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塑造良好的說話形象和說話風格，功夫貫穿在每一天，而且必須做到有意識地訓練自己，有意識地策劃和設計自己，包括語言習慣、手勢習慣、語氣轉換等，都應該訓練出一種適合自己形象特征的說話風格。
盡量表現得平凡樸素一點
人們常常要問，如何才能準確地表達出自己真實的思想和感情呢？——這裏有一個公開的秘密，所用的方法既非奇異，更非幻術，說穿了就是“平凡樸素”！林肯曾使用這種平凡樸素的說話方式，確立了良好的說話形象和幾格，獲得了驚人的成就！
曆來的美國人，從來沒有比林肯講話用的字句更簡潔和更優美了！他所寫的散文，有人曾這樣說過：“竟像音樂一般的悅耳！”隨便舉一個例子吧：當他在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就說了這麼一句話：(Withmailcetowardsnone，withcharityforall.)勿以怨恨對待任何人，應以慈愛加給所有的人！“
說起林肯，誰不知道他父親是一個庸碌無識的木匠？他的母親，也沒有特異的才學。那麼，林肯怎麼會有運用語言的特別天才呢？的確，我們都知道，林肯所受的教育是”不完全的“，一生也不過進了不滿一年的學校，他被選為國會議員後，他自己也曾對群眾承認過——誰是林肯的老師呢？我告訴你們吧，在肯塔基州森林地帶有數位巡遊的村儒學究，曾無意地幫助林肯得到了很大的長進——要不是林肯青年時代的環境太惡劣，也許林肯的成就要更大一些。
在林肯當總統前，有人問他有多少財產。人們期待的答案當然是多少萬美元、多少畝田地。然而林肯卻扳著手指這樣回答：
“我有一位妻子和一個兒子，都是無價之寶。此外，也租了個辦公室，室內有一張桌子、三把椅子，牆角還有一個大書架，架上的書值得每人一讀。我本人又高又瘦，臉蛋很長，不會發福。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依靠的，唯一可靠的財產就是——你們！”
林肯當律師的時候，一次他作為被告的辯護律師出庭。原告的律師把一個簡單的論據翻來覆去地講了兩個多小時，好容易才輪到林肯上台作辯護。
林肯走上講台，卻一言不發。他先把外衣脫下放在桌上，然後拿起水杯喝了口水，接著又重新穿上外衣，然後又喝水。如此動作一連重複了五六次，法庭上的人當時會心地笑開了，笑得前仰後合。
南北戰爭爆發時，各報向林肯提出了各種各樣莫明其妙的建議。林肯耐著性子聽完了一位紐約記者提出的作戰方案之後，說：
“聽了你的建議，我不禁想起了一個小故事。幾年前，有人在堪薩斯騎馬旅行，因為人煙稀少，無路可行，他迷失了方向。更糟糕的是隨著夜幕降臨，下起了可怕的雷暴雨。隆隆雷聲，震撼大地；道道閃電，瞬息之間照亮地麵。這個失魂落魄的人，最後下了馬，借著時有時無的閃電亮光，開始步履艱難地牽馬行走。突然，一聲驚人的霹靂駭得他以膝跪地，他呼喊道：‘上帝，既然你什麼都能做到，就多賜給我們一點亮光，少來點刺耳的聲音吧！’”
林肯自己平凡樸素，也討厭他人說話故作高深，晦澀難懂，這是很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
多使用簡潔精練的語言
在社交場合中，有什麼樣的的說話形象和說話風格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社會交往的語言要簡潔、精練，並盡可能地承載更多和更有用的信息。反之空話連篇，言之無物，必然有損於自身的說話形象和說話風格。
林肯在伊利諾斯州的一個審判室裏處理一個案子，助手拿起提交上來的那份冗長的起訴書(是一個平時極其懶惰的律師起草的)，對林肯說：
“感到吃驚是嗎？林肯先生。”
林肯卻慢慢地說：
“這就好比懶惰的傳道士經常寫冗長的講道稿一樣，一寫起來就懶得停筆。”
林肯總統有一次批評一位說話冗長的演說家時道：“他是我們遇見的人中，能把極多的話壓縮進極少思想中的人。”
林肯批評國會，他說：“人家說我正朝地獄走去，可我沒想到，地獄隻是一裏之遙，而且上麵有個圓頂(美國國會大廈是座圓頂建築物)。”
“言不在多，達意則靈。”講話簡練有力，能使人不減興味。冗詞贅語，嘮叨口羅嗦，不得要領，必令人生厭。不少演講大師惜語如金，言簡意賅，留下珍貴的篇章，成為“善辯者寡言”的典型。
