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個場景又何止發生在李玉龍和張子彌身上。
門外的人往裏走，門裏的人往外擁，這種頗有戲劇色彩的情景竟成了東莞這扇門剛剛打開時的真實寫照。
在香港人紛紛進來辦廠的同時，東莞進人了又一輪的逃港高峰。東莞誌的大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979年上半年，全縣又出現逃港高潮。4月29日，縣革委會頒布《關於維護社會治安秩序，製止偷渡外逃的通告）．··…”
筆者在虎門、長安等鎮采訪時，總是無法避開“逃港”這個詞。這兩地因和香港隔江而望成了當時的偷渡重地，公社黨委的兩大重任是“學大寨，防偷渡”，虎門12公裏海岸線竟設有17個防偷渡點。
那天在李玉龍的幫助下，筆者在長安不到半天時間就采訪了四五位當年的逃港參與者，在此，筆者順手摘錄兩例口述作為論證。
王先生（原長安公社廈邊村農民）：我隻逃過一次，那是1979年。當時我們村很多像我這麼大歲數的人都先後逃走了。看別人都走，我和幾個朋友也一起商量這事。我有一個朋友逃過好幾次，他知道該怎麼辦，我們都聽他的。我記得我走的那天剛剛過完中秋節，我隨身的包袱裏還裝了好幾塊月餅，家裏人騎著自行車把我送到碼頭。我們是在虎門那邊的一個碼頭集合的，到了深夜一兩點才出發。上了船之後，大家都坐著，不敢說話，挺緊張的，船上一共有二十來人吧。沒想到船開了三四個小時我們就被發現了。現在想想，幸虧當時沒走成。後來我跑到虎門做服裝，掙了一點錢後又在長安搞了一家電子公司，現在過得挺好，平時沒事就打打高爾夫球。我的兩個孩子也都大了，我把他們都送到了國外去念書。長安這些年的變化太大了，跟二十多年前完全是一個天一個地。當年跑出去的那些人很多都回來了，給我打工的就有好幾個……
李先生（原太平公社居民）：其實我也不是很窮，去之前我有工作，一個月能賺30多塊，那時30多塊也還可以的了。我有兩個叔叔在香港，是1962年逃過去的，他們1979年回來探親時說讓我過去，還說幫我找工作，所以我就一門心思要逃到那邊去。開始逃過兩次，都是開船沒多久就被發現了。最後一次是1980年9月2日，我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因為那天正好是我23歲的生日，中午時我母親還給我做了碗長壽麵，看著我吃，她就在一旁哭哭啼啼的。我說你哭什麼，沒事的，有叔叔在那邊還怕什麼，我掙上錢就給你寄……那天晚上我們坐的是一個大的機動船，五六十人，一路上還算順利，船開出去五六個小時的光景我們就到了……
好日子即將開始，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管理最開明的地方，為什麼會發生瘋狂大逃港？假如說是因為貧窮，但這種貧窮並非一日之寒，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後再次出現一個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道讓人困惑和優愁的謎呀！
原東莞市文聯副主席鄧慕堯，在本地是個頗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幫筆者解開了這道謎：1978年，中國打開國門後，那些去香港多年沒回來的人可以回來了。他們這次回來探親，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給搞亂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掙了錢。他們回來後大包小包的，有的帶回了電視機，有的買部貨車送給村裏。大家看到這些事後，突然發現香港實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處流，人往外域遊。瘋狂的大逃港就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狀態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輸給他們一種全新的認識——香港即天堂。東莞人性格一向務實，敢於衝鋒，此刻他們不再相信理論上的說教，在他們認為，實踐就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榜樣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濤強烈地衝撞著人們的內心，使他們從心底深處突然湧起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和渴盼。十多年的平靜終於被打破了，這種平靜曾深深地沉積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伴隨他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貧窮的日子。於是，從心底深處湧起的波濤很快便釀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釀出一場比第一次逃港更執著更義無反顧的瘋狂大逃港。
