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兩雄吟
兩雄握手太荒唐，萬裏相逢個半郎。
笑問駐顏狂伯納，漫誇愛族俏蘭芳。
夫人莫道華倫賤，博士能令文學香。
隻恨匆匆又離別，未曾色相一登場。
蕭伯納還興致勃勃地鑒賞了筆會送給他的“泥製戲裝鬼臉”臉譜，看過之後說：“戲裏有武生、老生、小生、花旦、惡魔的不同，都可以在麵貌上辨別出來；但是我們人的麵貌卻大都相同，而內心不見得相像。”
15時，筆會的活動一結束，洪深又陪著蕭伯納回到莫利愛路寓所宋宅，在陽光花園內接受中外記者的采訪。到了門口，洪深沒有忘記剛才蕭伯納的話，說：“請新聞記者們公舉代表6人進去。”
就在大家爭搶這幾個名額時，蕭伯納大概察覺了什麼，征得宋慶齡的同意後，他讓在場的記者都進入宋宅采訪。
因為室內容納不下，他們就在房後花園的草地上進行了集體采訪。在眾多記者麵前，蕭伯納往往借記者的提問而大加發揮，他巧妙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對反動勢力冷嘲熱諷。這位英姿勃勃的高大老人“振其雄辯，滔滔不絕，間雜以詼諧諷刺，警語透關”，可謂非常健談，而且妙語連珠。
而每當蕭伯納妙語湧出時，宋慶齡就帶頭為他熱烈鼓掌。
當時，賓客之間漫談話題十分廣泛。當說到新聞界時，宋慶齡介紹說：“新聞界完全聽命於當局。國民黨發表消息，說我是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者說我說了這個那個，或者說我和反動將軍們一同旅行，或者說我參加了這個那個委員會等。而當我出來否認時，他們就下令報紙不許登載我的聲明。”
蕭伯納說：“當然，他們會這樣做！如果讓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樣想的，他們就不得了了。”
說到新聞報道的炒作，蕭伯納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報上說我蕭伯納謀殺了我的嶽母大人，那將是一條轟動的新聞，不是嗎？但如果我否認，說這是瞎話，我今天早上還好好地同嶽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們就認為這不是什麼好新聞了。”
蕭伯納的這個風趣比喻一時引起了在座眾人的笑聲。
當談到自由問題時，蕭伯納調侃了某些西方國家標榜的所謂自由。他說：“什麼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國人讓印度人受到陪審團的自由審判。當陪審團宣告犯人無罪時，法官就撤銷這個判決，而仍然判他入獄。這些就是所謂的英國自由製度。”
蕭伯納又對中國文化提出了批評。蕭伯納稱，中國今日向西方搬取許多失有效用貽害大眾之所謂“文化”，譬如議會“首先則推倒帝王之統治，其次又推翻教堂之威權，但最後卻不曾推倒資本之勢力”；而英國的大學，“幾乎將個人之自由意誌，摧殘淨盡，而用陳舊無用的老古董塞進學生的頭腦，使他們變成一定格式的人物。似此種所謂西方之文化，中國搬它來有什麼益處？”
又有記者問蕭伯納東方被壓迫民族如何才能謀得出路？蕭伯納沉思片刻後說：“不如我離開上海後再作答複，因為在此地說話，似乎不甚安全。”這個回答，從側麵也反映了當時上海的政治氣候狀況。
而當另一記者追問蕭伯納“此種答複，對於中國殊少幫助”時，蕭伯納才開始大談特談“資本主義之崩潰、馬克思主義之精神，及蘇維埃俄羅斯革命之方法”等。
涉及中國革命的具體方法，蕭伯納說：
被壓迫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幹：中國的民眾應該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者封建王公。
當記者問及英國對華政策時，蕭伯納笑答：“英國人士可謂無一人認識中國，故根本談不到政策，而且，今日英國本身問題，亟待解決者至多，決無餘暇再過問中國之事。”不過，蕭伯納說：“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是，為良好政府和實際工作。”
魯迅在《看蕭和“看蕭的人們”》中說：“我對於蕭，什麼都沒有問；蕭對於我，也什麼都沒有問。”事實上，東西方兩位文學大家見麵，沒有碰撞出火花才是怪事呢！
當時，蕭伯納見到魯迅時說：“人們稱你是中國的高爾基，可是你比他漂亮！”
魯迅回答得也很風趣：“我更老時，還會更漂亮。”
蕭伯納在上海雖然隻停留了一天，但這一天由於宋慶齡的安排和介入，使蕭伯納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觀點的時機。而他對反動派的嘲諷之語，也支持了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正義鬥爭。他們之間的戰鬥友誼，可說已經永遠地載入了史冊。
蕭伯納此次在滬行色匆匆，留滬時間僅為85小時，18時，蕭伯納順原路返回“皇後”輪。當晚11時，便起錨赴秦皇島，轉遊北平古都。
當時，中國正值東三省淪陷，北平的一些記者要蕭伯納談談對中國時局的見解，蕭伯納含蓄地指出：
中國過於酷愛和平，反受和平之累；日本過於迷信武力，也將必受武力之害。滿洲3000萬的中國人，必須成為愛爾蘭式的革命黨，就是要使得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由一個拿著萊福槍的日本兵來監視他，這樣的事當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的這段時間，蕭伯納曾不止一次熱情地向中國人民介紹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他說：
