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香港其實也隻是拿個身份而已，還得要回來合作做事，所以第二年我就回來了。那時搞來料加工，我主要的任務是把原料運過來加工。最早和村裏合作，合作不太成功，我又跑到厚街搞了幾年，後來村裏又去請我回來。
我這輩子沒讀過什麼書，當了30年農民，也做過木工、泥匠、織過漁網。我插袂一天能插2畝地，1畝地給5毛錢，15歲就買了牛耕地，隻是後來土改分地時，我成了我們村最差的，因為我成分不好。“文革”時被整慘了。現在別人跟我說，你現在可以報仇出氣了。我說算了，以前鬥我的那些人，他們看到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了。我有5個孩子。孩子們現在都長大了，都做自己的公司。他們做生意時，我隻給他們指一條路，不給錢，隻有女兒在廣州裝修假發店時，我給了她9萬元，現在他們都很出息……
張細出生那年，正好與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相隔整整100年。他這一生經曆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香港回歸……曆盡滄桑的張細在談話中並未過多流露出命運對他的不公，童年捉田雞的經曆似乎成了他童年唯一的快樂記憶，“就是捉田雞你也得琢磨，一年四季捉田雞的方法都不一樣。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得勤動腦筋。”
正因為勤動腦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如今的張細在香港和南粵大地已擁有多家公司。 目前，他分別擔任著香港張氏投資有限公司、東莞海龍美發用品有限公司、宏達紙品廠、廣州金創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東莞君悅國際大酒店（五星級）主席。企業年銷售收人超過3億元，在香港每年納稅都在500萬港幣以上，他個人所得稅每年也在300萬以上。
改革開放成就了張細的今天，但張細也沒有忘記家鄉對他的養育之恩。這些年來他為家鄉的公益事業捐款100多萬元。1997年，虎門成立了香港虎門同鄉會，張細被推選為該會的會長。在這10年間，他投人了大量的精力，聯係組織當年逃港過去的虎門人，讓他們為家鄉的建設添磚加瓦。 目前，香港虎門同鄉會已擁有會員2000多人。
這2000多會員，為家鄉的經濟發展搭建了一座騰飛的橋梁。
這是一筆多麼令人驕傲的財富啊！
采訪中，張細提到的張佛恩，筆者也曾聽說過。第一次到東莞采訪，筆者住的便是市區的一家國際大酒店。人住當天，有人告訴筆者：這家國際大酒店的老板叫張佛恩，這家國際大酒店是他送給女兒的“嫁妝”。哇，你們東莞的老板這麼有錢呀？當時筆者就曾這樣驚呼過。
原來這個東莞有名的大亨張佛恩，便是張細先生當年一手提攜過的人。“1981年我與張佛恩一起在村口辦了一家‘沙河餐廳’，兩年後，恰逢虎門鎮大開發，我和張佛恩便聯合建了‘龍泉賓館’，這個賓館當時在虎門是最高檔的。我們三人合的股，我10萬，張佛恩5萬，還有一個香港人出了兩萬。可17萬哪夠蓋樓房嘛！那個香港人一分錢不願多出，於是我又出了30萬，後來又貸了一些款。賓館開張後，生意特火。張佛恩很會經營，賓館一直交給他打理。6年後，我把我賺的2000萬元的股份賣給了張佛恩，繼續幹自己的行當。張佛恩則一直幹他的酒店業，後來生意越來越紅火，酒店一家接一家地蓋，成了東莞數一數二的大老板！”張細談起張佛恩時，言談之間滿是欣慰和自豪。
在與張細的半天交談中，對當年的貧窮日子，老人家並沒有過多描述，但虎門人當年曾經經曆過的那種饑餓感，筆者相信這裏每個50歲以上的人還都能記憶猶新。正是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大饑荒，促使他們背井離鄉，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
