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邀約
欣賞犁樺的姿態
在寫作中，一直向往那種破土穿行的感覺，新鮮的黃土變成波浪在兩邊翻飛，人和驢子結合成舵手和驅動的關係，鞭子成為桅杆，而真正享受穿行的是犁樺。我在農村呆過，隻有種過地的農民才知道，犁樺的穿行是一種開掘、尋找和探視，隻有它知道土地的意味和意義。
寫作者和農民一樣，犁燁是筆，稿紙是土地，所謂力透紙背，其實就是犁樺穿行的深度和力度。於是，當自己的小說不斷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篇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各類選刊轉載或者被各種權威選本納入帳內的時候，當自己的小說集《繡花鞋墊》《紅蜻蜓》先後出版問世的時候，當長篇小說《九十裏鋪》受到刊物垂青的時候，我隻是感到瞬間的快慰，更多的是反思和遲疑。特別是專家在《作品與爭鳴》《中國文化報》上對我的部分小說進行的集中評論，使我從外部看到了我時而穩健時而顛簸的走路的姿態和模樣。回顧自己從事業餘寫作的日子，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思想上太多的盲點和手指在鍵盤上的踉蹌，犁樺的姿態至今仍然是一個瑰麗的夢想，常常為文學大家審視生活的角度和開掘主題的深度而兩頰發燒，無由汗顏。於是，帶著巨大的困惑和窘迫，我不得不收斂起少年時代對於文學不切實際的幻想，老老實實地低下頭認真梳理著生活的脈絡，抬起頭體味著人性的本色。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始終成為最近幾年創作狀態中高舉的鞭子。我感覺自己不像犁樺，倒像是一把輕飄而鬆散的木耙，在土地的表層抓撓，勁頭頗足，但是收獲的隻是一堆雜草。
至今一直難以判定少年時代的我選擇文學的真正淵源。2004年以來，我在《文藝報》《中篇小說選刊》《中國文化報》等報刊編輯相約的一些創作談和接受采訪中，無例外地談起我的老家甘肅天水，談起孩提時代在農村聽母親給我朗讀小說片段的情景，談起可敬的外祖父煤油燈下講讀評書的情景，談起貧瘩的山村竟然能看到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山鄉巨變》等經典名著。1985年中學時期在《當代中學生》雜誌發表第一篇作文並在原天水地區征文比賽中獲獎的時候，17歲的我就在應邀撰寫的獲獎感言中，別無選擇地把文學的啟蒙和孩提時代聯係起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部地區的鄉村，日子像清淡的酸菜，連羊腸小道上的羊糞、牛糞都聞不到食物轉化過的味道，同齡的夥伴一到這個世上，注定是要和牲口、土地、打碾、拾柴、打工伴隨一輩子的，而我居然得到閱讀和思考的機會，據此我有理由認為，走上文學之路的動因盡管一時難以在記憶的碎片中得到整理和回味，但是這個異乎尋常的客觀存在的孩提背景，不能說對我沒有影響。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的80年代中期，我曾在天水第一師範學校讀書，那是一個文學狂熱的時代，我義無返顧地成為百炯爭流中的一葉激進地有些偏執的小舟。那時不懂犁燁之於土地的意義，更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隻知道把自己少年的情感和夢想在謬斯的眼皮下放飛，渴望著將來中國的作家、畫家、音樂家裏會有秦嶺的鼎鼎大號，於是孤芳自賞地沒有加入迷人的早戀大軍，把所有的時間用於練習寫作、畫畫和作曲，終於，屬於文學的敏感收複了繪畫和音樂的領地，四年時間在《少年文藝》《中學生文學》《中學時代》《春筍報》等報刊上發表了70多篇小說、散文和詩歌，文學“資力”使我理所當然成為創建校園文學社、創辦校報校刊的“先驅”之一。記得當時稿費單子每周都會從全國各地寄來，飯量奇大的我經常能享受到啤酒和羊肉泡模的美味。1988年夏天，蔥綠的南山腳下的校園浪漫而詩意，我的老師、著名詩人周舟先生介紹我加入天水作協，我抱來一大攘載有我文章的報刊，周老師樂了，說：“用不著這麼多，有三、四本雜誌就行了。”於是，我成為老家作協為數不多的學生會員之一。幻想畢竟是幻想，文學是不能當飯吃的，少年時代青蘋果一樣的理想和生活畢竟昭示不了未來，更成不了花果山。1989年到一個叫西口的山區從事教育工作以後，清貧的生活、理想的迷失、未來的無定和青春的躁動，瞬間就掐斷了我文學的脆弱神經，我真正品嚐到了惆悵滿懷的小哥哥孤單單《走西口》的無奈和尷尬，所有的夢幻和渴望像農民的炊煙一樣在玉米地和山音晃中靜悄悄地消失。這一消失，就達十年之久。文學斷炊的歲月裏，命運安排我以嚴肅的姿態玩命地從事另一類文字，那就是在各級區、縣主要領導身邊以機關“筆杆子”的角色，撰寫講話、發言、經驗介紹等公文材料並從事經濟、管理、人才等社科類理論研究。