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種說法各不相同，然而又各有道理。不過，這些說法大都出於方誌，而且這些方誌又多修撰於清代，如何能說準漢代的事情，不免使人生疑。況且舊時鄉賢遺老撰寫方誌，隻要有利於本地的人物事件，大都兼收並蓄，甚至捕風捉影，牽強附會者也不鮮見。這就使得許多材料真假莫辨，難以為據。如同蕭何追韓信之事，究竟哪個地方真實可信，不能單憑一兩條材料即來認定，應該放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中去作具體分析。
韓信出身於貧困家庭，少小無行，曾寄食於漂母，受過胯下之辱，然而他卻是個不甘雌伏之人。秦末群雄逐鹿的動亂局麵，為韓信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舞台。他仗劍從軍，幾換門庭，就是想找一個能夠理解他、器重他、任用他的賢主明君，而決不是隻求個普通人的棲息之所。在未遇到值得效命的人之前，他是不會甘心屈就而坐失良機的。既然決定要逃走，首先必須確定要逃的方向。當時劉邦暫在漢中就國，但他不會就此罷休，對此項羽也很清楚。為了防範劉邦，項羽牢牢地控製著“三秦”大地，這個局麵韓信了如指掌。一般來說他不會過馬道，越秦嶺，向北再投項羽。說不定項羽正暴跳如雷地抓逃兵，這樣豈不是自投羅網?
向北是危途，那麼向西走寧強，過嘉陵江，或者由寧強向南入川行不行呢?韓信恐怕也不會在這兩個方向上動心思。因為向西或入川北，則為羌、氐等少數民族聚居區，韓信不可能在這裏打“遊擊戰”，也拉不起大隊伍來，他到這裏做什麼?而且向西或向南，要越過“鐵鎖關”、“陽平關”，這裏仍然屬於劉邦的勢力範圍，一旦遭遇認真盤查，露了馬腳可怎麼辦?
剩下的方向是向東走了。其實這條道路也不好走，卻有可能是韓信的惟一選擇。從《讀史方輿》記載看，“自南鄭縣而南，循山嶺達於四川保寧府之巴州，為米倉道。……米倉南臨中巴，北瞰興元(今陝西漢中)，實為孔道”。前麵說過，要走米倉道，必經孤雲山和兩角山之間的“截賢嶺”。這條道路雖然險峻，卻是當時的交通要道，行人較多，食宿方便。由興元到巴州不過500裏地，如乘快馬，要不了多長時間。重要的是，韓信還想投靠新的主人，當時新封的常山王孫耳、河南王申陽、九江王英布、臨江王共敖、衡陽王吳芮等都在招兵買馬，意欲一展宏圖。韓信投靠他們，有可能獲得重用，從長遠來看，這是正確打算。韓信頗有戰略頭腦，不會不考慮這點。所以由南鄭東向漢中，走米倉道，經南江，東歸荊楚，或向河南，或至鄂西，或入川東，有著廣闊的選擇餘地。由此看來，韓信悄悄離開劉邦極有可能策馬向東，蕭何若是隨後緊迫，當在“截賢嶺”追上韓信。《史記·淮陰侯列傳》載：“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從時間和路程上推算，都合情理。因而北宋詩人孫仲遠發感慨道：“小橋上有寒溪字，人道蕭何追信時。英雄隻從東向去，區區西走欲何為?”明代陝西戲劇作家康海也讚成韓信東走的觀點，寫了“將軍東行喜皓月，怎知賢相在後追”的詩句。由此可見，韓信西過“小橋”和北渡“寒溪”皆是傳說，而英雄東向才比較符合實際。
另外，從漢中、南鄭的曆史上看，“英雄東向”並非韓信一人，其他一些名人也多做這種明智的選擇。比如：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領兵進擊漢中，天師道起義領袖張魯為保存實力，率部經米倉道過“截賢嶺”至巴中；三國時魏將張鄰進犯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被蜀將張飛打敗，張邰也是經此處向東逃遁的；晉鹹康二年(336，成玉恒二年)，成李壽擊敗晉漢中司馬勳，這位大將軍也是東向而走的；南宋開禧三年(1207)，漢中軍閥吳曦向金稱臣，四川宣撫使程鬆由漢中潛往閬州(今四川閬中市)，走的也是這條道路。可是自從南宋以後，這條繁華了千餘年的米倉道由於不利於車馬，以致行人越來越少，漸漸廢棄不用，也很少有人提到它了。然而不久，米倉道又被派上用場。元憲宗蒙哥西征時，命總把官李進開辟道路。李進由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渭水北岸)人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市)，度米倉關，伐木開道700餘裏，由此大兵入川，又熱鬧了一陣。然而這條道路畢竟山高林密，異常險峻，元軍用過之後，還是被廢棄了。後來，從漢中入川又開辟了馬道街、寧強這條路線，許多人以為漢丞相蕭何追韓信的故事應該發生在這條路上，並勒石立碑，說得煞有其事，還附會出一些人造古跡，實際上經不住推敲。可是人們還是以訛傳訛，居然傳出了四種說法，究竟孰真孰假，該是不辯自明了。
王莽稱帝的是是非非
相傳秦朝末年，劉邦押解刑徒前往驪山為秦始皇修陵。行至半路，遇一白蟒擋路，劉邦揮劍欲斬白蟒，那白蟒卻忽作人語：“你現在殺我，將來如何回報?”劉邦說：“高山斬蟒平地(帝)還。”後來還真應驗了此事，漢王朝自劉邦開基，傳至漢平帝，竟被外戚王莽篡奪了皇位，公然改漢為新。