“我們不是沒有吃的呀，我們東莞在解放後一直是一個先進的農業大縣，六七十年代的東莞和內地一些地方比較起來，是個富裕地帶。可是，越是富裕地帶，對國家的貢獻就得越大啊！”那天在東莞文聯辦公室，提起當年的辛酸往事，鄧慕堯的眼圈都紅了，他說，“我最近為我的家鄉搞一個村史。六七十年代時，我們村所有的土地都種糧食，每年生產糧食7萬擔。7萬擔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然而我們村4000人卻糧食不夠吃。因為在人民公社時期，你生產的糧食得要上繳啊，繳公糧，繳餘糧，還有三超糧、愛國糧。我們生產得越多，貢獻越大，可我們自己卻窮得掉眼淚。我小的時候是在50年代，印象最深的就是糧食不夠吃，每家每戶規定多少斤糧食，一個人也就十來二十斤的，肯定不夠，當時我們還種那個雜糧，遍地都是番薯。我小的時候，吃的都是一半番薯一半米。我們不是沒有米呀，我們遍地都有，但大都上繳給國家了。虎門這個魚米之鄉，有水有魚，村上的人幹活回來，不愁買菜做飯，隨便到河裏一撈就有魚，閑時摸魚捉蝦還可到市場賣點錢。1958年開始搞人民公社，大躍進，要搞共產主義，所有家裏的鍋都砸爛了，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鍋飯。記得那年我剛好考上鎮裏的中學，我去學校得走12公裏，都是走路去，走到哪個村，就可以在哪個村吃飯，當時都是人民公社學員，哪裏的飯堂都給飯吃，吃到你飽，但這種吃法吃了3個月左右就全部吃光了，後來就沒的吃了，接下來很快就到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艱難了！我記憶中，1959年最緊張，我們學生每頓也就2兩米。當時正是我長身體的時候，沒的吃呀，不但要讀書，還得挑磚挑瓦建校舍，辦小農場，農忙季節還要下鄉搶種搶收，勞動強度也很大，你吃這麼一點怎麼夠呢？學校發動我們上街撿香蕉皮，砍香蕉樹，剁碎了後連同那個發黑的木薯粉混在一起吃，那時可真餓呀……”
生存，居然在這個富裕的魚米之鄉也變得異常艱難。
貧窮，這是兩個多麼可悲的字眼，無論從積極方麵還是從消極方麵去考慮，任何人也都不會願意在他的一生中去尋找這種特殊的“財富”。這遠遠要比它給虛幻的人生與抽象的社會帶來的痛苦多得多。
窮則思變。餓急了的人們開始向香港的親戚們伸出了求救之手。
1960年前後，接到信的香港人想方設法趕回來，給他們饑餓中的親人帶回吃的，一包又一包，還有一些他們不穿的衣服，而那些回不來的香港人也通過郵寄方式，寄回一罐罐豬油渣等副食品，緩解饑荒，補充營養。
所有的人見到這些東西後都傻眼了。這些年來，人們一直以為，香港是人間地獄，社會主義國家是人間天堂。此刻，他們迷茫了，究竟哪是地獄哪是天堂？
他們渴望走進一個能吃飽飯的天堂，渴望能真正吃到賣火柴小女孩火光裏的豐盛美味，而不是隻能在火光裏見到。
再一打聽，他們更傻眼了——在香港做苦力一個月能掙幾千甚至上萬塊錢，這邊一個勞動力日值才三四毛錢，除去口糧，一年下來也就一百多塊。天哪！也就是說，人家幹一天掙的錢比我們幹一年的還多！
這次傻眼之後，他們不再迷茫。他們相信，能填飽肚子的地方就是天堂。
他們要奔向真正的天堂！
據文件記載：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通往寶安縣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伺機進人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擁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八千多人，一這次逃港持續時間長，波及麵比較大，惠陽、東莞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亦相繼聞風而去。寶安境內通向邊境的鐵路、公路客運突然緊張，5月中旬達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時間裏，共十多萬人次擁入深圳。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萬人。
