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鼎地
改革的號聲震動著天空，也震動著東莞的大地。
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在中國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狀態下，不少地方仍處於“開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觀望之中。然而此時的東莞卻沒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他們大膽地在農業商品化上進行了改革嚐試，在中國率先打破了沿襲多年的“以糧為綱”的指導思想。在不太長的時間裏，東莞人自已都格外驚喜地感受到腳下這片土地，在變革後所發生的神奇效應。
一個又一個萬元戶誕生了！發財成為了一種時尚和人人追求的目標。
1984年，中共東莞縣委第五次代表大會正式提出了東莞“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思路。新一輪的改革從此開始。大大小小的港資企業沿著農村工業化的道路進駐到東莞的農村，將工業之花盛開在綠色的田野。農民們束縛已久的生命力終於從那條條殲陌中被釋放出來。“洗腳上田”的農民們抓住機遇，開動腦筋，在這塊古老而年輕的熱土上敢於探索，掀起了當代中國人的風流歲月……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東莞當初提出的“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思路時，便再一次感覺到了這十個字那沉甸甸的分量——東莞當初轉移剩餘勞動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業，在家門口就業，這是一項多麼具有曆史眼光的決策！
5．腳下的地在變
上世紀80年代前期，東莞縣悄無聲息地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說“驚天”略顯誇張，說“動地”未必過分。正是這件“動地”之事，把大學問家於光遠給驚動過來，時值1985年。
於光遠來東莞的這一天，東莞市委書記李近維碰巧有要事纏身，他吩咐別人帶著於光遠下鄉考察。
晚飯時分，李近維還在緊張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於光遠彙報的材料。
對於於光遠，李近維可絲毫不敢含糊，他知道他學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我們國家許多經濟建設和經濟體製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都是由他率先提出的，他還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決策。幾年前他組織成立了中國生產力經濟學研究會，主持多項國家級課題研究。在他的研究課題中，他一直高度關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進程。這次來東莞，於光遠就是為了考察中國改革實施過程中的發展情況。
先前，李近維讓人給於光遠放一段介紹東莞發展的錄像，估計時間差不多了，李近維這才抱著一大堆材料匆匆走進於光遠的住處。
看到李近維懷抱的一大遝材料，於光遠微微一笑，朝他擺擺手說：“李近維，你把材料先放一邊。我今天跑了一天，還有點感冒，身體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聽太久，你彙報5分鍾就行了。”
李近維愣住了：“5分鍾？於老，5分鍾您讓我彙報什麼？”
於光遠說：“來東莞之前我聽說了很多，今天來你們這兒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們農村蓋了許多新房子，剛才的錄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說，你們這幾年的收人增加很多。現在你就用5分鍾的時間給我講清楚這些錢是怎麼來的就行了。”
李近維又一次地愣住了，他沒想到於老真的隻讓他講5分鍾，而且還是關於東莞的錢。確實，東莞這些年的經濟增速很快，老百姓收人增多，外界對此並不十分清楚，有謠言說東莞的錢是走私賺來的，莫非於老也聽信了什麼謠言··一可錢是怎麼來的5分鍾怎麼能講清呀，他為難地說：“於老，我一下子沒有準備。您讓我5分鍾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啊，我怕自己準備不了。”
“對！就是要你沒準備。你越是沒準備就越真實，你做了準備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哄。還有，鄧小平理論的指引，黨中央政策的英明正確，這些你就統統不要講了，我比你還清楚，你就給我講清楚這筆錢是怎麼來的就行。”
