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點評
閱讀秦嶺：愉悅、興奮與享受
楊顯惠
一口氣讀完了秦嶺的七八部中篇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好久都沒有這樣美好的感覺了：閱讀好小說才有的快感、興奮和享受。
很長一段時間裏，―大約有十年了―讀了十本八本書，你卻發現十之八九在表現著同樣的題材、同樣的人物，同樣的故事。就好像這些書是同一位作家寫出來的：相同的主題，時尚的語言，索然無味難以卒讀，又像是根本沒有新鮮生活感受的幾個作家互相摹仿和克隆，極似當下千篇一律的肥皂泡一樣的電視劇。正是這種創作個性化的嚴重缺失，喪失了小說的原創精神，違背了小說創作的基本原則，使看似繁榮的文壇假象，不斷地消解著讀者的閱讀興趣、審美情趣和對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產品的真誠期待。在這種蕭條而又消極的狀態中，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往往容易被埋沒、隱沒和湮沒，而那些掙脫人為的藩籬、侄桔和路障，憑著實力和潛質從雲遮霧罩中脫穎而出的作家或作品，就像穿過原始森林的響箭，觸動人們心弦的不僅是那尖銳的呼嘯和惶恐的驚鳥，更有那鮮明、獨特而又不滅的軌跡。
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秦嶺的小說何以會受到專家和讀者的關注。套用一位評論家的褒獎之詞，就是“秦嶺的小說大踏步地走進專家和讀者挑剔的視野，絕非偶然”。好小說的尺碼是可以衡量的，衡量一篇小說的標準，也不僅僅取決於專家的尺度和讀者好惡，它更需要時間和曆史來檢驗，我認為，秦嶺的一些小說，是經得起時間和曆史來檢驗的。在一些人的傳統欣賞、鑒賞習慣中，喜歡把小說躋身名刊大刊或者被國家級的權威選本、選刊轉載作為評判好作家、好作品的惟一標準，此等理念，盡管有失偏頗，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如果套用這個標準作為參照，反而更加印證了秦嶺小說被專家和讀者的某種認同度，因為他有不少小說就是在《鍾山》《北京文學》這樣的大刊名刊上發表的，其小說的轉載率也可以說是蔚為壯觀，《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篇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主要選刊幾乎都轉載過他的小說，中國作協以及一些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各種年度選本和專題選本中，也有他的一些精彩中短篇閃爍其中，其中《繡花鞋墊》《難言之隱》《鄉村教師》《坡上的墓子紅了沒》《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燒水做飯的女人》《狗墳》《不娶你娶誰》《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棄嬰》等小說，還被各種晚報連載或被電台聯播。我有一個觀點，如果說選本和選刊從某種程度上代表編輯家的眼光，那麼晚報、電台等載體從一定程度上代表更廣泛讀者的審美情趣。眼下的文壇，我們不缺專家，也不缺讀者，缺的是專家和讀者在審美意義上的同頻共振，而一旦專家的關注和讀者的青睞合上了拍，那麼，這樣的作家和作品首先就具備了接受時間和曆史檢驗的良好基礎，顯然，秦嶺正在或者已經努力夯實著這個基礎。
最近一段時期，中國文壇就文學的社會承載功能、文學的現實性、文學和讀者的基本關係等問題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許多文學期刊不堪曲高和寡的窘迫，開始老老實實地回歸到現實和生活中來，秦嶺的小說也正是在這個文學回歸現實的特殊時期引起了中國文壇和社會的關注，從這個意義上講，既是一種是幸運，也是一種必然。
