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文壇就文學的社會承載功能、文學的現實性、文學和讀者的基本關係等問題開始進行反思，許多文學期刊不堪曲高和寡的窘迫，開始老老實實地回歸到現實和生活中來，也正是廣大讀者對文學重新寄予厚望並充滿期待的特殊時期，秦嶺先後以《繡花鞋墊》《鄉村教師》《不娶你娶誰》《燒水做飯的女人》等一係列鄉村教師題材的小說贏得了專家和讀者、特別是廣大農村讀者的青睞，而《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在主題上更是與時代同頻共振，我們從中體味到了普通老百姓所承受的生活壓力和付出的沉重代價，觸摸到了老百姓真實的生活情景、豐富的情感世界和不堪的人性隱曲。它切中了農民和農村現實的命脈，滲透到了老百姓的骨髓裏，不能不使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為之動情。小說對當前農村社會變革切入之準、開掘之深、聯係之緊，再度顯示了作家提煉素材、挖掘主題、審視生活的獨具匠心。專家評論此文時說“能把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濃縮成一個小點，複又把這個小點無限放大為一段曆史，既顯示了作者成熟的創作技巧和功力，也體現了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這個小說沒有去追逐當今時裝換季那樣的‘流行色’，倒像一架爬涉在黃土高坡上的如釋重負的獨輪車，使我們分明聽到了曆史的車輪碾過的聲音。”（《跨越時代的響聲》載《中國文化報》2005年12月21日）對這個評價，我們是有同感的，它的確像“曆史的車輪碾過的聲音”，因為它是2600年的曆史和時代浪潮發生劇烈碰撞後的聚焦、曝光和最後的定格。一般說來，短篇小說往往以輕盈巧妙的故事取勝，至於體現如何重要的社會價值，本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這個小說不僅達到了，而且在同類題材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具有標誌性的意義。這篇小說一經發表就反響不俗，廣為轉載，當屬必然。
艾薩克。辛格說：“真正的作家關注的是‘生活’，是內在於‘風格’的意義，而不是‘風格’本身。”秦嶺正是如此，它的小說注重的是承載和思想，很少看到無聊空洞的形式和技巧的賣弄。秦嶺曾經一度在甘肅天水的艱苦農村生活，後來又調到天津並成為簽約作家，強烈的地域、文化、生活反差使他對農民和農村現實的思考更趨成熟和理性。在創作上，他始終以西部人的誠實和堅韌，遵守著小說創作的嚴肅紀律，並在這基礎上進行著可貴的主題開掘和藝術探索，這是難能可貴的。從《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中，我們感受到了作者精神世界與普通民眾在現實生活層麵上的血肉聯係，感受到了一個作家難得的人文情懷、民間立場和平民意識，這應該是作品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用全新的視角體現原創
——評秦嶺的中篇小說《不娶你姿誰》
王駿樹
秦嶺的中篇小說《不娶你娶誰》，（《中篇小說選刊》2005年第3期）用一種全新的視角把我們引到了西部農村教師的情感狀態中，給人耳目一新的驚喜。作者把敏銳的眼光投放到“三農”背景下農村教師的愛情和婚姻上，顯示出發現生活的獨特視角。
