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袁世凱因為各位宗室人員所忌，迫得上表辭去兼差。
當時朝廷已有旨發出，係“著照所請”四個字，便把一切差使統通開去了。那時袁世凱以為從此可以免得諸臣所忌，不想那時宗室人員，有許多恃著是天潢貴胄，一來以袁氏從前權重，不免睥睨儕輩，二來又有從前受過袁氏氣焰的，固樂於削他權勢，故到此時，雖減了兵權，開去兼差，猶若餘怒未息，更日肆謠言。有說袁世凱失了兵權，久懷怨望的；有說他今更因開去兼差，口出怨言的；更有說道他黨羽既多，且尚有兩鎮兵權在手，即現時改歸陸軍管帶的四鎮，內裏什麼統製管帶，那一個不是他心腹的人，若一旦因怨發難，怎能製他？因此，以為袁世凱那一人，正想（像）範增論韓信的話：“用則用，不用則殺”這等話。你一言，我一說，天天謀不利於袁世凱。鐵良便與部下良弼計議，再要設法，一並收回袁世凱手上所存的兩鎮兵權。
原來那良弼亦是滿人，曾遊學日本學陸軍，已是卒業回來的。恰那時鐵良正謀爭權，良弼又正謀得缺，自然互相利用。
故良弼回國後，即投在鐵良門下。那鐵良全然不懂軍事的，因為恃著一個良弼幫手，懂得些日本陸軍形式，故敢天天紙上談兵，覬覦兵柄，其實一切計劃，都是良弼替他打算的，鐵良自不免寵絡良弼，是以不滿一二年間，不次升握。自改訂官製之後，更用他在部中丞參行走。及這時，更謀並收袁氏兩鎮兵權，急將與良弼計議。良弼道：“那袁氏本有點子才幹的，他沒有什麼馬腳露出，斷不能在太後跟前說他的短處。況他既為太後所愛，又為慶王所重，欲除去他，卻不容易。不如力說他是個得用之人，趁著新改官製，調他留京內用，是名為升他的官階，實則削他的權力，自可以從中掣肘他了。”
鐵良聽得，深以此計為然，便一麵向醇王運動，使言於太後之前，力言袁世凱很有才具，方今改定官製，將行憲政，看朝中井無能事之人，不如以袁某人軍機，辦理一切新政，較為妥協。太後道：“此言亦是有理。惟袁某自總督北洋以來，尚稱平靜，若調他人京，怕北洋重地，沒有管理的人，卻又怎好？
”醇王道：“北洋與京中，相隔不遠，有事盡可照應。且北洋一任，就令袁某薦人承乏亦好。”太後聽得，覺醇王所言，一片是重袁世凱的，自然沒有思疑。一來袁某在北洋，屢被人參他攬權結黨，若調他入京，免他踞住北洋，遍布勢力，自是要著；二來醇王曾與袁某爭論政見，致拔槍相向，今由醇王薦他人軍機，惜此融洽他兩人意見，亦是好事；三來袁某既在北京，又可隨時獨對，商議要政。因此也允了醇王之請，即行召袁世凱入京引見，先諭以辦理新政需人，要他在京統籌全局，問他肯不肯。袁世凱自沒有不允的道理，但自忖：“在直督上，用去款項不少，雖是因公支用，但究未曾報部作正開銷。”因此心上不免躊躇，隻得對道：“臣久蒙高厚，漸無報稱，今又以臣入讚樞務，自當感激發奮，安敢固辭。但北洋尚有經手未完的事件，恐人京尚需時日。”這等語。太後道：“無論什麼事，可交由下任的辦理。隻恐能膺北洋重任的，究竟不易，就由卿薦賢自代便是。”說了，袁世凱謝恩磕頭而出。
到了次日，即有諭旨，以袁世凱為外部尚書兼軍機大臣行走。自朝旨發下，那個不知朝廷這會把袁世凱名為升官，實則奪權。惟是袁世凱心上，以為從前被人猜忌，隻為兵權過重，今兵權已卸盡去了，還有什麼人讒間自己，反能認真辦事，不必瞻前顧後，因此反覺心安。一麵上表謝恩，又計算那一個人，可能繼這直督之任。雖手下人物甚多，但有兩點難處：一來自己向來位置心腹人員甚多，盡要得個知己的人，做了直督，才能把自己所用的人，保全名位，實不啻為自己保全黨羽勢力；二來數年來練兵，凡是有用之才，有津貼的，有賞給的，誌在結他心事，因此耗錢不少。至於招攬人才，舉辦各事，所有用去的，尚有數百萬。雖是因公用去，究不曾奏準歸部作正開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