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第九章
京劇之光
在電影業發達以前，老北京居民的娛樂生活中，看戲是最重要的項目。由於北京城曆朝曆代都不乏外來人口會集，市民們興趣廣泛，各路地方戲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場與忠實觀眾，確實是“你方唱罷我登台”。黃梅戲、昆曲等等，都不如京劇幸運。 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進京以後，北京城似乎對這項戲劇藝術情有獨鍾，慷慨地貼上自己的標簽，將之命名為京劇（俗稱京戲）。北京是一國之都，所謂京戲自然也就是“國戲”―正如若幹年代後北京話被定為普通話一樣。徽班進京，走的是“上層路線”，從此京劇藝術便發揚光大、風靡全國，獲得了唯我獨尊的曆史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本土戲劇藝木的重大代表（或日“國粹”），堪以和外來文化（譬如西方的歌劇、話劇乃至交響樂之類）抗衡。
徽班進京，最初贏得了遊手好閑、附庸風雅的八旗子弟歡迎，於是有了“票房”、“票友”等特定的概念。這是京戲在清朝時得以“流行”的基礎。正如《u批判”北京人》一書指出：“票友唱戲猶今之唱卡拉OK， 自娛自樂也……最初是三五同好者湊在一起，拉起胡琴唱小段，既不帶鑼鼓場麵，也不對外演出，純粹自娛自樂。後來票友活動逐漸變到大場麵上，開始唱整出的大戲，甚至粉墨登場，對外演出。”至於清末北京二黃（即京戲）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見夏仁虎《舊京瑣記》），那都是玩物喪誌的結果，不能說是京戲誤人子弟。
為了便於票友們的享樂，京戲有一部分出現在街頭巷尾的茶館，但大多是清唱，這樣的場所也叫清唱茶樓或茶社。和飲食文化接軌，既滿足口腹之欲又兼顧聲色之歡。若欣賞完整的正宗京劇，還得在設備完善的戲園子裏，不僅音響效果、舞台效果好，而且氛圍逼真，容易，人戲”。可見京戲雖有娛樂消遣的一麵，但畢竟還是個嚴肅的劇種，需要感情投人的（或曰參與意識）。京劇行業之所以又叫梨園，是很講究詩情畫意的―它終究追求在市聲塵囂中構築一席超脫的淨土、一方特立獨行的世外桃源。人生是舞台，舞台上亦有人生―或人生的補償。這就是它對現實所具備的誘惑力―難怪好此道者人稱戲迷呢。
慈禧太後就是最著名的戲迷。頤和園內有一座雍容華貴的戲台，就是特意為她搭建的。戲樓子高三層，層層可作舞台，它建在一座層樓四合的宮殿的天井裏。會享受的西太後隻要坐在對麵宮寢的樓上“雅座”，就可憑欄觀望、一目了然。山外青山樓外樓，兩樓對峙，既使舞台與觀眾席有了某種“隔離感”，同時又使舞台上的悲歡離合縹緲鮮活如海市蜃樓……隻可惜曲終人散、人去樓空，凡夫俗子如我輩花兩塊錢買張門票就大大咧咧地在這空洞無物的“皇家劇院”逛了個來回，很不恭敬地吊了個怪腔怪調的嗓子―也未遭到門衛製止。
平民化的戲園子大多在城南。譬如天橋一帶有幾座著名的戲園子，是那個時代的四大名旦常去表演的地方，當年也曾觀眾雲集、掌聲雷動。聽戲時發出的讚賞，那叫喝彩。隻是後來有一段時期，上演得更多的是所謂革命現代京劇（別稱樣板戲）：《沙家浜》、《紅燈記》、《杜鵑山》以及《智取威虎山》之類。觀眾們的神態一律很嚴肅，不像是看戲，而是帶著學習的心情。劇場也變成革命教育的課堂了。今年我又騎車去城南走馬觀花，驚異地發現：許多曾經赫赫有名的舊式戲園子，居然進行了現代工藝的裝修，改成電影院、錄像廳甚至迪斯科舞廳了。和現代盛行的影視藝術相比，古老的京劇或許捉襟見肘，它並不是給人以視覺的刺激，但重在調動觀眾的想象。汪曾棋說：“雖然戲台上尚司徒隻是搖著一根馬鞭，看不出他騎的什麼”，但了解《封神榜》的觀眾看京劇《南陽關》，必然背得出那回腸蕩氣的唱詞：“尚司徒跨下呼雷豹”……所以我肯定，京劇是一門想象力豐富的藝術。它之所以曲高和寡、趨於蕭條，是因為在燈紅酒綠的消磨中，現代人的想象力大大地退化了。詩意也成為讓人費解的東西。
