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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開門

1978年,曆史在這一年開始了新一輪的震蕩。虎門這道塵封已久的國門,在改革開放的號角聲中率先打開,開啟了中國崛起的序幕。富有驚人巧合的是,這道國門曹在一百多年前被侵略者的炮火轟開……

每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總是出人意料。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吹響中國偉大時代的改革號角,那麼東莞人則是在這個號角下走在了中國改革開放最前列的那群勇士!然而,在30年前的那個歲月裏,這樣的開創曆史新紀元的角色,東莞人自己也未曾料到。 當中國這道國門打開的一刹那,我們在東莞看到一個頗有戲劇性的場景:門外的人攜帶著“三來一補”往裏邁,而門裏的人則懷抱若夢想往外擁。逃港的東莞人此時並不知曉中國打開的這道國門,乃是一道破曉東方的富裕之門,更不知道他們夢想中的發財之路,將隨著世界產業大轉移的浪潮漸漸延伸到了中國……

也許,曆史老人於冥冥之中讓東莞就在這樣一塊浸透著苦難和血淚的土地上艱難起步,路上改革征程。

然而,曆史就是如此充滿著神秘性。時隔多年之後,我們驚喜地肴到,正是當年富含苦難色彩的大逃港與富含爭議色彩的“三來一補”,為東莞的改革開放鋪出了一條“血路”……

1.驚濤,白岸,卷起千層浪

命運常常會跟人們開一些並不好玩的玩笑。

1979年5月的一個傍晚。虎門沙角海邊。

兩三百人的送行隊伍黑壓壓地站成一大片。在無數遍離別的叮濘聲和哭泣聲中,提著包裹的小夥子們陸陸續續跨進岸邊一隻簡陋的機動船裏。金黃色的落日餘暉從西邊的天空斜射過去,給這一幕場景增添了一份舞台般的戲劇氛圍。

船就要開了,突然,由遠而近傳來“嘀嘀”的汽車喇叭聲,一輛破舊的吉普車開了過來。人群躁動起來,公社領導來了。

車還沒停穩,虎門公社黨委書記黎桂康便跨出了車門,看著眼前這一幕,他扯著嗓門大喊:“不要走!大家不要走……”

江邊的空氣倏然凝重起來,但很快出現了反彈——短暫的沉寂後是更大的喧嘩與嘈雜,此起彼伏的人聲淹沒了黎桂康的聲音,人群那頭傳來憤怒的吼聲:“我們就要去香港!”“我們要到那邊去活命!”

焦急的黎桂康走上前,試圖撥開人群走到岸邊,但幾百人的隊伍不約而同形成一堵人牆,使他難以前進。黎桂康急得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走,千萬不要走,我們這邊已經好起來了,你們不要走,我們真的開始好起來了……”然而他的聲音很快就被瘋狂的嘈雜聲給淹沒了,連同他那瘦高的身軀……

黎桂康無奈地退回來,鑽進車裏。他站到車座上,舉起喇叭對著大家說:“鄉親們,你們聽我說,不要走!我們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已經好起來了,我們的日子會更好。我向你們保證,一定會越來越好的!你們千萬不要走!這裏是我們的家鄉,是我們的故土,無論如何你們要留下來,你們聽我一句勸……”說著說著,這位青年漢子的眼淚“吧嗒吧嗒”地掉了下來。

黎桂康哭了,哭得泣不成聲。人群中送行的女人們也跟著哭了起來。有人哭著說:“書記,我們也是沒辦法的呀!”黎桂康的心裏更是淤滿了淚水。他理解他們的難處,經曆10年“文革”,大家實在是窮怕了,可他們哪知道,中國已經開始改革開放,正在往好的方向邁進啊。他硬咽著向船上的小夥子們勸說:“回來吧,我們會好起來的,你們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們的黨,我們將來會更好……”

