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人有句諺語：成熟了的穀穗是低著頭的。己獲得不俗成績卻始終清醒審視自己的秦嶺，“沉下心，讓心靈遊蕩在故鄉的羊腸小道上”（秦嶺創作談語）的秦嶺，“為了六月真正意義上的收割，在寂寞的崖畔精心地打磨自己最好使的鐮刀”的秦嶺，一定會在他的犁樺不斷深入那片土地的過程中，完成新的量變到質變的飛躍，為他忠實守望著的隴東南那片土地，寫出更加不愧於這個時代的力作。
對鄉村和城市斷層的掃描
李亞軍
在我的閱讀中，作家秦嶺的創作重點更多地放在了隴上鄉村。其鄉村教師係列、“三農”問題係列作品，得到專家和讀者的關注和好評。僅2006年就有《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棄嬰》等多部作品被中國小說學會、百花文藝出版社等編入各種年度選本，《略牙的沙子》經《北京文學》推出，引起文壇關注。近讀其小說《碰瓷兒》、《闖紅燈的女人》（刊於《上海文學》、《山東文學》），欣喜地看到在城市生活多年的秦嶺，已將其敏銳的觸角延伸到了城市生活的層麵；其如刀之筆沿著強勢者與弱勢群體之間的斷層由鄉村到城市切開，掃描其所揭示的深刻思想內涵，在某些權力支配一切、職責本分與分配體製傾斜失衡的社會現實麵前，處在權力者和一些惡者之間良知未泯的大多數，無所適從的生存艱難與尷尬。在探索人性的表象後，是對某些體製與格局和理性的拷問和對社會肌體病灶的診察，從而使這些不同背景下悲喜交融的故事有了同樣關注與思考的社會意義。
《格牙的沙子》裏，鄉村教師們用“挑大糞的肩膀”格守著教書育人的本分，支撐著鄉村教育事業。然而為了養家糊口的工資，又被迫向農民征收稅費，使教師角色尷尬地成為向農民亂收費的責任承擔者，被推到村民的對立麵。心疼拉水學生的老師，卻喝著被學生因報複而投以沙子的水·作者用其擅長的以標帶本、巧妙選取現象來透析本質的曲筆，剖開了讓閱讀者震驚的農村生活的“斷層”，使人思考故事背後傾斜失衡的深刻社會根源。有專家評其農村小說“以小見大，立意高遠，主題深刻，熔曆史性、現實性、時代性、象征性於一爐，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和特殊的現實意義”。
如果說《略牙的沙子》對農村生活斷層的展示有些於無聲處聽驚雷，那麼《棄嬰》則更像秦腔戲中的大淨，未見出場先聞一聲悲槍的大吼。貧困山村的夫妻把嬰兒遺棄到城市，渴望被有錢人撿到，嬰兒在經曆了形形色色路人的憐憫、施舍後，終被凍死，身為父母被法律和良心所製裁和折磨。工於繪畫的秦嶺以社會分配傾斜的陰影為整個故事設置了灰色的背景，更以“在誘人閱讀與發人深思之間左右逢源的功力”（孫煌華語），讓人不由自主地閱讀、感慨，並隨之沉重地思考。
對於城市生活的“斷層”，我們來看《碰瓷兒》：曾是企業骨幹、勞模的馮保國，下崗後艱難謀生。最後做了由善墮落到惡的選擇，加入了於法不容、為人不齒的、隨時付出生命的“碰瓷兒”團夥，他獲得了不菲收入，滿足了讓孩子讀重點中學的願望。後來他想買車正正當當地跑出租掙錢，卻頗具諷刺地遇到了更狠的“碰瓷兒”者。在權力支配一切的規則下，象征黑惡勢力的董朝陽們頗滋潤地活著，而良知尚存的馮保國，陷入了為惡不甘、為善難存的尷尬之中。在作者獨特的選材視角下，是對社會和曆史冷靜的思考，顯示了作者密切關注現實、注重主題的深刻性、批判性和象征意義的創作宗旨和追求。
《闖紅燈的女人》與其說像一個破謎的過程，更像一個權力與平民之間的精神斷層。交警石小民，真心感激幫自家走出困境的樊縣長。初上崗的他卻遇到了視紅燈如無物的樊縣長夫人，一口唾沫，吐在了石小民的臉上，吐在了他帽子的國徽上，更吐在了他年輕而純潔正直的心上。在權力的威勢麵前，石小民感到惶惑：為什麼別人都說是自己錯了？直到樊縣長因貪汙被判死刑，籠在他心頭與樊縣長身上的迷霧重紗才被層層挑開，如剝去金粉後露出了泥胎本色。而沒有了權勢倚仗，“闖紅燈的女人”也立即失去了驕橫跋息。依然是輕動樹梢的點到之筆，樊縣長始終以正麵形象強化著石小民的信念，惟其如此，挖開巨根後的腐爛才更讓人觸目驚心，在某些領域權力支配一切給社會帶來的弊端隨之也昭然若揭。