答案其實明擺著：秦嶺在義無返顧地、踏踏實實地走著自己的路。
讀秦嶺的小說，像是打開了一扇嶄新的小說視窗，呈現在讀者視野中的，是一條與眾不同的藝術道路，這條道路在紛繁雜亂、縱橫交錯的籲陌中，時而如大道通衡，時而又曲徑通幽；時而直搗黃龍，時而又峰回路轉，如在厚重的生活土壤上揮舞的彩練，形成獨特而亮麗的景致。撲麵而來的清新空氣中，夾裹著濃厚而嗆人的生活氣息，新奇的藝術曠野上，每一個鮮活、生動、新穎的人物，像一個個久違的藝術符號，以對人性本相新鮮的體驗和感悟深深地烙進讀者的心中。作家的創作貴在尋找到適合於自己的創作之路。我認為，秦嶺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創作之路，一些有關秦嶺小說的評論中，也對此做了肯定，可見，真正善於探求創新之路的作家，是引起關注的第一信號。如果說成為一個真正作家的前提是找到自己的坐標，那麼，在我看來，找到屬於自己的路子比找到坐標更為關鍵。審視秦嶺的小說，我們不難發現，秦嶺對題材的提煉和把握有著自己獨特的理念，有些題材，別人曾有涉獵，卻是不如他深，不如他奇。這是需要思想和思考的，而思想和思考，是產生好作家和好作品不可逾越的一個鐵門檻。秦嶺在一些選刊的創作談中多次談到，自己的目光始終“在眾所周知卻又往往被芸芸眾生忽略的生活斷層中切割和掃描。”這是個很值得我們回味的話題，其他作家所忽略的“斷層”，正是秦嶺所“掃描”的目標，從而擁有了具有自己鮮明風格和墒情充盈的文學自留地。 自留地在莊稼能手那裏，種瓜像瓜，點豆像豆，當然好吃又好賣。
秦嶺來自西部甘肅天水，他表現農村題材的小說，特別是反映農村教師生活的小說，以新穎的構思、深刻入微的人性揭示、對素材的把握和對西部風情的描繪，表現了農村教師豐富複雜的感情世界，塑造出了嶄新的文學形象，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意味深長的思考，被評
論界譽為“拓寬了我國農村教育文學描繪的領域”。《不娶你娶誰》（《中篇小說選刊》2005年第3期）寫了農村教育和農村教師婚姻的尷尬：尖山中學的校長為了留住老師，不得不違心地默認老師把女學生“培養”成戀人、妻子，且甘心情願地出麵撮合教師趙五常和學生劉甜葉的婚姻。劉甜葉原可以考學的，但卻成了農村中學老師趙五常的老婆；從她身上體現出了貧困地區女性對理想、未來、前途這些精神追求的迷惘和困惑。這樣的故事是枯澀而沉鬱的，因為這看似違背常理、情理的愛情和婚姻，在嚴酷的現實麵前，是那麼地合乎生活、生存的邏輯。“作者把敏銳的眼光投放到‘三農’背景下農村教師的愛情和婚姻上，顯示出作者發現生活的獨特視角。”（王駿樹：《用全新的視角體現原創》，在《中國文化報》2005年5月11日）無獨有偶，《繡花鞋墊》（《中篇小說月報》2003年第11期）一文寫了這樣一個故事：赴農村支教的優秀教師艾關詩接受了校長交代的一個任務：把民辦教師趙祖國的“情人”——一個叫苟大女子的初中生——奪過來變成自己的“戀人”。趙祖國因為失去“情人”而發瘋，苟大女子升上了中專，這時艾關詩才向眾人證明了自己的清白。苟大女子是全文的主角，她集學生、村姑、情人和戀人與一身，這樣的人物形象在過去的文學中還沒有看見過！如果說偏遠貧困地區的社會背景和世俗傳‘統是新時代農村少女愛情、婚姻觀念發生變異的原因的話，那麼，“三農”問題等諸多社會因素對她身心的劫掠則是毀滅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苟大女子是當前眾多農村題材小說中冒出的一個既真實又另類的藝術形象，她給予我們的思考還有很多。