“可以說，像我這樣年齡的虎門人幾乎都逃過香港，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那個時候逃港是件心照不宜的事。白天，大家還安安靜靜地在地裏幹活勞動，到了晚上說一聲‘我今天晚上去東南角’，於是第二天就再也見不到人了。生活在海邊上的虎門人大多是漁民，自己有船，也熟悉路。”說到這兒，鄧慕堯把話題轉了回來，“實際上，逃港在今天看來，對東莞後來的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尤其是1962年左右逃港的那批人，他們知艱識苦，拚搏賺錢，創立了一定的基業，一旦內地的門打開，他們情牽故土，一是他們自己回來投資，二是他們介紹關係進來。所以現在虎門、長安、厚街等地方發展得比較快，其中得益於當年逃港鄉親的先覺精神。”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個就有一個是東莞籍人，每100個就有一個是虎門籍人。
東莞半數以上的“三來一補”合同就是與當年的逃港者簽訂的。而今，當我們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滿苦難的往事時，誰還會說那是悲劇呢？
不可否認，正是他們當年悲劇性的逃港預示著東莞喜劇的提前到來，正是他們當年不顧一切地奔赴天堂，預示著更多人將走向天堂。
4.嘯傲神州的領頭虎
曆史終於演進了21世紀。
今天的虎門，隻要你稍一深人，便可發現什麼叫“藏富於民”。虎門鎮黨委書記鍾淦泉曾以一種幸福和自豪的神態向我們介紹：“虎門老百姓的存款是以年均20％至30％的比例增長的。到現在為止，我們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達到了近300億。如果用數字人口來算這300億，那就是人均25萬存款……”
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數字！僅憑這筆賬，我們就能明白虎門為何在全國“千強鎮”的排名中能名列榜首。那一刻，我們除了羨慕，更多的是對虎門人的敬意：他們真的了不起！
說起來，虎門人的商業頭腦曆史悠久。
早在明代以前，虎門人在農閑時便開始用沿海邊上的野生水草編織成各式各樣的工藝品。香港開放後，洋人進到虎門，見到漂亮的草製品，便來收購。虎門人從中看出商機，發現水草越高掙錢越多，索性將野生水草變為人工種植，同時又提高了編織工藝，這樣賺得更多。後來虎門人看到洋人僅靠販賣就能賺上大錢，於是便學著自己做商人，把草製品送到香港，又借香港的關係運到歐美，乃至全世界。漸漸地，虎門便成了中國經商的前沿地帶之一，明代時就已向外通商了。那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就在廣州，而其中一個分關就在虎門，後來這種出口一直延續下來。在民國時期，據日本海關統計，廣東最大的出口就是虎門的草製品和順德的蠶絲。
即使在最貧窮的日子裏，虎門人的精明頭腦也沒閑著。
1963年，中國農村形勢發生變化，大力發展生產力，但是化肥緊缺。虎門人聽說香港的跑馬場需要大量的馬飼料，而那裏的飼料都是從外國運過來的，成本很高，便琢磨利用虎門的新鮮稻草替代馬飼料，跟香港交換化肥。於是，虎門人就悄悄跟香港做起了稻草換化肥的生意，給虎門的農業生產解決了大難題。據說當時虎門公社有一位陳姓領導，主動去跟香港人聯係談判，後來“文革”時，因此事被說成是裏通外國，還受到了批判。
可以想見，改革春風下的虎門人，脫離束縛後是如何地大顯身手。一代農民終於從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中擺脫出來。被長期壓抑的生產力，像地層深處的岩漿一樣噴射而出。天時地利人和，聰明實幹的虎門人終於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跡。”2006年虎門GDP達到148.45億元，各項稅收總額達30.83億元，規模超過內地一個中等城市。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們從一個農業鎮已經完成工業化，成為了工業大鎮。過去大家認識虎門，可能是通過虎門銷煙，現在我們找到了第二個切人點，就是虎門服裝，這已成為我們的支柱產業。”鍾淦泉介紹說。