本世紀以來，京劇的命運幾起幾落，至今已成為少數人的藝術（或老人的藝術）。如此推論下去是很可怕的。京劇最令我懷念的還是梅蘭芳的時代，那也是它鼎盛的時代。聽老人回憶，《貴妃醉酒》上演的時候，可真是萬人空巷―幾乎所有票友都雲集到城南去了，即使票早脫銷了，哪怕站在戲園子外麵聽幾句也好。我去陶然亭玩，總要順便拜訪鬆柏庵，那兒有座大半個世紀前的梨園公墓。據京劇演員孫毓敏說：“民國初年廟已殘廢，廟外有一大塊空地。當時京劇藝人地位低下，晚景淒慘，有的流落街頭，死後無處埋葬。由荀慧生發起， 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楊小樓等人呼應，每人交300元大洋，買下廟前十二畝荒地，辟為墓地，專供藝人們死後葬身，被稱為梨園公墓。一代名優楊小樓、金少山等都先後安葬在這裏……”離此不遠，就是解放後創辦的北京市戲曲學校。我有時看見青年學生在圍牆那邊練武功和吊嗓子。或許，這裏正是京劇藝術記憶與現實的結合部吧。
梅蘭芳主演京劇
旗袍飄揚
港台的女演員中，張曼玉是最適宜穿旗袍的。風行一時的電影《花樣年華》，實現了女人與旗袍最經典最完美的結合：張曼玉穿一襲鑲金絲的大紅旗袍，把一位舊上海的幽怨少婦給演活了。旗袍套在張曼玉這樣的女人身上，頓時顯得有生命有靈魂了。這部彌漫著懷舊情緒的電影，無形中在為旗袍做廣告。以致許多女觀眾產生了旗袍情結，恨不得趕緊找個上了年歲的裁縫替自己做一套。還有什麼服裝款式，能比旗袍更恰切地裝綴中國女性的花樣年華？
後來，張曼玉又穿著這件旗袍去法國參加電影節，使洋佬們大為驚豔。巴黎雖然是世界時裝之都，在來自東方的旗袍麵前也不敢表現絲毫的傲慢。張曼玉穿上旗袍，如魚得水，既端莊典雅，又風情萬端。仿佛一下子就回到海上繁華夢之中，回到一個風花雪月的時代。估計在西方人眼中，旗袍是最能烘托女性曲線美的服飾。張曼玉穿著長及足踝的旗袍（玉腿卻又在兩側的開叉處若隱若現），雖然猶抱琵琶半遮麵，似乎比紐約地鐵站口被風掀起超短裙的夢露還要性感。
然而，旗袍的源頭並不在香港，也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
清兵人關之後，駐防北京地區的八旗軍就占其總兵力的一半，況且將士們都是帶家屬的，因而形成龐大的“京旗”集團。他們的後代被稱為旗人（或八旗子弟）。旗下婦女所穿的民族服裝，也就被叫作旗袍。
滿族婦女的旗袍
旗袍最初是一種很寬鬆的長袍（沒有後來那麼緊的腰身），既防寒保暖，又便於騎馬或勞動。當時滿洲婦女與漢族婦女最大的區別，一是不纏足，二是不穿裙子穿旗袍。她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傳統。
看慈禧太後的老照片，可以對清代的旗袍有較直觀的印象。我手邊就有一幅，估計是她六十大壽時在頤和園拍攝的。穿旗袍的葉赫那拉氏，花樣年華時迷倒過一國之君鹹豐。再美的人也會老的，慈禧晚年的形象，卻依然雍容華貴。她的旗袍不同凡響，刺繡著繁複的花鳥圖案，而且鑲嵌金邊。袖口和下擺都呈喇叭狀。慈禧雖未像武則天那樣正式稱帝，但掌握政權達48年，實際上已相當於女皇（或女太上皇）。她垂簾聽政時所穿的這一身禮服，恐怕算所有旗袍中最尊貴的一件，多多少少帶有“龍袍”的性質。在那風雲變幻的半個世紀裏，大清的江山是由一襲旗袍所控製的。旗袍啊旗袍，曾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慈禧之所以能牢牢抓住鹹豐的心（一如楊貴妃之於唐明皇），一方麵因為她非花瓶式的女人，頗具心計，另一方麵，還在於她很會打扮，常有新意，是宮中難得的一大“摩登女郎”，使三千粉黛無顏色。