劉邦斬蛇、王莽篡漢都有史書為證，但二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係。王莽奪取漢家江山絕不是偶然，更不是什麼“冤冤相報”的宿命論結果，而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王莽(前45—23)，字巨君，漢元帝皇後王政君侄兒。早年家境貧寒，勤奮好學，在其伯父、叔父舉薦下，被漢成帝提拔任用，封為新都侯。哀帝即位後，受排擠，被遣回封國。哀帝病卒，王莽與其姑母王政君擁立平帝登基，因功賜號“安漢公”。元始三年(3)，又嫁其女為平帝皇後。自此，王莽官高位顯，權傾朝野。平帝駕崩後，又立年僅2歲的劉嬰即位。始建國元年(9)，王莽徹底廢去漢帝，改朝換代，改國號為“新”，實現了其一步步篡奪漢室江山的巨大陰謀。
曆來人們對王莽的登基持否定態度，認為他是典型的亂臣賊子，以極其卑劣無恥的手段奪取了劉氏的皇帝寶座。他是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的大陰謀家、巨奸、逆臣，理應受到世人的唾棄與咒罵。而王莽的篡位，並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
王莽生來並非野心家。年少時，勤於讀書，拜名師學習《禮經》，行為舉止謙恭得體，穿戴形如儒生。伯父王鳳患病時，他親自服侍，以至蓬首垢麵，連月不解衣帶，受到伯父讚賞。王鳳卒時，將王莽托付給太後王政君及漢成帝。成帝任命他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後來又封其為新都侯。初入仕途的王莽意氣風發，不畏權貴，不顧親情，向皇帝揭發了表兄淳於長的罪行，在朝中贏得了忠直敢諫的美名，皇帝將其破格提拔為大司馬。
哀帝即位後，王政君勸王莽不要陷入與哀帝外戚爭權的鬥爭中，要他辭官回鄉，然而沒有獲得皇帝批準。一日未央宮中舉行宴會，王莽見哀帝祖母傅太後的座位與太皇太後王政君的座位並列，認為不合禮儀，命內侍撤去，另設他座，引得傅太後大怒，不肯赴宴。王莽因此而得罪太後，被遣回封國。
王莽在封國內杜門自守，勤於政事。他的二兒子因誤殺了一名奴仆，被王莽逼令自殺。百姓為他的不徇私情所感動，紛紛聯名上書朝廷為其申冤。元壽元年(前2)，天空出現日食，朝中一些賢良趁機稱頌王莽功德。迫於輿論壓力，漢哀帝召回了王莽。
公元前1年，漢哀帝駕崩，王政君與王莽迎立漢平帝即位。皇帝年幼，由王莽攝政。這時，塞外的少數民族向漢廷進獻白雉，群臣們認為這是王莽的功德感動了上蒼，才出此祥瑞之兆，要求給王莽賜號“安漢公”。對於朝廷的嘉賞，王莽固辭不受，最後由太後王政君親自下詔，封王莽三世為三公，食邑二萬八千戶，他才勉強接受了太傅的官職及“安漢公”的封號。
王莽自被封為“安漢公”後，權傾朝野。漢平帝選後時，王莽自覺其女與眾女並列一起恐有不利，便堅拒說自己的女兒無才無德，不適合參選，太後王政君也下詔書替王莽謙讓。群臣被這種謙讓精神所感動，上書請求皇帝立王氏女為後。經過卜筮，得出吉相，漢廷決定聘王女為後。
為了防止平帝生母衛姬及其親屬幹涉朝政，王莽在王政君默許下，將衛姬封為中山孝王後，帝舅衛寶、衛玄也賜爵關內侯，讓他們永久居住中山國，不得返京。王莽的兒子王宇害怕隔離衛氏，將來皇帝長大後會怪罪下來，就與老師吳章謀劃，利用王莽喜好鬼神的弱點，讓內兄呂寬趁夜色把汙血灑在王莽門前，迫使其改變主意。不想事情敗露，王莽不僅毒死兒子，也尋個借口，將衛氏一族盡數誅滅。對朝中對此有異議者，王莽也逼其自盡。他的“大義滅親”引得群臣一片讚頌之聲，稱其“為帝室故不敢顧私”。
元始四年(4)，王莽之女被正式立為漢平帝皇後，大赦天下。朝臣上書說，王莽輔佐皇帝，功比伊尹、周公，應當封為宰衡，位列上公，他的兩個兒子也該封侯。太後王政君親臨前殿，賞賜王莽，王莽堅辭不受。大臣認為，謙虛辭讓是他的一貫作風，應當拒絕其請求。後來，王莽隻要求禦史為其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馬印”，算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賞，而將所得財物悉數散於眾人。王莽又奏請皇帝修建明堂、辟雍、靈台，為學子築舍萬間。又征天下精通一技之長的博學之士，彙集一起，辯論學問，訂正古書謬誤。這些政績，為王莽贏得了巨大聲譽。朝中先後有多人上奏皇帝，懇求賜王莽“九命之錫”(古代帝王賜給功臣或權臣的九種物品，以示恩寵)。
此時，朝野上下，盡是對王莽的溢美之詞。他又派使者持金幣誘使塞外的少數民族臣服於漢朝，從而形成天下一統、四方臣服的可觀局麵。元始五年(5)，漢平帝病逝，王莽假借卜筮之術，欲選立年僅2歲的劉嬰為帝。適逢大臣上書，言浚井時發現白石丹書“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眾人認為是“符命”之兆。在征得王政君同意和群臣的勸諫下，王莽攝行皇帝之事，車服出入警蹕(天子出行時的戒備狀態)，皆如天子之製。居攝元年(6)，立劉嬰為皇太子，稱孺子。長沙王劉崇認為王莽專製朝政，威脅劉氏江山，舉兵謀反，因勢單力薄而遭失敗。群臣趁機上書說，因為王莽權位過輕，才導致劉崇謀反，應該賦其尊位以威震天下。王政君下詔，命王莽以後朝見時稱“假皇帝”。至此，王莽稱帝已是勝券在握，廢除皇帝前的“假”字隻是時間問題。
