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慈禧的時代，頤和園就開創了不用花盆栽牡丹的先例―千金博老佛爺一笑。排雲殿東側設國花台專門培植外地進貢的牡丹，有十層之高，鋪滿半個山坡。但頤和園真正的名花，尚數玉蘭。頤和園與玉蘭結緣，可上溯至清漪園（頤和園前身）的始建年代，1750年。還是那個風流皇帝乾隆，率先將玉蘭引種於樂壽堂庭院內，譽之為“玉香海”。遺憾的是，乾隆時期的玉蘭，大多未躲過1860年和1900年兩次大劫難，在異族的鐵蹄下香消玉R。碩果僅存的當數樂壽堂後院的紫玉蘭（樹齡超過200年），以及長廊起點邀月門口的白玉蘭，雖曆經磨難，卻癡心未改。頤和園辟為公園後，一直傾重玉蘭，密植廣種，恐怕也是為了再現太平盛世“玉香海”的景觀。玉瀾堂、南島及部分院落，均有玉蘭分布―遊園時最能體會到對玉蘭的厚愛。玉蘭又稱木蘭，本屬南方花木，在氣候寒冷的北方栽培成活實屬不易，可見煞費苦心。聽園丁解說：“頤和園玉蘭的種植配置體現了中國傳統的藝術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又密切相連，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頤和園的玉蘭多栽植於生活區的高堂大院內，常常和西府海棠、牡丹、桂花共同配置栽植，取自‘玉堂富貴’之諧音，暗寓帝後身份的高貴，大清江山的國富民殷，而樂壽堂東配殿的西匾額‘舒華布實’更明顯了，明指花木，實寓大清皇室的昌盛。”如聽天書。古人想得真夠多的，真夠細的―對簡單的花草，都寄托了如此深奧的寓意。頤和園的四時花木尚有迎春、連翹、桃杏、丁香、臘梅、二月蘭、梨花、芍藥、木槿、榆葉梅、紫薇、月桂等，再加上夏日水麵的荷花（專供觀賞的紅蓮），可謂紛至遝來、絡繹不絕―花簡直比人類還要繁忙，也更富於競爭性。你方唱罷我登台―都是匆匆的過客。但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也隻有它們，才是頤和園真正的主人―從古到今，從遠到近，抬頭不見低頭見。頤和園被譽為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式皇家園林，同時也算一座花草的博物館―與其相比，北京的其他公園，頂多隻能得單項獎，而無法成為全能冠軍。假如從亭台樓閣間剔除了花樹的影子，頤和園隻剩下空洞的萬壽山和蒼白的昆明湖，將何其寂寞，不可一日無此君。
天壇雖有二月蘭，但其魅力並不在花而在樹。樹是天壇公園裏的偉丈夫，花隻能算作小女人了。百年以上的古樹就有3562株，其中許多都是有名字的，如“九龍柏”、“迎客柏”、“屈原問天柏”、“槐柏合抱”等。認是認不全的，數也是數不過來的。看見鬱鬱蒼蒼的古柏林（表情夠嚴肅的），我不知該奔擁而去，還是繞道而行？在花木世界裏，它們堪稱嚴厲的父親。天壇是一座父權的公園。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要想拜訪這位自然界著名的隱士，最好去紫竹院。紫竹院公園是解放後新建的一處以竹取勝、以竹造景的自然式山水園林，因園內有明清時期廟宇“福蔭紫竹院”而得名。作為華北地區最大的竹園，竹是其當之無愧的戶主：現有80餘個品種，約100萬株。“中華民族創造了竹文化，而且形成了竹文化的精神，其概括起來就是： 自強不息、堅貞氣節、剛直品性、厚德載物以及剛、柔、忠、義之高尚品德……”這是我參加紫竹院每年一屆的竹文化節，抄在筆記簿上的。開個玩笑：紫竹院堪稱北京公園裏的文化部長。或者說，這是一座文化程度最高的公園。鄭板橋若路過這裏，會認同為精神故鄉的。不知為什麼，逛紫竹院，我會想起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還會想起詩書畫，想起笛與簫。