突然,人群中有人發出“少管閑事!”的怒吼,接著,人們紛紛圍了過來,情緒激動地揮動著拳頭,向他威逼著、詛咒著。不知是誰開的頭,轉眼間,那輛破舊的吉普車被推倒了……

人群那頭,載滿五六十人的船在隆隆作響的馬達聲中,義無反顧地起航了。

長長的白浪一浪一浪地卷過來。波濤聲中,黎桂康孤寂的聲音仍久久回蕩在江麵上:“你們會後悔的,你們會回來的!你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

浸透著淚水的那一幕,終於隨著潮水一起流去了。

時光流逝許多年之後,命運的波濤將當年的逃港者陸陸續續卷了回來。每當他們路過這裏,回想起當年那一幕場景時,都會禁不住搖頭歎息:人生如戲啊!

這的確是一場戲。當年竭力阻止他們離岸的公社書記黎桂康後來當上了市長,至於當年“窮得連飯都沒的吃”的家鄉更是變化巨大,不僅好日子節節高,而且成了讓全中國、全世界人都羨慕的生金流油之富裕天堂!

也許,命運雖然喜歡開玩笑,但曆史最終是公正和公平的。

馬克思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都會出現兩次,一次是作為悲劇,一次是作為喜劇。

中國,正是改革開放這個曆史事變,以一種巨大的偉力,將這幕在濃烈悲劇氛圍中開啟的劇目,很快演變成一場人皆歡喜的喜劇。

東莞以其獨特的曆史發展變遷,用30年的時間,完美地充當了這一角色,因此便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最具特色和光芒的地方。

2006年夏天至2008年夏天的3個年份裏,筆者懷著對這片神奇土地的特殊情感與好奇心,曾一次次地來到這裏,感受著所有令人神往的美麗與激情,並親曆了這片經曆淪桑巨變之後的嶄新天地下那些可愛的人民的每一個表情……這種感覺和感受是那樣的美好和愜意,它時常像春風蕩漾在筆者的心中,並形成如益登卷起的海浪,無時無刻不在強烈地衝擊著抒寫的欲望……

於是,我們的心神與目光不得不一次次射向那片緊簇它潮起潮落的海洋——零丁洋。這零丁洋連著更寬闊無邊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全球。

辛苦道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性恐灘頭說性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首南宋垂相文天祥的著名詩篇,便寫就於這片連接滔滔珠江口的海洋之濱。似乎中華民族的曆史注定要在這兒吟誦悲喜之歌成為一種必然和輪回的特殊現象——貧窮與繁華、恥辱與光榮、生死離別又複現歡樂團聚、從既往的痛苦到頓然生成的無比幸福……

遙望蒼茫海域,再回首虎門這片臨洋之地,心扉似被陣陣波濤撞擊。

中國曆史在這裏不斷出現驚人的巧合——大海的波濤曾在這裏兩次撞開中國的國門,而且每一次撞擊都是驚天動地!

從中國的版圖上我們看到:珠江水係出海口有八門之多,虎門竟被曆史選中,成為曆史之門,虎門因此得大名,成為國之門——中國之門。

當地人告訴筆者:虎門,虎口之門,是因它江中有大虎山、小虎山昂峙如門,又稱虎頭門。這裏因沿岸密布了炮台,真如老虎的上下額,扼守珠江口大門,加上江中的沙角、大角、威遠、上下橫檔,大虎、小虎諸島的防禦工事以及當年江上還有攔江鐵索、木排,合成了號稱“金鎖銅關”的要塞。

然而,誰曾料想,這個被號稱為“金鎖銅關”的虎門當年曾經是那樣的不堪一擊。

自這扇國門被英國人的炮火轟開以後,中國遭到七次大規模人侵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人侵戰爭、中法戰爭、日清戰爭、八國聯軍人侵戰爭、日俄戰爭、日本侵華戰爭……平均不到15年中國就要遭遇一次大戰,共死亡上億人。

翻開世界文明史,人們會發現,中國在漫長的曆史中,不僅始終與世界同步,

虎門林則徐銷煙地舊址

虎門廣場上的雕塑

攝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長安五點梅水庫。為了從水路逃港,當時東莞群眾學習遊泳的熱情高漲。