作者沒有表現農村教育事業的艱難、情感故事及奉獻精神，而是從教師娶妻難這個尷尬現實直接切入到生活的原生狀態，挖掘人性的隱曲，剖示嚴酷的社會現實對教師靈魂的拷問。在教師找學生當老婆已成為傳統的尖山中學，身為教師的趙五常堅決不想在學生中找老婆，直至教師中的光棍僅剩他一個人了，麵對年齡的壓力和輿論，他最終違心地做出了離開心愛的教師崗位去鄉政府的選擇，由此又引發了校方要留住這個教學骨幹的一係列故事。而留住趙五常惟一的辦法，就是校方不得不妥協，趙五常通過徒勞的掙紮最終不得不娶自己的學生為妻。這樣的故事是枯澀而沉鬱的，這樣的婚姻在嚴酷的現實麵前，是那麼地合乎生活、生存的邏輯。其故事的深刻性不在於對農村教師生存境況作了真實的展示，而是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思考領地，許多現實問題的根源和謎底，都是客觀存在的，隻是有些作家沒有觸摸到而己。教師娶妻難的核心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因為，教師被迫和鄉幹部一起深入農戶亂收稅費，侵害了群眾的利益，傷害了群眾的感情，使籠罩在教師頭頂的那個為人師表的光環無影無蹤，教師竟成了包括基層政權、農民、學生的對立麵，陷入了尷尬難堪的境地，這也是主題的深刻性所在。
小說的情節、人物安排巧妙，作者把校長與光棍教師們的矛盾、教師與學生的矛盾、鄉政府與學校的矛盾、村長與校長的矛盾、學校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梳理成多條線索，彼此交織又各表千秋，所有的矛盾都是一種利益的衝突，而無論亂收稅費、娶學生為妻等，即便到了劍拔弩張的場麵，最終都在無可奈何地接納、默認、服從中趨於平靜。每個角色身上都有盲從、短視和狹隘的印記，但骨子裏又同時有一種職業道德、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作者以嫻熟的技巧、冷竣的目光、鮮明的批判意識，寫出了對農村教師命運的關切。作者的思考是嚴肅的，用手術刀一般的視角，始終在教師的生活、生存本相上遊走，在錯綜的社會矛盾中搜尋，在鄉村眾生隱秘的靈魂和精神層麵上透視，這樣挖掘出來的生活，這種對精神價值的關注，引人思考。
秦嶺的十幾篇農村教師題材的係列小說，展示出了作者對農村教師生活幽微處深邃的觀察力和理解力。在社會轉型期，物質和權力無所不在的壓迫和人性的善惡在文本中得到充分地呈現，一種痛感、無助感和焦灼感隨敘述蔓延。小說中人物活靈活現，個性鮮明；語言樸實生動，有一種西部語言特有的幽默、粗礪和張力。看不到作者在敘述方式上玩弄技巧，而是營造出富於個性的富有鄉土氣息的話語空間，貼切地反映出人生困境。正像不會把美麗的玉石當石頭繞過去，他的小說也越來越引起更多讀者的關注。
秦嶺新作《棄嬰》的藝術特色
李發中
近來以《棄嬰》為名或同題材的小說湧現不少，其中不乏佳作。天津作家秦嶺刊登在《作品》雜誌的短篇小說《棄嬰》（《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多家選刊同時轉載），以獨特的視角、厚重的主題、深刻的人性開掘、準確的生活把握給了我們別樣的驚喜，滿足了我們的閱讀期待。
秦嶺的《棄嬰》顯然與他近期發表的《坡上的萄子紅了沒》（《新華文摘》2006年第4期）《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小說月報》2006年第2期）《燒水做飯的女人》（《作品與爭鳴》2006年第5期）等同屬“三農”係列，其高明之處在於把“三農”問題的貽害合理地設置到了現代都市的背景下，圍繞一對在貧困線上掙紮的青年農民夫婦拋棄嬰兒的案件，對當代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進行了靈魂、人性、道德、情感意義上的透視，為一個司空見慣的社會問題拓展了新的思考空間，賦予了新的文學精神。