“好！於老，如果您讓我5分鍾內把這筆錢講清楚的話，那我隻能跟您講兩筆賬。”李近維天生對數字敏感，在東莞呆了這麼多年，東莞的每一筆賬他都了然於心，“第一筆，東莞有117萬畝耕地，我們在保證糧食產量，完成國家征派購任務，安排好群眾口糧，留夠種子，還有適當儲備的情況下，對土地進行了結構調整，騰出了30多萬畝耕地改種水果、蔬菜等經濟作物。如果這些土地種水稻的話，一毛多錢一斤稻穀，畝產即使達到2（X刃斤，收人也隻有二三百元，而改種柑橘，畝產一般有3000多斤，每斤七毛多錢，一畝地的收人可獲得2000多元。也就是說，同樣一畝地，改種經濟作物，可以增加收人近2000塊錢。30多萬畝地，一年便可增加收人六七個億；第二筆賬呢，由於落實了聯產承包責任製，調動了積極性，農村勞動力開始過剩，東莞有50多萬勞動力，我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前提下，轉移了20多萬的勞動力去搞工副業，以人均月工資200元計算的話，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個億。僅這兩筆賬，我們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幾個億的收人，再說我們已經幹了好幾年，這些錢不斷轉化為新的投資，又得到更多的收益。錢就是這樣來的。蓋房子的錢也好，存銀行的錢也好，包括一些基礎設施啟動的錢也好，都是從這些錢來的。”
聽完李近維的彙報，於光遠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點點頭說：“這樣好啊！我們今天晚上算達到目的了。你們做得非常好！”
那個晚上，於光遠並沒有很快休息，他興奮地拉著李近維談了很久，渾身的疲勞和不適之感似乎一掃而光。在東莞跑了一天，所見所聞都使他倍感興奮。通過和李近維的交談，更使他思潮翻湧。
1978年，中國召開了舉世矚目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光遠作為列席代表參加了會議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而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主題報告，就是於光遠在鄧小平的旨意下起草的。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於光遠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一直致力於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開拓性研究。 自1979年以來，他馬不停蹄地奔波在基層，先是考察了長三角一帶的經濟發展，又來到廣東，對珠三角一帶的改革進程做了一番考察和研究。
在這些年的考察和研究中，於光遠非常關注改革實踐中出現的新事物。當他在廣東聽說了東莞經濟發展迅猛這件事後，精神大為振奮，一定要親眼考證一下東莞的發展情況。
東莞的發展也恰恰印證了他的思考和理論。他深感，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標準、最高原則，其他任何原則，都不能和這個原則並列。東莞的先行實踐也論證了他提出的關於改革和經營的關係：改革應當為經營排除障礙、創造條件，因為經濟效益隻能通過經營來取得。
這一次考察珠三角，對於光遠來說感受頗豐，東莞的實踐更是令他欣喜至極，更使他堅定了對中國改革的理論方向，自1978年訪問南斯拉夫以後，他開始比較係統和深人地思考和研究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問題。他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改革應被看做是繼社會主義改造後的又一次生產關係方麵的偉大變革，中國當前所進行的這場經濟體製改革是一個跨世紀的任務。關於改革的基本原則，他認為應當把商品生產問題放在首位，即使是農業生產也必須要商品化。
李近維走後，於光遠酣然人夢。第二天一早醒來，他推開窗戶，一束朝霞直射在他的臉上，老人家欣然喊了一聲：啊，這裏的晨光真的好鮮亮！
與海做伴的東莞，確實每一個好天氣下的早晨，日日都有鮮亮的晨光，由此也使得這塊大地上的綠色比其他地方更蔥鬱和豐饒。
實際上，東莞變動土地種植結構而大獲成功的消息，早就傳到廣東省委省政府。對此，省領導深受震撼。很快，省委特組織全省的縣委書記來東莞取經學習，向全省大範圍地推廣東莞的農業生產經驗。
“當時那個經驗介紹會就在東莞老縣委那邊開的，全省各個縣的縣委書記都來了。大家聽了我們的介紹後都覺得不可思議，沒想到東莞已經在全省率先改變農業結構，大種經濟作物，開始轉向市場化了，因為他們都還在種糧食。當時農業生產還是計劃經濟的生產形態，國家讓你種糧食你就種糧食，還得上繳給國家，所以東莞的這個改革對他們來說非常了不起，盡管現在看起來很簡單。”一位東莞幹部向筆者回憶說。
說起來，東莞農業商品化最早還是受了黃江鎮北岸村的啟發。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幾位北岸村農民便偷偷嚐試著將一塊山溝地栽種上了橙子樹苗。3年過後，那些橙子樹上竟綴滿了黃燦燦的果實，像一個個鮮豔的小燈籠懸掛在林間。他們悄悄將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賣，一個季節下來，他們的腰包竟也鼓實了不少。
村民們的舉動盡管都是悄悄進行著的，他們也絲毫不敢將喜色露出半點，但這一切並沒能瞞得住同村人，於是有人從中發現了一些門道：同樣的土地，換了品種來種，收人卻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買了樹苗種上了，有的甚至在自家的院前屋後也不忘種上幾棵，就連鄰村的村民聽說了，也跟著種上了。’
