部門知道，那麼，這個集體就要退化。”
布勞恩回顧了早期一枚“紅石”導彈在飛行途中出問題的情況。遙測記錄顯示，出事之前飛行情況一切正常。根據遙測記錄還可以確定問題可能出在什麼地方。可是，懷疑出問題的地方恰恰是在實驗室中經過許多次試驗仔細檢查過的，因此一切解釋聽起來都很矯揉造作。
提出了好幾種理論，大家認為其中一種可能性最大。於是根據這種理論提出了補救辦法。就在這個時候，發射組的一位技術員打電話給布勞恩，說要見他。他來到布勞恩的辦公室，告訴他，在發射前的準備工作中，他曾經把某一個接頭擰緊，以確保良好的接觸。
他這樣做的時候，用一把螺絲刀碰到了一個接點，並引出火花來。因為這件小事發生過後，整個係統檢驗情況良好，所以他也就沒有去注意它。但是現在大家都在議論故障可能就出在那一台設備上，他想把情況告訴布勞恩，供他參考。
布勞恩很快帶著大家進行了研究，發現問題確實就出在那裏。不用說，基於錯誤的判斷而提出的“補救辦法”撤銷了，一切保持原樣不變。
布勞恩送給那位技術員一瓶香檳酒，因為他要讓每個人都知道，誠實不吃虧，即使有把自己牽連進去的危險也不要緊。“像火箭研製這樣艱巨的集體努力，絕對的誠實是完全不可缺少的。”他說。
任何人都不可以，也不應該免除一個集體成員在他特定範圍內的個人責任。況且，集體成員往往對這種責任很有自豪感，很樂意承擔。但是，在像火箭計劃這樣耗資數百億美元，風險很大的工程中，一個人應該可以確信：如果他盡了最大努力，但還是招來麻煩，的確出了問題，那麼管理部門將會給他以支持。
最後一點，一個優秀的集體需要有健康的新陳代謝。按照布勞恩的說法是，“在一個有生氣的集體中，每個人都應該有公平的提升機會。沒有這種機會，這個集體就會停滯不前，一事無成。”
保持提升機會的唯一辦法是不斷吸收青年人。這種吸收新鮮血液的做法，可以使集體能經得起關鍵性人員的損失，這種損失不僅是由於年老和死亡，而且在自由經濟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健康的新陳代謝不應當和人員大接班混為一談。前者是一個健康集體的標誌，而人員大換班則清楚地表明一個集體出了問題。
對布勞恩的工程天才和獻身精神最為感謝的是那些宇航員，布勞恩在他家的私人圖書室裏有一本皮封麵的書，這本書是頭3個登上月球的人寫的，上麵的題字是：
獻給韋納：
是您的主張和預言、您的宣傳和研究、您的扶持和促進，使我們捷足先登月球。
尼爾·阿姆斯特朗
巴茲·奧爾德林
邁克·科林斯
外太空猜想
布勞恩說：“在航空史上，我們看到賴特兄弟的飛機，迅速發展成為50年代的螺旋槳飛機，在商業上取得成功。但是，後來噴氣發動機取而代之，在幾年之中，速度、有效載重量、經濟和舒適等方麵都躍進到了新的水平。隨著空間技術的發展，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這並不是想入非非。”
布勞恩指出，與1958年發射第一顆“探險者”衛星時相比，今天把一定的有效載荷送入軌道，開支要少得多。當時，把500克重的東西送入軌道得花50萬美元，10年以後，“土星5號”隻要花500美元，僅為初期的01％。
布勞恩說：“複用航天飛機可能使價格進一步降低到60美元的水平。采用安全的核火箭動力，我們就的確能做到經濟上劃算，尤其是在深空。同樣的重量，核反應比化學反應釋放出的能量多幾百萬倍。隻要我們有火箭裝置，一枚‘土星5號’的3千噸推進劑就可以用一兩千克核燃料代替。”
“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存在著對宇宙空間的巨大興趣和全麵的宇宙觀。由於舊信念的消亡，人們渴望有一種宇宙哲學，需要了解我們究竟是誰，是怎樣到地球上來的，便是這方麵的明證。我相信對於這些基本問題的新興趣，是我們的空間成就引起的特別是人登上月球和對鄰近行星的探測引起的。”
“大家對宇宙空間最感興趣的可能是宇宙論和搜尋地球外生物。卡爾·薩根在他的《宇宙聯係》一書中寫道，這些課題撥動了人類相當一部分人的共鳴弦。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搜尋地球外生物，可以成為大家支持太陽係內外的空間實驗的關鍵。”
