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隻須細細琢磨，人們不難發現：正因為把工廠建在農村，才使得東莞的工業化路徑富有特色。中國的很多地方其工業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將工廠建在城裏或城郊，即使建立在農村，但跟當地的農村經濟也並無太多關聯。東莞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在實行農村工業化過程中，一開始就是讓農民們“洗腳上田”，從而讓農村經濟插上了真正的騰飛翅膀，這也給東莞後來的全麵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說到城市化，中國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裏建設城市，至多也就是將城市向外擴張，但農村永遠還是農村，城鄉之間永遠隔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發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農村的田野因為沒有工業的滋潤，難以生出富裕之花，這也許便是最早包產到戶的小崗人至今尚未擺脫貧困的根源。也因此，城鄉差別、貧富懸殊越來越明顯。
在東莞采訪，我們去過不少鎮村。每到一處，綠帶秀景、柏油馬路、高樓林立、人流穿梭，很難找到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的感覺，常常會有一種“幸福的迷失”。事實上，這裏不光讓外來人感覺不到城鄉差別，住在村裏的人們也並不向往住在東莞市中心的人，村裏的房地產價格甚至比市中心的還高。東莞的各鎮各村裏，住著數不清的億萬富翁。不得不承認，東莞的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是全國最小的。有一些數字極能佐證上麵的說法：2001年，東莞僅鎮村兩級可支配的財政收人為122.6億，而整個廣東省同期74個縣或縣級市（不包括順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預算內財政收入才94.6億，東莞鎮村兩級可支配的財力相當於全省74個縣或縣級市預算內財政收入總和的1.3倍。之所以東莞的經濟如此厲害，主要來源於鎮村集體經濟收入這一塊。
對於這一切，我們不能不驚歎東莞政府當初的超前意識！當初決策者究竟是如何思考的？請教李近維後的答案是：
“我跑過很多國家，也跑了不少地區，在這過程中，我感覺國家和國家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差異很大。感受尤其深刻的是：第一，其差異主要在於窮人而不在於富人，非洲的富人和發達國家的富人在生活上差異並不大，但非洲的窮人、印度的窮人，包括我們中國的窮人，跟發達國家比起來差異就大了。第二，農村的差異又甚於城市，即使是落後國家的城市也還說得過去，但是真正窮的是在農村。第三，城市之間的差異也不小，但主要不在於外觀而在於內涵，表麵看來都有高樓大廈，都是車水馬龍，但人的素質、城市的創造力和輻射帶動力相差就大了。為此，我們確定發展的重點放在解決窮人問題，解決農村問題，城市建設則重點解決其功能問題。”李近維向筆者娓娓道來，“在農村城市化過程中，我們決不割瘦補肥，反而處處注意讓著那些較貧困的地方，從而增強他們的活力。如果把農村這個瘦的差的地方拿出來補貼到強的地方去，那樣發展的天平是要倒的，不倒也很難。所以我們一直把高的拿到低的地方，讓這個社會更平穩一些。在城市建設上，我們要求功能和形象同時考慮，但在百業待興，資金不足無法兼顧的情況下，必須功能優先，好比一個人身體不好而又缺錢的時候，一定要把錢先用於治病，然後才做西裝打領帶，這就是我們前期的努力。”
真理的力量常常積蓄在簡單的觀念裏。