大夥心照不宜地悄悄做著這一切，沒人敢多言語，村領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幾十年來種水稻，越種越窮，這麼種下去也不是個辦法。眼下，十一屆四中全會剛剛召開，中國和美國也建立了外交關係，時局正發生著巨變，那時候他們尚不知道遠在安徽鳳陽的小崗人正在密謀把屬於集體的土地承包到戶。一切的一切都在發生巨變，且變幻莫測。村領導唯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別將這種事聲張出去，千萬不能傳到上麵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還是傳到了縣上。
縣裏的領導聽到此消息，眼前頓時一亮。好事啊！現在已是“春到人間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剛剛出台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和所有權；二是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增加農民的收人。前者可謂“鬆綁”，後者堪稱“讓利”。僅這兩條，足可以使大家歡欣鼓舞了。農民的好日子要來了！
東莞縣的領導們讀著文件，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
實際上，在全國掀起真理標準大討論高潮時，東莞幹部們也曾對中國農村的政策問題有過激烈的討論，一個個牢騷滿腹，紛紛抱怨束縛太多，渾身有勁使不上，不知怎麼辦才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些年，我們大家花樣翻夠了，心思也想盡了，可老百姓為什麼還是窮得叮當響？實踐證明，肯定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關鍵就是一個‘左’，搞絕對平均主義，提倡窮光榮，又刮共產風，刮得農民一無所有，好像農民天生就該受窮！我們基層的工作重點，一是學大寨，二是防偷渡。可中國這麼大，山區、平原、南方、北方，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為什麼硬朝大寨一個模子裏套？正因為搞‘一刀切’，所以偷渡就更難防了。我們不是沒做工作，可就是攔不住這股潮流。老百姓的心跑了，我們能攔得住嗎？”“我們關鍵是要把生產搞上去，讓老百姓富起來，這樣才能拉住他們的心。隻有拉住他們的心，他們才不會跑。所有這一切，就是因為上麵卡得太死。上麵不鬆綁，下麵怎麼放開手腳幹，怎麼讓老百姓早一點過上富裕的日子？社員們都說：‘隊不如組，組不如戶’……”
沒想到上麵真的鬆綁了。這個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風，拂到了東莞領導們的心裏。此刻，當他們聽說下麵群眾已經幹出了更好的經驗，精神一振，這不正是農業發展的一個好辦法嗎？換種思路，把結構調整一下，同樣的土地，改種不同的植物，那產生的經濟效益就完全不一樣了。這就如同一場及時雨呀！
又是春風，又是春雨。歐陽德、莫淦欽、李近維、鄭錦滔等東莞縣領導興奮地圍坐在一起討論開了。李近維腦子靈，立馬算出：“一畝水稻，收300塊錢，改種橙子，收益為兩千元……”相差這麼多？！大家一個個來了精神，每個人的腦筋都迅速轉開了：東莞縣目前有120萬畝耕地，如果把這些耕地拿出一半改種這些經濟作物的話，那一年的收人就會增加……哈哈，太好了！一個個茅塞頓開，似乎突然間發現了一塊廣闊的新大陸。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眼前北岸村農民的實踐就證明這種農業改革能提高產量，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這就是真理！東莞的農業改革讓實踐來檢驗吧！
會場上嘰嘰喳喳，熱鬧起來。
領導班子進行一番熱烈的討論之後，覺得這絕對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哪種賺錢就種哪種！說幹就幹，經過認真的調研考察後，東莞縣領導決定立即在全縣範圍內推廣。
2000年9月，市委書記李近維（右二）視察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2003—2004CBA總冠軍宏遠隊慶功晚會上，隊員們向熱情的觀眾揮手致意。
和基層十部交流後，基層於部更是個個群情激奮。幹出成績，不求表揚，幹錯了，自動下台！1979年起，東莞縣委縣政府開始對全縣各鄉鎮進行政策引導，對土地作了相應的結構調整，尤其把大量不適合種水稻的地方都改種水果。
有了好的思路就有了一切，但在好思路和一切之間還有大量工作要做。當時東莞縣委那班人在如何調整好農業結構這個問題上頗費了一番腦筋。李近維回憶說：“實際上，東莞調整種植結構，是在實踐的探索中不斷解放思想的。‘文革’期間，由於天天批‘重錢輕糧’、‘重副輕農’、‘重個人輕集體’，批‘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加上糧食征派購任務過重，以糧為綱實際成了以糧‘唯一’，為了完成糧食任務，隻好水稻上地，甘蔗上山，其他經濟作物也就‘上天’了。那時不但處處種糧，還要一年三熟四熟，而水稻有強烈的季節性，，結果農忙時忙不過來粗耕粗種，還要動員工人學生支農，農閑時卻沒有事幹，浪費勞力。高高低低全都種糧，不是受早就是受澇，農業生態也不好，病蟲害特別多，生產成本相當高。再說，種植業結構的單一使得食物結構也單一，對糧食的壓力也就越大，形成薄收一廣種、廣種一薄收，越是種糧糧食越不夠吃。為了既能完成糧食征派購任務，又能擺脫這一惡性循環，我們從不宜種水稻的高崗沙質地改種花生做起，糧油輪作，培肥地力，提高水稻單產。種花生增加食油，花生數還可養豬，油和肉多了，也減輕了糧食的壓力。