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第十章
京派與海派
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古都，上海則是一座女性化的新城―正如男性越滄桑越有成熟的魅力，女性越青春越有驕傲的資本。北京與上海，都可以說是性別特征明顯的城市―當然，這種特征更多地表現在精神上。北京人的政治情懷和上海人的生意頭腦，都可以說是發揮到極致了。北京以政治為中心，上海則以經濟為根本―自近代以來，北京的黃鍾大呂，和上海的風花雪月，一直形成鮮明的對比。它們也就分別成為中國的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的最佳代表。在客觀形態上，北京是精神的天堂，適合男人胸懷遠誌、建功立業；上海則是物質的樂園，適宜於女人消費、購物，玩味一番小布爾喬亞的情調，如果說北京的雕梁玉砌間洋溢著英雄主義的空氣，令有誌者俯仰之間欲聞雞起舞、拔劍四顧，那麼上海的燈紅酒綠裏則灑滿浪漫主義的香水味，在霓虹燈下做個冷靜的哨兵都很難的，會叫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
表現在文學上也是如此。20世紀上半葉，北京出了個老舍，屬於土生土長的京味作家；上海也不甘落後，推出了張愛玲，文字的肌理光滑圓潤，而又柔若無骨。這是兩座城市當時分別推出的文學偶像。男人愛看老舍，女人愛看張愛玲―老舍是粗礪的，符合北方人的欣賞趣味，張愛玲則是細膩的，迎合了南方人的審美觀點。至於當代，寫上海寫得最好的還是女作家（甚至給我這樣的錯覺：上海搞文學的大多是女人，至少在男女比例上是如此）。譬如王安憶，專門為上海的繁華夢寫了一闋《長恨歌》，有貴妃傷逝之感。譬如頗與此地風水吻合的所謂“小女人散文”。又譬如以新人類自命的衛慧（代表作就叫《上海寶貝》），還有棉棉……在北京文學則一直是男人的霸業，繼王蒙、劉心武之後，獨領風騷的要算是王朔了，以北京痞子自稱，作品也有地域特色，如《頑主》、《動物凶猛》等。上海人的小說太像輕音樂，受鴛鴦蝴蝶派毒害太深，北京人的小說一向以口語化取勝，很容易改編成電視劇或話劇什麼的。仔細比較還能發現：上海製造的小說大都籠罩著悲劇的氛圍，北京生產的小說則塗抹喜劇的色彩―連苦難的歲月在記憶中都會變成陽光燦爛的日子。上海總是在懷舊，顰眉捧心作怨婦狀，顧影自憐。北京人最關注的則是現實（幾朝的富貴對於他們都是不屑於繼承的遺產），因為他們憧憬未來。這或許就是悲觀主義者與樂觀主義者的區別。在上海，隻有一百年曆史的名宅、教堂、老飯店，似乎都值得當地文人們去憑吊、徘徊、撫今思昔、涕淚交錯。而北京有那麼多貨真價實的名勝古跡，主要是用來吸引外地遊客的，本地人沒事很少去閑逛或傷懷的。北京，連女人都有點大大咧咧的，落落大方，心直口快，一切全寫在臉上，爽朗有餘，含蓄不足，繼承了太陽的性格。至於上海，則充滿了月亮的特點，陰晴圓缺，雲籠霧罩―連男人都難以避免這種影響，他們溫和細致，禮貌文雅，習慣在咖啡廳角落綿綿私語，不太勝任在大庭廣眾之中慷慨陳詞；當然，涉及到利益的問題他們又帳目清晰、纖毫不亂，絕對算稱職的商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天之驕子，也各有千秋。上海人身上，也不無值得北京人學習的地方。商界的一位高手對我說，他喜歡跟上海人做生意，跟北京人做朋友。跟上海人簽合同特讚助，討價還價至少要好幾回合，經常為小數點後麵的數字爭吵得麵紅耳赤，像家庭婦女買菜時所為，斤斤計較。但有個好處：一旦雙方達成了協議，就不用擔心了，一定會兌現。上海人輕易不承諾，而兌現承諾時的認真態度―不比討價還價時遜色。