值得在此插上一筆的是，在東莞的發展曆程中，縣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特別是東莞的行政架構很獨特，東莞由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後，隻有市鎮兩級行政架構。這樣的行政設置目前在中國隻有東莞和中山。前幾年，全國政協委員、江門市副市長李威就曾向上提交提案，建議撤銷縣級建製，形成省——市——鎮三級地方政府架構。這樣有利於小城鎮合理布局和發展，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進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的融合，打破不合理的城鄉分割體製，逐步縮小城鄉差別。
“我聽說當初把東莞設置成這樣的市鎮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來的。當初這樣的想法在全國可是前無古人的呀。您怎麼會有這樣獨特的構想？”筆者問。
李近維回答說：“東莞這種市直接管鎮的體製，最根本是廣東省委的思想解放，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當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這個要求，是這樣想的：改革開放，百業待興，處處都要用錢，要加快發展，必須降低行政成本，減輕老百姓負擔，提高行政效率。在機構的設置上，我認為最好是縱向減少層次，橫向擴大分工。為此，我們一直在創造條件，希望從當時的惠陽地區分出來，由省直管。當時惠陽地委的領導也是很開明的，他們對我們的想法很支持。經過層層報批，1985年9月，我們便獲得了中央批準，撤銷東莞縣，設立縣級的東莞市。撤縣設市後，我們不但沒有放鬆，而且更加努力創造地級市的條件，工業化的進程不斷加快，經過了兩年的努力，我們的經濟又躍上了新的台階。當時惠陽地區有12個縣市，而東莞的經濟比其他11個縣市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這時，廣東省也正向中央報請調整部分行政區劃，撤銷地區改為市帶縣的建製，並於1988年1月獲得中央批準。東莞就是在這個時候升格為地級市的，但依然以原東莞縣的行政區域為東莞市的行政區域，不帶縣，由市直接管下設的32個鎮。這一行政架構，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為此也作了不少努力，畢竟當時全國都沒有這樣的先例，因此，我們除把經濟總量搞上去，讓它具備一個地級市的規模外，還得到上麵做一些遊說工作，宣傳這樣設置的好處，讓上麵支持，放心讓我們試。說實在的，如果升格時在東莞原有的2465平方公裏範圍內，要分出幾個縣或縣級區，再由縣區去管鎮，我寧可不升格。按當時的經濟總量，要多養幾個縣級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眾負擔有多重？而且層次越多，辦事就越難，效率就越低。所以我當時說，市委書記講話，你講給32個鎮委書記聽和講給四五個縣委書記聽，你所花的力氣是一樣的，何必中間多一級行政機構呢？再說，那麼幾個縣，那比賽的氣勢就不夠，你看我們現在是犯個鎮在那裏你追我趕，多有氣勢呀！我非常重視那種氣勢。當時我對東莞的設想是，東莞的每個鎮每個村就像一顆珠子，然而我用交通、電力把這些珠子給一顆顆地穿起來。鎮與鎮之間保留一定的間距，發展城郊型農業。用城郊型的農業去淨化城市的空氣汙染。要知道，農業的淨化率是很高的。另外，東莞分成咒個鎮（區），每個鎮管十幾二十萬人，這樣便於管理。如果一下子融合成一大塊城市，那整個城市管理就很難，而且費用也高。這種分散管理的好處在‘非典’時期就可以看出來了，廣州、香港這些大城市‘非典’就比東莞嚴重……”
東莞人就在這樣的發展思路下，以堅實的步伐向農村工業化進軍。
7．把夢想照進現實
東莞新一輪的改革開始了。
然而，東莞農村工業化的起步也是充滿了艱難，首先要辟出一條路來。按照東莞縣委縣政府對農村工業化的宏圖構想是：將工廠辦到農村，讓農民們“洗腳上田”，穿鞋進廠，離土不離鄉，農民變工人。但要實現這一宏偉構想必須得從腳下的路修起，因為要想讓工業之花盛開在農村田野，必須給人家鋪起一條條進村的道路。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
要修路，得花錢，當時的東莞困難重重，1984年全縣財政收人才8469萬元，上繳省後，自己能夠用的隻有3013萬元，僅夠吃飯，何況東莞當時像這種張著嘴傲傲待哺的項目還有的是。
但“農村工業化”不是理論上說說而已，必須真槍實彈。沒道，也得踏出道來。沒“米”，也必須想盡法子做出“飯”來。