時下農村題材小說，似乎對農民生存、生活以及農村社會的各種矛盾演繹得愈慘烈、愈艱難、愈複雜、愈悲壯方顯“三農”問題的特征。《棄嬰》和秦嶺的其他小說一樣，總是不斷變換著視角，在表達對農民命運關注的同時，更多地把著眼點放在社會變革時期整個社會的倫理、人性和精神層麵上來，一絲不苟地尋找著彌足珍貴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想，這應該是他有別於其他作家的重要標誌，也是他不斷取得成功之所在。殘疾嬰兒的手術費高達8萬元且將終身依靠藥物癱瘓在炕頭，這對於青年農民夫婦來說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找到答案的致命難題。他們之所以“拋棄”嬰兒，是為了寄希望於“讓社會上有錢人把娃兒抱去”，於是，麵對這個嬰兒，形形色色的人們，包括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城市裏的夫婦、來城裏打工的民工在道德倫理、物質利益、價值觀念、天地良心、人性本能的問題上經受了一次心靈的體驗、考驗和檢驗。他們都表現出了人類最可寶貴的精神，有的無私饋贈金錢、有的把母性的親吻給了嬰兒、有的千方百計嗬護著嬰兒不被傷害……在人性的天平上，芸芸眾生們的善良之心、同情之舉和人文情懷像鮮花一樣競相絢麗地開放，但是，致命的難題注定了沉重的悲劇，誰都把拯救棄嬰的希望寄托在“下一個有錢人身上”，但是，下一個在哪裏呢？這是小說給我們提出來的一個艱難而又無法回避的問題。
《棄嬰》的結論很現實：可悲的不是人性，而是比人性更為嚴峻的生存現實。農民妻子的夢想過於天真：“娃兒如果真的有主了，我情願給主家當一輩子保姆，專門侍候咱娃。”嬰兒最終的死亡當然不是終極答案，也不是農民夫婦所希望的。當這個拋棄嬰兒致死案以法律的姿態嚴肅地擺在農民夫婦麵前時，妻子提出的要求不免讓人心碎：“判我個死，我要從陰曹地府把我娃兒抱回來。”至此，所有出場人物人性美好的一麵在此達到了極致，成為人性魅力的集中綻放，與小說的主色調―悲劇調合在一起，構成了同類題材中不可多得的審美特征和藝術景觀。
作家在藝術上的探索無疑使主題的高度得到了升華。小說采取了明、暗、隱三條線交替展開的表現方法：明線著力表現各種人物對棄嬰的態度，暗線側重表現農民夫婦在嬰兒出生前、出生中的喜悅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和向往，隱線著墨不多但分量很重，那就是老楊家的女兒用當“三陪”換來的“威風凜凜的大騾子”的反複出場。三條線交替搭配，相得益彰，互為映襯，極大地突出了小說的戲劇效果、悲劇力量和藝術感染力，使棄嬰的行為無論是主觀故意還是客觀因素，都使得棄嬰的悲劇命運幾乎成為一種宿命，突出了小說的現實批判力量，再次體現了作家把握農村題材小說的獨具慧眼和全方位思考。
秦嶺筆下的城市之痛
楊顯惠
近日來，多次聽專家談到天津作家秦嶺的津味小說《碰瓷兒》，起初頗不以為然。在我印象中，這位旅居津門的甘肅外來戶作為以農村題材見長的實力派作家倒是不爭的事實，他的以《繡花鞋墊》為主的鄉村教師係列曾引起不俗的反響，其“三農”題材係列也頗顯崢嶸，其中《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作為第一篇反映取消公糧的小說獲得了首屆梁斌文學獎。在人才濟濟的津味作家大軍中，他這個吃慣了甘肅拉麵的年輕人能把小說做出天津“狗不理”的味道來嗎？