她甚至對發型與頭飾加以變革，從而領導時尚新潮流：“孝欽皇後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洲婦女鹹效之。”榮登皇太後之寶座後，對服飾的要求更加苛刻，“常禦之服為黃緞袍，上繡粉紅色大牡丹花”，而且“外邊罩著用三千五百顆珍珠串成網狀的大披肩，頭上常是並排幾朵大花，再加各種珠寶流蘇，風流之極，為宮中一大奇談”（苑洪琪語）。估計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以及俄國的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日常也不敢如此鋪張浪費。慈禧每年享有綢緞布匹一百六十匹的份額，但幾乎總要“超標”。要這麼多的綾羅綢緞做什麼？做旗袍唄！慈禧擁有帝國最好的時裝設計師與縫紉師。
慈禧終生都穿旗袍。唯一一次改穿平民化的漢族服裝，是1900年，八國聯軍兵臨城下，十萬火急，慈禧隻好化裝成農婦（怕被追兵發現），去西安逃荒要飯去了。那一路上淒風苦雨，慈禧不僅披著老棉襖，而且吃了窩窩頭。吃膩了山珍海味的“老佛爺”，居然還覺得窩窩頭是天下頂好吃的東西；事後還宮時曾令禦膳房仿製。她是否還覺得旅途上的老棉襖，要比宮廷的黃緞袍更實用更溫暖呢？
而旗袍本身的價值並未因之貶低。恐怕因為慈禧太後穿過，它所隱藏的皇家之風、王者之氣―或者說貴族格調，似乎至今尚未完全湮滅。畢竟，它曾經傾國傾城，裝扮過整整一個王朝的婦女―除了慈禧之外，還有珍妃，還有紫禁城內寂寞無名的三千宮女，還有大大小小的福晉（王爺的妻子）、命婦（有封號的官員的妻子）、格格（皇族女兒的稱號）……估計連賽金花之流的娼妓，也靠穿旗袍附庸風雅。
清亡以後，旗袍並未立即煙消雲散。肖伯青回憶1924年元宵節去鼓樓前大街看花燈，看見不少的旗人婦女：“穿長旗袍，梳大板頭，麵部擦了胭脂粉，長身玉立，端莊大方，雜在人群中看燈看花。這時辛亥革命雖已十餘年，但旗人婦女著旗袍的風氣，仍存在於民間。”而旗人婦女很容易分辨，“她們穿著旗袍，下邊是天足，上邊是常梳著大板頭，就像《四郎探母》中鐵鏡公主梳的那種發式。或隻腦後梳上兩塊黑緞子糊的板，好像蟬翼似的……尤其是王公命婦家的婦女外出，總是塗脂抹粉，穿上盛裝的。”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將軍將退位的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從這一天起，在全北京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頭的婦女了……北京幾百年來旗人婦女梳大板頭的風氣，到這時根本絕跡了。說來也奇怪，北京街頭梳大板頭的不見了，穿木頭底鞋的沒有了，而旗人婦女穿的旗袍卻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來了。很快地從北京流傳出去。20年代中葉起，婦女穿旗袍已風靡全國，不僅各大城市婦女穿裙子的少了，都穿上了旗袍，連鄉村婦女也穿上旗袍了。”看來旗袍的生命力真夠強的。恰如白居易筆下的離離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且越演越烈。
在我想象中，“五四”前後北平的女大學生，通常穿著丹士林布料的單色旗袍，再加上雪白的毛線圍巾、輕便的黑布鞋。譬如魯迅所悼念的劉和珍君以及他的學生許廣平，譬如死後葬於陶然亭的才女石評梅，譬如楊沫小說《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都是如此打扮。她們有時在長安街上撒傳單，有時又夾著書本坐在人力車上，去上課或去自由戀愛。那是早春二月啊。我在歲末的梆聲中幻覺著這一係列新女性清純的背影。她們使旗袍變得樸素了，也變得更有思想了。