那一年，東莞把找“米”的手伸到了中央。
當時，東莞煙花爆竹的出口貿易受到外貿政策調整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出現嚴重虧損，於是東莞便呈上報告，請求中央同意東莞用留成外彙進口一些東西回來，以彌補其虧損。經過多方努力，中央終於批給了東莞一些汽車、電視機、尼龍絲的進口指標。於是一段有趣的小插曲便從這一紙批文奏響了……
為了使這筆生意能多賺點錢，尤其是汽車的差價，1984年農曆七月十四，東莞縣委書記李近維親自帶領6人的代表團去了日本。這次他們聯係的是日本豐田汽車廠，他們要購買600輛豐田麵包車。其實，李近維親自出馬有兩個意圖，主要是希望對方能多給點優惠，另外看看能不能將豐田引進東莞。
他們去的這一天是盂蘭節，日本的街頭熱鬧非凡，豐田方也相當熱情，不但派出漂亮、豪華的車隊來迎接李近維一行，而且給他們安排的也是一個特別高檔的大酒店，同時將東莞代表團在日本的10天行程安排滿當，不少行程還是令人動心的旅遊項目。
然而，這樣的盛情款待卻使得李近維頗感不安，俗話說，拿人手軟，吃人嘴短，如果一切都聽從他們的安排，還白吃白住的話，那還怎麼開口談判？於是李近維便向豐田代表表明態度：“非常感謝你們這次熱情的邀請，但我們出來是公務活動，在這裏的費用還是由我們政府來承擔。另外，我們在日本還有好幾家汽車公司約了我們，我們也想在價格上做個比較。”
豐田代表聽到這些話，立馬明白這次的談判恐怕不會輕鬆，東莞人肯定要提條件。果然，談判一開始，李近維便提出在華潤公司訂價的基礎上降低5%。一提到錢，豐田方立馬擲地有聲予以拒絕：“在一個季度內不能調價，我們有很嚴格的規定。”
談判進行了好幾個回合，在優惠5％這個關鍵問題上，雙方僵持不下。
接下來的幾天，東莞人暫停和豐田的談判，佯裝出去和其他汽車廠家接觸。其實，東莞這幫人為了省錢，早已搬到便宜酒店。
這天是個周末，豐田代表特地找到這家小酒店，將他們帶到一個酒吧，說是給他們準備了一些招待節目。一人室，一些衣不遮體的女子熱情地迎了上來，豐田代表向這些女子介紹說，這是台灣來的客人，你們一定要好好招待，接著又寬慰他們說，這個地方很高雅，北京來的客人我們也經常帶他來，大家放心玩。這些東莞人一看這場麵，一個個心裏發毛打鼓，這日本人搞什麼鬼？難道施以美人計不成？李近維不解地問，你讓我們看什麼呀？豐田代表笑眯眯地說，等一下她們跳舞，這是藝術表演，是我們專門招待貴賓的，你們就放鬆吧，不會有事的。 日本人說得心誠意誠，可東莞人豈敢真的放鬆。隻見這6個穿著土氣的大陸幹部一個個腰板挺直，一個緊挨一個地坐成一排，神情緊張，眼光根本不敢落向麵前的美女，這滑稽的場麵大家盡可想象。坐了兩三分鍾，李近維說，我們這些人不懂藝術，也看不懂，我們還有很重要的事。豐田代表再三保證絕對不會出任何問題，但李近維一行還是態度堅決告辭走人，回到酒店後大家還心有餘悸。
再次和豐田談判時，對方終於有了一點讓步，但不是優惠5%。對方說，我們在車身上噴兩條漂亮的線條，這樣你們回去就可以把價格賣得高一點了。李近維立刻說，中國很窮，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中國人現在需要實用，對外觀還沒有那麼高的要求，你們與其噴上線條，不如把錢省下給我們。對方連連搖頭。
見談判陷人僵局，李近維決計提前離開日本，他心裏有底，按這個價格在香港簽約也一樣，很有可能我們的飛機還沒到香港，他們的電話就來了。果然，東莞人剛到香港，豐田的電話就追來了，說重新派人過來談判。不料這新來的談判代表也是態度強硬，還是堅持價格上不能讓步。李近維這時便提出了另一個方案：既然在一個季度內減價讓你們感到為難，那麼，我們買100輛，你們送5輛，行不行？這次對方終於答應了。東莞的日本之行總算沒有白跑。
這一單生意，再加上進口的電視機、尼龍絲，東莞一下子掙了60（X）萬。這時，市委又向外貿部門提出新的要求，出口煙花炮竹補虧還得他們另想辦法，這筆錢留給市裏用於修路。
東莞修路啟動的錢總算有著落了。
對於修路，下麵各鎮村的幹部百姓相當配合，因為他們也深諳“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於是“修路築橋”成為當時東莞人最無爭議的頭等大事。“那時的東莞開始了第一波的道路建設潮，每年由政府安排，在全縣建設40至50公裏的水泥路。當時采用的是‘縣鎮合作’的方式，縣政府每公裏路撥435噸水泥，而下麵鎮則負責出沙石和勞力。但也有例外，像莞太路、舊107國道等重點路線，則是當時縣政府主修；一些比較貧窮的鎮，縣政府也盡量幫忙出錢，這樣就保證了當時東莞的路網能夠初步建起來。當時，這種做法在惠陽地區非常了不起，總共修了約140公裏的水泥路，效果很好，推動了港商回來投資。”當時的東莞交通局長盧銳平回憶說。