他們真正繼承了商人的傳統：重信譽。北京人重的則是信義―因為他們講的是江湖義氣。他們意氣用事時樂於助人，喜歡承諾―—而不考慮兌現的難度。即使談買賣，營造出的也是朋友的氛圍，而不願分清合作夥伴的關係。經常感情用事：“咱倆誰跟誰呀？”或“你還信不過我嗎？”但衝動時說的大話，有些酒醒後就忘了，有些則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你可千萬別當真呀。否則你會有某種受騙的感覺：這人怎麼說話不算數呀， 口口聲聲是朋友，這也太不夠朋友了。其實他並不是存心騙你的。他就是這麼個馬馬虎虎、咋咋呼呼的性格。跟北京人做朋友有樂趣，總能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江湖大一統，像守著個火爐似的。跟上海人做生意則很清爽，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涇渭分明，不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上海人做生意，時刻遵守遊戲規則。北京人的生意，則容易演變成無規則遊戲。所以北京出熱血的政治家，上海出冷靜的生意人。城市對人的影響，有時是不可逆轉或違抗的。但如果能把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則是更大的勝利。關於這一點，魯迅早就說過：“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正確的。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人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北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在美學上也是如此：陽剛之氣與陰柔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京派與海派之爭，久矣。在魯迅的時代就沸沸揚揚地鬧過。北京人與上海人，堪稱北人與南人的典型，也是其成功者，但一直似乎都有點互相看不順眼的意思。或許，雙方都過於自尊了。在當代也是如此。這似乎就不太順應潮流了。幸虧上海的王安憶評點得好，未帶什麼偏見：“上海和北京的區別首先在於小和大。北京的馬路、樓房、天空和風沙，體積都是上海的數倍……即便是上海的寺廟也是人間煙火，而北京人的民宅埋巷都有著莊嚴肅穆之感……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於藝術感，後者則更具實用精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讓北京變成另一個上海，或讓上海變成第二個北京―都會有遺憾。差別中才有美，才有價值。
陽光燦爛的大院
很久以來，北京市民的居住環境有兩大特色：首先當然是胡同多，據說真正帶有土著血統的老北京（包括提籠遛鳥的八旗子弟後裔），大多散落於古色古香、民風淳樸的胡同和四合院裏，延續著“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的市井生涯。其次，則是大院多―我不知道使用“大院”這個概念是否規範，它主要指北京地麵上那些國家機關、部隊或文化部門“割據”的辦公及宿舍區，以區別於胡同地帶小巧封閉、平民化的獨門獨院。