找來《上海文學》2006年第10期一閱，竟瞬間顛複了最初的判斷，撲麵而來的不僅是正宗的狗不理味兒，更重要更關鍵的是秦嶺的筆觸像中醫手中的銀針，準確地紮進了城市生活的縱深，使我們無比真切的感受到了深不可測的城市之痛。《碰瓷兒》的獨特魅力促使我連讀3遍，由狐疑、嘀咕進而刮目、折服，同時，也明白了在城市題材普遍蒼白乏力、甚至陷入某種誤區和侄桔的今天，專家和讀者緣何偏偏對《碰瓷兒》趨之若鶩。
“碰瓷兒”在法律上被解釋為故意用身體碰撞車輛造成人為傷害並強行索賠的詐騙犯罪行為。這一社會醜惡現象在當今城市愈演愈烈，幾呈燎原之勢，和吸毒、搶劫、賣淫等犯罪活動一樣，成為光怪陸離的城市生活的重要構成。小說中的主人公馮保國，通過碰瓷兒獲得原始積累後，由黑道轉入白道，試圖通過跑出租車光明正大地過日子，結果他本人又遭遇更為慘烈的碰瓷兒，嚴酷的生存邏輯再次使他深陷絕境。這樣的城市傳奇，在城市現代化和貧富差距拉大的今天，其實已失去了傳奇的基本屬性，與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同時存在並衍生著，而秦嶺的高超與高明處在於，碰瓷兒在這裏被他當作用來窺視城市社會的鏡子，映照出的是城市社會變革時期各個階層不同群體的生存邏輯、生活狀態、道德秩序、靈魂景象和價值變化，揭示的是物欲時代權力腐敗和社會分配不公對普通市民傳統價值取向、道德操守、人性歸屬、良心杠杆、人文理想的嚴重摧殘和破壞。馮保國從最初對碰瓷兒現象的深惡痛絕到最終走上碰瓷兒詐騙犯罪道路，絕非偶然失足，亦非本能始然，其根源正在於此。首先，馮保國遭到了現代都市用工體製的無情愚弄，作為曾經“倍兒牛”的勞動模範被迫下崗，成為國企改革可悲的犧牲品：其次，麵對全家人養老、醫療、就業的多重壓力，他不得不以賣饅頭、賣血為生，成為典型的弱勢群體；再次，同樣的工人出身，他與在機關給領導開車的賈師傅的優越日子形成強烈反差，形成仇富心理；第四，他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年幼的兒子身上，千方百計讓他上好學校，但是產業化的教育體製必須得拿3萬元錢說了算，而賈師傅的兒子上學不用拿錢，領導的條子可以解決一切難題。從這一切我們並不陌生的城市問題中，我們對馮保國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答案應該說一目了然。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原因比答案更重要更深刻，這是一種埋藏在城市肌膚深處的痛，比我們閱讀中的心痛還要痛，這也是小說獲得成功的理由。小說在故事安排上不是簡單鋪設，而是把主題的開掘融入整個城市背景，把人物命運嵌入社會矛盾，讓讀者時刻都能感受到時代的陣痛。情節推進上前呼後應，層層設伏，淺嚐輒止，回味悠長。小說的敘述方式和語言表達張弛有致，幹淨利落，在慘烈場麵的描寫上也盡顯幽默和詼諧，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津門相聲、評書的表現手法，為沉重的話題增強了閱讀的快感，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津味小說的特點。
在我看來，當前城市題材小說的萎蘸狀態是個不爭的事實，重要的一條，就是作家普遍缺乏對城市生活的縱深思考和審視現實問題的視角，讀來不疼不癢，如聽夢吃。而秦嶺的優勢正在於思考和視角，他的“三農”題材小說《坡上的v子紅了沒》（《新華文摘》2006年第4期）《棄嬰》（《小說月報》2006年第8期）《燒水做飯的女人》（《作品與爭鳴》2006年第5期）《不娶你娶誰》《中篇小說選刊》2005年第3期）等之所以被專家和讀者看好，就是因為思考和視角到位，牢牢抓住了農村社會的主要矛盾和農民精神世界的變化。《碰瓷兒》亦如此，把視角探進城市社會的各個角落，準確疏理物欲時代城市社會的核心矛盾，並以自己的方式逐一放大，構成了一副底層市民生存與生活的全景圖，取得了事半功倍的藝術效果。