9月,中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在虎門成立。

東莞早期的“三來一補”企業,利用原有的會堂、食堂、祠堂作為廠房,皮稱為“三堂”經濟。圖為虎門新聯鄉順明手袋車間。

虎門黃河時裝城甚至是長期引導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國文化曾成為世界上的強勢文化,中國的文明史不愧幾度成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不說漢唐的盛景,也不說宋明的繁華,即便是元清兩代人主中原的北方統治者,也不得不歸附中華文明,最後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翻開中國經濟這部史書,你更會發現,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300年前,中國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國的國民總收人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可以說,我們在經濟上絕對不是個窮國,而是個非常富裕強盛的國家。據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晚清宮廷生活見聞》載,鹹豐時期的經濟總量是同期英、法、美經濟量的總和,堪稱世界頭號經濟強國。

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成就,不僅讓西方羨慕、崇拜,而且對周邊國家和地區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那麼,這個曾經的世界頭號富國,怎麼會一步步淪落到挨打割地賠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陣狂潮將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強盛的中華文明拋得七零八落?又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門這道曾經牢固無比的大門被輕易打開,使中國迅速滑向災難的深淵?

也許,被譽為清末中興之臣的曾國藩對此總結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製造”道出了其中緣由。

這“西洋的製造”則來自於勃興於18世紀的工業革命。正是這場工業革命使歐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遠遠拉開了與中國的距離,使得曾經無比牢固的虎門漸漸變得脆弱。在西方工業革命如火如茶的發展中,西歐列強交替崛起,而我們這個民族還固步自封在農業文明裏呼呼大睡。我們並不知道,在沉睡中,門裏門外的兩個世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落差。

也許,腐朽和沉睡了的中國,需要用炮聲來震醒,然而這樣的代價太大,而且充滿著血腥。

在這樣的炮火中,虎門也因此成為一塊抗爭的土地。從林則徐銷煙池、威遠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古戰場遺址,從抗日名將蔣光鼎的故居,到熱血灑虎門的民主革命戰士朱執信紀念碑,無不輝映著中國人民不屈的靈魂!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我們這個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嚴峻環境中苦苦掙紮。

但大海之口畢竟不會永遠地消沉與無為。黑格爾有過這樣的預言:“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念頭,人類在大海的無限裏感到了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會被激起勇氣,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但零丁洋邊的人類有著自己獨特的理想與追求,他們過去曾經為了改變自己的窮困命運也有過“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然而結果依然是嗆得滿腹鹹水,嗆得心受屈辱……

龍的子孫仰望長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強——他們在等待機會,等待天晴浪又起。

百年滄桑,轉瞬即逝。

1978年,中國從動亂的年代中開始複蘇。

夜漸明了,太陽從東方升起,世界開始矚目中國……

英國的《衛報》在2006年曾如此評價中國:1978年,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從平均主義向市場經濟走出了嚐試性的一步。它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曆史。自18世紀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以來,世界被西方統治,或者說是被歐洲和美國統治。直到20世紀中期以前,人們普遍認為,那些即將脫離歐洲殖民主義的國家注定將要陷人永久的依靠和落後。東亞的崛起告訴人們,情況不是這樣。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的轉變已經使世界的重心東移。21世紀將完全不同於前兩個世紀,權力不再把握在歐美手中,其他國家也不再是無足輕重的參與者。

瑞典的《哥德堡郵報》也指出:人類進人21世紀的重要國際現象之一,就是中國的經濟飛速增長獷由此帶動了世界格局的變化。從30年前的“一窮二白”到現在的“世界強國”,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體驗了西方發達國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

2007年1月3日,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者盧宜宜在《海峽時報》上驚呼:中國是個“謎團”!

一個大國是如何崛起的?中國又是以什麼樣的偉力使世界中心得以東移?

欲解開這個“謎團”,我們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門。因為正是虎門這個塵封了140年之久的東方大門,在改革開放的波濤中率先打開,從而開啟了中國崛起的序幕。

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曆史巧合呀!