這裏所說的大院，相當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後在舊皇城外圍（包括當時的近郊）擴建的，高高的院牆，結實笨拙的蘇式低層樓房，大門可通汽車，有威風凜凜的士兵或係紅袖章的門衛看守。在大院裏集結並和平共處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說著撇腳普通話的幹部及其家屬，從那麼一天開始，他們遵照這個古老國家重新編排的戶籍製度―成為名正言順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間，是屬於這些新時代的移民的。他們的孩子，也是在這塊土地上成長的．後來，他們的孩子又有了孩子……這些孩子們啊，在紅漆院牆的保護下醒來，在樓房之間的綠化地帶玩耍，或者去鄰近的學校上課，說標準的北京話，漸漸淡忘了遙遠的老家。
王朔的小說《動物凶猛》，描寫的就是這樣一群部隊大院裏的少年， 自恃遺傳著貴族的血統，而在那整個社會人性都麵臨考驗的特殊年代，無意識地被推舉到荒草滋長的舞台上，成為一幕荒誕戲劇的角色：逃課，躲在大院角落的假山石背後學抽煙，比賽喝啤酒，吹噓各自追逐女孩的經驗，砸仇人家的玻璃，偶爾糾合起來，騎著自行車、脖子上斜挎的黃書包裏藏有鐵器，浩浩蕩蕩地去和另一所大院裏的少年團夥打架……他們的青春，就是在目空一切的優越感和張揚的野性中荒廢的。這些在紅旗下長大的孩子啊，當年齡的迷彩被院牆外麵的風雨剝離，脫離了溫室之後也獲得清醒，回首那被時代誇張的少年血性，開始溫和、平淡且豁達地看待周圍瞬息萬變的世界。《動物凶猛》之所以被薑文改編為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因為他也曾經是部隊大院裏的孩子，他太了解這些少年的夢想是如何在綠樹紅牆之間奔突而最終尋找到出路的，因為歲月將作為隱形的導師，以鐵一樣的法則教育它階梯課堂裏所有蒙昧的學生。
北京錯落有致的大院，在那些少年眼中是帶有母性色彩的―搖籃般嗬護著他們盲目的青春，寬容得簡直近乎縱容。天永遠是藍的，樹天生就是綠的，一生中又能保持多少陽光燦爛的日子……
西郊某些地段是軍事單位所在地，較著名的有海軍大院、空軍大院以及玉泉路的國防大學校園等等。據說王朔本人就是在海軍大院裏成長的，走過那由綠琉璃瓦院牆、鵝卵石甬道乃至假山石、月亮門組成的街邊公園，我忽然幻想《動物凶猛》裏女主人公米蘭美侖美奐的笑魘是否曾在這裏綻現。
我從南方移居北京已不少年頭了，剛來時借宿在三裏河一帶某位朋友的空房子裏，那是計委大院，層層疊疊的蘇式老樓房排列成方陣，中間是蟬聲不絕的林蔭道，樹木已長到三層樓那麼高。我下班時從木樨地鐵站口鑽出來，才發現十裏長街已繁星滿天、華燈初上，往北走約一站路，就是三裏河―地名雖與河有關，我卻連一條稍氣派點的溪流都未找見，倒是左近修築有積水潭公園，可惜那是一塊巴掌大的湖泊。計委大院與公園僅僅間隔一條馬路，我在灰漆斑駁的筒子樓裏寫詩，隻要推開窗戶，就能聽見對麵公園裏傳來孩童們嬉戲的笑聲―不知為什麼，世界一下子就顯得二慈安詳了許多。
朋友姓盧， 自小便在這座花紅葉綠的大院裏跌打滾爬，根據父母的官職―他也算高幹子弟吧，喜歡在老式的工作手冊裏寫點卡夫卡風格的劄記，不太願意出門做生意，性格中有點閑散的單境。他在大院裏還有幾位小時候在同一所幼兒園看圖識字的鐵哥們，周末之夜大夥找一處閑置舊家具的空房間，以深色床單代替窗簾掛起來，沿牆根擺一溜五星啤酒，然後拉開褪色的八仙桌，劈裏啪啦地搓麻將。躋身其中，我感覺到他們習慣周期性的搓麻將，似乎並不完全為了消磨時間，打發寂寞，分明借助這平淡溫和的氛圍清點心事呢。夜深人靜，恍若隔世的大院，雖安插於鬧市之中，卻彌漫著濃鬱的田園情調，給都市裏勞碌的遊子心靈以一種特殊的安全感……