正是這樣一條條窄窄的水泥路，鋪開了東莞通向富裕的發展之路，使得東莞的農村開始有了活力，有了生命力。
在東莞的農村工業化進程中，大大小小港資企業正是通過這些公路進到東莞，進駐到東莞農村的農民家門口。他們帶來了變化，也催生了一個時代。當年東莞農村工業化的典型景象是，公路兩旁是農田，農田後麵是工廠。工廠的工作區和員工宿舍區緊挨著。李近維曾風趣地對投資商說：“東莞是一塊非常肥沃的草地。東莞人非常勤勞去種草，你們就在這裏養牛吧。我們絕不宰牛。我們那麼勤勤懇懇去種草，也就是為一杯牛奶而已。”
沒想到，就是這樣的“牛場”竟孕育出一個國內外著名的加工製造業基地來。
說起當年如何將東莞定位成加工製造業基地，李近維向筆者介紹說：“周邊的城市都比東莞強，廣州是省會城市，深圳是經濟特區，香港是國際金融商貿中心，佛山、中山等市工業基礎都比東莞好。靠近這些大城市，有利條件是可以得到它們的輻射帶動，但搞不好也有可能受到以強奪弱，變成燈下黑。要防止這種狀況，必須力求優勢互補，避免惡性競爭，這就需要一個合理的產業定位。我半開玩笑說，這片地方已經擺了許多糖水檔了，我們如果跟他們一樣也擺一檔糖水，那肯定爭不過人家。人家擺得早，地點好，本錢多，經驗豐富，我們要是硬跟人家爭，弄不好就會血本無歸。但我們也不能不做生意不發展呀，該怎麼做呢？我認為，應擺一檔跟他們既有聯係又有區別的東西。有聯係，是為了接受他們的輻射帶動；有區別，是為了避免盲目競爭。那麼幹哪些才符合這個要求？如果擺一檔可樂，這有聯係，但差別不大，竟爭還是很激烈；擺一檔鹹魚，差別是大了，但沒有互補，弄不好引來蒼蠅，人家更討厭。那什麼才是較好的選擇呢？我想，不如擺一檔炒花生，多放點鹽，把花生炒得香一點，花生與糖水搭配，大家生意都會好。具體到東莞的發展定位，我們覺得，周邊盡管有好幾個大城市，但是，改革開放，我們要走出去，要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經濟流向首先要考慮香港，與這國際金融商貿航運中心互補，同時考慮東莞的起點比較低，也就隻好先定位為加工製造業基地。”
翻到1987年的中國大事記，有一件事頗讓東莞人感到自豪——1987年5月27日，東莞成為全國第一個建成城鄉程控電話網的縣級市，這一年，東莞市城鄉程控電話網首期工程20000門全麵開通。
當初的這個“中國第一”究竟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呢？
其實，東莞在提出農村工業化時，其通信業還十分窘迫。1984年初，有一位僑商來東莞考察投資，同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美國的朋友及其女兒，晚上在華僑大廈住下後，這位小姐提出要和美國男友通電話的要求，這可難壞了東莞的領導們，感覺這小姐的膽量不一般，這麼高的要求也敢提！但是，為了讓她感受到東莞良好的投資環境，那個晚上，領導們把整個郵電係統都給緊急動員起來，要求大家克服千難萬阻想盡一切辦法必須讓她和男友通上電話。在眾人的萬般努力下，那位女士終於如願。東莞的領導們也激動萬分，心想她這下該對東莞的投資環境甚為滿意了。不料次日晚，這小姐又提出同樣的要求，聞此消息者無不咋舌，更為佩服她的膽量，昨晚為了她能通上美國的電話，都快全縣總動員了！
不過，這件事也給東莞領導們一個很大的刺激：東莞要想有更好的發展，發展通信迫在眉睫呀！沒有通信業的支撐，農村工業化將是一句空話。
不久，東莞縣縣長鄭錦滔找來東莞縣郵電局局長丁鏡群商量對策。說是商量，其實是出難題，因為鄭錦滔把話說得也很直白，縣裏麵沒錢，但東莞的郵電通信必須要有一個根本性的大起色，希望她這個郵電局局長能夠幫助東莞解決這個難題。
丁鏡群聽到這兒，心裏便知這次領導交給的任務可不是一般的難題。其實，丁鏡群也早就意識到郵電通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她更清楚，東莞的郵電通信要有起色，必須要引進新的設備，那可需要一大筆資金呀！