縱觀秦嶺的多篇農村和城市題材小說，作家始終在嚴肅冷靜地關注著現實，從鄉村到城市，變換的是故事的角度和隨環境靈活運用的敘事方式，不變的是對社會轉型期的體製弊端下權力階層與底層斷裂層麵的掃描與思考，顯示社會肌體病灶所在，有利於我們診治社會病疾，糾正某些體製與格局的傾斜，讓官者守清廉為民之本，民者得樂業安居之分，每個人都能在龐大的社會機器上有合理的位置，這樣的社會，方是政府倡導、百姓夢想的和諧社會，這也正是秦嶺作品發人深思的深刻內涵所在。
秦嶺農村教育題材中的女性形象
溫亞軍
作家秦嶺以獨特的審美視角，再一次把筆觸回轉到甘肅天水農村的教師領域，全方位探索農民的心路曆程，塑造出了一係列有鮮明特色的、呼之欲出的農村女性形象，為研究新時期農村女性命運及藝術形象提供了可貴的參照。
深入剖析生活重壓中，一些年輕人對前途的期盼與迷惘、對愛情和婚姻理想又現實的憧憬，是秦嶺塑造女性形象的一個新視點。他的中篇小說《繡花鞋墊》（《北京文學》2003年第11期）講述了一個師生三角戀的故事。苟大女子作為小說的主人公，融村姑、學生、情人等多種角色於一身，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社會轉型時期，農村女性的多重性格和種種複雜的心理狀態。一方麵她希望考取中專，一方麵擔心繳不起學費；一方麵迫於生活和世俗壓力默許了民辦老師的求婚，另一方麵卻忍不住把真愛無望地傾注到了新班主任的身上。在當前眾多農村題材小說中，苟大女子是脫穎而出的一個既真實又另類的藝術形象。在另一部中篇小說《不娶你娶誰》（《天津文學》2005年第5期）中，師資力量嚴重匾乏的尖山中學的校長，為了留住人才，極力撮合了教師趙五常和劉甜葉的婚姻。主人公劉甜葉在作者筆下是一個非常可愛的藝術形象，但整部作品卻體現了以她為代表的貧困地區的一些年輕人對於理想、未來這些遙不可及的精神追求的無助，以至於漠視，體現了對現實和命運無奈的依賴與順從。在嚴酷的現實麵前，她的愛情成為昂貴的祭品。
中篇小說《燒水做飯的女人》（《長城》2005年第5期）一經發表，受到了讀者特別是廣大教師的關注，作者以投擲者的視角和力度，把這杆標槍深深地紮進了農村教育現狀的軟肋，讓讀者切實感到了一種痛。民辦教師王世界的媳婦花兒，隻是村小學燒水做飯的臨時工。但在權力和淫威麵前，她用犧牲人格和尊嚴的慘重代價，改變著丈夫的前途和學生的命運。荒謬地成為了既是丈夫事業的保障，又是家庭的支撐者和承載者。是社會轉型期，農村發展變化中凸現出來的，蛻變得最為徹底的群體中的一個，是帶有悲劇意味的小人物。
複興農村題材小說，首先要提倡原創精神。在眾多的農村題材的作品中，我們很難找出第二個苟大女子、劉甜葉及花兒。秦嶺作品的“深刻性不在於對農村教師生存境況作真實的展示，而是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思考領地。許多現實問題的根源和謎底，都是客觀存在的，隻是有些作家沒有觸摸到而己”（王駿樹）。對於一部作品而言，人物形象能否在讀者那裏紮根發芽？這取決於作家提煉生活和審美追求的高度。在這個題材被頻頻複製的浮躁時代，秦嶺筆下的女性形象，其獨特性對讀者有著深刻的啟示。
跨越時代的響聲
趙吞曉
曾幾何時，中國農村現實與農民生存狀態始終是一些係念國運民生的作家所傾注的藝術領域，在不同的曆史階段產生過一些振聾發珊的作品。當前隨著對農村政策的重大改革、調整及農村自身發展規律的作用，農村現實和農民的物質、精神世界正在發生著一係列變化，但與之相關的優秀作品卻不是很多，近讀秦嶺的短篇小說《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給了我們一個意外的驚喜。