曆史上曾與草織外貿緊密關聯的虎門鎮，在改革開放之初也僅有兩個裁縫店，和服裝毫無淵源，為何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服裝業卻成為了虎門的支柱產業？
說起來，還是和當年的逃港有關。
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大門打開後，虎門人很快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動起來，一部分人帶著對彼岸新生活的夢想開始了義無反顧的大逃港，而留下的人也開始了他們的行動。
他們把逃港親人帶回來的東西擺起了地攤，有服裝、尼龍布、尼龍襪和尼龍傘，還有照相機、錄像機、手表等新鮮玩意兒，慢慢發現這買賣可以賺錢，於是便開始天天跑沙頭角，把那裏的東西買回來賣，賺其中的差價。這種地攤在民間迅速像力點一樣開始擴散，於是虎門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擺滿了地攤。漸漸地，精明的虎門人很快將全國版圖都納人了視野，能敏銳地發現各個地區商品的盈餘短缺，準確地捕捉瞬息萬變的市場信號，可謂“買全國、賣全國”。上至鍾表服裝，下至針頭線腦，有什麼賣什麼，缺什麼買什麼。隻要能賺錢，一元兩角不嫌少，十萬八萬不嫌多。彙通天下，財源滾滾。一傳十，十傳百，全國的生意人都知道到虎門拿貨。其間，虎門人感覺到服裝行業的利潤較高，供不應求，便有人專門做服裝生意。虎門服裝市場和產業的萌芽由此而生。
麵對服裝生意紅火的形勢，有人又開始從服裝貿易轉向自己開店加工服裝，很快走上前店後廠的服裝製作之路。與此同時，那些進人“三來一補”服裝廠打工的工人們幹了一段時間後，發現服裝業並沒什麼精深學問，自己也能做。於是乎，本土服裝廠便發展起來。如今，虎門民營服裝企業就有800多家，年銷售額100多億，其中出口40%，內銷60%。
虎門當家產業的發家史竟如此簡單！當年小小的擺攤一不留神居然弄出了一個中國最大的服裝批發基地來。
可別小看這一不留神，實際上，這其中付諸了虎門領導的一番心血和才能。
關鍵時刻，虎門領導清醒地意識到：手工業生產如果不進入現代化的體製性工業革命仍然無法擺脫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虎門自發式的工業革命必須要上一個台階。
我們徜徉在虎門的商業區，眼前車水馬龍，人流穿梭。據介紹，虎門擁有大型專業服裝批發商場20多個，商鋪一萬多家，各類麵料輔料批發市場8個，國際麵料交易中心1座，商鋪4000多家，這些大型商場主要集中在富民時裝城、虎門國際布料交易中心周圍近兩平方公裏的兩個集聚“中心區”內。
環顧四周，虎門因服裝產業而帶動的服務業、物流業、旅遊業顯出處處生機。街道兩旁高樓林立，星級酒店越開越多，感覺完全身處一個繁榮的城市。想象一百多年前的硝煙炮火，再想象20多年前的拚死大逃港，不禁神清氣爽，今天的虎門終於笑傲江湖了！
富民時裝城總經理孫俊才是東莞長安人，1975年在汕頭當兵，1980年轉業在虎門黨委辦當秘書，1990年從政府出來負責富民時裝城的工作。他向我們娓娓道出虎門服裝產業再上一個台階的發展過程：“1990年之前，虎門的服裝大多還屬於擺地攤的形式，全國各地都知道來虎門拿衣服，但這種散亂的地攤形式使衛生、交通各方麵都很亂。虎門政府覺得這一塊兒應該有更好的引導，於是就成立了個體管理委員會，把擺攤的集中在一塊兒。後來鎮政府有了一定經濟實力之後，決定搞一個商場，當時還是我去工商局注冊的，那時搞個體戶別人還都看不起，我想了想，就叫富民，沒想到‘富民’現在成了廣東著名商標。”說到這，孫俊才臉上的笑容更燦爛了：“1993年，富民城開業，當時全國沒有比我們更大的服裝城了，1300個商戶進駐。富民城的開業又帶動了很多香港服裝廠往這裏遷移，後來日本、韓國的服裝廠也進來了，現在這些香港、日本、韓國在虎門的服裝廠就有300多家。”
“那你們又是怎麼想起舉辦‘中國（虎門）國際服裝交易會’的？”筆者問。
