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又因為非常偶然的原因，到伯克利加州大學去讀了四年書，四年忙著寫報告哄教授，忙著教書賺學費，忙著拿高分搶獎學金，連學問都不做。
我心裏著急了，我已賠不起時間。早早讀完，打起包裹，把我買的上千冊書運回我尚無寸地之房的北京，完全沒有留在國外的想法。最後一次去圖書館還書時，路上遇到導師白之(Cyril Birch)先生。他說：“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打電話來，說要招聘教師，你何不去一次？”
免費玩一次歐洲，何樂不為？這一路遇，卻把我朝“學術”方向又推了一把，此後就沒有走回頭路的機會。
因此，對虛擬的問題“你怎麼不早寫小說”隻有一個簡短的回答：“從來就沒有機會。”命運的鞭子催著我在學術之路上顛簸，從來沒有嚐試另一種選擇的可能。
不過回過頭來問，如果有選擇，我會早十年或十五年成為一個小說家嗎？這當然又是虛擬的問題，但從規律來看，似乎不太可能：凡是學問能玩幾下子的人，創作總不太行。古人才高，《滄浪詩話》遠比《滄浪集》寫得漂亮；《笠翁十種曲》怎麼也比不上《閑情偶寄》的戲劇理論；寫論文都“筆底帶感情”的梁啟超，小說寫得像講義；而胡適“嚐試”用創作說明其理論，隻給現代文學添了幾分窘。
自然，例外也是有的。茅盾作為理論家和小說家都領袖群倫；意大利符號學家艾柯(Umbeito Eco)幾部長篇巨製讓人歎服；英國文學理論家洛奇(David Lodge)寫小說諷刺理論界入木三分；美國女批評家蘇珊·宋塔格(Susan Sontag)寫小說一樣才氣橫溢。
說到底，這些都隻是例外，在龐大的文人隊伍中，這樣的例外不形成統計學上有意義的數字。學術、創作，哪一行都得窮畢生之力，能做出點成績已算僥幸中之僥幸。尤其是我這一代，浪費掉的歲月最多，被命運播弄得最慘，“文革”前入學，從1967到1970屆畢業的大學生，看著前麵幾年受完高等教育者，在80年代成為功力深厚的學科帶頭人；再看後生幾年的所謂老三屆，沒有半生不熟的專業教育束縛，在廣闊天地裏又少了點管束，多了一點心靈自由，新時期嶄露頭角的藝術家多出於此輩。自此以後，一代比一代機靈聰明，讓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五年一個學術代來計，我們這個“文革代”，可以說是共和國旗幟下長大的最呆笨、最沒出息、最少才氣的一代，在任何行當都是人才出得最少，留在西方的職業人士也最少。我們隻有半生可用，能入一行就算不錯了，何複藝術？
既然如此，我怎麼會在近三年寫起小說來？說起來可能不信，寫小說是我的“怕擠”恐懼症逼出來的。我從小怕擠，情願步行不去用肘子功奪公共汽車之門；曾經想入團，那推搡勁兒把我嚇壞了。
入了學術圈，發現同行軋擠得更慘。記得在“搞”外國文學時，一位前輩說：“上麵老頭還沒去，你們下麵又擠上來了。”可能是酒後真情，那股怨艾，聽得我毛骨悚然。我心想，研究莎士比亞，怎麼不到英國學界去擠？中國莎學界怎麼嫌人多？
想到此，心裏不是滋味，立即決定離開外國文學研究界，轉向翻譯；不久遇擠如故，轉向現代文論；不久遇擠如故，轉向比較文學；不久又如故，轉向詩論詩學；不久又如故，轉向敘述學。至今算來，平均每三年改一次學術方向，而今可以對每一輛公共汽車門前的擁擠者說：“其實上麵挺空的，不過你們放心，我不上這個車。”
為怕招人嫌，如此躲法，也算煞費苦心了吧。即使這樣，當我試圖在北京找個大學回國任教時，驚奇地發現首都幾乎每所大學的外國文學、中國文學、文學理論、比較文學教研室都擠。平時開會時有說有笑的同行，直接或間接地勸我別來跟他們“加塞”搶房子，搶職稱，搶“博導”。這令我大吃一驚。不是說什麼學術危機嗎？怎麼學界依然全天候擁擠。與其擼起袖子來幹一番自我證明，不如高懸免戰牌退避三舍。
由此，三年前我才麵臨進入學術界十五年後的真正危機，才真正遇到一個選擇機會：我可以寫詩，寫小說。我不必讓同行們覺得我會去擠他們。請放心，朋友們，我心不在學問上，隻想做些創作小玩意兒。戲台寬得很，況且我還能唱些別的戲目，唱得不好看官們會包涵。
雖然這三年中我的研究還在繼續，論文也在合集，著作也在出版，那基本上是慣性，是職業的最低要求。我若想回北京，就得有所不為。要證明我放棄“洋鐵飯碗”高薪長俸，隻是為了鄉愁，不是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