北京的大院，我似乎是很熟悉的了。然而即使我每天的夢都安置在其中的某一幢樓房裏，我，仍然是一位冷靜的旁觀者。因為我已習慣了以長安街上外鄉人的身份，來發現這座偉大城市所無處不有的平凡的美感。
粥鋪
作家王蒙曾寫過一部小說，叫《堅硬的稀粥》。以粥作為書名，有一種返樸歸真的味道。作者自己也不諱言有喝粥的嗜好。如果按中國人“食療”的說法，粥確實有養胃、助消化等療效。
北京人是愛喝粥的，尤愛這種“堅硬的稀粥”。清末民初，北京賣早點的攤檔就叫“粥鋪”―以粥為主食。至於喝豆漿，那是後來的事。天剛蒙蒙亮，粥鋪就開始掛燈營業，顧客是那些提籠架鳥、吊嗓子或趕活兒的老少爺們。粳米粥泡麻花是一大特色：將油鍋裏新炸的麻花掰碎，盛在碗裏，接著用有粘性的粳米熬好的稀粥澆在上麵，麻花的焦脆和熱粥的香軟便摻和在一起了。北方氣候寒冷，起床後出門喝一大碗，活血暖身，一整天都精神。老北京人慵懶、貪玩、不喜勞作，早點大都去粥鋪裏吃。顧客太多，桌凳有限，常常要捧著大海碗站著喝粥。粥鋪的生意之好，便一點也不亞於白天的茶館。因此北京產生了句歇後語：“粥鋪的買賣，熱鬧一早。”其實粥鋪不單單賣早點，下午也有“大麥米粥”供應―隻不過是甜粥，加了紅糖。供人們疲倦時加餐，北京話叫做“點補”。類似於歐洲人的下午茶吧。
粥鋪是大本營，還有許多穿街過巷的“粥挑子”―相當於遊擊隊員。一根扁擔，挑著炭爐，爐火上架著粥鍋，沿途叫賣。粥總是熱的。可見那一時代的北京人嗜粥如命。正是不可一日無此君。堅硬的稀粥，給貧寒年代裏的人們帶來了溫柔。
喝粳米粥
粥鋪早已是過去的風景。聽吳宗枯先生講解：“粥鋪一直延續到民國十幾年。以後，因為興起了‘杏仁茶’、‘豆腐漿’，比起喝粥來，又簡便、又好喝，也有豐富的營養，粥鋪漸被淘汰。到了1938年，東城燈市口東口外、路西的最後一家粥鋪也關了門，粥鋪就不存在了。”
最後一家粥鋪，肯定能構成一個故事。它為什麼堅持到最後，為什麼又無法繼續堅持了？粥鋪消失了，北京人喝粥的嗜好並未改變。
每年陰曆臘月初八，北京人有喝臘八粥的風俗。“遠的不說，僅清末、民國年間上自宮廷下至平民百姓皆不能免”―劉仲孝為此寫過一篇《買粥果》。北京人將準備臘八粥的原料俗稱“買粥果”。因為選擇的原料不同，臘八粥能體現出貧富的分化。“講究的人家將原料分為‘糧’、‘果’二部分。糧類稱雜糧米。包括粳米、糯米、大麥米、小米、黃米、薏仁米、高粱米、雞頭米、菱角米、綠豆、紅豇豆、白芸豆、白豌豆、紅芸豆、紅小豆。果類有紅棗、生栗子、蓮子、核桃仁、鬆子仁、花生仁、糖蓮子、糖核桃仁、糖花生仁、棒子仁、瓜子仁、紅葡萄幹、白葡萄幹、青梅、瓜條、青絲、紅絲、桂圓、荔枝、金絲棗、金糕、杏仁脯、蘋果脯、桃脯、柿餅條和擺粥花用的鮮果橘子、蘋果等。數目品種可達百十種。”所以有人說，過去這樣一頓臘八粥可頂貧困人家數月生活之資。
別處也有臘八粥，但絕對不如北京人製作得這麼講究。這哪是粥啊，簡直是一部百科全書。皇帝才有這樣的口福？北京人，我算是佩服了，做一次粥，都能製造出滿漢全席般的排場。沒有富貴之命，如何能把每年一次的臘八粥渲染得如此輝煌。臘八粥裏浸泡著人們豐衣足食的信念以及對收獲的祈禱。或者誇大一點說：它是古老的農業文明的縮影。
劉仲孝還介紹道：“在臘月初七日的夜裏起五更熬粥。頭鍋粥是供佛堂和祖先用的，二鍋粥留家裏吃，三鍋以後的專門贈饋親友。所以舊北京在臘月初八那天早晨，大街小巷送粥的人摩肩接踵，絡繹不絕。另處還有人將臘八粥塗抹在院子裏的棗樹上，說是棗樹吃了粥，能結出更多的果子。據說講究的人家，喝臘八粥一直要喝到二月二才算合乎規矩。北京有句俗話叫‘送信兒的臘A粥’，意思是喝了臘八粥，已提醒你春節就要來了，該準備過年的東西了。”可見臘八粥對於北京人來說，已不是一般的食物，而接近於某種神聖的儀式了。他們不厭其煩地為每年的臘八粥挑選著盡可能豐富的原料，把粥這種簡單的食品包裝得如此複雜―甚至成為敬祭神仙、祖宗乃至饋贈親朋的禮物。他們對粥的熱愛在此登峰造極：粥不僅深人平民百姓家，而且也能登上大雅之堂。北京的臘八粥，最有人情味的了。這堅硬的稀粥裏，洋溢著人類感情的力量。