當我們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門背後時,你會發現那裏光芒四射,那耀眼的東方光芒令人驚訝:中華民族的版圖上何時閃出如此絢麗而燦爛的光芒?

是呀,這裏何時崛起了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這不是昔日貧窮落後的農業縣嗎?

是的,正是這個昔日的農業縣,在短短30年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業化進程,走完了西方國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萬眾矚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國正在崛起!中國無法不崛起!中國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國這一東方大國崛起的奧秘,我們不妨從東莞這道獨特的光芒裏尋覓謎底——

1978年7月6日,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然而這個日子對於廣東、福建兩省來說卻意義非凡。這一天,國務院特別對這兩省製定了《對外加工裝配和中小企業補償辦法試行條例)(東莞人稱此為“22號文件”) , 1979年國務院又將該試行條例變為正式條例。

“22號文件”引發出一個叫“三來一補”的名詞,正是這個極具濃厚爭議色彩的名詞改變了東莞的命運。今天的人們早已清晰地認識到“三來一補”對東莞產生的時代意義,人們在20多年後將其稱為東莞工業的“酵母”。在這裏有必要向讀者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名詞的概念:“三來一補”指的是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大致規則是:對外加工裝配是由外方提供原材料、樣品、零配件,內地按外方要求的質量、規格、樣式、包裝和商標進行加工生產,全部產品由外方返銷,中方收加工費。補償貿易是由外方提供設備及生產技術等,投產後,用該設備、技術生產的產品或雙方議定的其他產品分期償還,中方不用支出外彙。

可以說,東莞改革開放這扇門的打開就是從這個“22號文件”開始的。

也可以這麼認為: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吹響中國偉大時代改革號角的話,那麼,東莞人則是在這個號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鋒!

在30年前的那個歲月裏,這種開創曆史的承載者角色,連東莞人自己也沒能清醒地意識到。僅有的記憶是,饑餓著的你我他都在尋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這樣幾個曆史鏡頭——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農民李玉龍在路上碰到村裏的一個老光棍,悄悄告訴老光棍一件事,說他今晚要去東南角。

李玉龍所說的東南角指的是海那頭的香港。那年頭當地人不敢直接說“香港”,都習慣稱“東南角”。晚上,人們隻要站在家裏的窗口處,就能遠遠看見東南角的上空,一片紅光。那片紅光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天堂。

李玉龍把老光棍拉至農田邊的一個僻靜處,向他打聽起“東南角”的一些情形來。太平人都知道這個40多歲的老光棍是一個老偷渡客,已經偷渡十多次了。說來有趣,老光棍在香港無親無故,在那裏沒個安身之處,極易被抓進集中營,但老光棍要去的正是那裏。他曾以一種陶醉無比的神情向人們描述集中營裏的饅頭:“白白的,比粉還要白,吃到嘴裏香噴噴,那個味啊!”老光棍最大的夢想就是天天吃上白饅頭,但那邊偏不成全,最多讓他賴個十天八天就把他送回。而老光棍在家呆著呆著,哪天肚子餓得實在受不了了,就又沿著山路往東南角跑去了。鄰居們若有一段時間沒見到他,知道他準又呆在集中營裏享受白饅頭呢。這事成為當地的一種笑談。然而在這笑談中,隱含著多少痛楚和無奈啊!當生活中隻剩下赤裸裸的貧窮時,尊嚴和人格便也不複存在,甚至生命也變得無足輕重。單從這個笑談裏,我們多少也理解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百萬中國人拚死逃往香港的冒險舉動。

向老光棍打聽清一些事後,李玉龍沿著太平公社那條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覺沉重起來,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這兩天母親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順利,這一別不知何年才能相見,舅舅逃到香港都16年了,至今還沒回來,·外婆的眼睛都哭瞎了……走著走著,迎麵走來3個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鏡的高個男人尤為引人注目,40歲模樣,從衣著上看,沒準是“東南角”那邊的人,他正琢磨著,那人衝他走過來,問起路來,打聽太平服裝廠怎麼走。