“英國焦德雷爾班克射電天文台台長伯納德·洛弗爾爵士指出，在銀河之中可能大約有10億個有行星係的恒星，在整個宇宙中則應當有幾萬億個。伯納德爵士說，可以排除大量的恒星成為生物住所的可能性，因為它們可能不具備像我們地球上的溫度和環境的穩定條件。但是，宇宙還有圍繞著這些恒星運轉的大量行星，可能具備和我們類似的環境條件。即使如此，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又怎麼解釋呢？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講它是獨一無二的嗎？”
“你認為我們能有效地與太陽係以外的其他聰明的文明世界通信嗎？” 布勞恩的一個朋友問他。
“你得知道，行星之間距離是如此之遠，一個信息要到達另一個有居民的行星，可能需要幾百年、幾千年，甚至幾萬年，很難進行及時的通信。比如能確定有這樣一個行星，並搞清楚他們的語言後，你可以發出一個電訊，說：‘地球向你問候，你好！’幾千年之後，回音來了：‘很好，謝謝。你好！’”
“如果我們的後代有一天能掌握光子推進技術，他們就能夠以接近於光的速度飛行，那麼設想有一天能實現載人的星際飛行，就似乎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但是不要忘記我們討論過的時間相對變慢效應！進行這種冒險飛行的宇航員，就他們自身而言，可能一去幾十年，而在同一時間內，地球上可能已過了上千年。”
“你相信我們地球上的人會在太陽係內部進行擴張，也許會把一些行星開拓為殖民地嗎？”朋友繼續問他。
“我相信，”布勞恩加重語氣回答道，“征服宇宙空間才剛剛開始，但是它已經使我們的生活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在今後的年代裏，這些變化會對我們的社會結構、政治生活和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空間科學目前還處在嬰兒期。今天它所處的地位和飛機在基蒂霍克第一次成功飛行幾年後的地位一樣。當時如果有人告訴賴特兄弟，我們將會有一種能在兩頓飯之間的時間內穿過整個國家的運輸係統，他們將會大笑起來。”
“50年後，宇宙時代的奇跡將會展現在人類的眼前。那時，也許好幾國考察隊已經到金星和火星上去了，載人的探索性航行將會伸展到木星、土星以及它們的天然衛星。”
“到月球去的航行將成為家常便飯。同現在正在南極洲進行的探索工作沒有什麼兩樣，將來也會有一些國家在月球上設立半永久性的研究站，進行大量的勘探、測量、隧道開鑿，甚至規模有限地進行稀有礦石和礦物的開采活動。”
“在月球上一些特別適當的地點，將修建起永久性的、舒適的供居住用的建築物。它們將吸引更多的科學家和探險家來充實月球實驗室和天文台。這些地方設備齊全、密封、裝有空氣調節器。有些地方可能有天文觀測窗，可以很好地觀察月球上的壯麗景色。”
“現在地球已經被許多人造衛星所包圍，所有這些衛星都成了太陽係的正式成員。將來還會出現更多的衛星，有載人的，有不載人的，大小、用途、國別、軌道高度、軌道傾角各異。有些衛星將取代郵遞員的工作，附帶說一句，這種衛星是最賺錢的。”
“這種衛星保持在地球定常軌道上，像是固定在旋轉著的地球的赤道某一點上空，能接收拍發給它們的電報並播放給另一地點。快速編碼技術，結合寬頻帶寬度和地麵站網，就能為家家戶戶提供傳真郵件快速輸送係統，做到一切通信絕對保密。隻要有這樣的通信衛星，就能處理全部私人和官方的通信郵件，不僅包括美國國內的通信，而且兼及地球上任何地點之間的聯絡，所有電報從發到收都不會超過一小時。”