“當時大連有個服裝節，1995年我們第一次去參觀，回來後也想把虎門做成中國服裝名城。這樣的想法統一後，我們覺得首先要從做品牌開始。當時我們虎門自己的服裝還隻是初級的，都是替別人加工，檔次很低，每件衣服批發才五六塊錢，那時年銷售也就兩三個億。當時我們發現，如果服裝沒品牌，利潤就很低，於是我們很快又去大連，一下子拿了200個牌子回來。19％年我們又去大連參加第七屆服裝節，我與鍾鎮長、鄧鎮長一起去的，當時大連也發現虎門服裝已經做得很紅火了，想招我們的客戶過去發展，把我們虎門說成‘南國服裝集散地’、‘中國女裝名鎮’、‘服裝名城’，我們這才知道虎門在外麵已經有了這麼大的名氣，於是我們也開始商量，為什麼我們虎門不能搞一個服裝節呢？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好想法。後來我們就通過各方麵的努力，終於把交易會給辦起來了。辦第一屆時大家還很擔心，怕沒有人來，畢竟大連是大都市，我們隻是一個小鎮，服裝協會的領導也很擔心我們辦不起來。沒想到，第一屆服裝交易會辦得非常成功，來了好幾萬人，銷售額6個多億。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交易會就沒有今天。交易會是一個平台，也是一針促進劑。虎門服裝能做到今天的規模，我認為主要是政府引導得好，扶持得好。現在我們富民城年銷售額100多個億了，以前這裏一個商鋪賣3萬塊，現在光轉讓費最高的就達900萬，月租金達9萬元……”
虎門服裝交易會不僅擴大虎門服裝的影響，促進服裝業的發展，也吸引了眾多能才將士。1998年舉辦的那一屆就吸引過來一個人，他就是東越服裝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郭東林先生。
說起郭東林，東莞人未必知曉，但說起“以純”服裝，全中國的人大概都有聽說。2003年，“以純”品牌被評為廣東省著名商標，在全國遍布了3500多家專賣店。如今的“以純”已發展成為擁有14家分廠，員工兩萬多名，年銷售額近8億元，集品牌經營、產品開發、規模生產、市場營銷於一體的大型民營企業，堪稱虎門服裝企業的龍頭。
如果說，虎門是東莞眾多“群虎”中的領頭虎，那麼，“以純”就是東莞服裝業中的一隻領頭虎。
我們去虎門時，郭東林正好出差在外地，他的秘書曾偉君接待了我們。說起自己的老板，小夥子滿臉敬佩。
郭東林出生於廣東河源的一個小山村，因家境貧寒，讀到高二便輟了學，不久隻身來到廣州，在一家水果攤賣起了水果。即使在這樣窘迫的生活中，郭東林仍不失進取，白天在水果攤做幫工，晚上匆匆去夜校讀書，一年下來學完了工商管理的課程。一個偶然的機會，郭東林認識了一位做服裝生意的朋友，從此便跟著在珠三角一帶製衣廠收購倉底貨轉賣。兩年時間，他幾乎跑遍了珠三角的所有製衣廠，也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7年，郭東林在番禺開了個隻有15個工人的小廠，然而，他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就壯大了企業，員工達150人。1998年，郭東林參加了虎門的服裝交易會，此後不久他便將工廠搬到了虎門。
也許是虎門這塊風水寶地使郭東林如魚得水，短短幾年，他的財富成幾何級數地迅速增長。20多歲的郭東林成功地成為東莞最年輕的富翁之一。
郭東林的成功，來自於他極具前瞻性的開拓思路。
在第一次參加虎門的服裝交易會時，郭東林還隻是一個普通服裝廠的小老板，在會展上租了兩個展位，展了10多件衣服，即使有外商向他訂貨，他也因工廠規模太小無力接單。但這個有頭腦的小老板這時開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他感覺自己要想做大，必須走品牌之路。當時虎門政府也積極扶持民營企業家打造品牌，於是郭東林創造的“以純”便成了虎門1999年會展時重點推出的7大品牌之一。在這7大品牌中，“以純”實力最小，但郭東林當時卻做了一件不同凡響的大動作，他從並不寬餘的資金中拿出一大部分用於強勢的廣告宣傳，這吸引眼球的舉動使“以純”一炮打響。
交易會不久，老客戶再到富民城去批發“以純”時，卻再也找不到其蹤影了。一打聽，原來“以純”已悄悄退出了批發市場轉而走專賣路線。要知道當時“以純”的批發生意有多紅火，最多時一個月可批發走200萬件。人們對郭東林的舉動甚為不解，退出批發市場意味著失去很多老客戶，一切得重新開始。但郭東林有他獨特的看法，他感覺在人們一窩蜂搞批發的時候，“以純”應該獨辟專賣路線，隻有這樣才能取得市場先機，搶占市場製高點。