第二天一早，丁鏡群便出發去了廣州，跑到省郵管局和省局農話處一通哭窮，懇求領導們伸出援助之手。可領導們無奈地攤開雙手：丁鏡群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也沒法子呀，我們整個省一年的農話收人才3000萬元，還虧損著呢，哪還有錢支持你們？別說你們這個東莞小縣城，就連廣州的通信問題我們也是無能為力的呀……
從廣州回來後，丁鏡群感到積在心頭上的壓力像塊沉沉的石頭。省裏沒錢，而東莞這頭的經濟建設還在起步階段，家大人多底子薄，拿不出錢給你，鄭錦滔也早已把話講得很明白。
沒有錢，又要辦大事，而且你還不能叫苦。
誰讓你是丁鏡群？！
誰都知道，丁鏡群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老東莞人都還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莞有三位名氣響當當的女書記，其中一位便是丁鏡群。丁鏡群參加工作早，1978年3月被調到東莞縣郵電局出任局長之前，曾在太平公社當過黨委書記，能力很強，多少男人都幹不了的事情，到了她手裏都能一一做到。
改革開放年代下的丁鏡群果然更不一般。她很快想出招數：既然你們沒錢給我，那你們給我政策。丁鏡群這時想要的政策便是：先向群眾收取電話初裝費，用初裝費收來的錢發展通信事業。
還別說，這一招沒白想，領導們當即表示讚同和支持。省郵電管理局局長李軼聖表態說，虧損不需地方補，鄭錦滔也表示，賺了錢地方不要。
然而，在運行到選擇何種技術這一步時，丁鏡群的壓力一下子大了起來。因為東莞這次想要一步到位，直接搞程控電話。這可是一個大動作呀！
這種高難度的動作在那個年代有哪個城市敢想？
北京敢想嗎？上海敢想嗎？廣州敢想嗎？深圳敢想嗎？
都不敢！
那你東莞憑什麼就敢？
省農話處的領導質疑：你東莞不就是一個農業縣嘛，隻要能打通電話就行了，有必要投人那麼多錢搞程控電話嗎？連開始支持東莞搞電話的李軼聖局長也表示擔優：我覺得人工轉接、轉盤脈衝式電話就差不多了，完全可以滿足你們東莞的發展需要了，搞程控電話不但浪費，風險也大嘛，建議你們就使用香港淘汰下來的那批舊設備吧，我們省局出錢，這也不需要你們東莞出錢。東莞郵電局有些領導想得更多：程控技術風險太大，萬一搞不好會造成全縣通信癱瘓，搞不好坐牢都可能……
“當時的創業可真難啊！”2008年6月，現為東莞市南信公司董事長的丁鏡群向筆者敞開了心扉。我們隔桌而坐，過去的歲月，在她的緩緩回憶中變幻出心血和眼淚，然而，自始至終，她的嘴角一直掛著微笑，“一方麵，我們沒有經驗，畢竟我們是全國第一個建設城鄉程控交換網的城市，技術人員從哪裏來，選用哪個國家的設備，從哪裏開始施工等等，這都是實實在在的難題。另一方麵，很多人反對，但最後我們頂住了壓力，在選擇技術方麵覺得必須有超前意識，東莞市委、市政府也很支持。”
1985年2月，由東莞縣政府、縣郵電局、縣經委、縣計委、縣建行、縣中行和廣東省農話局領導組成的“東莞縣程控電話領導小組”正式成立，王國潤副縣長任組長，丁鏡群任副組長兼程控辦主任。
說起當年的艱難，丁鏡群嘴角的笑變得有些無奈：“當時雖然成立了‘程控電話領導小組’，但大家的認識並沒有統一，有些領導采取不讚成、不反對、不重視、不支持的態度，這給我們的工程建設造成很大阻力。比如說通信建設需貸款，理應由東莞縣郵電局提供擔保，但東莞郵電局不肯擔保，東莞市政府不得已於1987年成立了通訊發展公司（即今日南信公司前身），專門為程控工程提供服務，同時創辦郵電企業，彌補程控工程資金不足……”
一項偉大事業的興旺，總是和那些開拓者的敬業精神連在一起的。通過兩年多的艱苦努力，1987年5月，全國第一家長、市、農話合一模式的程控交換網正式開通，東莞市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城鄉程控化的城市。有那麼幾年，靠近東莞的惠州人甚至坐公交車來樟木頭、謝崗鎮等地打電話。
東莞通信事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全省，而廣東省的通信發展又帶動了全國。
在這裏，有必要提一下的是，由於丁鏡群一心為了東莞的程控電話，被惠陽地區郵電局免去了她郵電局局長職務。好在丁鏡群性格開朗，無所謂這些壓力。為了東莞的程控工程能順利進行，她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向領導訴說這件事。省局的領導不知，東莞市委領導不知，即使她手下的員工也不知，所有的委屈隻有丁鏡群一人默默承受著。直到後來無意中被省局知情後，省局領導才主持公道，給她恢複了應有的行政職務和待遇。