此篇的文學意義，首先在於當今農村在解決“三農”問題的大背景下，麵對農村社會的巨大變革和農民心理的變化，找到了一條開掘主題的新視角。秦嶺的目光緊緊地盯在2005年免征農業稅這一事關農民生存、生活與發展的重大曆史事件上。作者選取的切入點是碎裂的瓦片。甄大牙是糧站格盡職守的驗糧員，但卻曾客觀上傷了糧農的心。糧農們發泄不滿的手段，就是往甄大牙家的屋頂扔磚頭。免征公糧的消息傳來，便意味著再也沒人會砸瓦了，但屋頂還是響起了瓦片的碎裂聲，這一聲，是甄大牙自己砸給糧站的領導們聽的。這最後的碎裂聲，與其說是一次鬱悶積澱的釋放，不如說是農民對新政策的一種特殊表達。這個切入點獨具匠心，既出人意料，又貼近生活；既富有現實感，又有象征意味，可謂先聲奪人，巧妙地把讀者領進了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喀嚓”——這2005年的瓦片碎裂聲，仿佛照相機的快門聲。這是一次曆史性的曝光，留下的是“皇糧”史沉重的烙印和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巨大的焊接口。這樣的焊接口，使我們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優秀短篇小說《鄉場上》，因為都是曆史的回聲和時代的呼喚發生劇烈碰撞後的文學產物，兩個小說的共同點在於，準確又巧妙地號準了農村變革的脈搏。
小說現實意義在於，把一個西部偏遠山區驗糧員的複雜心理，在“三農”問題的背景下放大了。小小的砸瓦事件，形象地反映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農民群體意識、人本意識、維權意識的逐漸覺醒，反映了農村改革、特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艱巨性和必要性。我們仿佛觸摸到了農民兄弟在各種負擔下，生存、生活的窘迫及心靈深處的苦痛。砸瓦既可以理解為一種宣泄，更是一種無奈。當飽受砸瓦之苦的甄大牙聽到國家免征公糧的消息，並未大聲歡呼，而是想牢牢記住這個特殊的年份。可見，新形勢下的農民對黨的富民政策期盼已久，給予熱切關注，卻表現得十分理性。因為免征公糧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步驟而不是全部，徹底解決農民負擔，實現小康社會，把農民送上農業現代化的快車道，還有許多路要走。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小說鳴奏出了現實社會諸多交響樂章的主旋律，從一定意義上拓展了我們思考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現實空間。
一篇僅有6000多字的小說，撲麵而來的是西部農村濃鬱的生活氣息。藝術上顯得精粹、樸素、幹淨、透明。作者用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來處理和安排糧農、村長、驗糧員各自不同意味的砸瓦細節。砸瓦的所有動機和心態由柳暗花明到逐漸清晰，一波三折，驚心動魄，並貫穿、籠罩著全篇的人和事、情與景。它由極富動感的畫麵和音響組成，使讀者仿佛窺見到細微的心態，聽到深處的心聲。這才是藝術所需要的生活寫真。
能把一個重大的事件濃縮成一個小點，複又把這個小點放大成思考空間，既顯示了作者成熟的創作技巧和功力，也體現了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這個小說沒有去追逐當今時裝換季一般的“流行色”，倒像一架爬涉在黃土高坡上如釋重負的獨輪車，使我們分明聽到了曆史車輪碾過的聲音。
天津書簡——秦嶺篇
林雪
那天，你感冒著。眼睛水汪汪，聲音咽啞。
見到你之前，一條街，又一條街。紅燈，綠燈，左轉，右轉……去飯店的路程穿越了四個區，耗時一個多小時。心情因為偷快，看著景色也親和。