李玉龍給他們指了指路。看著這3個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後,李玉龍這才慢騰騰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來不久,李玉龍就出發了。

2007年11月巧日,時光消逝近30年後,年近五旬的李玉龍在長安鎮的一家茶樓裏向筆者詳細回憶了那晚的驚險偷渡——

那個晚上,我們是坐船去的。當時一共有十來個人,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其中還有兩個女的。我們的韶是窄窄長長的那種,是條劃槳船,因為機動船響聲大,容易基東目標,這種手劃船聲音小。坐這種船每人得交兩百多塊錢,當時這筆錢對我來說是一筆大錢了,我初中沒念完就出來掙錢了,掙了好幾年,也就攢下這.汽錢。當時我剛20歲,其實去那邊也沒什麼複雜的想法,很單純,看別人去,我也想要過去。我有個舅舅在那邊,他是1962年那批逃過去的,我準備過去找他。 當時我家住在太平,從家裏麵出發,很早就到了約定的地點,在那裏等韶,很多人都提前來了,那些人我都不認識。我們是晚上11點左右開始出發的,海水剛剛退潮,這個時間出發比較順。船是從長安那個水閘旁邊過去的,離太平碼頭很近。我記得那晚的月亮育育的,四周的一切也能看得很清楚,海麵很靜,沒什麼風。坐這種船我們每個人都得劃,那兩個女孩子不用劃,我們就往香港發電廠那個方向劃。那個發電廠足香港最亮的地方,一過海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十幾個男的拚命地劃,一分鍾都不能停,劃得手上起的泡都流血了,可那時一點都感覺不到疼痛,心裏很緊張,也很著急,就希望能順利地逃到香港去。劃了大約六七個小時之後,也就是5點多的光景,我們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們分開走的,不敢一起走。我和另外一個人沿著一條山路往前走,沒想到剛走了不到半個小時,突然胃出好多香港譽察。他們把我們抓到一個村子裏,給我們錄口供,問我們為什麼要偷渡,後來給我們發了衣服,還發了牛扔片給我們吃。在香港被關了兩三天後,就被遺送回來了。回到這裏又關了一段時間,先在廣州三河收容站關了7天,然後又轉到東莞律木頭關了幾天,接著又是在大朗,前後關了一個多月才放回來……

李玉龍被放回太平沒幾天,在路上又見過兩次向他問過路的那個戴眼鏡的中年人。一打聽,果然是個香港人,現在和太平服裝廠做起了生意,開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廠”的企業。

這個香港人叫張子彌。

如今看來,張子彌不再是一個普通的香港人。

事實上,如果沒有“22號文件”,張子彌很有可能破產變成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然而,一種叫命運的東西卻使他陰差陽錯地成為中國“三來一補”的第一人。

多少年後,當各路媒體紛紛尋找這個走進內地改革開放大門的第一人時,發現已難覓其蹤。據說他在美國、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都購置了房產,過上了他曾經夢寐以求的大亨生活。

當他享受著奢華的生活時,他是否還記得當年曾改變他一生命運的那個“22號文件”?

我們不敢肯定。但我們可以斷定的是,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拯救了張子彌。

當時的張子彌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兩三百號工人。這一年來,張子彌焦頭爛額,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麵臨破產困境的時刻。他每天絞盡腦汁,挖空心思企圖擺脫困境,也曾把心思動到內地,隻可惜內地大門一直緊閉。當張子彌在1978年7月中旬無意中聽說內地出台了“22號文件”,規定廣東可以試點搞“三來一補”時,他突覺絕處逢生,意識到自己鹹魚翻身的機會來了,於是乎,他在聽說“22號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廣東打探情況。打探得知,對於國務院“22號文件”,廣東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應,將東莞、南海、番禺、順德、中山5個縣定為試點。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張子彌心花怒放,他立即通過廣東的華潤公司找到廣東省輕工局進一步了解相關情況。也巧,廣東省輕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員正好是個東莞人,便引薦他來東莞發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這般地充滿偶然性。