蘇聯最近內部的現象，無論精神上、物質上，都有良好的充分的表現。而這種有規律的進步，不但蘇聯自己能夠得到極好的利益，達到美滿成功，就是其他各國也可以借鑒，采用它的長處從而模仿它。
社會主義早晚必然要普遍實行於世界各國，雖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驟，在各個國家裏所采取的方式，也許互不相同，但是殊途同歸，到最後的終點，始終還是要走上同一條道路，而達到同一個水平線的。
當然蕭伯納對中國人的劣根性也作了較為尖銳的批判，有兩段話令人有如醍醐灌頂之感。一段話是：
中國人的一種奇異的特性，是他們對外國人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客氣和親善；而在他們自己卻老是那麼不客氣，老是打仗。不知是什麼道理？
這真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人好“窩裏鬥”的劣根性。
另一段話是蕭伯納在當時的北平，他看到由於華北受日本人的侵略威脅，當時的政府將故宮的文物悉數南運，而一些中國的富人也紛紛攜財產南遷，對此，蕭伯納說：
故宮古物的南遷，於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了悲痛的一頁，好似古物較數百萬北平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樣子。我們赴意大利遊曆，則羅馬時代的種種古物猶存，未聞意大利因為內亂外爭，而把古物搬東移西的。
中國富人也南遷，好似北平可以放棄一樣，富人的財產不可受絲毫的損失。我不懂是什麼道理，是否富人的財產比北平全市的價格高嗎？
當時中國人的利己，不顧民族的文化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劣根性，被蕭伯納諷刺到了體無完膚的地步。難怪瞿秋白稱蕭伯納為“世界和中國的被壓迫民眾的忠實的朋友”，說蕭伯納“把大人先生聖賢豪傑都剝掉了衣裝，赤裸裸地搬上舞台。他從資產階級社會走來，而揭穿這個社會的內幕。他真正為著光明而奮鬥”。
魯迅更是十分稱讚蕭伯納具有說真話的勇氣，“撕掉紳士們假麵”的勇氣，是“現在的世界的文豪”。
早在2月16日傍晚，蕭伯納乘坐的“皇後號”已抵達吳淞口外，但他並不打算上岸。這使“蕭迷”們大失所望，於是各施絕招，期盼能將他請來上海，一瞻風采。洪深為此也接受了兩項任務，一是中國戲劇及電影文化團體派他做代表去見蕭伯納，目的是想請他在上海吃頓飯，發表一場演說；二是上海時事新報社聘請他做一次臨時記者，設法采訪蕭伯納，寫一篇訪問記。
蕭伯納訪問上海後，洪深寫過兩篇文章，一篇名叫《迎蕭灰鼻記》，另一篇是《幽默矛盾蕭伯納》。前者最早發表於1933年2月18日的《時事新報》上，寫他想方設法采訪這位幽默大師，最終又沒能實現的經曆，風趣詼諧，不愧為戲劇家手筆。
蕭伯納離滬後，魯迅與在他家避難的瞿秋白一起，編了一本《蕭伯納在上海》，《迎蕭灰鼻記》曾被收錄在該書中。書中另一篇張若穀的《五十分鍾和蕭伯納在一起》，就寫到洪深擔任蕭伯納翻譯的情況。
左翼的瞿秋白當時正隱居上海，他雖然沒有公開去見蕭伯納，但他也並未閑著，而是始終密切注視右翼的動靜。右翼的進攻使這位正害著肺病的革命者義憤填膺，他清醒地看到右翼業已結成“聯合戰線”，於是搜全了左翼和右翼的言論，進行“比較翻譯學”的研究，也就是研究同一句蕭的言論為何翻譯在不同的報上就真的不同了，這些“不同”可視作“政治凹凸鏡”，來折射右翼的醜惡嘴臉。
蕭伯納離開中國後約一個月，瞿秋白編輯的《蕭伯納在上海》麵世，上海野草書屋印刷，魯迅作序。瞿秋白沒有露名，署了個“樂雯剪貼翻譯並編校”，並將“魯迅序”也印在封麵上。
壯心不已堅持創作
1933年2月19日，蕭伯納圓滿結束了兩天 “上海至北平” 的中國之行，離開中國乘“皇後號”繼續旅行。
即使在周遊世界的行程中，蕭伯納仍然不忘戲劇創作。他在郵輪上完成了《鄉村求愛》一劇。劇中描寫了一些輪船上寂寞的旅行者。
1933年秋，蕭伯納還創作了一部“兩幕政治喜劇”《觸礁》，反映了英國的危機與失業狀況。
蕭伯納一直密切關注著現實政治，多次發表言論反對資本主義製度，支持社會主義事業，在《觸礁》一劇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
我並不對自由寫作與暢所欲言抱有幻想。我不久之前曾經周遊世界，到處宣傳：如果俄羅斯將放棄共產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如果中國發展成為橫暴的、獨立的或者在日本支配之下的資本主義國家，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所有西方國家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軍隊擴充10倍，日日夜夜等著敵人的空襲。
無論我們是否選擇共產主義製度，我們必須竭力支持俄國的共產主義，並促使這種主義在中國發展，因為中國已有好幾個省、為數1800萬的居民實行了共產主義製度，這樣做是對我們明顯有利的，這種道義是非常明顯的。
我陳述自己的意見時並不受到任何阻礙，並且能夠把我的意見發表出來。但是在這個由於害怕馬克思主義而感到痛苦的西方世界裏，我找不到一個報刊能夠支持我的觀點，或者登載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