張春雷（哥們）駕馭技術堪稱嫻熟―坐在副駕馭位置的羅廣才在指引方向時偶然猶豫1秒鍾，車子就會多跑出一個路口，再在允許轉彎的地方調頭回來。加上東道主事先的預定，加上對每位參加者每人至少一次電話相邀，在天津的每頓飯都成本高昂，值得珍惜。
那天臨近中午，你準時出現，在途中的某個加油站旁。車子在那裏停了不到1分鍾，你走過來，上車。你身材中等，有些壯碩，五官清秀，目光溫和，偶有銳利。言談舉止間，透著一種平靜灑脫，骨子裏，你英氣逼人。
我深信一種說法，一個人身上帶著他自己命運中的地理。在車上，與你交談幾句話後，你的西北口音讓我覺得似曾相識。果然，你說，你的故鄉是甘肅天水―我想，一見到你時，你的品質中好像帶著一塊大陸般豐富的感覺，這下有了正確答案。
那個中午，大家的酒興與談興俱歡。召集人羅廣才天生是個蠱惑者或曰煽情高手，熱情洋溢妙語連珠，談笑風生，細密周到，調動著參與者的興奮細胞。你和張春雷的加盟，使席間至始至終沉積著作家智慧和才情的份量。春雷是主動式地笑，主動式地沉默。宗武先生端坐在那裏，一個人就是一部作家研究史。塘沽李兄和羅家二姐往臨，使得朋友聚餐有了些家宴的溫馨。圖雅和飄逸二人自是不凡：雅致，灑脫，為氣氛增色不少。
雖然，那天的你多少有些被動式地昂揚，―席間，先是廣才奉獻一首詩朗誦，緊接著，你的保留節目又一次被隆重推出―清唱西北民歌。提議一出，掌聲四起，且一陣高於一陣。你略約推辭，然後起身出場：感冒了，在吃中藥。本來不該喝白酒，喝了；本來不該用嗓過度，看來還得用。
你屏心待發，朋友寂靜，期待。
然後是一聲發自心底的旋律：山丹丹的那個開花喲，紅豔豔……
聲似裂帛婉轉高亢悲槍，有如西北土地，有如西北的一切天籟。
從天津回到沈陽後，有差不多連續一周時間，我用一隻大紙袋裝上天津朋友們的書，每天在單位和家之間拎來拎去。其中有你的《紅蜻蜒》和《繡花鞋墊》。我知道，把那些書都帶著顯得笨些，我很想在一天裏隨時能讀上一本，一章，哪怕是一個段落。
斷斷續續把兩本書讀完了。
你寫小說的手藝堪稱精湛。你的文字在樸素的藏拙中，有銳利的、不動聲色的鋒芒。你講著一個個城市和鄉村裏小人物的悲歡故事，在閱讀時，我經常感歎你不愧是一個富有心靈意義上的天水原鄉的作家，是一個講述了生長著原鄉原初小人物故事的、不合經濟潮流的美好作家，是一個擔負著城市和鄉村人們心靈文化裂變和精神阪依的作家，一個記載著道德純粹的尷尬、人性壓榨下的迷失、強大經濟體製下微弱而渺小的美的作家。在忠實和藝術的雙重表現裏，你寫了那些人精神的孤獨，寫相對於權力、世俗市井的大惡麵前，微弱渺小美的易碎不堪。當它成為人們精神上的最後一種堅守時，渺小的失敗才讓人心碎，才被守望成一片精神高地。
作為一位優秀的作家，你和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一樣，深知後工業時代的現代文明是人類共同要擔負的宿命。所謂全球經濟一體化，它的發展模式無一例外地，要以“城市掠奪農村，工業掠奪農業……都在摧毀農民的自信心，給他們自卑感，使他們向往城市的生活。”而你的農村題材小說，寫出了一種生活態度，寫了人們不同的存在。
由於時間倉促，我還來不及把你的小說精讀再三。我隻把我受到震撼的最初感覺淺顯地寫了出來。在此後的時間裏，我準備繼續接受你文字的照耀：不論是作為朋友，還是作為讀者。我準備更多地感知你小說中的人物命運：它們被你創造出來後，己經不再屬於你，而是和生活中現實的我們一樣，有著自己的歡樂悲苦，有著自己的過去和前程。
林雪附記：剛剛在博客貼上了一篇有關你的文章，也是發現係列之一。可惜從表現的角度笨拙，表現的不如感受的。
有些精彩片段沒寫到，比如你和你的天水小老鄉比肩而坐，忽然地就用天水話大聲地聊起來了―當然也是應邀，你告訴那個小女生，不要那麼早搞對像。
再比如，一桌人吃飯時，你的電話響了，全體肅靜，然後聽筒裏是一個稚嫩的聲音：“爸爸，你寫的作文放哪兒了？”
在眾人麵前，你的一直偉岸的身姿好像一下子就鬆弛下來了。
我慚愧著，沒有把你們寫到我自己最滿意的狀態。
深入到生命的骨髓
——讀秦嶺的小說