接著把低窪地的稻田恢複養魚，並逐步騰出土地發展水果等經濟作物。收益增加，人的積極性逐步提高，原來越徽越窮、越窮越徽，這時變得越勤越富、越富越勤了，許多人甚至端著飯去聽種水果的技術講座。到1984年，我們又推出了兩項措施：一是免收農林特產稅，後來省財政有意見，我們也隻收上繳省的部分，屬於縣分成的那部分依然讓利給農民，以調動生產積極性；二是對公糧、餘糧、三超糧等征派購任務，讓農民可以到市場買回來交售，也可以交代金和差價，由糧食部門統一組織回來交售，從而騰出更多的土地發展經濟作物，做到適地適種、適銷適種。當時的東莞基本上是按等高線種植的：最低層養魚，高一點種水稻，再高一點種花生、種蔬菜，再上麵種柑橘、種荔枝，再高上去就是種樹、種竹子了，一層一層去利用。最高峰的時候，東莞縣110多萬畝耕地，有一半以上種上了經濟作物，其中，香蕉、荔枝各17萬多畝，橙、柑、橘22萬多畝，蔬菜30多萬畝。”
春潮一陣陣拍打著海岸。許多東莞人還記得當年改種經濟作物時的情景，一位當年高涉某村的農民回憶說：“當時我們村支書不知從哪裏剪了一大截橙子樹回來，就那麼一截，綠綠的葉子中間居然長滿了那麼多的橙子，我們都圍著看來看去，覺得真的很神奇。”
農村幾千年搞單幹，生產力卻總是上不去，總是在生產關係上做文章，折騰來折騰去，窮了山窮了水，也窮了農民們的積極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給農民們提供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想象空間。在對新生活的渴盼中，農民們積極性空前高漲，紛紛引種經濟作物。
地還是那些地，人還是那些人，變換一下機製，土地就能生錢、長錢、錢上滾錢。
奇了！
這一切現在看似簡單，但一下子打破沿襲多年的以糧為綱的農業格局，這在當時的中國，不得不說是一個思想大突破。
土地本無靈性，但在充滿靈性的人手中，便會產生靈性；土地不能再生，但在新的機製下，卻可以萌發生機，煥發出全新的活力！
筆者在翻閱當年的一些背景資料時，也陷人沉思，東莞最初的農業商品化改革確實在全國先行了一步，同時也明白了作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於光遠在聽完李近維的彙報之後為何如此興奮。
先說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給東莞農村自發先行繼而政府引導的農業經濟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這個政策無疑是給農村這片幹旱多年的土地上送來一場春雨。東莞人正是在這樣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獲得進一步的解放，開始了改革的大膽探索。
然而此後不久，中國迅速進人一個調整階段。當時，於光遠等改革派曾向中央決策層進言：我國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但當時這種改革思路卻未能得到決策層的認可，其原因是1980年的經濟形勢不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因為這一年在取得經濟搞活、保持持續較快增長、市場供應改善、城鄉人民收人均有增加等大好形勢的同時又出現了嚴重的困難，最顯著的標誌是1979年、1980年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餘億元，1980年120餘億元，到1980年物價穩不住了，商品價格上漲6%，其中城市上漲8.1%，農村上漲4.4%0有人把出現這種困難的原因歸咎於改革，建議當務之急是調整，改革要服從調整，畢竟穩定是頭等大事。1981年後，中國進人調整期。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終於使中國改革總體思路進行了重大突破性的發展，從批判“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轉到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1984年是中國改革的一個拐點之年，這一年終於在前幾年“收”與“放”的徘徊中選擇了後者。
筆者驚歎的，也正是於光遠感到欣慰的：從1981年到1984年之間，在中國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狀態下，其他地方無所適從，大多采取“開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觀望態度，然而東莞卻沒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膽在農村改革上進行了嚐試。
發生在東莞農村土地上的這場改革不僅使東莞的百姓收獲了實惠，也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的創富神話。一個又一個萬元戶在東莞這片土地上誕生了，新時代的朝陽已經升起……
霍福華就是東莞大地上農業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站在我麵前的這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麻利而嫻熟地用茶匙把茶葉輕輕放進小巧的紫砂壺裏，注水泡茶燙杯，動作老到而隨意。注視著他的一招一式，你不會認為這個謙和樸實的男人就是東莞赫赫有名的福華集團大老板霍福華。等你聽了他的故事，也絕對難以想象這個頗顯品位的人，會是在20多年前竟然被絕望折磨得發瘋的窮光蛋。