讓閱讀者從作品中咀嚼出城市生活的痛感，既顯示了秦嶺開掘主題和審視生活的功力，也是近年來津味小說的重要收獲。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本土作家的津味小說精品往往取材於清末民初的市井生活，鮮有切中時弊的現實題材，《碰瓷兒》的成功，對於津味小說如何關注城市現實有著重要的啟示。
好一個潛規則下的人性本相
——解讀秦嶺的中篇小說新作《難言之隱》
甄必達
逐漸熟悉秦嶺這個名字，是從閱讀他的《繡花鞋墊》《不娶你娶誰》《鄉村教師》等為主的鄉村教師係列小說開始的，便暗自認準他是位擅長寫西部農村生活的青年作家。所以初看其中篇近作《難言之隱》（載《鍾山》2005年第4期），誤以為又是寫鄉村教師尷尬婚戀、難堪境遇的。一開卷才知走眼，秦嶺在這裏筆鋒陡轉，以讓我無法預料的犀利姿態，直插入官場的潛規則之中，在人性幽深之處淩遲般探詢，切剖開了一個讓我們窺視人性本相的窗口，讀來駭然，複又豁然。
無庸諱言，官場應該是最講究規則而拒絕潛規則的地方。漢語詞典顯示，所謂規則是規定出來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製度或章程。查遍漢語詞典的萬千頁碼，並沒潛規則這個詞條，但正是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有悖一切常規的潛規則，往往以絕對真理的姿態，淩駕於規則之上，合乎邏輯地被各色人等一絲不苟地遵循著，這就成為妙趣橫生的遊戲了。《難言之隱》把這種遊戲淋漓盡致地演繹了一遍。副縣長的秘書―腳氣病患者範仕舉本來要提拔的，卻因為洗澡時把帶有病菌的拖鞋借給了一把縣長，事情就在於無聲處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先是被不知範仕舉隱情的副縣長炒了魷魚，然後提拔的事情擱淺了，副縣長的女兒也不和他“初戀”了……而“成熟”的範仕舉抓緊機會弄大了副縣長千金的肚子，反而逼得副縣長沒有了退路，不但賠了女兒，而且不得不關照範仕舉仕途上的進步……這一切驚心動魄的故事都在和風細雨式的握手、微笑、寒暄中發生著，每個人的難言之隱都在靈魂的底片上強烈地暴光。在潛規則下，人性虛假、偽劣、卑微的一麵暴露無遺，而人事的變動、個人的進步、工作的開展、人際的交往竟是如此驚人地以真正規則的名義符合現實邏輯的運行著。這樣的生活層麵，其實十分客觀地在官場存在著，也有一些官場小說或深或淺地觸及了，但秦嶺切取的這塊生活層麵，卻始終在反複探幽人性本相，這個角度首先是比較新穎的。秦嶺在另一個中篇小說《不娶你娶誰》的創作談中說，自己切入主題的目光“喜歡在眾所周知卻又往往被芸芸眾生忽略的生活斷層中切割和掃描”（見《中篇小說選刊》2005年第3期），作者審視、開掘生活的獨特性由此可見一斑。
鮮明的戲劇性成為該作最大的藝術特色，這種戲劇性是以誇張、漫畫的藝術手法來表現的。作者用腳氣來考驗和叩問官場人等的人性世界，本身就富有濃鬱的戲劇色彩，且不失幽默。而由腳氣所引發的所有故事，無處不體現著峰回路轉的戲劇效果，如縣委書記的秘書因為患肝炎而被強行發配到地方誌辦公室，使該室一位老同誌的不幸去世顯得撲朔迷離：本來已經在副縣長那裏失寵的範仕舉卻成為副縣長的乘龍快婿，真是柳暗花明；副縣長的千金去醫院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治療被傳染的腳氣而是為了做人工流產，使故事高潮迭起；有潔癖的縣長破天荒使用了範仕舉的拖鞋而得腳氣，卻因不甚墜崖成疾，終於和副縣長的爭權奪利劃上了句號，使情節一波三折。