這個小說一發表就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報刊轉載，電台聯播，隨之登上了當年的中國最新小說排行榜，它和《不娶你娶誰》是可以當作姊妹篇來讀的，兩者都是寫農村教師婚戀的，根本區別在於主題不同，主人公的結局正好相反，在《繡花鞋墊》中，主人公艾關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終於拆散一對“戀人”，挽救了女學生的命運：而在《不娶你娶誰》中，主人公趙五常通過徒勞的掙紮最終不得不娶自己的學生為妻，校方因此留住了教學人才。這類罕見的主題厚重得就像西部的黃土層，作者不是一般地對現實的歸納和提升，他為自己設定了一個富有文學意義的現實課題進行破解，目光始終在鄉村眾生隱秘的靈魂和精神層麵上透視，使小說增添了厚重感和悲劇力量。在這裏，我們不僅能看出作者冷峻的目光、鮮明的批判意識和冷靜的底層意識，還可以看出作者對農民和農村教師命運的憂患和關懷。這種對精神價值和社會責任的關注，沒有理由不令人思考，產生強烈的共鳴。《燒水做飯的女人》（《長城》2005年第5期）寫一個民辦老師的妻子花兒，在丈夫所在的小學做臨時工給學生們燒水做飯。校長和鄉黨委書記都想侵占她的美貌，她以農村女性的敏感和智慧與他們巧為周旋，為丈夫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也讓她喜愛的孩子們有個好的學習環境。但是權利和淫威比她強大得多，她最終犧牲了名節和人格才保障了丈夫和小學生們的教與學的環境。花兒這個女性形象的深刻性在於，她身上負載的是丈夫、學生、農民的命運，這就是花兒這個形象的獨特和過人之處。現實和環境注定她是個徹底的失敗者，她用犧牲人格和尊嚴的沉重代價，改變了丈夫的前途和家庭的命運，同時為學校和學生娃爭取來了一個光明而富有朝氣的未來。她身上還有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眾多農村女性藝術形象中並不多見的人性體現和精神空間。應該說，花兒是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和矛盾運動中凸現出來的一個嶄新的女性藝術形象，我們隻有把社會背景和人物心路的變化有機結合起來，立體地、多角度地去分析，才有可能把握住這個人物身上的時代烙印和藝術內涵。在這些小說中，作者以強烈的悲憫意識和人文關懷，運用富有個性特點和鄉土氣息的話語空間，刻畫了艾關詩、苟大女子、花兒、趙五常、劉甜葉等一係列呼之欲出的新時期農村人物形象，貼切地反映出這個欲望時代的人生困境，對於我們連釋和剖析新時期農民命運
和農民藝術形象提供了可貴的新空間。
縱觀秦嶺關於農村教師題材的小說，我們不難發現，他沒有像司
空見慣的作品那樣表現農村教育事業的艱難及由此而產生的情感故事和奉獻精神，而是從教師的生存、生活、婚姻等這些尷尬現實著眼，直接進入到生活的原生狀態，意在挖掘人性的隱曲，剖示嚴酷的社會現實對教育體製以及農村教師靈魂的拷問。這還不是秦嶺農村小說的全部，他對農村題材的開拓和挖掘是多方麵的，筆觸延伸到了農村社會的許多角落。《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小說月報》2006年第2期）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糧站的驗糧員―農民工甄大牙，因驗糧堅持原則，導致許多糧農的糧食過不了關，糧農發泄情緒的方式，就是偷偷地甩磚頭打碎他家房上的瓦片，就連平時支持他的村長也不例外。時間到了2005年，這個省的“皇糧”取消了，麵對前來慶賀的糧站領導，甄大牙自己偷偷把磚頭扔上房頂，這些吃“皇糧”的人終於聽到最後的碎裂聲。這是最後的一次碎裂聲，是甄大牙長期鬱悶積澱的釋放，是農民長期不滿積澱的釋放，也象征著幾千年“皇糧”製度的終結，象征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其審美根基是，濃縮了農民曲折、艱難的生活史和他們真實的心靈史、精神史，讀來震撼人心，發人深思。”