一股幽幽的茶香彌漫在空中。
霍福華的頭上有著一圈圈耀眼的光環：第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東莞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廣東省私營企業商會副會長、東莞市工商聯副會長、沙田商會會長，還有若幹先進個人的榮譽稱號。撥開層層光環，探尋一下他的人生曆史，不難發現，霍福華當年的第一桶金便是從土地裏“掘”上來的。
霍福華今年44歲，沙田鎮穗豐年村人，上有兩位哥哥。他這個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讀完初中，二哥讀完高中，輪到老三讀書時，家裏已是越發貧窮，剛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輟了學，才十二三歲便早早體驗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時候的小福華啥都不懂，天生一副東莞人任勞任怨的優良美德，每天埋頭幹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那時候我們沙田可說是萬頃農田啊，看著一望無際的農田，真是種得想哭，不知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到頭。那時候我們這樣的人像草一樣，當時也沒通訊工具，一個月不回家也沒人管你，生和死也沒人知道。種了那麼多年田，越種日子越窮，心裏就越絕望……”
這就是少年霍福華的人生體驗，一生中最應該快樂最容易幻想最適合感歎的少年時光就這樣在艱難和絕望的勞作中度過了。多少委屈，多少壓抑，多少辛酸，隻有他心裏清楚，“我現在有時去別的地方，一看到那裏大片大片的農田，就覺得心酸。想起自己當年種田的日子，那可真是難過呀”。
霍福華記憶中的沙田貧窮無比。這塊土地一百多年前還荒無人煙，當年珠江兩岸一些水上人家靠著一條破船，沿江飄流，飄到了沙田，漸漸，沙田便彙集了四麵八方的窮人。這些窮人在這裏住下後，也將貧窮的種子種進了這塊土壤，多少年來，貧窮就像生了根似的越來越深地紮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紀80年代，沙田人別說去北京，能去趟東莞都已了不起。霍福華第一次去東莞時都已經22歲了，來回用了整整一天時間，那時沙田去東莞還沒有路，得坐船。當時的沙田人一生中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去廣州一趟，自己不認識路，還得請個認路的人帶著去。
“後來我出來在一家國有企業找了一份打撈員的活兒，一個月能有三四十元，但工作很苦，就是有船沉了，我們得潛下水去幫著把它打撈起來。一開始什麼都不懂，先得給師傅做學徒，冬天那麼冷，師傅說叫你跳下去，你就得馬上跳下去，不敢不聽啊。記得有一次從香港那邊過來一條船，在交界處卡住了，船長要我跳下去，天氣特別冷，在海裏一呆就是半個小時……”
品著霍福華泡的茶，筆者不禁感慨說：海水多苦多鹹呀，說你是從苦水裏泡大的，還真是不假。
生活的嚴酷也鑄煉了這個東莞人的吃苦和堅忍。3年後，東莞的農業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將霍福華從“苦水”中拯救出來。“當時我承包了幾十畝地，學著種蓮藕。沙田政府也給了我很大幫助，鼓勵我們搞個體承包，一年也就收30塊錢算作承包費。最初承包幾十畝，後來越來越多，最多達一千多畝。那個時候我最開心了，第一年賺了幾千塊，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後來擴大生產，第二年賺了一兩萬，一下子成了萬元戶了。那時候萬元戶可不得了了，以前做夢也都不敢想的事。真是高興啊！”
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了這個勞作的東莞人徹底改變自己命運的機遇。沙田穗豐年村的人們至今還能清楚地記得當年全村最轟動的事，曾經窮得叮當響的霍家老三發財了，回村光宗耀祖蓋房子來了，一下子蓋起了氣派十足的三層小樓……如今，霍福華早已把家人安置在更為舒適的住處，刀p小樓還一直沒舍得拆。有時回去看看這個當年第一筆財富物質化的標誌物，霍福華感今懷昔。
沙田那片一望無際的承包地也成了霍福華商業頭腦最早的啟蒙地，陪同我們一起采訪的沙田鎮黨委宣傳辦的王主任告訴我們說：“他那時是我們這一帶的暴發戶，種蓮藕種了4年，攢下幾十萬，成了我們這裏有名的蓮藕大王。他不但種蓮藕，還做蓮藕生意。開始他先把蓮藕拿到虎門賣，慢慢認識很多買蓮藕的客戶，漸漸他就成了一個長期的供應商。後來他又把蓮藕賣到香港，接著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很快就把沙田的蓮藕打出名了。後來他不做蓮藕了，但沙田蓮藕也出名了，現在有很多人在種，沙田也成了亞洲最大的蓮藕生產基地，沙田蓮藕占中國蓮藕市場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額。”
對於後來的人生道路，霍福華隻有簡短幾句：“做蓮藕掙上錢之後，我就拿著這筆錢去做生意，開始老失敗，但我總是不甘心，不肯輕易放棄，所以就咬著牙繼續往前走，繼續努力，終於有所回報，再後來就慢慢做大起來。”
透過輕描淡寫的幾句話，筆者完全能想象到這背後凝聚的拚搏和奮鬥。冰心說，成功之花，人們往往驚羨它現時的明豔，然而當初，它的芽兒卻浸透了奮鬥的淚泉，灑滿了犧牲的血雨。