居攝二年(7)，東郡太守翟義擁立劉信為天子，揚言王莽毒死平帝，意欲代漢自立，號召天下人共同討伐他，一時間聚集了10餘萬人。王莽惶恐不安，一方麵遣兵鎮壓，另一方麵頒文天下，表明自己將來必定還政於劉嬰的決心。僅僅用了3個月時間，就平定了叛亂。次年，齊郡、巴郡、扶風等地出現了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進獻銅匱，內有“天帝行璽金匱圖”、“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為真天子，要求漢禪位於莽。王莽見時機成熟，於公元9年廢漢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漢的計劃，成為名副其實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為其背上了過多的罵名。人們認為他偽善、凶狠、殘忍，陰險而詭計多端，為了政治前途，不惜殺死自己兩個兒子；為擊敗政敵，又多次動用與太後王政君的親屬關係。他的所謂謙虛辭讓，隻不過是故作姿態，為自己在朝中樹立威望；他的一些善舉，也不過是在收買人心，為能夠快速高升而獲取政治資本。他專擅朝政，排除異己，濫殺無辜。為了混淆視聽，還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篡漢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異議，認為王莽殺子，是嚴於治家，鐵麵無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惡人。他雖貴為外戚，但從不以權勢壓人，而是審時度勢，把事情處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謙虛謹慎，是其行事作風，並非沽名釣譽。他的種種善舉，是體恤百姓，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他的所謂排除異己，濫殺無辜，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矛盾升級，從根本上還是為了維護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過是巧借“天意”，而實施符合自己意願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學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費如此代價來弄虛作假，那麼整個社會必定清明多了。應該看到，王莽的登基，是曆史前進的必然結果。那時，腐朽的西漢王朝已很難維持他們的統治，天下也流傳著劉氏將終的傳言，封建國家的正常運轉需要鮮活的血液，更需要進行一場徹底的變革而促進社會的全麵進步。王莽的稱帝符合時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順乎民心，而東漢宮修的《漢書·王莽傳》對其多有揶揄、貶抑，這是不符合曆史本來麵目的，我們應以唯物史觀的態度，對其進行客觀、全麵的評價。
登基後的王莽，麵臨著政治腐敗、人心渙散、經濟瀕臨崩潰的嚴峻局麵。為解決這些棘手問題，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媯、陳、田、王五姓為同一宗族，嚴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響，大改官職器物名稱，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又更為“納言”。為宣揚自己是“君權神授”，命大臣頒《符名》四十二篇於天下，以穩定人心。封邊疆諸少數民族國王為“侯”，去“璽”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漢諸侯王為“公”，以合古製。經濟上，更天下田為“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多田者，剩餘部分給予宗族或鄰裏人耕種。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鑄刀幣，另造“小錢”，與“大錢五十”並行於市，後又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共6名28品。據《周禮》、《樂語》，開賒貸，在長安及洛陽、邯鄲、成都等重要城市設五均官，使“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保證價格穩定，防止通貨膨脹。始建國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對酒類、鹽、鐵、鑄錢及采之於名山大川的諸多物品征收賦稅，將這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日用品進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數人囤積居奇，牟取暴利。