如此謀篇布局，可謂戲中有戲，好戲連台，構成了一幅幅妙趣橫生的漫畫，讀來既忍俊不禁，又掩卷深思。這裏有兩個文學看點很值得回味，一個是權力、金錢對精神價值和獨立人格的嚴重敗壞；另一個是範仕舉在窮途末路的尷尬境地中所采取的“讓副縣長女兒肚子大起來”的應急對策。後者的深刻性在於這種複仇的手段飽含了政治手段的全部意味，因為既可使嚴重失衡的利益損失趨於平穩，又使領導父女陷入被動，最終使他這個官場弱勢小人物爭取主動，取得全盤勝利。這種手段盡管有些卑劣和下作，卻與領導之間的權力鬥爭技術、鬥爭方式相暗合、想呼應。範仕舉既善良，又虛偽；既上進，又陰暗：既有獨立人格，又善於投機鑽營的多元性格躍然紙上，一個成熟、老練的青年政客的形象呼之欲出。他後來當上副市長成為大政客，就成為一種必然。這種寫法，極大地增加了主題的深度和厚度。放眼時下，作家們似乎對官場小說趨之若鶩，但《難言之隱》在主題、立意上另辟蹊徑，顯然超出了當下普遍流行的官場小說的格局，這種創新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小說字裏行間充滿著強烈的反諷意味。這種反諷的手法，在敘述和描寫中幾乎無處不在，有一種強烈的批判效果，無論是官場的波詭雲橘與升降沉浮，還是人性百態與人情翻覆，都被作者梳理成人性本相的圖片，毫不留情地進行了諷刺、嘲弄和抨擊，增強了小說的喜劇色彩，使本該深沉的話題顯得幽默風趣，舉重若輕，使人聯想到果戈裏的《欽差大臣》，既有十分輕鬆的閱讀快感，又有難得的思想深度。
《難言之隱》與秦嶺的農村題材小說在敘述方式和語言風格上有很大的變化，幾乎很難辨認是同一人所為，可見秦嶺在創作上的潛力、可塑性以及發展空間都很大，這應該是一個優勢。秦嶺在中篇小說《繡花鞋墊》的創作談中說：“我有個執拗的觀點，小說根據題材的不同是需要不同的語言和敘述方式來裝飾的，一如不同風格的居室需要不同的裝飾材料一樣，我表現機關生活的小說與鄉村題材的小說在語言上區別很大。”（見《中篇小說月報》2003年第11期），由此可見，作者在審視、提煉和把握不同的題材方麵，趨於理性並正在走向成熟。
優秀的小說離不開生活的豐厚饋贈。有理由相信，既當過西部鄉村中學教師而今又身處大都市機關的秦嶺，既然能把鄉村教師生活寫得入木三分，“踩”著《繡花鞋墊》登上2003年下半年中國最新小說排行榜，那麼，官場生活作為他又一重要的創作源泉，完全應該有更深入、更獨特的人性發現和思考。
歌謠一樣悠深的人性展示
白楠
秦嶺的小說《坡上的莓子紅了沒》一反作者熟悉的領域，把筆觸延伸到了歌謠一樣的普通村民的世界，這是作者新的嚐試和探索。《坡上的驀子紅了沒》本是一首西部歌謠的名字，以之為小說命名，一開始就給人留下了一個富有象征意義的問號。當我們沿著主人公雨雨的記憶走近年邁的阿婆歌謠一樣的生命空間時，我們已經咀嚼出小說充滿期盼、呼喚的象征意味。在這裏，墓子遠遠超出了本身意義，而成為麥子的代理者，是收成、年景的象征。寄托著莊稼人的全部希望和追求。與其說阿婆在不厭其煩地唱，不如說她是以虔誠信徒般的姿態，誦經式地用生命在祈禱。在解讀阿婆和她的歌謠時，我們無不為這種艱苦的生存、生活條件下頑強的生命所震撼，無不為山裏人宗教般守望日子的精神所打動。作者切取的生活層麵有著很深的人性內涵和社會內涵，給讀者一如歌謠般悠長、悠深、悠遠的思考。
小說不像作者以往的作品，處處設伏，懸念迭生，而是一段明晰如歌詞般的普通故事。阿婆一邊唱歌謠，一邊為村民們搓用來背麥子的草繩，無論年景好壞，阿婆照搓不誤，村人也照領不誤。其實，絕收年，麥子都死在地裏了，草繩還有什麼用呢？但故事的深刻性恰在於此，就像大早年，墓子不可能變紅，但是對歌時，偏偏要說紅了一樣，無論怎樣，生存和生活的希望不能破滅。這是一個寓意深長的故事。作者沒有安排曲折的情節，而是以人們對歌謠的感情為主線，用散文式的筆調，通過人物的心理變化、情感表露和舉止，舒緩而有節奏地推動情節，恰到好處地展示了悠深的人性世界。在這不動聲色的敘事中，我們感受到了每個人內心世界的驚心動魄和思想鬥爭，特別是讀者觸摸到了阿婆高貴的靈魂和精神姿態。平中見奇的藝術效果，體現出作者對生活的提煉和對小說藝術的感悟。