（溫亞軍：《碎裂中的覺醒》，載《文藝報》2006年3月14日）作者以小見大，以碎裂的瓦片表現重大的曆史事件，顯示了作者獨具的眼光和才華。《坡上的莓子紅了沒》《新華文摘》2006年第4期）以一個大學生雨雨的記憶講述著阿婆的故事：阿婆每年的夏季都坐在村口的老槐樹下搓草繩，一邊搓一邊唱著古老的歌謠：哎―放羊的哥，坡上的墓子紅了沒？這裏，墓子早已超越了自身意義，它成了麥子，成了收成和年景的代名詞，寄托了農民的全部希望和追求。阿婆搓的草繩是村民們背麥子用的。無論豐收年絕收年，阿婆都要搓草繩，村民都要從她那兒拿草繩去背麥子。但是，絕收年草繩是沒有用的，阿婆搓它有什麼用呢，村民們拿它有什麼用呢？作品的深刻性正好就在此處，這就像唱歌一樣，天早了，萄子不能成熟，歌裏還是要唱紅了！這是一種象征：絕收了，天塌了，地陷了，生活還要繼續，希望不要破滅！這篇小說是一首抒情的歌。“小說極富西部歌謠特有的蒼涼、哀婉、深情的意味，飽含了濃鬱的民俗色彩、獨特的文化韻味、鮮明的地域特征和綿長的鄉村情調，仿佛一幅濃墨重彩的鄉村風俗畫，透射著別具一格的藝術魅力”（白楠：《歌謠一樣幽深的人性展示》，載《中國文化報》2005年8月3日）。在這些小說中，秦嶺始終在密切關注著農村現實、農民生存狀態和農民精神層麵的變化，對普通鄉民人性中善與惡、美與醜、真與假的對峙、交融與變幻進行國民性的傳統基因和時代特征的解剖，使我們在當代農民和農村的生活本相中，實實在在地感知到了很少用我們的心靈去觸摸、體味到的另一個人性世界，讀來耳目一新。
秦嶺近來涉獵的官場文學也極有特色，出手不凡。放眼時下，作家們似乎對官場小說趨之若鶩，但秦嶺機關題材的小說在主題、立意上另辟蹊徑，顯然有別於當下普遍流行的官場小說的格局，這種創新和探索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的小說直擊官場看不見、摸不著的有悖一切常規的潛規則，在人性幽深之處淩遲般探詢，切割開了一個又一個讓我們窺視人性的窗口，無論是權力碾軋、人情冷暖、靈魂走向還是世相百態，都被作者做了獨具匠心的探幽和鉤沉，並梳理成人性本相的圖片，以漫畫和誇張的手法，毫不留情地進行了諷刺、嘲弄和抨擊，讀來頗顯份量。譬如在《難言之隱》（《鍾山》2005年第4期）中，他並沒有寫官場的勾心鬥角，也沒有直言官場的腐敗現象，隻是寫了一個副縣長的秘書在一次洗澡的時候把自己的拖鞋給了一把縣長使用，竟然在副縣長那裏失寵被炒，失去了提拔的機會，也失去了戀人―副縣長的千金。出人意料的是他借給縣長的拖鞋上有病菌，縣長腿腳得病無法工作了，副縣長竟然意外地接替了縣長的職務。而這個職務是副縣長多年來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因此副縣長升任縣長後複把秘書提拔為稅務局長，且做了乘龍快婿。一個腳病引出這麼多的故事來，且把官場的黑暗與腐敗表露得惟妙惟肖，不能說不是作者構思上的巧妙。
評價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麵的，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秦嶺的作品不光題材、故事、人物有原創性，且行文風格也別具一格，樸素，形象，色彩明朗，生氣勃勃，完全和甜膩膩的時尚文風區別開來。當然，危險也等待著作者：他的有些作品追求故事的戲劇性、可讀性。戲劇性可讀性發揚得好，作品就上升為精品，發揚得不好，就流於時尚。戲劇性和可讀性是文學創作的雙刃劍，希望這把雙刃劍不要傷了自己。好在，秦嶺是一位十分理性的作家，既然能夠對生活的底色明察秋毫，那麼一定能夠深諳小說藝術的真味，相信他今後的創作之路會越走越寬闊。
秦嶺的小說：真氣與元氣
高明