事實證明郭東林的感覺是絕對正確的，兩年後，當人們感覺到批發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而紛紛轉向專賣和特約加盟時，“以純”早已在全國一級市場牢牢站穩了腳跟……
這位年輕富翁跳躍式的成功向我們證實兩個字的分量——開拓。《棋經十二篇》有“寧輸數子，不失一先”一說，若要搶占更多成功機會，還得先行一步。
後來我們知道，像虎門這樣獨辟蹊徑、富足百姓的板塊在東莞有32個。雖說虎門在這些鎮區中起步略早，但其他鎮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招。這32個鎮區宛如32隻老虎，虎虎生威，正是這些生龍活虎的“虎”們你追我趕，眾虎同心，才造就了東莞如今的輝煌，嘯傲神州。
實際上，東莞的許多專業鎮的發展模式和虎門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從某一產品的銷售做起，再利用對行業的了解轉向生產，漸漸開始特色產業，再通過一些會展加速自己的發展馬力，漸漸形成極具競爭力的專業鎮。原東莞市政協主席陳矛認為：早年的來料加工，對東莞各鎮的產業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總結說：“這些企業一開始都是一兩家進來試探性地發展，等事業發展壯大後再產生榕樹效應，吸引更多的企業來莞。有些企業需要配套的產業，比如三星公司，單靠它一個企業無法將所有工序都完成，因此，當它在東莞發展起來之後，就說服包裝等產業環節的企業一同來莞發展，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整個產業鏈逐步完善起來。現在想來，對於東莞的發展來說，來料加工的貢獻是很大的，沒有來料加工打基礎，就沒有東莞今天的大發展大繁榮。來料加工不僅為東莞帶來了技術、人才，也積累了資金。像大朗鎮的毛織產業，剛開始發展的時候，來了幾家較大的毛織廠，許多本地人都進廠務工，掌握了毛織廠的工序、流程、技術之後，一些人就辭工出來單幹……”
陳矛所說的大朗鎮，我們恰好也采訪過，這個鎮的產業發展也是極有意思。毛織業是大朗民營經濟的主體，也是富民強鎮的特色產業。
曆史上大朗是個小鎮，該鎮本身不產羊毛，卻成為全國最大的毛織市場，這一切令人驚歎！葉錦河鎮長向我們講述了大朗的發展奧秘——
大朗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進來時是在1979年，是由一位姓婁的人從香港帶過來的。這位婁老板是廣東人，在香港搞毛織業搞得很有成就，改革開放後，他想借此機會在中國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於是便通過香港的一個大朗人來到大朗的大井頭村，投建了一家毛織廠，即大朗毛織一廠。這家毛織廠當時采用的還是傳統手搖機，但大朗人卻像見了西洋景似的感到很新鮮。這家工廠的創辦也忙壞了所有的大朗人，人們紛紛走後門找關係，都想跳出農門。當時的大朗實在太窮，雖然山清水秀，物產豐富，但人多田少。為了貼補家用，人們還得上山砍柴。砍柴很辛苦，往往要在淩晨一點起床，帶著斧子鋤頭推著膠輪車到山上去砍，如此辛苦一天，收人也就3毛錢，第二天還得挑到幾十公裏外的石排去賣。因此，那個時候如能有機會進到外企打工，那可像進到天堂一樣了。也因此，當時進到廠子裏的這批工人立馬身價倍增，連找對象也多了不少籌碼。
當時大朗毛織一廠的中方廠長姓謝，原來當過村書記，是一個能幹之人，腦袋也靈活。謝廠長幹了一段時間後，看到廠裏有接不完的訂單，感覺到這個毛織市場需求很大，便鼓勵工人們出來自己幹。當時幹毛織行當無需太多技術，也無需很好的設備，花上一萬元買台毛織機便可。於是1983年前後，便有一些工人在謝廠長的鼓勵下出來搞起了小作坊。謝廠長也幫著接單，交給他們生產，合格的給錢，不合格的返工。
這便是大朗毛織業最初形成的源頭。