據說，有人曾去詢問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演說是長篇大論好呢，還是短小精悍好？”馬克·吐溫沒有正麵回答，而是講了這樣一個風趣的故事：一個禮拜天，他到教堂去，適逢一位慈善家正用令人哀憐的語言講述非洲慈善家的苦難生活。當慈善家講了5分鍾後，他馬上決定對這件有意義的事情捐助五十元，當慈善家講了10分鍾後，他就決定將捐款減至二十五元，當慈善家繼續滔滔不絕講了半小時之後，馬克·吐溫又決定減到五元，慈善家又講了一小時後，拿起缽子向大家哀求捐助，並從馬克·吐溫麵前走過的時候，他卻反而從缽子裏偷走了兩元錢。
馬克·吐溫由決定捐助五十元，變成偷走兩元錢，似乎太不近情理，但細想起來，卻是理所當然的。魯迅說過：“時間就是生命，無端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那位慈善家隻需五分鍾講完的話，卻滔滔不絕，拉長到90分鍾，致命他的說話形象一落千丈，說話風格令人生厭，這怎能不引起馬克·吐溫的反感，以至於惡作劇地從那位慈善家的缽裏偷走兩元錢。
1984年7月17日，37歲的法國新總理洛朗·法比尤斯發表的演說，更是短得出奇，演講詞隻有兩句：“新政府的任務是國家現代化，團結法國人民。為此要求大家保持平靜和表現出決心。謝謝大家。”措辭委婉，內容精辟，當時報紙評論說：“這篇短小精悍的演說是無價之寶，感情深厚，思想集中，措辭精練，字字句句都很樸實、優雅，行文完美無疵，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
簡潔精練的，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是十分受人歡迎的。
因為簡潔精練會使人的形象和風格更顯得幹淨利落。
說話多表現得通俗明白些
說話，要用通俗的語言說，有時候，如果要說明的某件事，對方不明白，還須作形象貼切的比喻。
1934年，中央警衛團剛劃歸中央軍委領導，由葉劍英分管。警衛團的同誌大多是由戰鬥部隊抽調來的，從炮火紛飛的火線調下來，都普遍不安心，總覺得重返前線、直接和敵人廝殺夠味兒。
葉劍英了解到情況，召開了全團大會。會上，他提高嗓門大聲說：
“中央警衛團應該改名，不叫警衛團，叫鋼盔團。”
這話把大家弄懵了。接著，葉劍英緩緩解釋道：“鋼盔是幹什麼的？鋼盔是保持腦袋的，中央警衛團是保護黨的腦袋——黨中央的，所以應該叫它鋼盔團，你們說對不對？”
大家恍然大悟，齊聲說：“對！”
“人沒腦袋行不行？”葉劍英追問。
“不行！”
“你們都是英雄好漢，到前方去可以殺千百個鬼子，但沒有黨中央領導能不能把鬼子打出去呢？”
“不能！”
隻幾句話，說得警衛戰士心裏亮堂堂的。
孫子兵法指出，和敵人作戰，除了正麵出擊之外，還可以運用使敵人意想不到的，從側麵突然出現的奇兵，以奇取勝。
葉劍英劈頭一句“中央警衛團應該改名……”發語奇特，非同一般。他不是正麵解釋警衛團有何重要意義，而是以一個精巧的比喻，使對方一愣，緊接著連發幾個問題，步步緊逼，把戰士們心中的疙瘩一下子鏟除了。
因為我們的說話對象是占多數的普通人，我們應該盡量選取那些讓人一聽就懂、一說就明白的事例去作比，這樣，人們在欣賞時就不會因聽不懂喻體而無法體悟其中更深的本體意思。比如：一位記者采訪一位廠長時，問他：“為什麼條件優越的全民所有製企業還不如集體所有製企業和鄉鎮企業呢？”這位廠長風趣地回答說：“鄉鎮企業好比是鳥，自己找食養活自己，因此滿天飛；集體企業好比是雞，吃的食物一部分靠人供給，一部分靠自己找，有束縛也有自由；而全民所有製企業好比是豬，吃的全部靠陣，不必動腦筋。”此言極富幽默味道，這種幽默效果很大成分上緣於喻體的通俗性、生動性，使人曉暢易懂。
在紐約國際筆會第48屆年會上，輪到陸文夫發言。麵對來自世界40多個國家的600多位代表，他不慌不忙，侃侃而談。
有人問：“陸先生，您對性文學怎麼看？”
陸文夫清了清嗓子說：“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禮品時，往往當著別人的麵就打開來看。而中國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離開以後才打開盒子。”