唐代學人齊己在《謝虛中寄新詩》中雲：“趣極同無跡，精深合自然。”這也是我讀了天津作家秦嶺的農村題材係列小說的基本感受，他的小說清新、樸素、精致，一如大自然和農人的步履不經意間共同踩出的羊腸小道，從穀底繞掛至山巔，其藝術魅力、天然景致和篤實的生命力遠非刻意修築的盤山公路可比。羊腸小道是歲月和曆史的印記，時光和風雨對它奈何不得。
這就是好小說。對好小說的評價用不著天花亂墜的語言，惟四字足矣：好看，厚重。在高校，我教了半輩子人文學科和哲學，但是我離不開文學。“文通八極”。在我看來，文學是流淌在各門學科血管和髓液裏的學問，是做人、為業乃至生存的必需養料，它是我們心靈海洋裏永遠的風帆和聖潔的冰山，使我們明曉何為追求和淨化。我一度告誡我帶的博士生：搞學問，不要忽視文學。
學科的有別和時間的局限使我對優秀的小說始終存有期待和挑易I]。我每天都切割特定的時間用於閱讀中外文學，但是對我國近年來的小說隻讀了極少的部分，即便這極少的部分，也基本是學生在廣泛的閱讀中幫我挑選出來的，其中就有在我和我的同行中引起了強烈震撼的中篇小說《繡花鞋墊》（《中篇小說月報》2003年第11期），我是在2003年下半年的中國最新小說排行榜集中看到的，學生用紅筆在題目下畫了一個重重的感歎號。據我所知，稍有藝術鑒賞能力的讀者對這幾年鋪天蓋地的所謂獲獎、所謂各種選本、所謂排行榜並不是十分推崇，如果真有金子鑲嵌其中，理當欣慰！但是，秦嶺的這個小說提出了一個貧困狀態下農村女中學生的現實愛情、婚姻的價值取向，它的背後，是對扮演戀人角色的男教師以及整個社會秩序的責問、對時代道德的拷問和對“三農”問題的思考，它的意義就讓人刮目相看了。最近又讀了他的中篇《難言之隱》（《鍾山》2005年第4期）《打字員蓋春風的感情史》（《長江文藝》2005年第12期）《狗墳》（《中篇小說選刊》2004年第2期）《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鮮血殷紅》（《中國官場小說選》）等，才知道他也涉足官場小說，他善於運用反諷、誇張、漫畫的表現手法，精致地描摹和剖析了官場的波詭雲橘、人性百態與人情翻覆，使本該深沉的話題顯得幽默風趣，舉重若輕，既有十分輕鬆的閱讀快感，又有難得的思想深度。它是原汁原味的，我們能從中品出人間煙火的味道。
宋人陸遊在《桐江行》中雲：“文章當以氣為主，無怪今人不如古。”古當如此，今猶甚矣！元氣和真氣的泄露，大概是當前小說創作中的頑症了。所以我不無擔心地給學生補充：閱讀，首先要選擇。因為，當前泥沙俱下的小說王國讓我們的閱讀往往陷入難堪和尷尬，這是讀者最大的不幸。偽劣的小說作品和文學批評有足夠厚的臉皮躍上尊貴的名刊和書架，但我們的時間卻是奢侈的。撲入我們視野的所謂小說似乎總給人一種癡人說夢的感覺，充滿了喧囂與騷動卻無實際意義。內中既包含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化所造成的小說創作規則的紊亂，也包含了一些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的淺陋和盲目，特別是表現在他們過於沉酒於個人記憶與話語的狂歡之中而缺少對精神價值和社會責任的關注，其慘重的代價是犧牲了小說意義負載的社會功能。文學批評界所關注的作家、作品頑固地和讀者的審美理想、精神追求背道而馳，這是荒誕的，重其“表”輕其“氣”，使多少好小說像沙金一樣被泥沙夾裹著付之東流。都說小說的前途和命運堪憂，並非危言聳聽。所以我倒是欣賞這些年的散文和並非出此名家的原汁原味的小說，內中的文學價值、意義和精神―也就是“氣”體現得比較充分一些，這似乎是知識界許多同仁的共識了。
秦嶺小說的可貴之處，就是有一股“氣”在裏麵，這就是小說的元氣和真氣。