“1988年，我們本地人的小廠在巷頭村注冊。這也是我們大朗鎮第一家注冊的民營企業。1989年，有一位俄羅斯客人找到這家工廠，要求加工2000打（1打12件）產品，這是大朗毛織的第一筆國際交易。因為價格差價大，這個廠一下子賺了很多錢，大家也從中受到啟發，紛紛外出找客戶，把產品直接賣到國外去。到90年代初，我們的很多廠就都具備了設計、生產、銷售一條龍的功能。為了擴銷，我們又出去找了代理商，一個在東北，一個在國外。雖然代理商賺了大頭，但還是比給港企打工要強。當時整個大朗，上上下下都在搞毛織，大家都希望通過毛織賺點錢。鎮領導也想了許多辦法去扶持他們，因為農民隻知道賺錢，卻不知道如何買土地、辦手續、完稅等。那個時候，如果沒有小平同誌的第二次南巡，大朗就不會有今天。因為當時的政策很嚴，一個廠請多少工人，共產黨員能不能辦工廠都是有規定的，如果有企業家想要人黨得看他有多少工人，超過8個人絕對不批準。”葉錦河說到這裏時，語氣明顯沉重起來。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小平同誌。後來我們更加放開手腳，對有心貸款的農民，鎮裏幫辦貸款手續，村裏擔保，免稅三年，用水用電免初裝費，土地優先安排。之所以采取這麼優惠的政策，我們是考慮到企業正在起步時期，這時你不拉一把，企業就成長不起來，就像一棵小樹，狂風暴雨成長不了，春光明媚才可以長成參天大樹。到了1995年，我們大朗已經小有名氣，為了進一步開拓市場，我們開始在推介、宣傳上做文章。2000年，我們在上海搞了一個很大的推廣活動，讓一些女大學生們穿上大朗毛衣，披上紅緞帶，在南京路上走來走去，當時在上海引起轟動。2001年，我們開始搞大朗毛織產品展示會，讓世界認識大朗，也讓大朗認識各地的朋友。2002年8月，為了把產品更好地打出去，我帶隊去東歐考察，去了25家企業，帶回了400萬美元。接著我們又去了意大利的米蘭、羅馬等國際服裝名城。現在有100多溫州人在意大利推銷我們的衣服，有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來大朗拿貨，一年賺了上百萬元……”
有了影響，就會有更好的發展，產業影響力也將更上一層樓。這幾乎是個不變的真理。如今的大朗鎮有50（城）多家毛織企業，其中上規模的企業有100多家，已形成了研發設計、生產加工、原料輔料、機械設備、洗水印花、物流貿易、人才培訓、科技服務、信息谘詢等一條龍產業配套，整個產業市場年銷售量超過12億件，60％出口意大利、美國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國際市場上享有盛譽。
采訪完葉錦河，我們在大朗鎮的巷頭村做了一番采訪。巷頭村在改革開放前隻有一條街，長100米，寬4米，叫大朗街。村裏第一家毛織廠是1979年村幹部們到深圳渡口引進來的，叫協和毛織廠，當初還是用村裏的庫房辦起來的。當時，招了三四十名本地村民，開始時工廠將工人的工資交給村裏，村裏則將工資算成工分，一個工人一天算10個工分，工人們對此很不滿意，一番爭取後，終於在一年後直接從工廠領到了工資。幾年後，這批工人在廠裏學會技術之後，紛紛出來開廠，如今都已成了老板。很多村民也學著買台機器回家，買點毛線織成毛衣往外賣。很快，做得好的一些村民又從家裏的小作坊跳出來辦起了工廠，先是幫港企加工，慢慢擴大規模，後來自己接單。村民們剛開始搞企業時，資金不多，村委會就給他們提供擔保，向信用社貸個五六萬元，引導他們慢慢發展起來……
在大朗，我們還走訪了一些企業，無論是老板還是員工，都感謝大朗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大朗民營商會陳會長特別感歎大朗的發展速度，其實他自己的創業神話也令我們稱奇。陳會長以前在機械廠做工，1987年停薪留職投了幾萬元辦起了工廠，一開始隻有30來人，做一些簡單加工，慢慢便發展起來，現在年產值已達1億多，工廠占地20多畝，還自創了叫“紀帆登”的品牌，搞得紅紅火火，在大朗毛織界很有知名度。
細細推敲大朗這些年走過的路，再縱觀東莞，以及東莞各鎮、村這幾十年的發展，都是從不成熟走向成熟，走著走著，到了一定階段，突然一下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這種升華，既是多年基礎上的厚積薄發，同時也是東莞各級決策者結合自身實際、發揮地區優勢、挖掘自身潛力的英明領導的結果。
事實上，東莞各鎮的發展也並非都是雲龍風虎，比如樟木頭鎮後來的發展並沒完全借助來料加工這個“酵母”，而是獨辟蹊徑，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小香港”。