聽眾席裏發出會意的笑聲，接著是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反應之熱烈、氣氛之活躍為本屆年會所罕見。
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陸文夫別出心裁，用一個充滿睿智和幽默感的生動比喻，把一個敏感棘手的難題解答得既簡練通俗又圓滿精辟。他以中國人和西方人對待禮品盒的不同態度作比，表達出不同民族對待性文學的不同特點。用生活習俗來說明文學作品體現民族特性的理論話題，既把要說明的問題講得清晰易懂，又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又如：有一記者問一位新寡名人是否再嫁，她答道：“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這樣的回答不能說不好，但是沒有一定中國古典文學修養的人就聽不懂。趙丹的夫人、作家黃宗英以喻作答就通俗易懂：“我已經嫁給大海了，再不能嫁給小溪，要嫁就嫁給汪洋。”
說話盡量形象化一些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與人交談或是請示彙報工作時有清晰、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不讓對方摸不著頭腦，不讓對方揣摸半天或是猜謎語，肯定能給人留下好印象，認為你是個頭腦清晰、思路敏捷的人。相反，如果你東拉西扯地說了一大堆，還沒有把你的意思表達清楚，會讓人認為你頭腦不清。這樣的人，做任何事情可能都是糊裏糊塗的。給人留下一個糊裏糊塗的說話形象和不清晰明朗的說話風格，怎麼有時會得到領導的賞識和朋友們的重視呢？非但不被重視，恐怕連碗也難保。因此，我們與人交往時，說話表達的意思一定要明確。
“你不要把清楚的重要和艱難估價太低了。”一位愛爾蘭詩人當眾誦讀他自己的詩，可是，聽眾懂得一半的，還不到十分之一。有很多演說家，不論是演說和說話，他們大都犯同樣的毛病。
英國大物理學家滋爵士，他對文學和公眾演說有了40年的經驗，他談演說要素的時候，十分鄭重地指出兩個要點：一是學問和預備，二是努力說得清楚。
在普法戰爭初起的時候，德國名將毛奇將軍對部下的官佐說：“無論哪種命令，因不清楚而有了被誤解的地方，一切將被誤解。”
耶穌的門徒問他為什麼講道的時候用比喻？耶穌說：“因為我所講的東西他們看不見、聽不到，我不用比喻，他們根本就無法懂。”他怎麼說呢？用你所能想象的最簡單、最自然的方法去加以解決：把人們不知道的事，和他們早已知道的事物聯結在一起。天國……那是什麼樣子呢？要怎麼說才能讓那些未受過教育的巴勒斯坦農民知道呢？因此，耶穌用他們所熟悉的名詞和動作來描述天國：
“天國就像酵母，婦人拿了它，放入相當數量的玉米粉，直到全部發酵完畢。
“還有，天堂就像尋求美好的珍珠的商人……”
“還有，天堂就像拋入海中的網……”
這種比喻，明白易懂。聽眾中的那些家庭主婦，每個禮拜都要使用酵母，漁夫生天把網撒放海中，商人經常搞珍珠買賣……“
“上帝是我的牧羊人，我不能一日沒有他。他令我躺在青草地上，他帶引我來到清水旁邊……”
在那幾近荒涼的青綠草原，羊群可以飲用的清水池塘——這一切，都是牧羊人所熟悉的。
“天國”、“上帝”這些人們無法想象的地方和現實生活中無法感知的一個萬能的主宰者，要想讓人們相信他們的存在並能拯救苦難的塵世萬物，如果不用生動形象化的語言描繪他們，是讓人難以相信的。耶穌創立的基督教能在全球傳播開來，與他善於用形象化的語言明確地表達他說話的意思是分不開的。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要說明聽眾不太了解的事物時，也要善於用形象化的語言加以說明。假如你要描寫偉大的金字塔，第一便要告訴你的聽眾它高137.5米，然後再以他們日常所建築物作比喻，告訴他們那有多高，告訴他們塔的基底占據城內多少條街和房屋；不要對人們說這個可以容納多少加侖，那個有多少桶，何不說某某東西之多，可以裝滿學校的大禮堂？何不說某某建築之高，有你正在演講的禮堂天花板的兩倍高呢？不要以多少裏多少丈來表示距離，要說從這裏到火車站和到某地一般的遠，這樣說不是更明白更清晰嗎？