後來，新月派女詩人林徽因，以及會演話劇的貴婦人陸小曼，都穿過這種經過“改良”的旗袍，使風流才子徐誌摩（當代的唐伯虎）大為傾倒。穿旗袍係圍巾的“林妹妹”（徽因），曾陪伴誌摩與前來北京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合影。林徽因的旗袍，已進人中國的新詩史了。
旗袍曾是老北京的特色。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它卻大出風頭。上海的時髦女郎，極具匠心地修改旗袍的風格，既保留了國粹，又顯得洋味十足。旗袍，似乎迎來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花樣年華”。在征服了紫禁城之後，又風靡了十裏洋場。
讀張愛玲的小說，即使塗去作者的署名，你也能判斷出：那絕對是穿新式旗袍的上海小女人寫下的。意境的華麗自不用說了，甚至連文字，都像旗袍上的針腳一樣縝密而又周詳。我沒找到張愛玲穿旗袍的照片。但我想，這滬上的一代名媛穿旗袍的造型，應該不比張曼玉遜色。至少，她會使旗袍顯得更有文化了。
京派的旗袍，與海派的旗袍，還是有區別的。傳統的旗袍，和改良主義的旗袍，還是有區別的。
肖伯青描述旗袍的潮漲潮落：“從20年代中葉，直到1949年，近30年中，服裝設計家，要使時裝常變花樣，去追求新式樣，萬變不離其宗也無非把旗袍的領子做高做低（高時硬領箍脖，高可頂住下顎骨，還釘上三個紐拌，頭部轉動都受限製。低時領子隻有一扁指高，總算有個領子罷了）。把袖子截長截短（袖口長時蓋住手背，短時袖口僅及肘部，再短時隻遮兩腋，乍一看像穿著個大坎肩兒）。把身長裁長裁短（袍身長時下擺掃著腳麵，短時下擺僅至膝部）。把下根開高開低（下根開高時高到胯骨，使旗袍的前後襟很像舞台上大將軍的甲片飄在下身前後。低時低到膝部以下，走路時邁不開步）。他們的新裝設計隻是在旗袍的領、根高低，袖、身長短，變換花樣，爭奇鬥勝，反正就是離不開旗袍。這個風氣一直繼續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始漸衰歇。”他尤其提及十年動亂期間，旗袍與裙子都被視為“四舊”，列人要打倒的事物之中，“街頭行人中一個穿旗袍的也不見了”。
然而，旗袍最終還是像鳳凰一樣複活了。旗袍回光返照，獵獵飄揚於我們的生活中。它代表著一種美，一種典雅莊重的傳統女性美。穿上旗袍獨步花叢，就會有種畫中人的味道，回眸一笑百媚生，仿佛曆史的煙雲都鑲嵌在錦鏽的花邊裏―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旗袍搖曳生姿，令人重溫那逝去的朝代，“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兼葭蒼蒼中依舊是秋水伊人。
近年來時裝表演、選美競賽風起雲湧，旗袍作為國粹，不容忽視其溫故知新的審美作用；因而在花團錦簇的服裝款式中，旗幟鮮明，獨尊一席之地。況且在烘托女性體形方麵，旗袍較泳裝（哪怕是比基尼）有出神人化之處，半遮半掩，影影綽綽，反倒增添幾分朦朧的詩意、含蓄的美感。旗袍是高貴的，超凡脫俗。我在天壇附近觀摹過一場旗袍的專題彙演，具體展示了這種服裝的誕生、發展和變革，可當作一首古色古香的故事詩來閱讀。當一位京城名模高挽雲髻、輕搖團扇，穿一件刺繡牡丹圖案的大紅旗袍徐徐登台，笙歌四起，曹植筆下“淩波微步，羅襪生塵”的洛神頓時在我腦海中橫空出世了。畫山繡水之間，韻味悠遠。旗袍風韻猶存，稱得上是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古典的文化。時代不同了。然而在我的想象與祝福中，大風不止，旗袍飄揚……