歌謠是西部風情的重要特征，小說也極富西部歌謠特有的蒼涼、哀婉、深情的意味，使小說飽含了濃鬱的民俗色彩、獨特的文化韻味、鮮明的地域特征和綿長的鄉村情調，仿佛一幅濃墨重彩的鄉村風俗畫，投射著別具一格的藝術魅力。作者曾在甘肅天水生活多年，因此他的創新和探索，與西部那片神奇的土地是分不開的。
天水八月天，再見一個你
——天水籍青年作家秦嶺掃描
陳均實 鄧暉
“彥傑來了！”來了好哇，照樣把酒接風。作為哥們，免不了獻籌之間神侃一番離別情份。而他這次竟像渤海灣的咫風，夾裹著一股新鮮而陌生的文化氣息跨入了故鄉天水的八月天。《天水日報》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對他的專訪並介紹了他的最新小說集《繡花鞋墊》《紅蜻蜓》，天水電視台“人文天水”欄目的鏡頭也對準了他以及這片熱土……麵對機關學校、街頭巷尾的熱議，眾哥們一時愕然，這還是混跡天津官場的彥傑嗎？
爽朗的笑聲，睿智的眼睛―是他，就是他！隻是縣級烏紗帽罩著的竟是個國內當紅作家的坯子―中國作協會員，天津市文學院簽約作家，著有170萬字的作品。眾哥們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今天，何彥傑在天津官場打拚之餘，竟以悄然的姿態在繆斯的神聖殿堂麵壁圖破，相知二十載，竟無人曉得他在中國文壇的大號：秦嶺。
平時讀書看報，常撞上一些官人的附庸風雅之作，其思想上的做作和藝術上的淺陋令人作嘔，頗掃雅興。今番看秦嶺，可謂橫空出世，巍峨壯觀，這些年來，他文學的步履竟從容地從《鍾山》《長城》《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等這些名刊巨峰上跨過，頭頂時不時套上《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諸選刊的橄欖枝，他還拾級而上登上了中國小說排行榜，摘取了中國首屆梁斌文學獎桂冠，2002年被評為天津市文學新星，涉足影視劇本……仿佛是鬼使神助，2006年的天水八月天，我們不約而同地成為《繡花鞋墊》《紅蜻蜓》的忠實讀者。並很快得知，在天水，有兩類讀者對何彥傑的小說趨之若鶩，一類是機關幹部，一類是中小學教師，因為他的題材主要集中在官場和教育。彥傑筆下的官場注重刻劃潛規則下的人性世界，像手術刀一樣剖析著權力的碾軋、利益的攫取、人事的詭秘中形形色色官員的複雜心態，特別是對領導同誌和身邊女同事、女情人之間關係的描寫，可謂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在天水郵政書城，我聽到幾位領導模樣的人戲言：“彥傑在天水幹過，該沒把我們這些老連手寫進去吧。”引得哄堂大笑。彥傑關於教育題材的小說主要集中在社會變革時期農村教師尷尬、難堪的生存、生活狀態上，通過揭示城鄉教師的婚戀、家庭生活，真實反映了現行教育體製下教師的心路曆程和精神變化。何彥傑在天水上過師範，當過教師，其深厚的生活底子自然是創作的源泉。兩類讀者，蔚為大觀，各取所需，彥傑那60萬言的文字，使我們的八月天成為閱讀的季節。
哥們對天水文壇了解不多，因此無法判斷彥傑於天水文壇的意義。但是天水作家反映天水生活，天水人讀天水小說，這樣的閱讀對於我們這些清苦的教書匠來說已經非同尋常。這樣的閱讀首先是親切的、嶄新的、快樂而愜意的，閱讀他的文字，就像是不經意間拐進了天水的某個深巷，或者走進了五縣兩區的某個村學，感受著天水土地的厚重與疼痛，體味著古秦州人內心的酸甜與悲歡。