在我看來，作為作家的秦嶺最大的優勢，就是具備了其他作家不一定都擁有的獨特視角，他有一雙犀利而睿智的洞察與審視生活的眼睛，為我們打開了隱匿在生活各個層麵瑰麗的人性世界。這個優勢，在他農村題材的小說裏體現得最為明顯。我印象最深的是《坡上的莓子紅了沒》（《新華文摘》2006年第4期）、《鄉村教師》《2001年中國短篇小說精選》）《四爺》（《小說選刊》2002年第1期）、《燒水做飯的女人》）（《作品與爭鳴》2006年第5期）、《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小說月報》2006年第2期）、《不娶你娶誰》（《中篇小說選刊》2005年第3期）、《棄嬰》（《小說月報》2006年第8期）等幾篇反映“三農”問題及其他農村社會問題的小說。在這些小說裏，作者塑造的花兒、甄大牙、阿婆、苟大女子、劉甜葉等一係列人物形象，沒有臉譜化，他們身上既有傳統的烙印，又有時代的特征，他們的生存、生活、愛情、婚姻、學習、工作和現實矛盾交織在一起，他們既要為了維護傳統道德保持人性的純潔，又不得不屈從於現實壓力出賣靈魂和肉體；他們既在捍衛獨立人格，同時又在嚴酷的生活麵前迷失、放縱自我；他們的靈魂是高貴的，又有齲齒的一麵。他們的生活充滿艱難，卻又不甘約束和絆羈，頑強地與命運、權力抗爭，探尋著自身價值和美好的未來。字裏行間，使我們如臨其境地感受到了老百姓的生活狀態，了解到了農民兄弟的人性本相與原色，洞悉到了貧困、權力、世俗對農村社會的潛移默化和巨大影響。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這個自幼在洋房裏長大的共和國公民，曾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雲貴高原農村生活、勞動十多年。我從來沒有把這段被不少作家蔑為苦難的經曆看作人生的不幸而是認為有幸，因為我終於有機會從廣闊天地裏接觸到了供給我們糧食、油料和棉花的同類、同胞―農民。我骨子裏愛著我們的農民，理解著我們的農民。秦嶺的這幾個小說，讓我滿目槍然，淚濕衣襟。
我得重點說說《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了，這個小說以農村驗糧員家房頂的瓦片屢屢被砸一事，折射了中國農業稅改革引起的農民心理的巨大波斕。甄大牙作為糧站的驗糧員，房頂的瓦片經常被砸，而襲擊者中，竟然有他最為信賴的村長。2005年，這個省的公糧被免除了，當沒有聽過砸瓦聲的糧站幹部到他家慶賀時，甄大牙自己把磚頭扔向房頂，終於讓吃慣了皇糧的幹部們聽到了這最後的碎裂聲。這個小說立意高遠，構思巧妙，深刻厚重，有著同類小說題材中難以比肩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專家在《中國文化報》撰文說，這個小說的深刻性堪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鄉場上》媲美，我是讚同這個觀點的。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如今眾多的農村題材作品中，到底有多少切中了農民和農村現實的命脈？有多少能夠滲透到老百姓的骨髓裏？有多少真正能使底層的群眾為之動情？如果是在過去，我會搖頭哨歎，沉默無言。但是現在我要說，有！真的有！！但是未必就在那些被國家財政供養起來的紳士般的文學貴族那裏，未必就在那些陳腐文學體製下頤指氣使的文學官員那裏，未必就在衣食無憂卻習慣了無病呻吟的所謂名刊大報那裏，未必就在那些走俏商業市場的私人化、下半身寫作快手那裏，而是在一些具有民間立場、平民意識的人那裏，―譬如秦嶺。
2002年京城有個趣事，秦嶺有篇反映西部水資源問題的小說被《小說選刊》選載後，被當時北京市某高官（遺憾的是此公後來因“非典”原因引咎辭職）在閱讀中發現，首次批示全市城管幹部認真學習，其善意是為了增強城管幹部的資源意識和責任意識。此舉讓我們感到意外的同時，也歎服此公的眼力和魄力。我不了解大多數官員們平時閱讀小說的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官員對“文以載道”有深刻的領悟（何況古來“學而優則仕”之“學”乃學文），我和大小官員們接觸