然而，不公平的事情並非就此中止。1992年，東莞的程控工程經過兩期的工程建設，裝機容量已經達到了20萬門，加上已訂貨的10萬門，共有30萬門。沒想到，正當這棵果樹經過多年培育剛剛結出誘人的果實時，郵電係統又伸出手來，把程控電話全部給收了回去。程控電話被收回後，丁鏡群隻好帶領著20多名員工離開了他們拚搏了7年之久的“程控”崗位。
在此，我們不必感歎人世滄桑，英雄沉浮。世事往往帶著兩麵性，是非福禍，順逆曲直，常常同時降臨麵前。事實上，也正是這一次坎坷，才使得丁鏡群和東莞諾基亞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在1987年搞程控建設時，我和諾基亞就有過接觸，還隨同廣東省有關部門領導一起到芬蘭的諾基亞總部考察過，雖然交換機項目沒有談成，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我們和諾基亞就生產移動電話項目再次商談合作，這一次的談判進行得很順利，從開始接觸到投產，前後隻用了一年時間。剛開始時，我們主要做諾基亞的手機充電器、電池等配件，但我們真正想做的是它的手機整機。”
丁鏡群雄心勃勃，但做手機整機絕非易事。在東莞設廠生產手機首先得經過郵電部這道關，進人國家郵電網必須得有準人證。丁鏡群等人通過千辛萬苦，終於於1997年從郵電部拿上了手機人網許可證。然而，接下來的難度就更大了。
當時最大的難點是：東莞在申報項目時，為了能獲得上麵的批準，講明東莞生產的諾基亞手機不進人國內市場，隻是搞“來料加工”而已。但這樣的說法卻和諾基亞總部的意圖完全相反：總部之所以在東莞設廠，就是希望合資做中國市場。
丁鏡群也想做中國市場，但做中國市場，手機生產必須納人國家生產計劃，也就是說，必須要拿到電子工業部的批文，否則地方不能生產。但是，等待電子工業部的批文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事，搞不好三五年都沒準。
審時度勢，東莞相關領導的意見是先拿到批文再生產，先等等。但丁鏡群卻心急如焚，她擔心這一等不知等到何時，她更擔心機遇會在等待中不了了之。
丁鏡群想要先生產，一邊生產一邊等待批文。
但這個想法的風險就大了，因為要生產手機，引進設備第一期的費用就是6000萬。如果生產的手機不能內銷的話，那這6000萬的設備將會成為一堆廢鐵，不僅如此，還得承擔諾基亞總部的經濟賠償。
這可是天大的難題！連丁鏡群的同事朋友也紛紛勸她放棄算了，風險著實太大。
但丁鏡群向來不是一個輕言放棄的人，她怕一旦放棄，這個機會就會終身錯過。
這天，丁鏡群等人在市委書記辦公室外一直等到將近淩晨3點，才見到了李近維。說起來，李近維還曾經是丁鏡群的老部下。“文革”期間，東莞縣革委會整個機關隻分為政工組、生產組、保衛組、辦事組四個組，丁鏡群任辦事組的組長，李近維則為辦事組的一名工作人員。丁鏡群很關心李近維，李近維對丁鏡群也非常尊敬。
熟知李近維的人都知道，隻要不出差，李近維晚上的時間都是在辦公室度過的。他總是怕回家早了，少不了有人到家裏來探訪，或請示彙報工作，更怕人家還要順便帶些禮物。因此，幾十年以來，李近維沒有幾個晚上是在12點鍾以前離開辦公室的。大家都熟知他的老習慣，有事都在晚上去辦公室找他。常常，一個個來訪者接待完，時間已是半夜兩三點鍾。
在詳細聽取丁鏡群的彙報後，李近維思索良久，終於表態支持，並承諾若生產手機事項不成功，需付給諾基亞方麵的賠款，由東莞市政府想辦法解決。
那天從市委書記辦公室走出來時，東方正欲破曉，丁鏡群深深吸了一大口新鮮空氣，在心裏說了一句：東莞諾基亞的朝陽也會很快升起！
在李近維的支持下，1998年4月27日，第一台數字式移動電話走下東莞諾基亞的生產線。但在場每個人的臉上卻是愁容滿麵，此時，該項目尚未取得電子部的同意，還並沒納人國家項目計劃。