這一次，幹部們千方百計的圍堵、苦口婆心的勸阻說服完全失效。眼前擺著一個個鮮活的教材，誰還會相信幹部們空洞的語言？誰還會相信黎桂康聲淚俱下的“我們國家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已經好起來了，我們的日子會更好”那種承諾？
沒人相信。理論太蒼白了！
他們帶著改變命運的夢想開始了重尋人生價值的航程，盡管他們沒人知道，在到達黃金的彼岸前夕，是否會被暴風、驟雨、旋渦所吞噬。他們無所謂這些，隻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後遣返回來，再逃，周而複始，隻要有一口氣，他們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紅光光的東南角。
那是他們的天堂啊！
大逃港一發而不可收。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輕人，僅長安公社在1979年前後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壯年，占全鎮總勞力的一半，丟荒土地5000多畝。
東南角的紅光散發出一種錢的光彩，幻化成一張張數也數不完的人民幣，召喚著萬萬千千的東莞人。人們為了盡快到達黃金彼岸，這次出逃的路線也不同於第一次。第一次大逃港時，人們幾乎都采用步行方式，為了躲避公路上的邊防軍，大多沿山路走（後來已修成如今的莞深公路，東莞的山，山連著山，一直連到香港那頭）。走山路時，為防民兵，人們晝伏夜出，至少得兩三天時間。而這次出逃大多走的是水路。
因路徑不同，故這次的出逃形式也有別於第一次的散兵形態。這次基本上屬於有組織、有規模的，人們私下聯合起來，提前湊錢買船或租船。用得最多的是那種可坐五六十人的機動船。
與此同時，許多水性好的人開始采用遊泳方式，他們事先打聽好海裏的最佳路徑，幾個小時便可到達。在他們認為，這種方式自己容易把握，不用左等右等，又要等人又要等水時，更重要的是，遊泳比較安全，難被發現。坐機動船目標大，容易出事，當年廈崗村的一條偷渡船被海浪打翻，幾十人葬身大海，為此公社書記被降職調離。
事實上，逃港成功率最高的是采用遊泳方式。因此也帶動了塑膠生意的紅火，據說當年塑膠枕頭（那種吹氣的頸套，遊泳圈）在虎門長安等地滿大街都是，很快便脫銷，人們得跑到很遠的地方去買。買者賣者心照不宜。此事在當時已成為一件公開的秘密。
1979年5月初，一則謠言將大逃港推向瘋狂。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於是聞訊後的人們匆匆趕往深圳。僅1979年5月6日這一天，來自東莞、惠陽、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凶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中國，何時才能扭轉這種人與錢的流向？不能不說是一種命運的巧合，也許，曆史老人於冥冥之中讓東莞就在這樣一塊浸透著苦難和血淚的土地上艱難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俱往矣！
如今，逃港早已成為一段曆史。中國領導人也早已用力挽狂瀾的氣勢扭轉了乾坤。
有一本叫（深圳重大決策與事件民間觀察》的書中這樣記述過——
因為深圳邊防部隊對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幾乎無力防守，廣東省主要領導把這作為惡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鄧小平的麵前。
然而令彙報者愕然的是，鄧小平容智的目光眺望著窗外煙塵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對這個“驚天動地”的問題無動於衷。沉默了好一會兒，鄧小平才背過身，十分肯定地說了兩句話：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這兩句話讓廣東的同誌百思不得其解：說政策有問題，難道不準外逃的政策有變？說部隊管不了，那誰又管得了？