北京的花木，我是看不夠的。北京的花木，靠我一個人也是說不完的。被我忽略的還有很多。我無法不忽略―視力有限，腳力有限，心力有限。而美是無限的。花是開會迷―花的會議是沒完沒了的。走馬燈一樣的花期與花會喲。隨處可見的花園―做個看客似乎比做園丁還要辛苦。
朱自清本無心於花草，初來北京時，住在花事很盛的清華園裏，接連過了三個春，卻從未想到去看一回。隻在第．二年秋天，曾經和孫三先生在園裏看過幾次菊花（“清華園之菊”是著名的），後來卻傳染了花的嗜好：“有了些餘閑，在花開前，先向人問了些花的名字。一個好朋友是從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我們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這是他個人的經驗。有一次還特地冒了大風到中山公園看海棠。朋友Y勸阻―他是前一天去的，去時地上已有落花了，這一日一夜的風，準完了。他說北平看花，是要趕著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陰的日子了，但狂風還是逃不了的。我說北平看花，比別處有意思，也正在此。”幾十年之後，北京城裏，我們仍然在趕著看花―仍然很有意思。在看花的間隙，我甚至還趕著寫了這篇文章。是花開得較以前慢了，還是我的動作更快了？
看花不如養花。本世紀的北京文人中，老舍是最愛花的：“我愛花，所以也愛養花。我可還沒成為養花專家，因為沒有工夫去作研究與試驗。我隻把養花當作生活中的一種樂趣，花開得大小好壞都不計較，隻要開花，我就高興。北京的氣候，對養花來說，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風，夏天不是幹旱就是大雨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會鬧霜凍。在這種氣候裏，想把南方的好花養活，我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因此，我隻養些好種易活、 自己會奮鬥的花草，不過，盡管花草自己會奮鬥，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滅，它們多數還是會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們，像好朋友似的關切它們。”養花像交朋友，看花也相當於會朋友。與老舍的時代相比，北京的花木，越來越豐富了，而且越長越漂亮了。不知是因為北京的氣候好轉了，還是花本身的生命力增強了？鳥人
周作人的時代早已過去了。那個時代的文人，吸煙、飲酒、品茶，都遠別於衣食男女，刻意追求某種超凡脫俗的境界，仿佛不是在滿足肉體淺顯的欲望，而是為了實現心靈對閑適的渴念。
琴棋書畫自然是文人的專利，但煙酒茶食、花鳥蟲魚，則不妨雅俗共賞。你說它俗，它也俗到極點，但所謂的大俗就是大雅了。不在乎於誰賞玩，比賞玩者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的動機與心態了。隻是，周作人的時代、有閑階級的時代，畢竟已過去了。有錢才能有閑，而且有錢不一定有閑，閑無處可買賣。要在燈紅酒綠的都市做個隱士，比做總統還難。