中是閉口不談什麼文學的，本來很邊緣化的文學在他們那裏幾乎連邊都沒有了。有次應邀給某地縣級以上領導幹部講文化範疇的一個專題，會後某官員就問我：“高教授，《天龍八步》您肯定看過縷！”我一時窘迫地無言以對，我除了說不錯，還能說什麼呢？但是秦嶺的這個小說還是引起另外一些官員的共鳴了。一篇小說能引起“局外人”的注意，不能不欣賞秦嶺提煉素材、挖掘主題、審視生活的獨具匠心和一個作家難得的人文情懷。
最近方知，秦嶺的老家是羲皇故裏甘肅天水，這使我們感到欣慰。西部的信息閉塞和傳統觀念的板結，反而成全了西部小說家作品的健康體貌。秦嶺以一個西部人的誠實和堅韌，遵循著小說的基本規律，並在這基礎上進行著可貴的主題開掘和藝術探索，這是難能可貴的。小說作為作家思想、道德、審美等諸多意識外化的精神產品，必然帶有各自的創作個性、審美習慣和精神追求的軌跡，我認為秦嶺就是這樣的作家。豐富的生活和人生閱曆從來是造就優秀作家的溫床，秦嶺在甘肅天水當過農民、中學教師、領導秘書、駐鄉工作組成員、團區委領導，後來又在天津從事過組織人事、課題研究、督查督辦、文學藝術工作，一個隻有三十多歲的青年人，竟擁有如此豐富的生活資源，這是作為一個作家最大的幸運，這筆極其寶貴的生活寶礦，可謂千金難買，惟他獨具，理當成為他小說的不竭源泉。
老家隻是一個人的記憶而非現實，而秦嶺早已把日漸繁茂的枝葉伸展到渤海灣來了，我現在很難判斷秦嶺由西向東幾千裏的遷徙對他創作有多大的意義。關於作家的生活，一個經典的、普遍的說法是：都市的喧囂和浮躁並不等於生活的多彩，鋼筋水泥的叢林裏其實是狹小而封閉的，這也是為什麼單一的市井故事遠沒有開闊的鄉村故事幽深、精彩、厚實的根本原因。有許多現實的例子，作家進入了鋼筋水泥的叢林，往往最容易湮沒個性的追求和固有的精神，開始身不由己地應景追俗，作品不再蘊藏生活的真氣和元氣，甚至成為創作生涯的終結。好在，秦嶺一直在連接東西部的隴海線上瀟灑地穿梭，這就比在鋼筋水泥叢林中的土著作家有更多的機會品嚐大地和泥土的味道，感受天地之間的廣襲與無垠，也許，這種優勢更像優勢，但它需要作者保持並經營。我欣賞候鳥的遷徙，因為它知道那裏有屬於自己的生活。
秦嶺在以讓我們欣喜的節奏進步和成長著。進步和成長是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在不斷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中進行的。就小說本身而言，拿他最初和最近發表的小說相比，進步和變化是顯而易見的，說明他在創作上大有潛力可挖，他在不斷調整著自己，自覺斧鑿著藝術上的缺憾和不足，正在由稚嫩走向成熟。在長途電話中，秦嶺說：“我總是不敢看自己以前發表的作品，覺得留下了太多的遺憾。”我很欣賞著句話，說明他很清醒，他總在自覺調高標杆，這應該是讓我們刮目相看的最佳理由。
因匆忙遠足重洋，未能等到秦嶺寄來的書稿，所以隻對了解的一些小說談些粗淺的感受，不知然否？
隴東南鄉村的忠實守望者
——秦嶺鄉村小說印象
南北萍
毋庸諱言，作家秦嶺從《繡花鞋墊》《不娶你娶誰》等“鄉村教師”係列到《燒水做飯的女人》《坡上的莓子紅了沒》、《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棄嬰》等“三農”係列，創作道路呈現著明顯的上升趨勢。短短4年內，他的許多小說不僅被各類選本、選刊青睞，而且登上中國小說排行榜，摘取了以關注“三農”為主旨的首屆梁斌文學獎一等獎，越來越引起專家和讀者的關注。追根溯源，在於作家對隴東南鄉村的忠實守望。