《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
顏廷奎
秦嶺的小說《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載2005年11月10日《文藝周刊》）發表後，《中國文化報》就有評論報告了這一“跨越時代的響聲”，繼而《小說月報》於今年二月號又予以轉載。看來，小說的主人公甄大牙擲出的這塊沉重的磚頭，還真的打破了文學的寧靜，有了令人欣喜的回聲。
這篇僅有六千多字的小說，敘述的是一個並不複雜的故事：在祖國西部的一個小山村，國家糧站的驗糧員甄大牙雖然是一個臨時工，但他上任6年來，基於農民的質樸和共產黨員的忠誠，一直堅守崗位，格盡職守。每年繳公糧時，十裏八鄉的農民蜂擁而來，都要過他這一關。他的牙齒，如同威武的哨兵把守著糧庫的大門―用牙咬檢驗麥粒的幹硬程度。他不拘私情。即使是村長的糧食，聽不見那脆生生的“嘎巴”聲，也要回頭再來。有的農戶在繳糧前，拎著雞蛋、臘肉來看望他，他一律拒之門外。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丁是丁、卯是卯的農民的房頂上，卻屢遭來曆不明的磚頭的襲擊。“哢嚓”，屋瓦碎了；“哢嚓”，他的心碎了；“哢嚓”，他對村長的信任碎了：“哢嚓”，他神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碎了——“呸！明天我再去驗糧，就是驢下的。”隻有2005年春節這最後的一聲“哢嚓”，是他心花怒放的聲音。國家免繳農業稅的春雷，不僅使這個古老稅種像冰雪一樣消失在春風之中，而且驅走了驗糧員甄大牙心頭久積不散的烏雲。他用不著再擔驚受怕了，他輕鬆了，卸去曆史重負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旋出屋子，幾乎是下意識地撿起磚頭，完成了這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擊。
“哢嚓”，故事結束了。結束得幹淨利落。然而它的餘音卻久久縈
回在人們的心頭，令人回味，令人思索。應該說，驗糧員甄大牙自砸屋
瓦這近乎歇斯底裏的不尋常的舉動，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他要讓吃“皇糧”的人們聽一聽農民的心聲，體會一下古老的屋簷下飽受折磨的心靈的痛楚。正如村長對糧站正副站長所說的：“這個都聽到了吧，再不聽，就永遠聽不到了。聽到了，就知道咱莊稼人心裏有多苦哇！”中國的農民曆來是弱勢群體。他們上仰老天的風調雨順，國家的政策關注，下靠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勤勞作，以求衣食溫飽、安居樂業。然而就是這樣的企望，也常常由於各種原因難以實現。西部山區的農民尤其如此。驗糧員甄大牙因為牙好，溫飽問題解決了，但安居卻不能。一塊塊磚頭飛來，他始而憤怒，繼而氣餒，最後竟精神崩潰了。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重負？他秉公把關，卻屢遭報複，又得不到解決，他怎能不感到委屈？尤其是他一貫敬重的村長，居然成了擲磚砸瓦的首嫌，那一刹那，他的心裏，又是怎樣的孤單落寞？因此，當他第一次從院外聽到來自屋頂的碎裂聲，同時也“聽到自己心髒的劇烈跳動”，那磚頭仿佛是“砸在他的心尖上了”，他甚至覺得，屋瓦碎裂處流的是從自己心中湧出的“殷紅的鮮血”。這種將一顆破碎的心連綴起來並予以重新呈現，不僅具有震撼人心的現實品格，而且揭示出甄大牙行為舉止的內在動因。他是悲極而喜，喜極而悲。悲喜交加下的行為失常，無論采取什麼形式都是可以理解的。甄大牙自砸屋瓦的舉動說明，物質重壓下的精神畸形，隻有靠物質重壓的消除來消除，這是一個社會發展過程。那一聲“哢嚓”宣告的，不是這個過程的終結，而僅僅是開始。