北京這座城市不尋常。本地人常掛在嘴邊的大白話有一句“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藏龍臥虎的北京就是這麼隻大鳥籠子。在這兒呆久了，什麼都不新鮮。朝陽區腹地有個水雄子，怪怪的地名，水雄子有個全城皆知的花鳥市場。露天市場其實僅一條街，街兩邊擺滿了兜售花木魚鳥的板車、玻璃缸和帶篷布的簡易櫃台。花街緊鄰著一條河，河道彎彎的，街也就彎彎的。我翻閱過舊地圖，沒查出河的名字；向路人打聽，居然有好幾種說法，索性不刨根問底了。畢竟，水雄子是因其而得名的，就足夠了。第一次來水稚子，我驚呆了，以為《清明上河圖》在現實中恢複了：垂柳、橋、水邊的矮樓、紙糊的招牌、服飾各異的行人，什麼都有。在擁擠的人流中緩緩挪動，走馬觀花，確實能體會到大千世界摩肩接踵的樂趣，問貨、侃價、遞煙、聊天，全北京城的閑人仿佛都集中到這兒了。唯獨我不諳此道，隻是個乏味的過客。
若拍愛鳥周的廣告，真該到水灘子的鳥市來。有新手來買鳥的，更多的則是拎著精致的絲籠來遛鳥的（讓它感受大家庭的氣氛），或是攜鳥來選購飼料的。你會聯想到戴瓜皮帽、套府綢馬褂的八旗子弟提籠架鳥的遺風―這種景觀恐怕非老北京沒有。一位穿舊牛仔服的工人模樣的漢子擦肩而過，你仔細一瞧，籠中關著的是極昂貴的虎皮鸚鵡―不禁刮目相看，歎聲：“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當然，人還是北京人，鳥卻不是清朝的鳥了。據說在水礁子，拎一隻讓同道眼饞的畫眉招搖過市，不亞於商人手上提大哥大的八麵威風。人家的貨色好唄！
在展覽名貴金魚的大玻璃櫃台旁邊，卻蹲坐一位守著洋鐵皮水桶的通縣漁夫―正叫賣剛從運河釣上來的草魚。一邊明碼標價三千元現大洋一尾，一邊卻用天平論斤稱，一邊是讓人當掌上明珠養的，一邊是供作盤中餐吃的―鮮明的對比，卻相安無事地成為鄰居，這是水雄子集貿市場特有的怪現狀。或許這正是老北京的風格：即出玩主，又出美食家與名廚；既擁抱物質，又擅長享受精神。活得多滋潤呀！想通了之後，再往前碰見花攤與菜擔為鄰，鬱金香與新上市的空心菜為鄰，我已見怪不怪了。遛鳥的老人
據說除了“文革”冷清過一陣子，水雄子的花鳥市場一直這麼熱鬧，一輪主顧老了，又一輪冒出來了。生意越來越旺盛，人情味也越來越濃。就像下圍棋評段位似的，花鳥的玩家也分檔次，叫誰比誰懂行，懂行就是能耐―土話很能說明問題。據說北京的花鳥市場不隻水雄子一處，連最靠近故宮的北河沿、皇城根兒都有，那可是天子腳下的花鳥市場啊。據說養花鳥有養癡的、上癮的―據說不是癮君子那隻能算鬧著玩的。但我覺得一臉癡迷地吹著口哨遛鳥，比貴婦人牽一匹戴項圈的哈叭狗過街要清高得多，前者是愛物，後者是寵物―字麵的意思差不多，可似乎是兩種境界。前者是養氣修性，後者是養心肝寶貝。種花、飼鳥、養魚，難度大點，要有咱做學問的功夫。貴婦人養狗、大款養小蜜，一般的感情投資就可以了。
我來北京，賣文為主。花鳥市場盡頭即水雄子郵局，我的稿費一般都寄到那兒。隔三差五去取彙款，總行色匆匆，心事重重，花香鳥語如風吹過耳、稍縱即逝。有時站在郵局的水泥台階上，觀察那一張張癡迷或悠閑的麵孔，觀察鶯歌燕舞、花團錦簇中的眾生相，也會臨淵羨魚，卻舍不得把幹癟衣袋裏新換來的血汗錢花去，做一回浪漫主義生活的買主。即使買得起也養不起呀，主人尚且要為稻粱謀―隻能閉門謝客。閑適對於忙人是奢侈品，夢想對於窮人是易碎品，花鳥對於流浪的詩人僅僅是遙遠的裝飾品―回到租借的小屋我更認真地寫詩，以繡花的心情。
前生修行得不夠，我與花鳥市場的緣分，僅此而已了。