“現在，甚至連擬訂開拓火星和金星殖民地的詳盡工程計劃，都還沒有足夠的資料。確實可能存在重大障礙，以致使整個計劃成為不可能，或至少是使計劃失去吸引力。另外，在其他星球建造人造居住點，不是工程上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成本問題。隻要地球上還留有人類可以居住的地方，人們就會拿在沙漠、叢林、兩極地區，甚至在海底建造住宅的成本與其進行比較。但是我毫不懷疑，人絕不會把自己局限在我們小小星球的範圍之中。”
“人已把活動範圍擴大到整個地球，自然也將把活動範圍擴大到其他行星。人總是不斷努力獲取一切可能獲得的知識。人類不會在最使人感興趣的自然之謎麵前停滯不前，尤其是在空間技術提供了解開這些謎的必要手段時停滯不前。空間探測和空間住所問題可能帶有更大的困難和冒險性，這將對最強大的國家和最優秀的民族提出特別強有力的挑戰！”
“18世紀的科學家要預見19世紀電機工程的產生，需要有非凡的遠見卓識。19世紀的科學家要預見20世紀的核動力工廠，也需要有同樣的靈感觸發。無疑地，21世紀也會有同樣令人驚訝不已的事物，而且還會更多。”
“21世紀將是在外層空間進行科學活動和商業活動的世紀，是載人星際飛行和開始在母星地球之外建立永久性人類立足點的世紀。”布勞恩肯定地說。
最後的時光
1975年8月下旬，瑪麗亞和布勞恩到安大略省去度假。“黎明時分的清新宜人，密林深處的芬芳沁人，使我變得年輕，”他說，“我又一次領略了富有加拿大恬靜風味的荒野和不受汙染的禁獵區。”
一天早晨，他發現自己有輕微的便血症狀。起初，他並沒太在意。幾個星期後，便血的情況又出現了，且比前一次嚴重得多。
回到華盛頓，他立即前往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專家們確定他患的是大腸惡性腫瘤，必須立即進行手術。
他被嚴格隔離起來，但是他生病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報紙、電視等新聞媒介對他給予高度關注，祝願如雪片般飛向他的辦公室。
他住進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然而在起初看來很成功的手術之後，他持續高燒，產生了一係列並發症。由於暫時不能進食，隻靠靜脈點滴，一個月後，他的體重減少了9000克。
直至9月29日布勞恩才出院，醫生嚴格叮囑他不能緊張。而閑不住的他利用住院和在家恢複的4個星期讀了10多本書。
雖然身體不再健康，但他意誌仍然堅強。布勞恩在11月初又回到馬裏蘭州費爾柴爾德公司辦公室的書桌旁。不久後，他繼續參與剛建立不久的全國航天協會的工作。
布勞恩知道自己的病很重，但他說，也許他是世界上少見的真正感到心滿意足的人之一。“有幸幾乎終生擔負重任，以幫助實現自己童年時代幻想的人，你還能舉出很多來嗎？如果我明天就死去，我回顧自己的一生是充實的，激動人心的，得到了很多報償的。一個人還有別的什麼可求的呢？”
1977年初，即將卸任的福特總統授予布勞恩國家科學獎章，並由費爾柴爾德公司主席愛德華·烏爾親自帶至醫院頒發給布勞恩。
布勞恩因腸癌於1977年6月16日病逝於亞曆山德裏亞市，終年65歲。
新上任的卡特總統說：“對眾多的美國人而言，韋納·馮·布勞恩代表著太空探索及技術的開創性應用……不隻美國人民，世界上的人類都因他的努力而受益。”
布勞恩在馬歇爾航天中心的接班人威廉·盧卡斯博士在亨茨維爾的布勞恩市中心奉獻儀式上介紹布勞恩時說：“布勞恩博士對世界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在空間探索變為現實之前他就對此堅信不疑。他專心致誌，夢寐以求，百折不撓，終於以他的天才和不屈不撓的努力使它變成了現實。”
“美國的空間計劃與布勞恩的名字比與任何其他人的名字都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已經產生了許多實際效益。它提高了生活的質量；它及時振奮了美國的精神和全世界的類似精神；它提高了人對宇宙的估價；它開闊了人的眼界；它刺激了經濟；它繼續推動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