明朗的說話風格
古時候，有一國王想與波斯國作戰，但又沒有必勝的把握，因此這位愚昧無知而又好戰的國王去求卦問卜。他到了一個據說是最靈的神廟，乞求神靈的指示。得到的神諭是：
“假如你與波斯王作上呀，將摧毀一個強大的王國。”
這位田王喜不自勝，乃與波斯宣戰，結果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後隻剩下他一個人落荒而逃。這位國王十分懊悔，尤其恨神諭不靈，乃偷偷寫信責問，並署名為“憤慨的求簽人”。不久，神廟主持回信說：
“神諭並無錯誤，而且十分正確，因為你在戰爭中確實摧毀了一個強大的王國，不過，這個王國不是別的，正是您領導的王國。”
“摧毀一個強大的王國”這句話的指向是含混不清的。“誰”摧毀一個強大的王國？既可指該國王，也可指波斯國；被摧毀的是“誰？”可以指波斯國，也可指該國家。不管哪種情況，神諭都是靈驗的。
神廟主持雖然開脫了自己的罪責，但他這糊塗話，卻使另一個糊塗蟲發動戰爭，勞民傷財，以至毀滅了一個王國。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會遇到許多心術不正的人，故意混淆視聽，把水攪渾，請看下麵這則例子：
正值三伏天氣，烈日當空，大樹下有一個小商販在大聲叫賣：“冰鎮汽水兒倆伍毛，快來喝吧！”
有一個外地的過路人聽到叫賣聲，來到攤子跟前說：“給我拿二瓶！”小商販立即打開兩瓶遞了過來。過路人喝完汽水，遞給小商販五角錢就要走，小商販說：“哎，別走，錢不夠。”過路人說：“怎麼不夠？你剛才不是吆喝‘冰鎮汽水兒倆伍毛’嗎？”小商販說：“是啊，一瓶汽水兒倆伍毛，你喝了兩瓶，應該是四個五毛，還差三伍毛啊！”
過路人一聽，頓時氣得說不出話來，他又掏出一元伍角狠狠地甩給了小商販。到這個份上，小商販哪裏還有良好的說話形象和風格可言呢？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與人交際相處，說話也必須明朗化，不能含混不清。因為含混不清常常會產生誤解，甚至引起矛盾和不快。
有位先生參加戶外烤肉會餐，幸運地發現自己的座位剛好在烤乳豬旁，他興奮地叫道：“啊！原來我坐到了豬的旁邊。”
他猛一轉臉，發現身邊坐著一個胖女人，正瞪著他，於是他立即更正，抱歉地說：“對不，我是指烤好的那隻。”
雖然這位先生道了歉，然而那位女士並沒有釋懷，影響了宴會的氣氛。
某老師想啟發學生說出“天”這個詞，就問：“你頭上是什麼？”學生答：“頭發。”老師不死心，繼續發問：“頭發上是什麼？”“帽子。”“帽子上是什麼？”“一個小洞。”老師沉不住氣了，書本一拍，大吼一聲：“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學生小聲嘀咕：“脖子上。”倒不是這學生疾呆，而是老師問話的意思沒有表達清楚，不夠明朗化。
一位老太太步履艱難地上了公共汽車，坐在司機身後的座位上。連過了幾站，她都沒聽清是什麼站名。又到一站，車子停靠下來，老太婆用傘尖戳戳司機的臀部，著急地問：“這是什麼地方？”
不料，司機卻出人意料地回答道：“這是我的屁股，你要在哪一站下車？”
全車人聽了，全都笑了起來，老太太很尷尬，其說話形象和說話風格因此而打了折扣。
古代有一則笑話也由於濫用模糊詞而導致欲蓋彌彰，引人發笑的。一位財主請朋友吃飯，約定時間到了，人還沒到齊。於是財主說：“該來的不來。”話一出口，馬上看到幾個人站起就走，財主擋不住，隻好轉身對留下的幾位歎氣道：“不該走的走了。”誰知留下的幾位一聽此話，竟全走了。留下財主一個人還在納悶：“我說了不該說的嗎？”
也許財主一直不明白，他的每一句話都有相應的暗意。“該來的不來”暗示“不該來的來了。”“不該走的走了”暗示“該走的沒走”。忽略暗含的真義，隻用其表義，千萬詞義模糊，自然會引人誤解了。
歌德是蜚聲世界文壇的德國大詩人，青年時代曾攻讀法律，並以律師的身份多次參加訴訟活動。他踏上律師生涯的首次辯護詞中，有這麼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