不過，有一個人似乎悟出了鄧小平的弦外之音，這個人就是後來奮力挑起廣東經濟特區改革大旗的吳南生。吳當時是廣東省委書記。不久，吳南生帶上秘書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調查。吳南生發現了一件蹊蹺的事：深J ）II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實終於使省委書記憂然大悟，他這時才明白了鄧小平的兩句話。經濟收入對比如此之憊殊，難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並沒有一個什麼羅芳村，居住在那裏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
1979年初，衰庚驅車返回闊別二三十年的家鄉，準備興建蛇口工業區，他的回鄉見聞也冰冷地印證了吳南生的考察結果。衰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兩座舊樓房，深圳充斤的是一排排淩亂、破舊的黑瓦平房，以及橫七豎八的奧水溝，坑坑窪窪的瓦礫堆。衰庚回到家鄉大鵝島，卻已看不到當年的鄉親了。解放初的兩萬鄉親，到70年代末，隻刹下5000多人。大多數人都逃往香港，菩至流落到了英國、灸國、荷蘭。
也是在這一年的5月14日，穀軟視察深圳時針對逃港現象說出了與鄧小平意思一樣的話：“現在往那邊跑得多，將來一定往我們這邊來得多。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穀枚意識到，邊民往哪兒逃，取決於哪兒有吸引力。製止偷渡，最根本的辦法是發展生產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對饑俄中的群眾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沒有說服力的。正如鄧小平所說：“現在我們雖然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還沒有資格大談自己製度的優越性。隻有到下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
到此，鄧小平留下的兩個謎才真正解開。
鄧小平回京後對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會議上幾次出人意料地點到了它，並迅即將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時光流逝了十多年之後，穀牧的話終於得到了印證。
當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來了。他們發現，命運跟他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他們曾經冒著生命危險，不顧一切代價，懷揣夢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們出發的地方。
虎門也是鄧慕堯先生的家鄉，他現在就住在虎門，身邊有不少人是當年逃港回來的。“現在很多虎門人都拿著香港居民證，我們稱他們香港美。他們回來開個小商店，做點小生意，因為他們在香港沒法呆，連他們的兒女也都回來了。還有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門來安居。現在虎門完全不一樣了，以前從香港帶一件衣服回來可以穿幾代人，現在香港人跑到虎門運衣服拿到香港賣。你現在去問問虎門人，問他們願不願意去香港，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願意。實際上，70年代末走的這批人到香港後，大多數都沒發上財，日子都不好過。”
1979年．鄧慕堯在虎門公社文藝宜傳隊當編劇，不到20人的宣傳隊那年一下子跑掉了一半。鄧慕堯拿自己舉例比較起來：“當年宣傳隊跑掉的同事回來聯係我，我請他吃飯，而我去香港打電話給他，他則叫上幾個人，聯合起來請客，而且還不是吃飯，隻是喝茶而已。我在虎門住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的那些人到現在也沒能買上自己的房子，住在香港政府的廉租房裏。再說．他們的生活成本多高呀，即使他們一個月能掙上一萬塊錢，但租房子就得好幾千，日子不容易過的。他們的孩子讀書花錢更多，我們現在是免費。還有，當初我們宣傳隊的那些人，好歹還算有點文化，這樣的人到了香港，根本就無法適應，在那裏隻能做苦力，有點頭腦或運氣好一點的，最多也就幫人家打工，所以他們這些人在事業上都沒任何發展，更談不上成功。另外，這些人出去時都二十出頭，沒有技術，隻能做體力活，現在他們都五十出頭了，體力活也幹不動了，掙不上錢了，所以他們現在都很後悔。”