2006年7月7日，筆者來到離東莞較遠的樟木頭鎮。這是個山區小鎮，如果說東莞在地理上有著與深圳毗鄰的優勢的話，那麼樟木頭鎮與這樣的優勢毫不相幹。1990年前的樟木頭鎮還是很窮，眼看著虎門、長安等鄉鎮的飛速發展，樟木頭人著急啊！光著急有什麼用？鎮黨委書記黃偉明上任後，他分析了樟木頭的情況，認為樟木頭雖然沒有虎門、長安與深圳毗鄰的得天獨厚優勢，但作為一個自然環境非常好的山區，樟木頭可以做虎門、長安沒有的東西，比如能不能吸引厭煩了鬧市生活的香港人到山區來買房居住休閑度假呢？“香港一年有300萬至500萬人外出度假旅遊，我們樟木頭應該利用自己的優勢把港人引過來，讓他們住在我們樟木頭，隻要他們在這兒買了房子，我們還怕招商引資不成？”黃偉明向幹部們這麼‘講，大夥茅塞頓開。
“是啊，香港和深圳的房價那麼貴，同樣的別墅、公寓房，我們這兒便宜一大截。不相信香港那麼多中小老板看不上我們樟木頭！”
“是呀，咱樟木頭雖然邊遠了一些，但我們這兒有一條鐵路，從深圳下來也就半個來小時，交通上不會構成香港人的不方便。”
“蓋幾幢房子上香港市場試試，看有沒有人來買！”
大夥兒你一言我一語，說著就開始“試吃螃蟹”起來。
“隻要政府支持，我看準行！”東莞最早一批“三來一補”的港商梁英偉先生聽說後，很是鼓舞。他表示願為這事給樟木頭貢獻點力量。在他的穿針引線下，港商鍾漢強帶著他的展基集團捷足先登樟木頭，建起了第一批針對港人的商品房——“展基廣場”。當時的房價是1800元人民幣一平方米。這價格對香港人來說，等於是白撿一樣，首批房子一搶而光。樟木頭政府看著高興，接著便與另一位港商搞了個“翡翠花園”，房價每平方米1500～1800元人民幣，幾天之內竟然又是銷售一空！
“樟木頭有便宜房！”“要想住別墅，就到樟木頭！”一時間，香港人差不多全都知道東莞有個“可以白撿好房子”的樟木頭了。
樟木頭從此名聲大震。
“最旺時的銷售，一天能賣出一二百套！每到節假日的夜晚，我們樟木頭簡直就成了‘小香港’！大街小巷和公園廣場上都是香港人。尤其是一片片連結而成的別墅區、公寓區，那燈火輝煌的景象，真使我們樟木頭變成了一個‘不夜城’……”樟木頭的一位鎮幹部自豪地說。他告訴筆者：“過去的樟木頭隻有一條百米長的老街和一個破車站。現在的樟木頭，居住著10多萬人，其中中高檔公寓和別墅，有一半以上是香港人的。他們在節假日到這兒居住和生活，平時他們的父母和孩子在這兒居住，樟木頭因此興旺起來。人一多，其他行業特別是服務業、消費業都跟著上來了。我們鎮上每年都要舉辦‘香港人旅遊節’，每一屆都有不同主題，時間也很長，第一屆辦了45天，第二屆兩個月，主要是讓來這兒居住的香港人能在樟木頭生活得更加豐富多彩。你別小看了我們樟木頭，美國、新加坡等國際新聞媒體都十分關注我們這兒的房價！”
根本不用懷疑，眼前的一切足以讓我們感到震撼了：走進如詩如畫、寬闊無邊的“禦景花園”，筆者仿佛進人了“人間天堂”一般的迷宮之中。這裏的豪華別墅、新式公寓，應有盡有，令人目不暇接。這樣規模的地產，在北京、上海也是少見的。據業主介紹，這裏住了上萬戶居民，香港人占了絕大多數。
實際上，樟木頭的這種定位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最突出的阻礙就是如何突破鄉鎮發展模式，塑造一個城市的整體形象，把房產品牌在港人中打響。為了集中發展房地產業，營造香港人喜歡的市區集中、生活方便的熱鬧氛圍，也為了避免占地過多和環境汙染，樟木頭首先進行了整體的規劃，將所有的工廠都搬遷到鎮的外圍，土地轉讓給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樟木頭的鎮中心已沒有一家工業廠家。在這個全國文化廣場密度第一的鎮區內，鎮、村二級文化廣場16個，近50萬平方米。
這就是樟木頭的特色經濟。這就是東莞市的特色經濟——每一個鄉鎮，可能就是一隻經濟騰飛的“小老虎”。這些“小老虎”組成的區域經濟所形成的東莞經濟，便是虎虎生威的東方經濟！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或者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與成功典範。這，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