在我看來，甄大牙自砸屋瓦，堪稱一個曆史細節。它是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有機合成。完成這種合成，不僅僅靠技巧，更要靠作者對農民命運的關注和對農村生活的熟悉。作者自幼生活在西部的山村。人到中年，來到了大城市，但他每當拿起筆來，便會“沉下心去，讓心靈遊蕩在故鄉的羊腸小道上”（作者語），相繼寫出《繡花鞋墊》、《坡上的荀子紅了沒》、《不娶你娶誰》等一係列反映山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說。《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較之上述諸篇則顯得更凝練、更深沉、更富寓意和韻味。作者將自己滿含深情的筆觸深入到農民的心裏去了，深入到生命的骨髓中了，於是才有了甄大牙這一文學形象的誕生。秦嶺在談創作體會時說：“寫東西就像清理澇壩，不隻是打掃水草，而是挖掘汙泥，挖得越深，蓄得越多。”這篇小說，應該視為他的這一創作主張的成功實踐。
“民為國基，穀為民命。”（東漢思想家王符語）秦嶺獨具西部山村生活的優勢，又有良好的創作開端，沿著現今的路走下去，為農民寫，寫農民，肯定會大有希望。
在身體與權力之間
——評秦嶺的中篇小說
《燒水做飯的女人》
孫煜華
身體與權力的話語向來是文學敘事的內核之一。
小說家們似乎有不竭的能量，以至於甘願冒犯傳統，激怒輿論，將筆觸伸向身體與權力之間。在他們看來，這個空間無疑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隱語，是一種意味深長的話語方式，她使身體的意義超出了人類繁衍的本性，深刻地卷入社會機器的每條流水線上、每個齒輪當中，因此，它於機械般精密的社會權力生產之外，還生成了另外一種隱形文本―身體與權力的交換。
循著慣常的思路，多數人會由此而念及身體與權力的交換多半是因個人強大的世俗願望和現實利益所致，頂多反映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某種領頑，而像那些純粹為製造一個香豔故事以博取市場歡心的作品則流為下焉。作家秦嶺的近作《燒水做飯的女人》使用同樣的材質與配料卻使老故事產生了新意義，這就使人難免產生類似的疑問：相同的敘事原料和主題，如何得以產生新的所指？這背後的秘密顯然在於作者卓爾不群的敘事能力，秦嶺長袖善舞，由於他的精心的敘述，《燒水做飯的女人》頓時在看似僵硬的能指鏈中覓得新的意義。
《燒水做飯的女人》圍繞雀兒村小學民辦老師王世界的身份轉正問題展開敘述。在秦嶺講述的這個故事中，雀兒村小學民辦教師身份的轉正是全部情節的軸心。教師身份由民辦專為公辦，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豐厚回報，同時也是對個人社會地位的承認。換句話說，看似簡單的身份轉換其實卻包容著巨大的現實利益。於是，故事形成三條不同的發展線索，也是三種不同的敘事動力：王世界對於公辦身份的渴望―這使得鄉黨委書記田博才對王世界的女人花兒的凱翩顯得如此意味深長，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大有文章可作：雀兒村小學校長張中華對王世界民辦身份轉正的阻撓，對花兒的騷擾以及同為民辦教師張瘸子與王世界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憑借一己之力轉為公辦教師的張芍藥的命運起伏―這是作者得以展開敘事的潛在動力。小說中，作者對第一和第二線索予以濃墨重彩，而對張芍藥的描寫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作者似乎把張芍藥的故事放在了敘事的邊緣。實則不然，它是主軸之外的一個參照係統，時常左右著小說中人物的思想認識，成為他們行動的指南，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強大的社會“聲音”，也是對潛規則的生動闡釋。