秦嶺的鄉村小說始終沒有離開隴東南這片貧癮但不乏詩意的土壤，筆下幾乎都是他熟悉的鄉土以及他的鄉土悲情。他的作品都是以他個人的鄉土經驗成就隴東南鄉土生活的浮世繪，表達了他對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生活的某種理解、洞察和悲憫，頗具根性。《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中的甄大牙是村長推薦到糧站的優秀驗糧員，但卻並沒有在村長和村民那裏落好，反而遭受房頂瓦片屢屢被砸的鬧劇，直到2005年國家取消延續了長達2600年的“皇糧”，甄大牙的命運才擺脫了這種黑色幽默式的鄉村怪圈。《啞巴核桃》中的啞巴原本馬步芳手下的土匪，為了逃避懲罰隱居隴東南山鄉幾十年，用嘴裏含核桃的方式強迫自己緘默，竟然成為一次次政治運動的幸存者，而自己的人性也得到了回歸。《澇壩》中的翠牛作為惟一見過世麵的人，不惜得罪村長和全體村民，以殉道般的意誌強迫村民修築澇壩，村民得到了實惠而擎牛卻裏外不像人：《英雄彈球子別傳》中的劉愛國之所以被人戲稱彈球子，卻是因為奮不顧身從狼口裏救小孩時被狼尾巴掃瞎了眼，兩顆彈球子一樣的瞳仁成為笑柄，他為了最終落個名正言順的英雄名分又去撲火，以死證實了自己是英雄……在上述作品中，作者努力在隴東南鄉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之間探究著千年農耕文明和現實背景留下的既讓人神往又令人困惑的鄉村氛圍，密切關注的是那些在鄉村政治運轉的秘而不宣的潛規則中艱難生存的普通人物，再加上作者對隴東南鄉村風土、民俗、人文的精彩描繪和地方語言的適度應用，撲麵而來的是隻有這片土地才有的五穀雜糧的味道，這使我們在閱讀中，隨時都能感覺到那種來自隴東南鄉村泥土深處的清新和沉重。
與大多數出身鄉村進入城市、然後以“城市人”的視角審視和重構鄉村生活的作家不同，從事過農村教師職業、後來又在甘肅、天津的黨政機關從事政策研究的秦嶺，不僅勇敢而堅定地充當著隴東南鄉村的“麥田的守望者”，而且其鄉村敘事顯然有拉開認知距離後的審視目光。他的筆調常常是溫和冷靜的，傾注了對隴東南父老深切的悲憫與愛，如一曲悠長中帶著憂傷的西北民歌；其睿智犀利的如刀之筆，總是出人意料地在現實與人性最薄弱處層層剖開，表現出喜劇與悲劇相交融的敘述風格。《坡上的墓子紅了沒》飽蘸深情的筆墨，以一係列啼笑皆非的故事，深刻揭示了隴東南地區農民麵對幹早肆擾和貧窮的重壓，所表現出來的堅韌、平和與渴望，被評論界譽為“像歌謠一樣幽深的人性展示”。《棄嬰》由於別開生麵地提出了一個貧困地區的殘疾嬰兒被遺棄到城市後的遭遇，把“三農”問題曝光到都市背景下來審視，一發表就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多家選刊同時轉載。在中篇小說《燒水做飯的女人》《繡花鞋墊》《不娶你娶誰》《略牙的沙子》《正月》《村學》等鄉村教師係列中，作者把喜劇和悲劇相融合的藝術手法運用得更為嫻熟。如，山村中學校長孫留根既要合理阻止教師娶學生當媳婦，同時為了留住教學人才，又不得不動員學生嫁給教師：民辦教師的妻子花兒巧妙地擺脫了鄉黨委書記的糾纏，但是為了自己丈夫和山村學校的未來，又不得不主動獻身權貴：學生往教師的水桶裏塞沙子的目的，竟是為了報複教師給征收稅費的幹部當幫凶；校長桃李滿園，但因為充當了基層政權的工具，追悼會上鮮有家長和學生的身影……作者就是在笑與淚之交織中對他筆下的人物給予深切的關懷，同時又對他們身上的弱點持著一種審視和批判的態度。作者沒把筆力過多伸向支配，而是把自己滿腔的理解和深切的體恤傾注於這些命運多鮮的人們，他讓人物群像在他們的生活情境中發自本性地喜怒哀樂，讓人物在自樂自嘲中自省。在作者的筆下，每一個角色都不是單一存在的，而是一個個複雜、多麵，矛盾的卻又個性鮮明的藝術形象。這些發源於隴東南鄉村的藝術形象，由於另類和獨特，因此隻屬於秦嶺自己，決不與此前或同時期的其他作家筆下的農民形象雷同，應該說，這是對當代農村小說的人物畫廊的一個貢獻，這也是他堅持筆耕隴東南文學土壤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