縱觀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經典為指導思想，意在創造一個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會。然而，盲目的“複古改製”不符合當時的現實情況，過於急功近利，引起社會動蕩，最終導致了失敗。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惡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為地製造等級差別，使人生來就有貴賤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職官製度混亂，割斷前後曆史聯係。他改封少數民族國王為“侯”，致使邊疆動蕩不安。而降漢諸侯王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貴族支持。其次，他將土地收歸國有，本意是抑製土地兼並，可是全國的耕地麵積遠遠不夠分配，廣大的農民仍無田可耕，“王田”政策損害了豪強地主和農民的雙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幣製，卻由於貨幣重量不足、品種繁多、不易換算，擾亂了市場秩序，遭到百姓拒絕，仍暗地裏以漢“五銖錢”進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導致官、商結合，惡意盤剝百姓，弄得怨聲載道。所有的這些政令措施，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加速激化了階級矛盾，人民反抗起義的鬥爭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於應付。地皇四年(23)十月，義軍攻入長安，王莽被商人杜吳殺死，曆時14年的新朝宣告滅亡。
對於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認為他不全是“複古”，其中還包含有“革新”的內容。如他根據國家的財政收入發放官吏薪俸，災年時則縮減官俸，以減輕百姓負擔。他的“王田”政策是在承認一夫一婦占有百畝之田的基礎上，才不允許自由買賣，完全不同於西周的井田製，而是一種土地私有與國有並存的新政策。自古以來，人們總是以成敗論英雄，王莽的改革失敗使其背上了千古罵名。客觀地說，以西漢末年的形勢來衡量王莽改革，它還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至少其薄賦輕徭比之劉漢的重稅苛役要深得民心，不然，新莽政權也不會堅持14年之久。因此，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評價王莽是與王安石一樣的偉大改革家。他的失敗在於觸動了豪強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他們反對，而改革中的用人不當，損害了農民利益，失去眾人支持，再加上王莽後期的妥協退讓及連年戰爭巨大經費的開支，引起經濟崩潰，致使改革前功盡棄。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政策更是亙古未有第一人，胡適在1928年就評價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隻是因過早地在曆史上出現，才成為千古悲劇英雄。
諺雲：成者王侯敗者寇，這在王莽身上得到充分體現。他的登基與改革遭到曆代統治者的惡意詛咒與嘲諷，但外戚篡位在中國曆史上絕非他獨有，隋文帝楊堅以北周外戚登上皇位，卻無人說其是篡賊。因此，我們要正確認識班固《漢書》中的王莽，他不是無能、狡詐、偽善和妄自尊大的愚人，而是一名極具魄力，富有卓越見識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從消極方麵講，他也不過是一個過於依賴儒家經典而不知變通的“迂腐”皇帝，比之秦二世、隋煬帝等暴君要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