“這是一次久違的、意外的閱讀。”許多天水讀者如是說。久違的閱讀得到的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收獲。讀有所得，才具意義，這是讀者的福分。
斷事易，識人難。借助現代網絡一檢索，竟然發現《文藝報》《中國文化報》《中華讀書報》《作品與爭鳴》等報刊上關於彥傑小說的評論多達數十篇。著名評論家雷達評價其作“既貼緊生活，又有難得的高度”。顏廷奎、溫亞軍等名家的精彩點評亦閃爍其中。被專家和讀者關注意味著一種標準和高度，它把庸常寫手和有為作家區別開來，它為我們重新認識彥傑提供了權威依據。彥傑夠狠，竟以秦嶺為筆名，如果不是為自己設立標準和高度，那麼肯定是在告誡和提醒自己不斷探詢綿延千裏的秦嶺山脈所蘊藏的巨大內蘊與精神。
作為朋友，這樣的認識已經足夠，但是作為讀者，任何權威的依據畢竟是依據，讀者了解作家，必須全身心地進入其作品，我們既然已經進入了《繡花鞋墊》和《紅蜻蜓》，那麼，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和耐心期待他更好的小說，特別是反映天水生活的小說，因為我們是哥們，哥們都是天水人。
記憶與現實的急轉彎
——關於彥傑和秦嶺
歲麗
聽說彥傑寫小說呢，而且頗有成績，有些意外，心想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想一想同為西部鄉村教師的經曆大約也在十餘年以前了，後來知道他調進城了，調到天津了，步步高了。
音訊少了，每每碰見熟識的、有他信息的人，大家都要聊一陣，感歎羨慕一陣。三日都要刮目相看，十餘年當然可成就一高人，隻是我眼濁當初就沒有慧眼識英雄，後來又隻顧羨慕他進城了、進津了，吃香喝辣的去了，走的是官道，卻沒想到他又成文人了，成作家了，而且是小有成就的作家。看來我等還是太俗、太小，難怪會與他產生差距。差距小使人嫉妒，差距大使人敬仰，所以現在我很樂意提醒別人：“我與彥傑曾是同事”。
沒想到他會成為作家這也不能全怪我，他當初也確實沒有太顯露出作家的光環，我以為作家應該深沉怪癖，可他卻爽朗隨和；作家應是沉思者，可他卻是個健談者；作家應嘔心瀝血麵容憔悴，可他卻大口吃肉麵色紅潤；作家應嘴角上翹以示心領神會，可他卻大笑：“哈！哈！哈！”如果用西北漢子的標準去衡量，倒有一比，怎能是作家？隻有一次連降大雪，對此我們沒有現代城裏人見到雪的驚喜，隻感到寒冷與不便，幾個年輕老師圍在火爐跟前喝茶、烤饅頭吃。這時彥傑開始談雪，談他對雪的感受，具體說什麼我忘了，隻記得有點意外，這個人怎麼對事物有如此的洞察力？怎麼又如此細膩、強烈的感受？但當時沒有撲捉到作家的靈光，反而視為粗硬漢子並不多見的小女兒情懷，大家取笑一陣罷了。
聽說何彥傑成秦嶺了，還出了兩部小說集，我有點擔心，這是一種娘家人的擔心。不管秦嶺本人是否視我為娘家人，但我確實有點擔心他的作品是否像評論家和媒體評價的那麼好，現在雷聲大雨點小的事雖說己經司空見慣，但我確實不願意曾圍著火爐吃烤饅頭的幾個同仁有什麼讓人有所微詞的地方。想想十幾年都音信全無，還要視為自己人，真是多情應笑我。但還是趕快找來他的小說集《繡花鞋墊》、《紅蜻蜓》，我平時很忙，卻抽出兩天的時間一氣讀完了這兩本小說，讀完了我也放心了，我不是文學評論家，不能逐一分析出它的好處來，也沒有給他蓋棺定論的能力，我評判作品的好壞標準是：看的時候丟不下手；看完以後腦子裏總惦記著。這兩點秦嶺的小說都做到了，能讓一個快四十歲的有點經曆的伊在走路時、做飯時、工作時腦子裏冷不丁地冒出小說中的人物，甚至還在腦子裏改編、續寫故事，這不是件簡單的事。
所以我知道秦嶺的小說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