在東莞考察幾處後,張子彌這天來到了太平(該地於1985年和虎門合並為虎門鎮)。在這個到處是農田的地方,他一路打聽下來,終於找到一個叫太平服裝廠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在虎門成立。

太平手袋廠當時租用的也隻是一個僅有100多平方米的樓層。然而,這個毫不起眼的小企業,在當時中國計劃經濟市場中,其誕生具有標誌性和突破性的深遠意義。

原東莞太平手袋廠廠長唐誌平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

那天下午,快到晚上的時候,他找到我們,拿了一個做好的黑色手袋,又拿了一些手袋的配件,就是些半成品的裁片,什麼都不教,叫我們看著做,問我們能不能做。 當天晚上,我們3個人通宵,用縫紉機把它做出來了。他覺得很好,做得一模一樣,而且速度很快,他要的就是速度。過去內地人都是很散漫,沒什麼時間觀念的。他投資就是怕不能及時交貨,要賠錢。他看我們這麼快,這麼認真,第二天就跟我們談X17 0

當時這邊是太平服裝廠一個老板、二輕局的局長,我也在現場。張子彌問我們有沒有興趣搞來料加工,大家互利互惠。我們還是把他當成談判對手,對他不卑不亢,但大家有共同利益,馬上就拍板了。他賺的足大頭,我們賺小頭,當然很快談下來了。

當時服裝廠的廠房張子彌看不上,他看中了太平竹器廠的廠房。因為竹器廠是個兩層的舊樓,旁邊有個大魚塘,將來可以填平。張子彌就在服裝廠挑了三十幾個年輕人,在竹器廠挑了三個年輕人,我們就用了太平竹器廠的廠房。那時很複雜,同一個門進去,一邊是竹器廠,一邊是手袋廠。巧天後,設備就進廠了。剛開始是小部分設備進來。設備很多是舊的,有七八成新,從香港運來。原材料、所有設備都是張子彌的,我們一分錢不投資,就是出廠房、人力,工廠的主權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賺加工費,每個月加工費的20%償還給他做設備補償款。 當時平均一打手袋是20元左右,我們收12元的加工費。發到工人手上,一打大概是幾毛錢。

張子彌一開始在東莞呆了好幾天。他從香港帶了幾個電工、機修工和技術人員過來,教我們用設備。我們之前都是用腳路的,他的全部是電動的。有些比較難學的,他就親自示範給我們看。大家學會後,他就偶爾來一下東莞。半個月後,我們就投產了。我們保質保1,合作愉快。他在不到半年之內,把香港整個工廠都關閉下來,幾百台車都進到我們這裏。在服裝廠的時候,我們工資很低,分等級,一個月18元、28元、38元這樣,很高級的工程師也就是幾十元。但是我們一開始,就接受張子彌的建議——計件,多勞多得。管理上我們要學他。 當時都是“大鍋飯”,我們這麼做也是很夠膽的。一計件,就超過100元的工資。當時用的廠房是太平竹器廠的,大家同一個門進,工資差別卻很大,竹器廠的人很美慕,三五個月竹器廠就被我們吞並了。

我們不斷賺錢,把旁邊魚塘填了,還合並了竹器廠和綜合修配廠(都是二輕局的下屬企業),從200多平方米做到1萬多平方米的生產麵積。我們還根據他的建議,搞了管理製度。 當時是用手寫的,貼在工廠門上,規定不準遲到,不準偷性,不準抽煙之類的。不像我們以前在服裝廠是沒有製度的,這裏是沒有人情講的,什麼都根據製度來。一兩年後就達到了差不多700人,在這麼一個小鎮上是個大廠。加工費達到差不多每年200萬元。三年後,我們就把他的200多萬元設備款全部償還完畢,整個工廠都是我們的了。我們不欠他了。

由於張子彌第一個進來,很多外商都在關注他是否成功。因為當時都很怕共產黨的政策,那時沒有那麼相信共產黨的,怕什麼都被搶光了。張子彌層次高,有眼光,他不怕。他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很多老板都過來參觀這個廠。他吸引了很多商人過來,五金、電鍍、製衣、手袋都有……