多數人可能更願意承認，《燒水做飯的女人》是一部結構完整、故事好看、集中了諸多暢銷元素但卻意義平淡、想象力貧乏的小說。這不是空穴來風，作者在小說中的確擺出一副“庸常”的架勢，記錄花兒與田薄才之間的交易，追溯張芍藥的戲劇般的命運，以及在文末嵌入一個光明的尾巴，這些通俗暢銷小說屢試不爽的手段逐一在小說中現身。
然而，斷言《燒水做飯的女人》是一部暢銷小說或許有部分道理，但卻並不準確。作者通過巧妙的敘事試圖發掘出新的意義，證明了《燒水做飯的女人》在誘人閱讀與啟發深思之間左右逢源的努力。在我看來，《燒水做飯的女人》的意義是敘事學上的，它表明：敘事手法上的深度開掘照樣可以使你我熟知的小說變得陌生，不斷翻新出奇，臻至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境地。借用敘事學家們的話說，小說可以有不同的視角，從而同一事件在講述中可以凸現不同的意義。“國王死了，不久王後也死去”與“國王死了，不久王後也因傷心而死”可以是對同一事件的描述，但涵蓋的意義卻不會全然如出一轍。由於能指與所指結合的偶然性，造成了文學意義的多元性。因而，突破既有的敘事模式，對敘述材料進行一番拚貼、組合之後，就會有新的感受出現。
在《燒水做飯的女人》中，我們發現小說在熱熱鬧鬧的故事背後隱含的主題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馥凝。秦嶺巧妙的敘事以近乎黑色幽默般的筆調對此進行了敘述，以一種正劇的方式上演了荒誕的一幕。王世界對公辦教師身份的渴望不亞於山裏人對莊稼地的珍惜，那是他生活的重心所在。他在教學上獨擅勝場，在山裏人心中威望素著，固然源於對山裏人的愛，但自從當上民辦教師那一天起，王世界就暗下決心要努力成為國家正式教師。想歸想，公辦教師的指標就像從雀兒村考出去的大學生一樣，少得可憐，逞論張瘸子的有力競爭和張中華的惡意阻撓。正直遷腐如王世界者是絕對在權力的天平上討不到半點便宜的，想當上公辦教師似乎遙不可及。但是最不可能的事情偏偏就發生了，王世界居然幹幹淨淨“靠自己的本事”―他當然不知道這是花兒受張芍藥的啟發用自己的身體與田博才交換得到的―搖身一變成了公辦教師，還進一步取代張中華當上了雀兒村小學的校長，個人與社會的矛盾諷刺性地得到了“圓滿”解決。
這時候，秦嶺的敘事話語顯示出了高超的處理能力，在敘事向度上出現了單向閉合，形成了兩套敘事話語，即王世界不明就裏的話語表達和花兒獨自承受田搏才帶來的屈辱，尤其是王世界與花兒之間的碰撞使小說出現了奇異的現象：一方麵是內心充滿驚喜的王世界信心倍長地規劃雀兒村小學的教學事業，當然他心中也滿懷著對鄉黨委書記田博才“同誌”的感激，盡管田書記是個老色鬼，但“也不純粹是個混蛋，既然對這優秀那優秀的教師也心裏有譜，至少說明還有比較開明的一麵，還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領導”，即使田搏才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被抓了進去，王世界在高興之餘依然尚存一半惋惜；另一方麵，伴隨著王世界的春風得意，花兒則陷入了巨大的屈辱中……
這種通過強烈對比達到的效果，正是作者所刻意追尋的。小說也由此出現了多項寓意深刻的症候―王世界與花兒之間陰差陽錯的話語錯位。在這個意義上，《燒水做飯的女人》之中的敘事使小說整體呈現出飽含諷刺與無奈的病象隱語特征。不難發現，小說所表述的矛盾的“圓滿”解決，隻是一種假象。花兒用自己的身體與田博才交換，才使王世界實現了轉為正式教師的夙願，這種解決方式無疑是荒唐的。尤其是當作者賦予了小說一個光明的結尾，企圖使花兒交換的結果呈現“最大化”時，這種荒唐就更為凸顯。由此，不難看出，秦嶺隻是借《燒水做飯的女人》繼續表達了他的困惑：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究竟通過怎樣的途徑才能予以解決？這樣，在小說中看似得以“圓滿解決”的問題又回到了原點。