確實，命運跟他們開的這個玩笑有點開大了，這也使筆者想起黎桂康停留在江麵的那句話：“你們會後悔的……”
“後悔也沒辦法了。”鄧慕堯接著舉例說，“我有幾個親戚是1979年跑到香港去的。一個原來幫人家殺鴨子，現在自己開了個小店，過得還算好一點的。還有一個現在打工都打不成了，老了，靠領點香港政府的社會福利生活。還有一個以前幫人做建築，現在也是力氣不夠了，找不到活兒了。香港畢竟是一個商業社會，你沒有技能，不在寫字樓裏工作，靠做苦力，年紀一大，你肯定就不行了嘛。60年代初跑過去的人都發了財，因為那時兩邊的反差比較大，在香港做勞工再苦也苦不過我們人民公社的勞動，人家做一天都有兩百，我們做一年都沒有幾百塊錢。但中國改革開放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香港的工廠很多都轉移到了這邊，到這裏招工人，這時你跑到香港去就很難找到工作，想做苦力活都沒什麼機會。這些年來，我們這邊發展很快，老百姓一下子有了很多機會。我身邊還有很多沒去香港的人，本土創業，現在家裏都有車有房，日子過得很好。”
正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使當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運充滿了戲劇性——他們奮力遊向夢想中的黃金彼岸，誰料，彼岸的黃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發的此岸。在奔騰激蕩的波濤裏，在詭誦莫測的風雲中，他們與夢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遙，一轉身之間，他們卻走進了與初始願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歎命運的力量。
這股命運的力量正來自於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多少年之後，也許他們能夠清晰地看到自己戲劇性命運的脈絡圖：在他們紛紛湧出國門後不久，中國以一股強勁的偉力，吸納了世界產業大轉移的浪潮。在這股浪潮中，無力承載高勞動力成本的港商紛紛將企業轉到東莞等地，於是他們夢想中的金礦也隨之移到了中國。
時空交錯，天地移位。命運就這樣跟他們捉起了迷藏。他們誤以為幸福在彼岸，他們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國！
當他們知道時，時光已經流逝，一切成了定格。
當然，也有例外，這批逃港者出去之後，也有人很快便敏銳地嗅到了中國的機會所在，清醒地意識到中國打開的這道國門正是一道富裕之門，於是他們及時回轉身來，在人生的關鍵時刻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尋找到了真正的天堂。
2006年3月9日，這一天筆者到長安鎮采訪，天很晚了，鎮黨委秘書問：願不願意采訪一位當年的“逃港者”？行啊，筆者問是誰。秘書說，就是你現在住的長安國際飯店的老板。“太好了！一定要采訪！”筆者趕緊整齊地穿上衣服，並到約好的咖啡廳去見采訪者。
“你是何作家嗎？”咖啡廳裏空蕩蕩的，隻有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走過來與我打招呼。
“我是。”筆者應道。
“對不起，我剛從深圳回來，是不是太晚了，您可能要休息了吧？”小夥子非常有禮貌地給我讓座後說。
“沒關係。你們——你們老板來了沒有？”筆者東張西望地等待采訪對象。
小夥子笑了，說：“我就是呀！”
“你？你就是陳總？這家五星級飯店的老板？”筆者驚愕地打量著眼前這位中等身材的壯實小夥子，怎麼也想象不到他能與如此豪華的國際五星級飯店的老板連在一起。
小陳老板憨厚地一笑，說：“其實我真的還像個農民。我們東莞的老板多數是農民出身，他們與我一樣，雖然現在口袋裏錢不少，但臉上和身上還沒有真正從泥土味裏脫胎出來……”
“我絕沒這個意思。”筆者趕忙解釋。
但小陳老板擺擺手，然後順手從口袋裏掏出身份證：“你看，我的身份證上明明白白寫的住址是東莞市長安鎮沙頭村，這證明我是完完全全的農民嘛！不信你看。”
筆者接過一看，果真其是。