熟識的文人中卻還真有愛物成癖的。鄒靜之對鳥情有獨鍾，在臥佛寺開青春詩會，靜之通宵談的都是鳥經，我們反倒聽出無盡的詩意來。他至少有兩篇隨筆是寫鳥的。一篇《墨環》追憶少年時養的鴿子，還拉梅蘭芳做大旗：“讀《京劇談往錄》，許多文章提到梅蘭芳早年近視，後來養了鴿子，每每那雙眼睛被鴿翅帶至藍天白雲。後來眼睛就好了，上台亮相， 目光叩人心扉……”另一篇《留下地獄》則斬釘截鐵：“看見有人拿槍打鳥，我就在心裏把他打死一千次，一萬次。我曾阻止過一個少年。他當時走了，但是到離我遠的樹下去放槍。我馬上產生了想法：我們不能把地獄毀了，天堂可以不要，但地獄該留下來，用來懲罰做壞事的人。”他還提供了一條建議，但估計上帝不會采納：“天堂確實可以不要，我想沒有幾個人能到那兒生活。如果人真有前世，可以輪回的話，讓打鳥為樂的人，來世變成被追殺的鳥。”
鳥是有福的，有這麼愛它的人。我也是有福的―讀到過一篇這麼愛鳥、愛美的文章。
愛喝的是在本地口碑最好的燕京啤酒。也住過燕山大酒店（四星級），經常想這樣的問題：北京古時候為什麼叫做燕京？因為緊靠著燕山，還是因為作為燕國的都城？這座城市與燕子有一種隱秘的聯係―燕子似乎自古即是它的象征與吉祥物。明朝的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為燕王―朱棣後來做了永樂皇帝，並正式由南京遷都北京。他對自己鎮守多年的古燕都是有感情的。由於以上諸多原因，在我想象中，這座城市的上空永遠有燕子翔集，如眾星捧月。
多年前似乎確實如此。記得我剛移居北京時，趁著黃昏瞻仰大前門，驚喜地發現巍峨的城樓上，有成群的黑色鳥類翱翔並且鳴叫。因體型較小，容易被誤認為蝙蝠。但明眼人知道，那是雨燕——或至少是燕子的一個品種吧。它們圍繞著殘缺褪色的雕欄玉柱飛高飛低，叫個不停，仿佛樂不可支―它們心中裝著怎樣的喜事呢？據說大前門樓上，清朝就已有這種鳥裝點著天空，和暮鼓晨鍾一起，構成典型的人間城廓景象。在古老的燕都遇見了古老的燕子，我也覺得自己是有福的。如今，已很難有這樣幸運的目睹者了。殘存的幾座城門樓，風景是光禿禿的―那群小天使般的門神，似乎抖一抖翅膀就消失在空氣中。到哪裏才能找回這群快樂精靈？是什麼原因使你們不辭而別？沒有了燕子，燕京便離我們更為遙遠了。燕京已改名為北京。北京的上空，不僅燕子幾近絕跡，連麻雀都少見了。聽友人鄒靜之回憶，大躍進除四害時，全北京曾統一行動消滅麻雀，樓頂、陽台、樹上都站著人，敲打鍋盆或晃衣服，把麻雀都驚飛了，麻雀騰空後就再找不到地方降落，無處藏身，隻能在空中盤旋，直到精疲力竭墜地：“空中墜落的麻雀都被人收走，據說要統計成果，成果當然很大。再後來的日子就沒了鳥叫。”北京人其實是愛鳥的。養鳥是老北京的傳統。若幹年以前，坐在四合院裏，經常能看見別人家馴養的鴿子從頭頂掠過。在對往事的記憶中，充斥著悠悠的鴿哨聲―作為富於感情色彩的畫外音。那簡直是熱愛生活的表示。不知是出於政府的限製，還是現代人已失去了這份興趣―鴿子也像天鵝那樣離我們很遠。北京仍然有花鳥市場。但買賣的都是籠子中的寵物―鸚鵡、畫眉之類，不是為了看它們飛，而是為了聽它們叫。那還不如買一隻八音盒回家。估計自然界的候鳥遷徙，也會遠遠地繞開城市。鋼筋水泥的森林裏，已很難見到自由的飛行之物。密集的高樓大廈，成了人類囚禁自身的籠子。
北京人常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北京的林子越來越大了，鳥卻越來越少了。
取暖的方式