在改革開放這個時代大潮中，隻要你勤奮實幹就可以賺錢，霍福華對此有著很深的感悟：“我覺得一個人的成功，運氣是一方麵，另外也在於自己的努力。就拿我來說吧．記得我1989年坐飛機去南京時，在賓館呆著都不敢出門，因為我不會講普通話。那年我們和台灣人接觸，根本就沒法溝通，說不出來隻好用筆寫，台灣人嫌我不會講普通話，不給我們生意做，後來我就發誓一定要學會普通話，學了好幾年，我一個鄉下人學普通話也是很難的。到了1993年，我就很順利地跟台灣人做生意了。以前東莞很多人跟我差不多，不會說普通話，記得以前我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代表會議時，我的普通話在我們廣東代表隊166個代表中也不是講得最差的，但這些年我們東莞人進步多了，學了很多東西。改革開放給了我們機會，我們要抓住機會，要不斷學習，這樣才會有進步。其實每一步成功都離不開實幹。”
聽著霍福華這一番推心置腹的談話，注視著公司大廳牆壁上的4個醒目大字“和諧實幹”，筆者深深悟出廣東福華集團何以能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發展成為一家以建築裝飾業為龍頭，集房地產開發、酒店旅遊、物業管理、五金電鍍等於一體的大型民營集體企業。
東莞很多企業家成功後，往往熱衷於回報社會，霍福華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華先後在教育上捐款近千萬元，剛剛又投建了兩所小學。他還為沙田鎮引進20多家外商企業，投資8億港元，為沙田的經濟建設立下大功。
如今的霍福華早已從一個農民脫胎換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成功人士，可他依然不敢有絲毫鬆懈，如同背後有獅子追趕著的一隻羚羊似的得要不停地奔跑，“因為老是想著要怎樣保護好自己的企業，怎樣發展，這也是很辛苦的。我現在的壓力比以前還大，以前我是一個人，不用多想，隻是單純考慮好自己的事，有個百八十萬自己夠用就行啦。但現在不行，肩上的責任大，我要為我們企業5000多員工考慮，還要考慮能為社會多做點事。人生就是這樣的嘛，不能做縮頭烏龜。我現在當東莞商會副會長，經常跟企業家講，這個社會就是要靠我們大家共同去努力創造的。”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華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說：“我後來跑過很多國家，再回過頭來看家鄉，覺得東莞是最好的。東莞這幾年來真的很了不起，經過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發展得相當好。我一直沒有離開東莞，沒離開沙田，就是覺得自己家鄉好，我們這裏的水土好啊！”
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史，實質上就是一部農業發展史。多少年來，中國世世代代的農民麵朝黃土背朝天，用血汗養育了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中華文明，然而，他們卻永遠無法改變貧窮的命運。正是偉大的改革開放，打破了沿襲了幾千年的農村生產模式，從而使得中國走上快速走向富強的發展之路。因此，像沙田這塊被貧窮深深紮根的土地也開始流淌出金子。
幸運女神似乎特別偏愛東莞這塊土地，即使播種的是貧困的種子，也能收獲金燦燦的財寶。如今的東莞人常常自豪地說：我們東莞有著世間少有的好風水好吉相，山頭、平原、水麵各占三分之一，這種搭配在全國所有城市中獨一無二，這樣的風水寶地能不發財嗎？
確實，想不發財都難。
6．工業之花盛開田野
左拉說：生活的全部意義在於無窮地探索尚未知道的東西，在於不斷地增加更多的知識。李近維對此深有感受。在他看來，探索未知，不僅是生活的全部意義，更是一種責任。他曾誠懇地告訴筆者說：“後來調我去省裏工作，我是很不願意的。我很想在基層幹點什麼，囚為我自己有一些課題要做，我想探索一些東西。”
上世紀80年代前期，李近維考慮最多的便是如何合理利用勞力資源和土地資源，使人口過多這個包袱變為財富的問題。
李近維生於農村，長於農村，東莞又是一個農業縣，所以他對社會的觀察點更多落在農村和窮人上。長期以來，他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人力是一種資源，但東莞農村人口過多，都擠在有限的土地上，實際上是一種隱性失業，這是農村貧窮的症結所在。農村人口多，固然是受多子多福等舊的生育觀念的影響，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不把過多的勞力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就會越窮越多生，越多生越窮。鄉下人常說：“人窮望仔大”，就是因為實在沒有其他的辦法，隻好把生小孩看做是一種“投資”。他們並沒有把教育費用計算進去，多養個小孩，無非就是做飯時摻點薯芋瓜菜，添一勺水，加一雙筷子就是了，因而成本比較低；小孩十來歲就得幫家裏幹活，“投資”的回報也就比較快；家裏窮得沒有什麼可以給他敗家的，風險自然比較小；再說，在現實生活中，的確有不少窮孩子後來幹得很不錯，因而對生小孩的期望值相當高，以至盲目追求生育數量。相反，達到中等生活水平的人，要維持並提高這已經比較好的生活，就必須重視教育，重視生育的質量，計劃生育也就自覺得多了。然而，通過計劃生育把人口降下來總要有個過程，當務之急必須先把人口多這個包袱變成財富，讓農民富起來。那麼，如何變？
1984年，李近維終於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但此時，他還拿不定主意。