“這樣的尷尬事時常發生。我是一個國際旅遊飯店聯盟的五星級飯店老板，管著幾億資產和上千人的隊伍，但我出差到北京或上海住宿時，賓館飯店的服務員一看我的身份證，眼球常常就立即變成了‘燈泡’。她們懷疑咱廣東農民怎麼住得起五星級酒店呢？我告訴她們：我就是一個農民，但我也是一家五星級國際飯店的老板。她們聽了我的話，會愣在那裏半天反應不過來。哈哈！”小陳老板的故事讓我們的談話有了一個爽直和愉快的開頭。
“我是沙頭村人，家裏有兩個姐姐和兩個妹妹。七歲時我就學會了遊泳，出去打魚，給家人弄點菜吃。我童年記憶中的長安一帶，窮得叮當響，大家就是種地掙工分，那時我見田就頭疼。當時我們這裏偷渡去香港的人太多了。不僅男人偷渡，女人也偷渡。我念五年級的那一年中，我大姐偷渡了5次，二姐偷渡了3次，但都沒有成功。後來我爹殺了一隻雞，說誰吃了誰就到香港去，後來我二姐吃了那隻雞，那次她真的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我念書的同學中，有許多人都逃了出去。那時，偷渡出去就算是有了一條活路。我跑了兩次，都被香港警察給遣返回來，最後一次算成功了，可沒多少年，聽這邊的家裏人說，國家改革開放後的日子越來越好，而且也允許做生意了。我就跟我二姐商量，向她借點錢給我回來做生意，於是我就回來在107國道旁承包了一家小餐廳，又當老板又當廚師。後來我又到了一家外資企業當會計，那是1988年前的事。那時外企剛剛進人長安，他們還不太熟悉這裏的情況，我倒覺得是機會了，於是便辭職出來，自己另起爐灶。滾打幾年後，掙了一些錢，1997年我買下了5萬平方米的一塊地皮，當時也就隻想建個100個房間的小賓館。後來到香港招商，結果大出我所料，人家願意跟我在長安鎮一起建個五星級的國際級酒店。你現在看到的這家飯店就是這樣在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情況下，曆時4年時間，總投資3個多億人民幣建設起來的。”說到這兒，小陳老板樂嗬嗬地笑開了，“何先生，你看看我的酒店與你們北京的五星級有沒有差距？”
“保安，把大廳的燈開一下！”小陳老板的話音剛落，眼前突然燈光燦爛，環視著金碧輝煌的大廳，高雅華麗的四壁和嶄新豪華的歐式沙發及桌椅，以及惶光閃亮的地麵，筆者不由點頭讚歎：完全不比北京飯店差什麼！
小陳老板的臉上再一次閃出憨厚的笑容，說：“我的飯店是按照‘世界一流酒店’連鎖成員的標準和要求管理的。我們飯店的總經理和一半的特色廚師都是從國外聘來的。中層管理人員也有近三分之一是外籍人員，飯店的一切製度和標準完全按國際水平進行管理。不知何先生人住此地有何不滿意的地方？”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而且你的飯店是在一個鎮上，在中國最小的行政區級地麵上，有些令人不可思議！”筆者把自己的真實感覺告訴了主人。
“是啊，要在二十多年前，我也是不敢想象的事。但現在它發生了，而且就發生在我自己的家鄉和我自己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東莞人特別念‘鄧公’好的原因！”小陳老板說的“鄧公”就是鄧小平。
像小陳老板這樣主動把握自己命運的人在東莞還不在少數。
3．大逃港搭建的財富橋梁
似乎幸運女神特別眷顧東莞這塊土地。因為在這裏，即使一滴滴苦難的淚水，在時間的河流裏，也能慢慢凝結成一顆顆閃亮的珠寶。
誰曾料想過，1962年那個長長的浩浩蕩蕩的逃港隊伍，在16年後竟會化成一座從這頭到那頭的橋梁？！
這是怎樣一座神奇的橋梁啊？
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橋梁！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橋梁！
正是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後又反回身來參與家鄉的經濟發展，為東莞的輝煌鋪就了堅實的基礎。
透過曆史的時光隧道．你聽，他們在1962年匆匆逃港時悲槍的腳步聲，和16年後東莞改革發展前進的足音重疊在一起時，合成一首何等氣勢磅礴的交響樂啊！
東莞，你何以如此幸運，讓幸運女神對你寵愛有加？是何種偉力讓你化腐朽為神奇？化悲劇為喜劇？化苦難為財富？
水激則早，矢激則遠。然而，記憶依然是沉重的。
關於1962年5月東莞那場大逃港的高峰場景，許多親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筆者描述過——