我在北京城裏漂泊了多年，終於分到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是1993年11月15日。根據市政府規定：每年的11月15日，全市樓房的暖氣設備開始供暖。我住的雖是老式的筒子樓，牆壁上照樣有一溜漆成銀灰色（像飛機的顏色）的暖氣管。我站在空蕩蕩的房間裏（與我相伴的是前任房主遺棄的一小堆垃圾），撫摸著逐漸增溫的暖氣管道（裏麵有沸水循環流動）百感交集：我在這座城市的個人生活終於進人一個溫暖而有保障感的階段。
每年的11月15日，都人為地劃分了自然季節。從這一天開始―在北京人心目中，就進人冬天了。人們需要考慮過冬的方式了。市民的居住環境被嚴格地分為兩種：住樓房的與住平房的。凡是樓房都有暖氣供應―不失為某種優越感。至於平房（包括舊式的四合院），則需要提前儲存大量的蜂窩煤，以便生爐子取暖。所以對住平房的，單位會補貼一定的煤火費。凡是住人樓房的，從此便與蜂窩煤無緣，因為北京的樓房大多帶“雙氣”（煤氣和暖氣），他們欣然地與一個灰蒙蒙的舊生活告別，並且憐恤地關注著搶購蜂窩煤的平房居民在濃烈的人間煙火中掙紮。
在搬人樓房之前，我有過租平房住的漫長經曆―每逢冬至則暴露出弊端，怎麼取暖過冬是很傷腦筋的問題。南方人一般是不太會生煤爐的―尤其是有許多高雅技巧，譬如怎樣封火，以便上班回來後打開爐門，就能使爐火複燃。我試過幾次，可每次下班推開家門就感到寒氣森森：煤爐早已令人泄氣地熄火了，重新點火不僅費事，而且費時間―至少要兩小時後，室內的溫度才能轉暖。臨睡覺前仍然需要給爐子封火。這一切真是太難伺候了。我總是看見工人出身的房東手腳麻利地用濕煤餅封上火，然後甩上門頭也不回地上班去了，徒有羨魚情，卻無法退而結網。在北京的平房裏過冬，我這個外省來的讀書人，是很尷尬的。這是屬於冬天的尷尬。幸好單位的辦公樓裏有暖氣，我每天總在樓裏滯留到很晚，從不缺勤，以至領導跟我開玩笑：“辦公室在你眼中相當於賓館了吧。”這就是暖氣對我的吸引力。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我想有個家―但這必須是個帶暖氣的房間，有暖氣才稱得上真正的家。
所以我搬進沙灘北街的筒子樓，那份進人了天堂般的喜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永遠記住了1993年11月15日，暖氣進人了我的生活，我也算終於擺脫了冬天的圍困及其尷尬。我可以滿麵春風地過冬了。我住的是文化部後院，在一座陳舊結實的鍋爐旁，據說這一帶的暖氣供應，全靠鍋爐房日夜燃燒―把沸水通過暖氣管道輸送到每個家庭。因而院內還有一片空地，每年冬至之前，便有整車整車的煤卸在這裏，供燒暖氣用。第二年春天，半層樓高的煤堆也消耗殆盡。人類就是這樣向大自然索取光與熱的。走在寒風凜冽的街道上，仰望著樓群裏那一扇扇燈火通明、溫暖如春的窗口，精神不禁為之一振。
我同樣想深人這座城市的記憶，了解舊時代的北京人是怎樣過冬的。在林語堂的筆下有所記載：“人們逃進了掛有厚棉門簾的大門內，門簾上有木板加固以防寒風吹得它嘎嘎響……屋子裏是用炭火盆取暖。燃燒的木炭放在廚房中，直到不冒煙了再放人銅盆裏，蓋上熱灰。窗戶用厚實、耐用、柔軟的紙蒙住，可用來隔離冷風和熱氣。真正的禦寒措施要屬土坑。那是修在屋內的臥床，通常是順著屋子的長度而設的，能有七八英尺寬，和一般床的長度一樣。這種炕用泥和磚築成，生火和通風都在屋外，白天它的功能是代替座椅，晚上才用作床。不富裕的家庭，取暖設備很有限，冬天裏可能全家人都擠在一個熱炕頭上睡覺……”駱駝祥子是這樣過冬的，八旗子弟也是這樣過冬的。再往遠點想，曹雪芹恐怕正是趴在這樣的炕桌上，一邊嗬氣搓著手，一切斷斷續續地用蠅頭小楷寫下了《紅樓夢》。北京的冬天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