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的小人物，如於華亭、凱末爾，甚至聯絡參謀尕揚，都實有其人，雖然其事不彰，隻是碰上了什麼惡煞而被抓進事件之流中。
而主人公章亞邵與他的朋友伍英奇，不得不以虛構的名字出現。這真是遺憾的事：他們原名張雅韶與吳應祺，他們承擔的敘述任務過重，使他們竟然難以負起曆史人格的責任。
參謀長吳應祺在1936年被馬仲英召到莫斯科麵授機宜，其結果是三十六師在南疆重新采取軍事行動，與盛世才對抗，使蘇聯再度入疆作戰。究竟馬仲英唆使叛亂，還是馬仲英召吳應祺此事激起叛亂，諸說各異。總之，此後三十六師部隊覆沒、番號取消，而吳應祺不知下落，有人說在印度孟買做珠寶生意。
秘書長張雅韶的確是1935年新疆政治保衛局肅反的要案，張雅韶如何落到盛世才手中，卻是說法各異。有材料提及，張雅韶五六十年代在蘭州大學俄語係執教。據說最終未能逃脫“文化革命群眾專政法庭”之手，因曆史過於複雜而屢經拷問毒打，自殺於“牛棚”。盛世才在自傳中曾憤憤然反駁新疆受害者永無休止的指責，說如果他真的殺人那麼多，就不會有這些人活下來到處信口雌黃。此妙言用不到張雅韶身上，他從來對此段曆史諱莫如深，從無訴冤、寫控告、寫回憶錄、寫文史資料之類的事。這段曆史最善言的聲音，竟自行封口，一字不露。
見過曆史真麵目的人，哪怕活下來，也無語。
因此，筆者現在寫下這段曆史。並不是因為知之甚詳，恰恰相反，是因為知之甚少。曆史如地殼，缺口緣縫而生，才會憤怒地呼號。或者更準確地說，所知不多者，才有膽量為曆史代言，試圖在厚實的疤痂上叩診。本來筆者準備等讀到新疆或甘肅公安廳保存舊檔公開之日，再來寫這段曆史，近來聽說由於無保管條件，60年代舊案已紙片碎裂，30年代粗紙稿則已變色黴爛，紙張粘連，無法揭開。由此，曆史從大堆檔案中解脫出來。
1992年，筆者有機會經過莫斯科，曾到盧比揚斯克大街前克格勃總部。陰森的大樓那時已經“開放”，筆者要求翻閱30年代中期新疆問題檔案，竟是一問三不知，似乎蘇聯情報機構從來不卷入此類活動。接待人員，一個漂亮又和藹的俄國女人，確是很稱職。筆者失去追問耐心，莫斯科夏日萬花怒放，宮殿絢麗輝煌，街上滿是誘人享樂的廣告，筆者頓時覺得自己多年追尋這段曆史，其實甚為無聊。這一點小感覺，竟然使本文的寫作再次一拖幾年。
小說之前
三十六師所處張掖那二年，章亞邵很看不慣秘書處一些共產黨員同誌耽於下圍棋廢寢忘食。他幾乎要在會上正式提出指責，說這些人革命意誌消沉，玩物喪誌。但他想想，止住了自己，他也的確沒有什麼工作給這些同誌做，馬仲英也不需要那麼多馬列主義教師。章其實會下圍棋：在江南士族之家，這是世代相傳的清雅玩意兒，這些北方書呆子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他很快重溫了棋藝，把所有的棋迷打得落花流水，而且一邊圍殺一邊毫不容情地嘲笑他們。兩三個月之內，他的加入式示誡法就起了作用，圍棋變得興味索然，整個秘書處從此根絕了棋患。
竟然會想起此類小得意！他不禁對自己搖頭苦笑。
後記
每次聽到有人問我，“你怎麼會寫小說？”總覺得挺逗，這問題大有問題。應當問，“你怎麼不早寫小說？”此話無人問過，是我常問自己。回答卻一樣不容易，三兩句說不清的事。
有時我幽他一默：“小姑嫁錯郎。”
一想，也不對，像事業不順心者把責任全推到“畢業誌願指導教師”身上。我從無福氣得到一點這方麵的指點，隻有在煤礦挖煤的70年代將結束時，我準備考研究生，一位礦部主任對我說：“黨叫幹啥就幹啥。”他一邊拍拍我肩膀，減輕此警告的衝擊力。對此我很領情，但研究生還是要考的。
即使當時有高人指點：“別急著去做學問，何妨試試創作。”我會寫小說嗎？不會。原因簡單而頗為實際：太慢，浪費十年之後我已等不及，況且工棚緊擠的雙層床之間沒有一張桌子。
那位部主任果然實踐他的警告，用許多大紅公章阻止我“自謀出路”讀研究生。能溜出煤礦已得念佛，還想別的？
學問做得不怎麼樣，隻是十年無書讀之後，讀什麼都可以。1981年我得到了富布賴特學者研究獎，跑遍了美國的圖書館和文學檔案庫，翻檢世紀初美國一二三流詩人關於中國詩的通信投稿等等。無聊題目已做得自得其樂。
1983年，在北京參加中美比較文學第一次會議，在籌備會上錢鍾書先生用一連串驚天動地的俏皮話和宏經僻典的引證說明了他的觀點之後，突然說：“在座的青年朋友，不要做‘學’忘了‘文’。”當時我一驚，馬上又鎮靜了：世上能有幾個錢鍾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