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之後
本篇中所有有名有姓的人物，曆史上確有其人，雖然不同的記載對他們的介紹幾乎完全不同，令人對曆史的粗枝大葉草菅人命頗感憤怒。
盛世才的生平似乎應比較翔實。他請蘇聯人來，又借斯大林之手殺蘇聯人，請中共來又殺中共，請國民黨來又殺國民黨，請民主人士來又殺民主人士，使這個名字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叫人恐怖的黑影。盛於1945年被迫放棄新疆，此後就一直遭各界受害者控告。20世紀50年代在台灣出版自傳《牧邊瑣憶》，試圖自辯，雖是一麵之詞，至少是對殺人魔王說的一種平衡。例如盛世才強調，自1937年肅清四一二陰謀集團之後，新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實施了兩個三年計劃，經濟文化建設成就確是史無前例，有數字為證。盛世才應是現代安定政治學的前驅人物。
盛世才對現代中國政治做出的最大貢獻，應是陰謀集團法。在這之前中國自然從未斷過集體迫害，陰謀集團法卻能把毫不相幹的人物，所有掌權者覺得礙事或無所謂的人一掃而空：不用囉唆查究“罪行”，隻消有人“發展”過你就立即入網。此法後經發揚光大，屢試屢靈。例如1969年的“五·一六陰謀集團案”，竟然打出一千萬陰謀分子。
馬仲英的記載極其零散。維軍首領堯樂博斯在台灣《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回憶錄連載，把馬仲英描寫成傳奇英雄，頗有西北民族的史詩風度；另外兩個重要文件，發表在大陸《文史資料選輯》上：韓定山的《馬仲英與河湟事變》和楊波清的《馬仲英入新隨軍見聞》。後一文件至今視馬仲英為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可見曆史對犯幼稚病的人最不願寬容。
關於馬仲英的結局，不僅各種書麵材料出入過大，而且幾乎都列出“一說”又“一說”，似乎連把一個故事說到底的勇氣都沒有。
其中一個說法是盛世才在其自傳中提供的。據他說：1937年初，斯大林計劃讓馬仲英回中國，建立甘、青、新回族抗日聯軍，阿普列索夫奉命來與盛世才商量，盛斷然拒絕。此後，馬仲英閑居莫斯科郊區，生活闊綽，揮霍從新疆帶出的珠寶黃金，引起克格勃特務的嫉恨，在他食物中下毒。馬仲英僥幸未死，從此心灰意懶，最後斯大林批準“對馬氏及其隨員們一律處死”。
筆者掂量再三，覺得此說不無道理，它至少解釋了盛世才為何發動清肅，並且冒風險把阿普列索夫列為托派集團首腦。當然也可能是事過多年後向國民黨作的解釋。
另一說見於王俯民編《民國軍人誌》：1935年，蘇聯專家與馬仲英旅蘇班子建立聯合參謀處，研究西北局勢，研究讓三十六師主力重入河西走廊，聲援剛到陝北的紅軍，不料駐南疆的三十六師竟拒絕從命。
可以猜想，蘇聯人到後來或許明白了，他們不惜大動幹戈支持盛世才，迅速擊敗逼走馬仲英，是太短視了：如果紅四方麵軍進入河西走廊時，馬仲英從新疆趕回河州三十六師老家接應，西路軍不會全軍覆沒，“打通國際路線”的大戰略就會成功，那麼整部中國現代史就得重寫，而本書主人公們一生命運就很不相同。但曆史已經合上：馬仲英失去實力後，不再受蘇聯方麵重視。
此書認為馬仲英很可能墜機失事而死，乃是采用很普遍的傳聞：馬仲英到蘇聯後，進入空軍學校學習駕駛飛機，最後死於演習特技動作。此說很符合馬仲英奔放無羈的性格，對進步思想、先進技術的偏好，死在戰鬥機座艙裏似乎比死在馬上現代一些，寫小說不妨用此結尾。
蘇聯自內戰之後，逐步鞏固東方。30年代初在新疆逐鹿者之中選定盛世才，並且不惜陸空軍全麵入侵扶植之，在此決策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是情報部門特工格爾金·阿·阿普列索夫(ГЕР ЛИН АAПPECOB)，顯然他的意見壓倒了職業外交官們的意見。筆者覺得此決策中有相當重要的因素是阿普列索夫本人的性格，他在好弄權術上似乎與盛世才頗為投合。為此事，阿普列索夫立功受獎，被任命為駐迪化總領事，一時儼然是新疆太上皇。不料竟然落入圈套，被盛世才封為四一二頭目，可見俄國人玩弄政治，畢竟不是中國人對手。曆史上以俄為師的一係列人物，究竟何人是真心佩服俄國人？蘇聯人對此醒悟之晚，也證明他們遠不如中國人聰明。
阿普列索夫於1937年4月底奉命解職返國，他自知不免，隻是身在新疆逃脫無計。據後來任新疆省副主席的包爾漢回憶：阿普列索夫經瑪納斯到烏蘇，二人告別時阿普列索夫流下眼淚。回俄一個月後，被槍決。
蘇聯大肅反固然驚心動魄，沒有人注意到一個明顯的事實：斯大林弄死的人多半是政治人物。政治的第一金律是不可能人人得遂其誌，大部分人本來就得痛苦地咬下失敗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