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熱烈擁護社會主義
1917年，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這個消息傳到倫敦，資產階級大佬們一片恐慌，而蕭伯納卻仿佛在無邊的黑暗中看到了一絲曙光。他非常高興地寫信給赫理斯：
親愛的佛蘭克·赫裏斯，從俄國傳來了好消息，可不是嗎？這不是參戰國所期望的事，猶如俾斯麥不願使法國在1870年成為共和國一樣。
但是上帝用種種方法去完成他的工作。他已經為我們做了安排，這大概不是什麼令人驚異的事吧！
蕭伯納對社會主義革命一直抱著同情的、歡迎的態度，他堅決地擁護俄國革命，並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爾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因此，這一時期蕭伯納的政論作品及藝術作品中，蘇聯的題材成了新的主題。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蕭伯納曾經在他的《關於這次戰爭的常識》中，揭露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表達了對社會主義的向往：
如果有人以為德國帝國主義似乎比英國的更壞些，這隻是因為英國人是作偽的能手而已。人類的仇敵既不是德國，也不是英國，而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不管它們裝飾著什麼外衣。
英國的米字旗也好，法國的三色旗也好，德國的帝國之鷹也好，這些不過是騙人的把戲。今後世界上隻有兩麵真正的旗幟：民主社會主義的紅旗和資本主義的黑旗。上帝的旗幟和財神爺的旗幟。而且，回到城市的軍隊士兵應當起來發動革命。
蕭伯納發表政論作品，生動活潑地反映了1917年發生在俄國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重大事件。他從蘇維埃社會主義製度剛剛誕生，就公開表示了對新製度的積極擁護。
當俄國革命受到武裝幹涉的時候，蕭伯納積極投入到捍衛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運動中去。
1921年，蕭伯納發表了《俄國的慘禍》一文，他強烈駁斥資產階級報刊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誹謗。
另外，蕭伯納還積極支持英國共產黨創辦《工人日報》，為報紙的發行投入了大量的股金，並成為報紙的終身股東。
這段時間內，蕭伯納不參加任何文藝團體，也不加入任何集團性質的團體。舉行午餐會，就是他和妻子招待賓客的唯一方式。
蕭伯納為人比較和善，待人接物，從不受個人感情的影響，有時還很樂意幫助別人。因此，一個人如果不是行為惡劣的家夥，都不可能成為蕭伯納的大敵。
有時，蕭伯納的機智、嘲諷的妙語也會觸痛一些人的傷口，他的朋友威爾斯常因此對他大發脾氣，而蕭伯納就一方麵予以還擊，一方麵又用極大的耐心來說服他。
英國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曾開玩笑說：“蕭伯納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仇敵，但他的朋友沒有一個十分喜歡他。”
蕭伯納與王爾德的會麵一生也沒有超過10次，但他們彼此惺惺相惜。因為蕭伯納家與王爾德家從上一代就認識了。王爾德的父親曾為蕭伯納的父親動過眼睛的手術。而王爾德又在倫敦時戀慕過蕭伯納的姐姐。而蕭伯納在寫小說沒有成功時，一直落魄倫敦，王爾德的母親就常常邀請他到她家裏參加招待會。從那時起，兩個人就保持著客氣的朋友關係。
有一次，蕭伯納作關於社會主義的演講。王爾德聽後有感而發，寫出了《社會主義下的人類靈魂》一文，蕭伯納聽王爾德講過後心裏很高興。
兩個人有一次相會於切爾西的一個展覽會，而他們感到有趣的是，這個展覽會展出的都是一些極其幼稚的作品。
王爾德是個“故事大王”，蕭伯納與他在一塊經常是個聽眾。他們就一個講一個聽，開心地度過了一天。
戰爭後期，王爾德因昆斯析裏事件被捕入獄，蕭伯納起草了一份請求書，要求司法機關釋放王爾德。
後來，王爾德出獄後就逃亡巴黎，蕭伯納每出版一部作品，都會寄一本有自己簽名的給他，這以後就成為了兩個人相互之間的一個慣例。
暮年之路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蠟燭，而是一支由我們暫時拿著的火炬，我們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燦爛，然後交給下一代的人們。——蕭伯納蕭伯納暮年之路出訪蘇聯慶祝壽誕
時光飛逝，轉眼就到了20世紀30年代，此時的蕭伯納已經年逾古稀了。
雖然蕭伯納有著讓常人望塵莫及的創作熱情和精力，但畢竟這時已經進入人生暮年，他自覺地減少了日常活動，作品也不像從前數量那麼多了。
蕭伯納也一直保持著謙虛溫和的態度，無論人們怎麼把他當偶像來崇拜，奉承、諂媚他，他都不會表現出傲慢的神態。相反，他更加平易近人，很能體諒別人。他知道，過高的榮譽對一個必須生活和工作的人並沒有什麼好處。
早在他50歲的時候，曾應允著名雕塑家羅丹為自己塑像。當時，一個攝影記者在他剛要走出浴室的時候碰見他，請蕭伯納裝出愉快的樣子。
蕭伯納幽默地說：“那我來做一個羅丹的《思想者》的姿勢吧！”不料他沒留神竟然摔了一跤，鼻子吻在了浴室的地板上。等照片印出來以後，他看了苦笑著說：“沒想到我倒露出一種神秘的表情，一點也沒有深思的樣子。”
他還詼諧地說道，他希望1000年後的名人詞典提到他時寫明：“蕭伯納：羅丹塑的一座半身像，格外默默無聞。”