太平手袋廠投產後不久,原有的辦公場地已經遠遠不足,很快便拆建蓋起了一棟五層的高樓和宿舍樓。筆者在虎門曾想尋找這家具有曆史意義的“中國第一廠號”的太平手袋廠,可惜它已在2007年5月底被一片更嶄新的街景所替代,從而隻能在東莞人的記憶裏和中國改革開放史書中尋找到它的影跡。

也許,正是為了讓後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間,太平手袋廠才需要從我們的現實視野中消失,從而成為一種永恒。

自國務院“22號文件”出台後,東莞縣委、縣政府領導的重視更不必說,他們也在緊張而熱烈地研究商討如何進一步落實文件精神。

這年12月18日,決定中國前途、命運和方向的重大曆史會議——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個重大裏程碑的會議,標誌著我們的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中央全會的權威形式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

此刻的東莞領導熱切地關注著這一切,他們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及有關講話中興奮地意識到,中央的改革精神可以歸結為放權和讓利,以及充分調動改革積極性:一是將更多的決策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二是給予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以更多的利益。與調動積極性的經濟哲學相一致的,鄧小平還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經濟思路:允許一部分人“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首次把利益驅動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以承認差距的方法來激勵進取,增加財富總量,達到最終惠及全體的目標……

總設計師對於改革開放的號令已經發出,剩下來的便是行動。

發展才是硬道理。隻有靠發展經濟,才能有真正的出路。東莞縣的領導深深明白這些道理,他們清楚迅速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是他們的首要任務,但他們更清楚眼下的東莞有什麼樣的家底: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沒有設備,沒有人才,可以說是一窮二白,這一切談何發展?

時代,迫使東莞必須盡快做出一個重大抉擇,殺出一條快速發展的“血路”。

東莞眼前的這條“血路”就是“22號文件”所帶來的“三來一補”。

縣領導不分晝夜,多次開會分析形勢,研究對策,他們發現有幾方麵的有利因素:一是政策,國務院有“22號文件”,允許他們搞來料加工;二是形勢,香港的一些企業麵臨著高成本的壓力,正在珠三角一帶尋找落腳點;三是地利,其時深圳不願搞來料加工,而廣州和香港之間交通不便,對於港商而言,剩下的最好選擇隻有珠海和東莞;四是人緣,東莞和香港的關係非同一般,尤其加上當年的逃港者,東莞在香港有60萬人之多……

但,這個“三來一補”卻不是好拿的,燙手!設備人家進,資金人家出,租金人家掏,工資人家付,那大頭理所當然是人家外方的,你中方能拿的也隻是可憐的一個零頭,明擺著就是咱們中國人被資本家剝削嘛,這種合作方式在任何人看來都是不平等條約,既冒政治風險又賺不了幾個錢,也因此,當一些港商去珠海等城市要求辦廠時,就被人家給堅決頂了回去。

這種情況下,你東莞幹不幹?

當然幹!為什麼不幹?隻要自己也能有錢賺,你老板賺多點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縣領導們個個摩拳擦掌:要幹就早點動手!要幹就從“三來一補”幹起!

為了抓住“三來一補”這個重要的發展機遇,縣領導們很快達成共識:所有的來料加工,東莞一律來者不拒!東莞敞開大門,不設任何門檻。不僅如此,還要動員全東莞的幹部群眾們全民出動,去聯係香港的親朋好友,說服他們回來投資。為了解決眼前一無資金二無廠房的困難,縣委還提出了幾個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充分利用勞力資源;充分利用各種祠堂、飯堂、會堂,以及各種倉庫等現有資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結束,東莞縣委便發出了本縣的27號文件,從縣委和縣政府各部室抽調出48名精兵強將,組成東莞“對外來料加工裝配業務領導小組”,主管全縣的“三來一補”工作和合資洽談業務。東莞縣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鄭錦滔任領導小組組長,外貿局黃昌任辦公室主任,辦公室下麵又由10個小組組成:4個小組專門負責與外商談判,3個小組分到農村去,幫助鄉鎮建廠,處理各種關係,1個小組負責運輸工作,1個小組駐廣州負責聯係報批工作,1個小組駐深圳負責海關邊檢等工作……