據說為了慶賀英國女王誕辰，香港將打開邊境大門，聽到消息的東莞人已經來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擁到通往寶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那條公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結成一條長長的人流，像一條凶猛的洪流撲向寶安。匆匆趕路的人們大多頭上還戴著種田時的鬥笠，個個麵無表情。他們彼此陌生，互不相識，但他們心裏清楚，他們有著共同的夢想，有著共同的前程，他們匆匆趕往的將是同一個目的地：寶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時有各個公社的手扶拖拉機急匆匆地開過來，虎門公社的，長安公社的，鳳崗公社的，東莞縣裏的。公社幹部們坐在拖拉機上，手裏拿著喇叭急吼吼地喊叫：“不要去香港！不要去香港！大家回來！”拖拉機“突突突”地沿著公路開，幹部們也一路嘶著嗓門吼著：“虎門的人跟我回去！”“長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沒人理睬，人們把鬥笠盡量壓低，腳步邁得更快……
在這條長長的人流中，有一個瘦弱的身影，這個瘦弱的身影昨天還坐在虎門中學的課堂裏。這個少年來到人間才剛剛17個年頭，在這17年的人生體驗中，饑餓是他唯一的感覺，即使是此刻，這種感覺也是如此強烈。夾雜在瘋狂的逃港人群中，他的內心充滿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將是怎樣的一個前程，也不知道他未來的人生命運將怎樣的變幻莫測，更不知道又一個17年過後，他將成為中國農村“三來一補”的第一人，為他家鄉的經濟發展寫下極其濃厚的一筆。
他的名字叫張光。
作為一個逃港人，能改變自己命運已屬不易，改變別人的命運更不易，改變許多人的命運想都不要想。然而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卻偏偏在東莞發生著。誰敢想象，這次瘋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變東莞後來的命運。
東莞的確是塊神奇的地方。這裏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著戲劇般的因果關係，無論這個因是悲還是喜，結果隻有一種，喜！
2007年7月，筆者來到了張光的家鄉——虎門鎮5公裏之外的龍眼村。由張光投資的中國農村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就在這裏誕生。
龍眼村這個村名很獨特。龍眼村盛產荔枝而不是龍眼。龍眼得名於村口的一口古井，相傳是龍王的一隻眼睛而得名，可惜這口井早在’‘文革”期間就被填平了。另一種說法是，大嶺山脈屹立在虎門鎮東北麵，大沙河蜿蜒盤山而下，宛若遊龍，河口灣處恰好有兩座小山丘，對峙在河的左右，如同龍的雙眼，龍眼村因此而得名。
筆直寬敞的水泥公路幹淨整潔，街上車水馬龍，熱鬧非凡。道路兩旁樹木蔥鬱，綠草鮮花點綴其中，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文化教育區等井然有序，超市、學校、銀行、劇院、醫院、遊泳池等公共設施應有盡有，一幢幢農民別墅、高級公寓正在拔地而起……這就是如今的龍眼村，與現代化城市沒什麼兩樣，筆者絲毫想象不出當年貧窮落後的舊貌。
在龍眼村村委會，筆者見到了龍眼村副主任兼城建辦主任張誌偉。他告訴我們，龍眼村方圓8平方公裏，全村兩千多人大部分姓張。“改革開放前，我們這裏很窮的，10個工分隻有六七毛錢，能有一塊錢是最好的了。分了口糧就沒有錢了。當時聽說香港那裏比這裏好很多。說香港那邊‘吃油當吃水，沒有老婆有老舉（妓女）’。”
1978年改革開放時，張誌偉剛剛高中畢業，此後做過教師，種過地，跑過運輸，當過外資廠廠長，1993年到村委會當委員。說起龍眼村當年引進第一家“三來一補”時，他提起了龍眼村的老書記張旭森，“龍眼村能有今天，老書記是有著很大功勞的。”
1978年底，龍眼村書記張旭森聽說縣裏麵正動員大家拉香港的親戚回來辦企業，他也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來琢磨去，張旭森想到村裏的一個人來，他叫張細，張細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聽說小弟弟張光在香港還發了大財。於是在一個晚上，張旭森敞開了張細家的門。張細一聽，覺得村書記心誠意誠，便欣然點頭，答應一定勸弟弟回家鄉投資。弟弟張光在1978年5月就回來參加廣州春交會，與廣州輕工局簽了兩個合同，在番禺投資了兩個廠，所以後來張光回廣州時，張細也特地趕到廣州，把村裏的意圖跟張光講了，說東莞也開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鄉投資？張光說可以是可以，隻是怕村裏有意見。