有一些與蕭伯納初次見麵的人，麵對著他那活潑快樂的樣子，還有那老頑童般自然率真的可愛神態，都會不自覺地受到感染，也會心情舒暢起來。
由於蕭伯納的工作還是十分繁忙，因此他經常有些不勝其累。於是他借與別人談話放鬆一下的時候，就會顯得十分隨便，不時地變換姿勢：把左腿放在右腿上，過一會兒又放下來，再把右腿放在左腿上；或者兩隻手插在口袋裏，一會兒又抽出來擱在椅子扶手上，身子靠在椅背上。
蕭伯納是一個忠實坦白、愛開玩笑的人，他有時會與人談話的時間很長，而且不時地突然大笑幾聲，然後再低下聲音交談。人們與他談話也很放鬆，會為他那瀟灑的態度而折服。他們海闊天空地聊著，並不一定圍繞著一個話題，而且話題甚至並不是重要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蕭伯納就辭去了擔任了25年的費邊社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職位，讓年輕的社員來得到鍛煉的機會。不過，他畢竟是一個名人，還不得不應邀去參加一些政治演說、公眾討論等活動，他的言論和舉動仍然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
1929年，73歲的蕭伯納就曾在廣播電台作了一次關於民主政治問題的廣播演講，他還一直致力於揭露資本主義的虛偽民主，同時宣揚社會主義真正的人民大眾的民主。
因此說，蕭伯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然他的思想中還帶有些費邊社根深蒂固的改良的主張，但他始終關心著社會主義事業，並一向對社會主義極為擁護和大力支持。
1931年，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中，75歲高齡的蕭伯納應邀訪問了蘇聯。莫斯科熱烈歡迎這位“歐洲最勇敢的思想家”。蕭伯納在莫斯科會晤了斯大林。
莫斯科人民舉行隆重的生日宴會，慶祝蕭伯納的75歲壽辰。
蕭伯納十分激動，他又一次對社會主義製度大加讚賞：
如果列寧的實驗獲得成功，這個實驗將是人類新時代的開始，如果這個實驗失敗，我將懷著悲哀離開這個世界。但如果人類的未來是列寧所看到的未來，那麼，我便可以微笑著，毫無恐懼地瞻望未來。
我向周圍望了一下，就看見所有人的臉上都有一種新的表情。而這種表情，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你們是看不到的。不過，我卻希望，在將來有一天，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表情。
高爾基因為生病未能參加宴會，他寫信給蕭伯納祝壽時說：
我因患喉頭炎，不能前來莫斯科和您緊緊地握手，和您這個勇敢的戰士，富有天才的人握手。
您已經活了一個世紀的3/4，對那些具有保守傾向與庸俗見解的人，曾經用您的尖刻辛辣的俏皮話不斷地給予致命的打擊。
我非常高興知道您在這個對您有崇高評價的國家和人民中歡度您的75歲誕辰。
我國對您是極為重視的。我國人民已開始和您所譏諷的世界作最偉大的鬥爭，正在順利地進行著這個鬥爭，而且一定能夠獲得勝利。
蕭伯納在蘇聯訪問期間，參觀了社會主義建設，接觸到了建設新社會、新文化的蘇聯人民，所有這些都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天，閑暇時蕭伯納漫步在莫斯科街頭，遇到一位可愛的小女孩，一時興起，便很高興地與她玩起了遊戲。
這一老一少玩兒的很高興，到了分手的時候，蕭伯納得意地對小女孩兒說：“回去告訴你媽媽，今天跟你玩兒遊戲的可是大名鼎鼎的蕭伯納。”
誰知小女孩兒望了蕭伯納一眼，學著他的口氣，驕傲地說：“你也回去告訴你媽媽，今天跟你玩兒遊戲的可是小女孩兒娜塔莎。”
小女孩的回答使蕭伯納大吃一驚，他立刻意識到自己對一個小孩的傲慢，事後，他感慨萬分地對朋友說：
一個人無論有多大的成就，對任何人都應該平等相待，常常保持謙虛的態度。這個莫斯科小女孩兒給我的教訓，是我一輩子也無法忘記的。
真正偉大的人是不會覺得自己很偉大的，正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渺小，才使他們的形象變得高大。
當我們取得了一點成就、擁有一點財富或地位的時候，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忘了，我們隻是芸芸眾生中的普通一員。
在離開蘇聯的歡送會上，蕭伯納說：“我正要離開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而回到一個充滿著絕望的國家。”
在返回英國途經華沙的時候，蕭伯納又對一個新聞記者說：“回到資本主義真是活受罪。當你親眼看到布爾什維克主義時，你對資本主義必定要滅亡就不會有絲毫懷疑了。”
回國之後，蕭伯納不顧一些反動機關刊物的惡毒攻擊，毅然決然地發表了他的訪蘇觀感。他認為，對蘇聯的參觀訪問是他一切“旅途回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而且，蕭伯納還發表了大量的談話和文章，提及蘇維埃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卓越成就。
1931年11月8日，蕭伯納在《每日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
俄國對於民主問題的解決，表明蘇維埃俄國至少超過資本主義世界一個世紀。在一般文化水平提高方麵，現在那兒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功，蘇維埃政權在所有文明世界中是最有能力和最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