我有個朋友，叫薑豐，是電視台主持人。她去日本拍攝節目，對和服發過一番議論：“和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極素雅極清淡的，和極明豔極濃鬱的，但是穿起來卻是一樣的溫良、一樣的嫵媚。和服就是有這等魅力，任憑什麼性格的女子，穿上它會不由自主地溫柔賢惠起來，不用等誰來教，自然而然就雙腳並攏，雙手合握， 目光謙恭，笑容含蓄。總之，溫良恭儉讓全想起來了。”其實，旗袍不也是如此嗎？旗袍不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卻能起到同樣的效果。日本有和服，而中國有旗袍，作為女人的傳統。
中國女人的內心深處，恐怕都陳列著一襲影子般的旗袍。哪怕壓在箱底幾乎找不到的位置，可畢竟，它還是若隱若現地存在著。
花木滿京華
北京的花木仿佛是有靈性的。每逢春暖花開，與其說是“冠蓋滿京華”，莫如說是花木滿京華―整座城市的街道、公園、建築物，都不約而同地鑲嵌著鮮豔的花邊，令人刮目相看。在這方麵，一點也不遜色於草長鶯飛的江南。甚至可以說，其花樹的品種要比南方的城鄉更繁密而集中―畢竟是悠悠的古都，皇帝在的時候，各地爭相進貢的項目也包括奇花異苑。而養花遛鳥，更是老北京人的傳統。“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漫步花木叢中，我不知自己是在觀賞那些青春的容顏呢，還是在端詳這座古老的城市？花樹是北京的一麵時時擦拭的鏡子，花樹的興衰無形中也記載著城市的年輪。“先有潭拓寺，後有北京城”。潭拓寺始建於西晉，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曆史，因寺後有“龍潭”山，上有拓樹而得名。它也是一處與植物最有緣分的古跡，假若深山中無拓樹，又何來其命名呢？所以，應該說先有拓樹，然後才有潭拓寺。每去潭拓寺拜佛之前，我總要先參見古風猶存的拓樹―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你，沒有你哪有千年後的我呢？我與拓樹的相遇，純粹算一種修行。在這座因受曆代皇帝青睞和推崇而享有皇家第一寺院之譽的佛教聖地，能找到著名的“帝王樹和配王樹”，皆皇氣逼人。另有植於方丈院內的兩株千年柏，據稱用手觸摸，一個冒涼氣，一個有熱氣―這也像是神話。潭拓寺還有兩株華北地區最大的紫玉蘭，皆有300年曆史而尤顯名貴，被喻為“二喬”（東吳大喬和小喬，一個嫁給了孫策，一個嫁給了周瑜）。“銅雀春深鎖二喬”，曹操未完成的夢想，在潭拓寺實現了。原來潭拓寺不隻有栝樹，不隻有古樹，還有名花。鄰近的戒台寺，常與潭拓寺合為一景。始建於隋開皇年間，至今也有1400年。內有1000多株古丁香，其中樹齡在200年以上的竟達20棵之多―據考證係乾隆皇帝來玩時命人自圓明園移植來的。如此古老的丁香，即使在故宮禦花園也僅有兩棵而已―戒台寺堪稱富翁了。這裏還以牡丹為驕傲，傳說是乾隆於1764年第二次來時專門賞賜的。除有紅、白、粉、黃諸色，還有罕見的黑牡丹。還能見到恭親王奕忻親手栽種的珍貴品種綠牡丹。姚黃魏紫，都是皇親國戚。
景山也有牡丹。景山栽培牡丹的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明宮史》也未忘對景山牡丹提及一筆）。真不知道崇禎皇帝為逃避李自成追捕，究竟是吊死在景山（時稱煤山）的槐樹上呢，還是算醉臥花叢？時至今天，位於市中心的景山公園，牡丹是越發繁榮了―已種植牡丹、芍藥20000餘株，約200多個品種，而且幾乎每年都要舉辦牡丹花展。純粹看牡丹的話，不勞遠途（戒台寺畢竟在城西30餘裏），也有近路。天子腳下的國色天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