從廣州回來後，張細便將張光的顧慮如實告訴了張旭森。張旭森當即向張細保證說，你就放心吧，隻要張光肯回來投資，其它的事我來處理。
沒想到，張旭森處理這件事時很是費了一番工夫。村支部開會討論這事時，會上就引起一番爭吵，副書記堅決不答應，認為這是政治問題，風險太大，其他幹部也思想不通。最後，黨支部討論沒能通過。消息傳出後，村民們更是態度激憤：“在外麵有錢了回來剝削我們，絕不同意！”張旭森為此愁得一夜沒睡，連夜趕寫彙報材料，又花一天時間舟車勞頓趕到廣州，找到正在省委黨校開會的虎門公社書記黎桂康。此時的黎桂康正在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其中就有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決定。他意識到這件事情的特殊意義，當即表示支持。
對於這件事，2008年11月，在本部書稿即將下廠印刷之前，現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的黎桂康也向筆者作了補充回憶：“當時我正在廣州參加省委組織部的讀書班，張旭森受到很大的委屈，含著眼淚，長途跋涉跑到廣州找到我，向我彙報了這個情況。當時太平已引進了中國第一家鎮辦的‘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鎮可以搞‘三來一補’，那麼，村是否可以搞呢？我感覺應該解放思想。龍眼村的經濟以前都是以農業為主，農業也是搞單一的水稻，另在山崗邊種一些紅薯和木薯，經濟非常落後，一個主要的勞動力在村的分配每年隻有300元，如果按張光辦廠的合作合同，一個進廠的農民一個月的收人就有300元。一個月等於一年的收人，這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人，對農民來說，應該是好事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已經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於是，我特地請假回來，趕緊召開了公社黨委會議，組織學習全會精神，並聯係龍眼村辦假發廠的事情展開了辯論。會上，公社‘駐片’（龍眼和北柵同屬一個片）領導堅持三個立場：一是張細家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讓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回來剝削貧下中農；二是不能讓宜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變成工廠廠房；第三龍眼村是農業學大寨的一麵紅旗，不能插上資本主義的黑旗。但多數黨委認為，過去我們長期搞政治運動，搞階級鬥爭，搞單一經濟，農民不能富裕，現在有三中全會精神，我們為什麼不能突破舊的思想束縛？有些黨委說，張細家家庭成分不好是上代的事情，他回來是做生意，不是搞破壞，祠堂也不是天天用，騰出來辦廠搞收人有好處，農業學大寨不能越學越窮，眼前有一條致富出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嚐試一下？經過兩天的討論，我集中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堅持同意龍眼村與港商合作辦假發廠。”
1979年3月，由張光投資的龍眼發具廠開工了。這便是中國農村第一家來料加工的港資企業。
對於龍眼村來說，這隻是一個開始，之後又引進來一大批“三來一補”企業。1988年，龍眼村引進了全市第一家台資企業。如今，龍眼村的台港企業已有一百多家，連李嘉誠都把工廠辦到了這裏，龍眼村自己也辦起了好幾個加工廠。
如今的龍眼村早已致富。像許多村一樣，龍眼村早已沒人種地了。張誌偉告訴我們：村裏的財政收入來源主要分兩塊，一是租廠房，二是租鋪位。村民的分紅每月1000多元。到了一定年紀的農民（男60周歲、女55周歲）每月還能領上200元的老人金。村裏的文化設施應有盡有，有廣場、運動場、老人活動中心、遊泳池等。他還向我們介紹：張細、張光兄弟倆後來又介紹了不少其他港商進龍眼村辦廠。他們自己在虎門有5個廠，投資幾個億，建成了三四萬平方米的廠房，成了香港最大的美發公司。張細現在是虎門香港同鄉會會長。另外，龍眼村還有個叫張佛恩的人，是村裏最富的人，在中國富人榜也排名靠前呢。