諾基亞的手機生產那是先斬後奏啊！東莞這次冒的風險可不小。李近維也曾向筆者談起過這件事，他回憶說：“我一向很重視通訊電子行業的發展，1994年我回東莞時，就感到我們這方麵的發展有點晚了，但我不甘心，我們也應該有一席之地啊。如果我們在通訊方麵沒有搶得先機的話，那我們就不能夠在產業升級方麵獲得機會，就會停留在玩具、服裝、毛織等產業上。所以，聽了丁鏡群的彙報後，我認為他們所做的論證很有道理。當時一起討論這件事的還有主管工業的副市長周致納，他對工業很熟悉，工作很有開拓性和前瞻性，考慮問題也很周詳，他是極力主張上這個項目的。當時大家分析後一致認為：一、手機發展前景廣闊，必將勢不可擋地迅速普及人人使用，市場沒有問題。二、合作方是國際著名大公司，通信技術及其信用享譽全球，不跟這樣的大公司合作還跟誰合作？三、根據對方提供和我們掌握的情況，很多原材料都可以在國內取得，國產化程度將比較高，符合發展的方向。四、我們國家在不斷走向開放而不是收縮，我們完全有信心爭取到國家支持，但產品沒有生產出來，現在拿到上麵報批也不是時候，不如以來料加工的方式先讓設備進來生產，到時候上麵看到我們設備先進、技術含量和國產化程度那麼高，市場又在不斷擴大，肯定是會批準的。五、6000萬元設備款不是小數，萬一上麵不批準，合作方有意見，我們就把設備買過來自己生產。即使這樣做也不行，以現有的財力，這個經濟風險我們也冒得起。在全麵考慮這些問題後，我們覺得必須抓住機遇，不要怕冒這個風險，要怕應該是怕錯失這個機遇！”
“諾基亞的工作不但得到了李近維書記的支持，鄭錦滔市長也披掛上陣，親自進京到電子工業部去做工作，最終取得了國家主管部門的諒解。曲維枝副部長視察過我們東莞諾基亞後，印象很好，覺得企業有規模，國產化程度較高，管理規範。最後，在多個部門協調下，最終同意將此項目納人國家計劃，並為東莞諾基亞頒發了生產手機許可證。”丁鏡群回憶到這裏時，終於咧開嘴大笑開了，笑得那麼開心。
而今的東莞諾基亞移動電話有限公司，已成為諾基亞在全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之一。從1998年生產手機開始，到2006年底，東莞諾基亞累計出口額超過70億美元，累計納稅額超過35億元人民幣。 目前累計生產手機4億多台，為社會提供了6000多個就業崗位。2008年6月．諾基亞東莞公司第5次獲得諾基亞全球品質獎，在諾基亞全球生產基地中，能夠獲此殊榮的也僅此一家。
從程控工程的建設到後來的東莞諾基亞，以及發展物流產業，對這20多年的人生曆程，丁鏡群充滿了自豪感，她對此的心得是：“要善於尋找機遇，更要善於把握機會。”
緊緊抓住每一個機遇，成為生活的主人。這就是命運，也是人生真諦。如今，年過70的丁鏡群每天依然是精神飽滿地去單位上班。從十幾歲出來參加工作，她早已習慣每天勤奮工作。這是她的生活常態，也是她的人生樂趣。
大仲馬曾有這樣一句名言：誰若是有一刹那的膽怯，也許就放走了幸運在這一刹那間對他伸出來的香餌。
這句話不僅對丁鏡群如此，對東莞也是如此。
8.“洗腳上田”演繹精彩
改革的號聲震動著天空。農民們束縛已久的生命力終於從這農村田野上那條條籲陌中被釋放出來。那條條降陌就像一根根粗大的繩索曾經捆綁了多少代農民的手腳啊。這葉陌從中國古老曆史的縱深處延伸而來，卻永遠也無法通向富裕的天堂。如今，中國的改革大潮終於衝垮了這條人類曆史上最堅固的堤壩。
東莞的農民也奇，他們沒念過什麼書，更沒讀過什麼經濟學，但對於各種技術活、生意經一點就通，還能融人自己的發明創造，於是“洗腳上田”後的農民們演繹了一個又一個精彩的創業傳奇，一首首輝煌的命運交咆曲在此奏響。
筆者早就耳聞宏遠集團的老總叫陳林，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應該記錄的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傳奇不僅僅在於他帶領的宏遠集團用20年時間發展成為擁有一個上市公司、3個工業園區和54家企業、總資產超過30億元的大型企業集團，他以“敢為人先”的意識使宏遠開創了諸多曆史新紀元——東莞第一家上市企業，中國第一家民營籃球俱樂部，CBA第一家贏利的俱樂部，中國足壇第一筆轉會，他的傳奇更在於他的社會責任意識，帶領鄉親脫貧致富，使村裏人都過上了比過去更幸福的生活，有了比過去更要美麗的家園，讓箕村成了東莞城裏人羨慕無比的富裕村。從1988年到2006年這18年，單宏遠集團交給I村有賬可查的就達四五個億，而且，陳林還搞了個宏遠工業區，有3萬多員工，解決了複村的勞動力問題，讓這塊土地上的每個農民都賺上了大錢，還為村裏辦了幾個幼兒園、小學和中學，以及宏遠外國語學校等。這些年來，捐助社會幾千萬元，每年上繳國家利稅也都近兩個億。
一個“洗腳上田”的東莞農民，究竟靠什麼成為創造諸多奇跡的傳奇人物？