餑餑鋪
最早聽說悖悖鋪，因為讀周作人《北京的茶食》：“固然我們對於北京情形不甚熟悉，隻是隨便撞進一家悖悖鋪裏去買一點米吃，但是就撞過的經驗來說，總沒有很好吃的點心買到過。難道北京竟是沒有好的茶食，還是有而我們不知道呢……北京的朋友們，能否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悖悖鋪麼？”這才知道北京人把糕點叫做悖悖。其實北京的糕點極有名的，周作人多多少少有種南方人的偏見，尤其是宮廷有佳品。禦膳房裏精製的糕點，不僅構成宮廷宴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皇帝賞賜文武百官的一種節日禮物。糕點受到重視，還跟唐代以後飲茶之風盛行有關，因而又叫“茶食”。北京曾是金中都，據《海陵集》載，女真人“俗重茶食，阿古達開國之初，尤尚此品。若中州餅餌之類，多至數十種，用大盤累悖高數尺，所至供客，賜宴亦有焉，一種名金剛鐲，最大。”王仁興曾研究此道：“明清時，北京坊巷中有名為‘茶食胡同’者，其顯然是金代中都坊巷中名稱的曆史遺跡，於此也可以窺見女真茶食盛行金代中都之一斑。金代女真茶食‘用大盤累悖高數尺’的記載，不禁使人聯想起公元十七世紀清代的滿洲悖悖桌，這種悖悖桌又稱‘桌張’，為滿族特有之宴席糕點，以各種滿洲悖悖疊落而成，其形‘如寶塔，然有高至十二層者’（《光緒順天府誌》）。金代女真為清代滿族之先世，金代茶食與清朝桌張在形製與用途上如此之相似，也就不足為奇了。”估計是從清朝開始，糕點在北京被叫做悖悖的。主要製售滿族糕點的店鋪便叫滿洲悖悖鋪。據道光二十八年所立《馬神廟糖餅行規碑》：滿洲悖悖為清代“國家供享、神袛、祭祀、宗廟及內廷殿試、外藩筵宴，又如佛前供素，乃旗民僧道所必用。喜筵桌張，凡冠婚喪祭而不可無，其用亦大矣。”小小的悖悖，居然構成當時帝王將相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不可忽略的星辰。相信這並不是誇大其詞。
悖悖鋪的字號多以齋名，燙金刻寫在匾額上，溫文爾雅，讓人有茗香淨手、頂禮膜拜的感覺。譬如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裏特意提到西四牌樓以南的異馥齋，便是一家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除此之外，還有前門大柵欄的聚慶齋、東四八條口的瑞芳齋、東華門的金蘭齋、菜市口的桂興齋等等，都是曾經大名鼎鼎的老字號。有些已改為國營繼續營辦，但大多數都名存實亡。不知這些店名是怎麼起的，多麼的典雅雋永，僅僅聽起來便仿佛能感受到一種古老而浪漫的生活。許多老人，至今仍懷念在北京的老悖悖鋪裏體會過的那種本真的滋味。譬如王世襄最難忘瑞芳齋的奶油薩其馬：“奶油產自內蒙。裝在牛肚子內運來北京，經過一番發酵，已成為一種幹酪，和現在西式糕點通用的鮮奶油、黃油迥不相同。這一特殊風味並非人人都能受用，但愛吃它的則感到非此不足以大快朵頤……”據他說北新橋的素華齋，蒙藏喇嘛經常光顧，薩其馬的奶油味格外濃。而地安門的桂英齋，鄰近紫禁城，為了照顧太監們的口味，較多保留有宮廷點心房的傳統。同樣是大眾化的薩其馬，在不同的悖悖鋪裏卻製作得各有千秋，因而也吸引著不同階層的顧客。每個悖悖鋪都有自己的拿手絕活，否則怎麼能在偌大北京城裏獲得一席之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