是年8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來東莞視察。李近維趕緊不失時機將自己的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盤托出。
任仲夷邊聽邊點頭，他深知中國農村曆來有著“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傳統觀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難富裕起來，老年人多了，社會負擔就越嚴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會發展就難以前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多了，社會更加動蕩不安，中國農村的人口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任仲夷問李近維有什麼想法。
“想法是有。我覺得關鍵是兩條：一是增加就業機會，二是提高人口素質。如果人口素質不高，當然難以富起來，但就當前來說，就業機會更重要。一個小學生就業，十年八年後有可能是個車間主任、廠長，是個人才；一個大學生畢業五年沒有工作幹，就可能是個廢材，因為知識會老化，人也會衰老。解決農民就業，這是眼前最實在也是最迫切的問題。”
“嗯，那你打算怎麼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著李近維，來了興趣。
“還是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細裏說說！”
“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拓寬生產領域，不要老是把農村人口束縛在農業和有限的土地上，應該拿出一部分土地來作為工商業用地，把農業中多餘的勞動力逐步解放出來，發展二、三產業。再說，如果老是那麼多人搞農業，農副產品即使生產出來也賣不出去。比如說，五個農民養一個工人，農副產品的市場就很有限，農民就很難富得起來；如果一個農民養五個工人，農副產品的市場就大得多了，農民致富才有出路。我們必須擴大社會分工，讓大家相互提供商品，相互提供市場，相互提供服務。東莞通過這幾年的發展，我覺得向農村工業化進軍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書記，您覺得呢？”
任仲夷一邊聽著，一邊不時地點頭，聽到這裏雙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興奮：“農村工業化？好！好想法！”
“在今後幾年內，我們的目標是從農業轉移出70％以上的勞動力搞工業和服務業，逐步實現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
“很好，你們就這麼搞，我支持你們。”任仲夷的臉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說，“希望東莞發展得更快一些，東莞要爭取成為‘東冠’！”
1984年9月，在中共東莞縣委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剛剛出任東莞縣委書記的李近維代表市委作了題為（改革、開放，向農村工業化進軍，促進經濟建設全麵高漲）的報告，正式提出了東莞“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思路……
筆者寫到這一節時，始終處於一種無法理解的驚歎中：究竟是哪一種神奇的力量給了東莞人一雙能夠看清未來的慧眼？
想當年，毛澤東曾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設想，在農民的推動下，這一宏偉設想終於得以實現。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那麼多年裏，中國卻始終采取著向城市傾斜的政策，“工農業的剪刀差”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也使得東莞這個農業大縣對於“勤勞致富”一詞產生困惑，更使得無數個東莞人毅然踏上了重尋天堂的大逃港之路。然而，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這一重要轉折，給了東莞改變自己貧窮落後命運的曆史性機遇。怎樣徹底改變東莞農業縣的命運，改變東莞農民的命運，東莞原來是從解決窮人問題、農村問題和惡性循環問題著手，一步一步地試著把人口包袱變為財富。也可以說，東莞的工業化構想也是“以農村包圍城市”開始的，進而奪取全麵城市化的勝利。