我們眼前的陳林現年66歲，瘦高個，麵孔微黑，戴副眼鏡，舉手投足間依然一副農民的神態，看上去絕對是很會勞動、很能吃苦、也很會養家的一把好手。他告訴我們說：“我們家以前挺窮的，我剛念完初一便輟學務農，17歲當生產小隊長，32歲當大隊長。改革開放後，我開始琢磨，覺得應該幹點什麼，思想必須要開放才行。當時我有好幾個親戚在香港，他們在1979年先後送了我三輛汽車，於是我便搞起運輸生意，賺了點錢。1983年，我看有不少人做生意，我也跟著潮流做起了小家電、小型發電機等生意，沒想到幾筆生意做下來，虧得一塌糊塗，欠下一身債務。那時候壓力挺大的，隻能每天咬著牙往前過。沒辦法，你不搏不行啊。後來有一個機會，東莞搞市運會，我抓住這個機會做了柴油和化肥生意，很快就賺了錢，慢慢便還清了債務。”
人生無時無刻不在接受命運的挑戰，隻有在命運的十字路口敢於作出戰勝自我的抉擇，才能走上通向強者之路。
1986年，陳林用四五百萬元買下土地蓋廠房，奠定現今宏遠集團龐大的產業根基。問起當年怎麼想起買地這一做法時，陳林憨憨一笑，說：“1986年還清債務後，手上還有些錢，當時我在琢磨，土地放著不用遲早會被征用，你不發展別人就發展。想來想去，感覺買地應該是一個比較長遠和穩妥的做法，於是我們就買了土地。當時也便宜，不過是三四十元一平方米，一共買了320畝，還不用辦國土證。另外，當時我也是村裏的大隊長，覺得自己有責任帶領全村人共同致富，因為光你一家富了就不會有親友，別人就不會幫你。”
在這樣的責任感下，陳林於1987年代表I村拿出320畝土地與東莞外經委合作，到香港融資1400萬美元建立了宏遠工業區，成立了宏遠公司，其中，東莞外經委占60％的股份，宏遠代表11村社區占40%。
“幹了幾年，到1990年底時，我們想到香港的銀行貸款124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有風險的，外經委擔心我們還不起他們要負債，提出異議。後來我試探東莞外經委，可不可以把股份賣給他們，把整個工業區歸外經委？他們不敢要，說一個部門很難管理一個企業。反過來，他們提出將他們60％股份以1200萬元的價格賣給宏遠。我考慮之後，覺得這既有風險，但也是機會，考慮再三後決定買下。最後我們給了外經委1500萬元買回了60％的股份。買回來之後，我有了搞股份公司的想法，1991年底，宏遠搞起了股票，總共發行一億股，當時一股麵值1元，發行價2元。每個董事20萬股，剩下的給了每個村民3000股。”
這在當時，連中國城裏人都很少有人知道什麼是股票，更何況是一向孤陋寡聞的農民。這不是西洋景嗎？聽說宏遠送股，村民們紛紛串門，打聽股票是什麼玩意兒，能不能買東西，打聽清不能買東西後，很多村民都表示不要，要那張紙幹嗎呀？然而，過了沒多久，村民們不知從哪裏又聽說這玩意兒將來能當錢用，而且還能發財，今天一塊錢，明年就能變成兩塊錢，於是村民們一傳十十傳百，個個都爭著來買，有的人甚至花雙倍價錢去買，後來漲到了4.6元、5.6元。
別說村民們覺得這是個西洋景，就是陳林自己也搞不明白股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做了一世農民，哪懂得什麼股票。當時真的不明白股票是什麼，是縣裏推薦的。縣裏說宏遠有個新科，有個這麼好的工業區，應該去上市。當時東莞首先搞內部股份的是石龍通達，後來是東莞水廠，我們是第三家，前兩家發展都不好，最後隻有我們到省裏爭取到了上市指標。當時鄉鎮企業上市的，我們宏遠是全國第一批”。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宏遠的生意越做越大。縱觀20世紀後20年的中國改革風雲，多少英雄幾經沉浮，那些浮不起來的，最終都是因為自己的內力不足而致。正如海明威所說：人生往往失敗在自己手裏。陳林懂得這個道理，他時時告誡、提醒、反省自己。“也許以前宏遠風光得太多了，後來公司大了，什麼都幹，最後越幹越搞不下去，從2000年開始，宏遠開始重新整合，開始有了起色，這幾年一直比較好，重新回到健康發展的道路上。我們成功的同時也有不足，不過不要緊，關鍵是能夠認識到不足，知道去改進它，這是最重要的。”陳林滿臉誠懇，“我一不會吹，二不要當英雄、模範。我始終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點，這樣我可以看到前麵有很多人在走，就會有追趕他們的信心，有前進的動力。因為你看不到比你強的人，你會缺少全力奮進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