碎裂中的覺醒
溫亞軍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說：“偉大的藝術家永遠是自己時代的眼睛。”在當代中國，藝術家如何才能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搏，形象地再現時代的發展和曆史的進程，既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也是大變革時代對作家良知和心靈的呼喚。 日前，中國政府全麵取消農業稅（’’皇糧”）成為當前經濟中國的關鍵詞之一，也成為學術界、思想界乃至整個社會關注和解決“三農”問題的熱門話題。一個真正關注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曆史性轉軌的作家，沒有權力對這一事關9億農民生存與生活的重大改革保持沉默。天津作家秦嶺的短篇小說《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小說月報》2006年第2期）在這個特殊時刻橫空出世，用犀利而又睿智的筆鋒，首次用藝術的手段窪釋和剖析了取消“皇糧”在農民兄弟心靈深處產生的巨大波瀾，就其思想深度和現實力量，無疑是一篇出類拔萃的佳作。
《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講述了一個“皇糧”時代即將終結的刹那間發生的故事，糧站雇傭的農民工―驗糧員甄大牙，由於格盡職、守嚴把“皇糧”質量關，得罪了許多糧農，招致自家房頂的瓦片經常被人偷砸。每次被砸後，都是村長自告奮勇義務幫助他上房修補瓦片，其實砸瓦的糧農中，就有村長，而且是砸得最猛烈的一位，2005年該省的“皇糧”被提前取消（全國範圍取消農業稅是2006年）了，當糧站的領導集體到甄大牙家中暢飲慶賀的時候，甄大牙卻偷偷溜出門，
自個兒拿磚頭，狠狠地砸向自己的房頂，於是，這些吃慣了“皇糧”的幹部和全村人都同時聽到了這意味深長的最後的碎裂聲。砸自家的瓦應該是矛盾而又痛苦的，“這該死的磚頭怎麼偏偏一把就摸到了呢？”但是伴隨著瓦片的碎裂聲，我們分明真切地感受到了這個普通農民內心的無比亢奮、激動和喜悅，他“心跳得實在太厲害，他緊緊地捂著胸口，激動地望著黑乎乎的房頂”。在他的眼裏，碎裂的瓦片流出的盡管是“殷紅的鮮血”，但這血流得歡快而富有激情，“像紅色的瀑布，或者像盛開的鮮花”。這2005年的碎裂，豈止是驗糧員家瓦片的碎裂，與之緊密關聯的是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一件亙古未有的重大曆史事件，它象征著承襲了2600年納糧史的壽終正寢和“皇糧”製度的徹底碎裂，深刻剖析了中央提出“中國將在五年內取消農業稅”引起的農民心理和精神道德上的微妙變化，表達了廣大農民兄弟對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願望、對黨的富民政策的期盼和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呼喚，預示著農村社會變革時期農民身上國民意識、民主意識的漸醒。小說以小見大，立意高遠，主題深刻，融曆史性、現實性、時代性、象征性於一爐，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和特殊的現實意義。其審美根基是，濃縮了農民曲折、艱難的生活史和他們真實的心靈史、精神史，讀來震撼，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