在這個關鍵時刻，“農村工業化”的決策是多麼具有前瞻性！沒有站在曆史高度的人是不會有這等視野和決策能力的。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m地的巨變，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800多億元，發展到2002年時已突破100000億元，這樣的巨大變化令人驚歎。然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卻速度緩慢，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步伐。從世界各發達國家的情況看，以規模擴張為特征的工業化初級階段也是城市化最為迅速的時期，在經曆了初級工業化階段後，至少會有一半人口進人城市，這也是一種必然。然而中國在這方麵卻顯得步履維艱，中國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數量約為6億人，僅占全國人口的45%，而美國的城市人口比例超過了80%0更為突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模式卻不盡如人意，很多專家呼籲：中國以這種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來替代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必須以一種曆史性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農民工問題。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使大量的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來，這也成為我們這個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然而，要解決這樣的難題，到目前看還沒有一個有效的辦法。
實際上，這一切可以歸咎於一個根源性問題，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何處去，即如何通過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關鍵一點，農民留在本土就業，還是擁人城市。我們發現，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地方選擇的大多是後一種途徑，農村剩餘勞動力紛紛外流，這便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農民工現象。這種畸形的轉移方式所產生的諸多矛盾已日漸明顯，已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問題。
透過沉重的現實背景，讓我們把目光再回轉到20多年前的東莞，當我們重新審視東莞當年提出的“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思路時，便再一次感覺到了這10個字那沉甸甸的分量——東莞當初轉移剩餘勞動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業，在家門口就業，這是一項多麼具有曆史眼光的決策呀！難道東莞人有先見之明，提前預測到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將產生的難以化解的一係列問題，便提前做出令人驚喜的嚐試？
筆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後的2008年初，李近維解答了筆者的疑問：“農業本來就不需要那麼多的人。東莞在落實聯產承包責任製、調整種植業結構之後，農業中富餘的勞動力一下就凸現出來了。如何讓這批從土地上不斷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財富？當時我們意識到就農業抓農業是富不起來的，必須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同時考慮，統籌安排。當時我們在想，讓這批農村剩餘勞力去大城市就業，不用說大城市本身就業的壓力也很大，即使能夠安排，我們也要把這些青壯年留在家鄉，因為財富是人創造的。如果農村隻剩下‘6138部隊’（兒童和婦女），連我們的農村幹部也留不住，那農村的發展不是更落後嗎？所以，我覺得與其讓他們到大城市就業，不如就地創造就業機會，離土不離鄉，把家鄉建設為城市。當時，我們初步勾畫了城鄉一體化的藍圖：以縣城為中心，以加工製造業為起步產業，積極接受廣州、深圳、香港等周邊大城市的輻射帶動，通過發達的交通、電力、通訊把犯個工業衛星鎮和廣大農村連接起來，逐步形成具有都市氣派兼田園風情的組團式現代化城市。1985年6月，我們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專門研究打基礎、辦實業的問題，突出要求加快交通、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會上我們作了這樣的分析：第一，交通、電力、通訊等問題解決好了，就可以從時間上縮短農村同城市的距離。買賣方便，信息靈通，必然帶來經濟的發展。第二，農村有了公路、電力、通訊，就可以把工廠辦到農民的家門口，使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勞動力就地進工廠。第三，農村消費水平比城市低，轉移到工廠的勞動力依然全家生活在一起，就算每月工資比在城市少拿十元八元，實際生活水平也不比城市差，因而在農村辦工業價格競爭能力比較強。第四，農村辦起了工廠，可為集體提供利潤和積累，搞好農村建設才有資金，才能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城鄉一體化。1985年三級幹部會議這個分析雖然很膚淺，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基本還是合乎東莞當時的情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