當天，筆者見到了張光的哥哥張細。張細已年近古稀，但交談起來，你能發現他是個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語明了且沒有一絲晦澀，也許這正是東莞人大度豁達的性格所顯露的印記。那天，張細向我們敞開心扉，以一種輕鬆的語氣講起了那一段並不輕鬆的往事——
我是1938年出生的。5歲那年，我父母雙雙離開了我們。之前我父親一直生病，病了18年，我母親生我小弟弟張光時，坐月子喝了一杯豆漿，很快就病死了，父親一傷心也跟著去了。父母死後，我們家的家產被親戚給搬走了，家裏窮得什麼都沒有。
我上麵有哥哥姐姐，哥哥1949年初中畢業後就參加了革命。我下麵還有兩個弟弟。1952年劃成分時，我們家被劃為地主成分。這樣，當兵、讀書都跟我們無緣了。沒有出路，隻好跑。
1962年，聽說香港有十來天放開海關的大門，當時我大弟弟剛讀完初中，我給他做了一些幹糧，讓他先走。我大弟弟很順利就逃到了香港，他一到香港就寫信回來，說解放軍還告訴他們怎麼走，從什麼地方去香港。那批到香港的人來信後，我們這兒跑的人更多了。5月18日那天是大批大批的。其實那時香港也非常需要大批勞動力。沒有偷渡工，香港根本興旺不起來。接到大弟弟的信後，我一看挺順利，所以趕緊讓在虎門中學讀書的小弟弟張光和我姐也走。本來我想等他們走後我也過去的，不料稍一耽擱，海關的大門很快就關上了，那次我就沒去成。現在回想起來，1962年沒去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誤，因為他們走後不久，“文革”就來了，整整10年的“文革”，我吃盡了苦頭。假如那時候我也出去的話就不用受這10年苦了。
我的姐姐弟弟在香港那邊碰上了頭。剛剛去的時候，他們在香港做臨時工，都沒有理想工作。我小弟弟張光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到香港後一開始先幫人家織手套，被師傅欺編過，後來他發現假發很有市場，當時很多外國人流行戴假發，每人都有好幾套假發，就像衣服一樣。張光感覺到這裏有商機，就開始琢磨這裏的門道，他發現做假發產品，最難的就是把頭發漂染上色，於是他就買上一個電飯鍋和一些化學原料，自己去做試驗，對比著做，漸漸就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術。張光是個“語言天才”，他在外麵跟洋人一學就能談得來，做生意沒有語言障礙太重要了。後來有家韓國老板諸他去韓國做技術師傅。在韓國，張光找了韓國媳婦，並且學會了朝鮮語。他的腦子很靈光，我們現在做的好多產品，比如模特兒頭套、接發等技術，都是他自己琢磨出來的。
中國改革開放了，我讓張光回家鄉投資。 當時我哥哥在東莞進出口公司工作，他跟外貿局的聯係非常緊密，這樣我們也能及早了解到一些相關信息。 當時張光除了在龍眼村辦廠外，還在東坑鎮和莞城辦了廠，都是做跟頭發有關的產品。 當時東莞外貿局派了一個叫陳輝的人，是他和張光在深圳簽的合同。當時投資才20萬。我不會英語，就在大陸這邊幫張光管工廠，他在香港那邊主要負責接外國貨單。
在龍眼投資的發具廠，剛成立時就在龍眼張氏祠堂那裏，祠堂後麵當時有一所小學，我們就租用小學教室作為生產車間。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隻有50多名工人。後來虎門幾乎家家都在練習做假發，可以說，我們的工人遙及虎門的每一個家庭。那時一個月可以生產8（XX）至一萬個假發，然後通過香港公司銷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們就賺了很多錢。
我是1980年偷渡去香港的，當時也有過走和不走的擾像。一方麵國家的政策開始鬆動了，另一方麵我去香港也沒問題了。考慮了3天3夜，內心還是擔憂多一點：我1962年沒去成，一見18年過去了，人生還有幾個18年？雖說大陸改革開放了，不走也可以了，但是共產黨會不會再搞運動，我會不會再吃一次苦？最後我決定還是走。
那天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張佛恩送我去海邊的。他媽媽做過龍眼鄉鄉長，改革開放後，他開手扶施拉機，搞運輸，我們倆一起跑。1978年底，張光回龍眼村，捐了一台汽車給村裏，張佛恩當司機，我那次偷渡，就是他開的這台車送的我。我是從深圳娜繡中華位裏上過去的，坐船半小時就到了香港。那一次，我家裏7口人，一下子就走了6口，我最小的兒子6歲，長了腦瘤，當時我沒帶他走，我在那邊安頓後才申請把他接過去的。那一年，我們龍眼村跑了五六十人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