東莞人有一種作風,這便是雷厲風行之作風。

當年曾在該小組工作過的陳鬆基回憶說:“1978到1980這三年,我們工作組的人員沒休過一天假,天天都上班,連年初一都沒敢歇,都有香港的老板過來談判。”

為了提高辦事效率,他們在全國率先推出了行政審批一條龍服務的措施。港商在這裏簽個合同,往往隻需個把鍾頭,這在中國其他地方到現在仍是難以想象的,當時即使是廣州,也要蓋幾十個章跑幾十天。當年的領導小組組長鄭錦滔回憶說:“東莞人很有商品意識,做生意時總是想著如何促成生意。當時我們考慮到那些商人怕麻煩,特地簡化了程序,這樣,談判好後‘哢嚓’一蓋章就定了,他們很高興,積極性也來了,紛紛過來和我們合作。當時我們還采用現場辦公方式,及時解決港商的投資運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記得有一個港商來東莞生產注塑機,廠址選在箕村,當時缺電,道路也很差,通訊設施也很落後。總之,困難很多。老板來找我。我通知每個部門的領導趕到現場,給他們定下解決問題的時間,兩個小時全部解決,後來這個廠成為全國最大的注塑機廠。”

當時的東莞,所有行政單位都增加了一項新的職能:一切圍繞著招商引資這個中心,審批手續一律從簡。甚至在碼頭的人群中,也開始走動著東莞工商管理等部門的人員,銀行、郵電局等部門緊隨其後,緊急修改製度,延長工作時間……總而言之,隻要能為“三來一補”服務的,一路開綠燈!

東莞這樣的作風和思想解放水平,在當時的中國,顯然遠遠地走在了其他地區的前列。

在全民出動的東莞大招商中,東莞各個村鎮的彈丸之地,都雨後春筍般叢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時間,飛紅萬點,各競之秀。截至1979年年底,東莞的來料加工企業已有140家,對外加工簽訂協議205宗,全年加工費234萬美元,淨收外彙218萬美元。此後不久,東莞便成為全國最大的加工基地。從1978年到1991年,東莞共引進資金達17億美元之多!

一個曾經將自己大門緊閉拒絕世界又被世界拒絕的人群,在此時以從未有過的勇氣打開大門,去體驗、吸吮從門外吹來的陣陣狂風。

2.天堂就在出發的地方

在此,我們再來關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農民李玉龍後來的人生命運。因為談廣東的開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後命運。

李玉龍1978年逃港未遂後,又逃過兩次,最後一次終於如願以償,於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後來在香港的命運並未如他所夢想的那樣,工作不好找,斷斷續續幹過一些建築工的苦力活。倒是長安這邊的弟弟先是搞運輸,後來開公司做生意,很快發了財,10年前就在長安蓋了幢四層小樓。李玉龍在1999年便從香港回來投奔弟弟,給弟弟打工,目前幫著照管弟弟在長安南城邊上開設的一家洗浴中心。“在香港日子不好過,我們這些人在那裏隻能做苦工,挺辛苦的,也攢下一點錢,但這點錢跟我弟弟的比就不能算錢了。老家這邊沒走的人這些年都發財了。我現在挺後悔的,沒想到,我們這邊發展得太快了。他們都有分紅,我們這些人就沒份了……”

麵對這樣一個人物,你很難說他的命運是一場悲劇還是一場喜劇。其實,人生的命運真是深不可測。當你朝著你期望的這條路走去時,結果走進的卻是另一條路。

聽著李玉龍這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筆者在想,有一點,李玉龍可能一生也不會意識到,那天在太平公社唯一的窄道上,他和張子彌擦肩而過的那一刻,是充滿了怎樣的戲劇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道無形的國門中,一個正往門裏邁,一個正往門外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