公文寫作需要的是嚴謹、睿智的抽象思維和淵博的理論儲備，於是，服務領導、調查研究、深入基層、鑽研理論、分析課題、出謀劃策成為我工作的重頭戲，平均每年執筆、或參與執筆、或組織完成、或以組織名義在各級黨政期刊上發表的理論文稿達百萬餘言，年底總會從部、省、市的表彰大會上抱回一大裸這個獎杯那個證書來。我到現在還沒有過多地深入思考這類寫作於我的全部意義，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因為此類的寫作，我的生存和生活裏發生了許許多多對我來說事關前途和命運的大事情，從1991年開始，我人生的步履從偏遠鄉村到小城，從教育係統到黨政機關，從西部高原到渤海灣，從小秘書到縣級領導幹部，從赤條條無牽掛到成為天津妻子的丈夫和娃他爸，從獨單小戶搬進寬敞舒適的雙層複式美宅。1996年，成為我作為天津人的開始。生活上早已不是灰姑娘，而文學上卻連醜小鴨都不是。曾經一度，離開文學的日子使我感到困惑和悲槍，就連閱讀文學經典的衝動也在現實生活麵前像氣球一樣瞬間破碎，留下的隻是星星點點的橡膠殘片。如今回眸分析，這十年的缺少文學滋養的顛沛流離和風霜雪雨，實際上是在改變、填充並成全著我的生存、生活的方式和內容，豐富著我一個西部山裏娃三千裏奔襲的人生軌跡，從萬千世界的景觀中有足夠的時間窺視著生活的真相和原色。而這一切，不就是所有藝術創作的生命之泉和靈魂之本嗎？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不得不以文學的名義，重複一句前人早已說爛了說足了說厭倦了的話：感謝生活。生活的積澱是豐厚了，惟一缺憾的是閱讀，於是，當1999年我決定重新開始文學創作的時候，我首先想到了閱讀，我挑剔的視野投向了權威選本、選刊中的優秀中短篇小說。也就是在那個世紀的最後一年，閱讀和思考，使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再次聽到了當今文壇的種種喧囂和步伐，感受到了文學回歸現實的許多重大事件和現象。我再次開始了小說創作，隻是不再用筆，而是用電腦。
於是，我的西北人的粗壯指頭再次扣響了謬斯殿堂神聖的大門，這次不是在甘肅，而是在天津，在位於著名的三岔口邊、望海樓下、海河之畔我所供職的單位。在我少年時代閱讀的記憶裏，天津是個文學群星燦爛的地方，而今成為半個天津人了，好奇和神秘感驅使我拜訪請教的第一個作家就是著名作家肖克凡，那是我第一次涉足中篇。我無論如何得記著這個中篇。篇名：《鮮血殷紅》：題材：官場：字數：3萬2千字：發表刊物：《章回小說》。這個小說盡管是個頭條，也引起了一些注意，但是用現在的目光來審視，粗糙得夠可愛，斧鑿的痕跡清晰可辨。但正是這個還算良好的開端，激發我在後來短短的5年裏，以每年平均18萬字的速度在文學的跑道上盡情地奔跑，這個數字對於高產作家來說顯得寒酸，但是對於在官場還承擔著一份責任和義務的公務員來說，它吞噬的是我業餘消遣、遊玩和喝酒的時間。我的大部分農村題材小說和官場題材小說，以係列和集束的形式，在《鍾山》《長城》《北京文學》《上海文學》《長江文藝》等名刊大刊的崇山峻嶺中走過。不久前在西部采風時接受甘肅媒體的采訪，我說有四個標誌對我來說很重要，其一是從2001年開始發表了一係列農村教育題材的小說，首篇《鄉村教師》在《鴨綠江》發表後，轉載報刊甚多，並被中國作協選入《2001年中國優秀短篇小說精選》，之後的中篇《繡花鞋墊》登上了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老舍文學基金會和《北京文學》雜誌社聯合評出的2003年下半年中國最佳小說排行榜，納入多種選本，評論界認為“把這塊蛋糕做出了別樣的味道”。其二是四年來的幾次獲獎，其中《難言之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等獲得期刊優秀小說獎、首屆梁斌文學獎一等獎、2003年度、2005年度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說一等獎等。其三是天津作協和《天津文學》雜誌對我的培養和扶持。2002年，當我太遲到太遲到的腳步第一次試探著走進作協陌生的大門，就感受到了作協領導和編輯老師的熱情和真誠，並很快在“新星在線”上一次性重點推出了我的兩個短篇《村學》和《啞巴核桃》，主編譚成健老師親自給我寫了評價頗高的點評。同年，我被評選為天津市文學新星，用作協一位領導的玩笑話說“秦嶺像一隻在甘肅蟄伏多年的狼似的不經意間竄進了天津文壇”。其四是連續兩屆被天津市作協文學院聘為簽約作家，有幸成為17名簽約作家骨幹團隊中最年輕的一員，並成為中國作協大家庭中的成員。在簽約的幾年裏，我的小說被頻頻選入《中國鄉村小說選》《官場小說選》《梁斌小說獎精品集》等各種專題選本，至此，我的小說開始引起了文學批評界的廣泛關注。這四個標誌改變了我對文學一慣迷惘、躲閃、矜持的怯畏心態。用《北京娛樂報》記者的話說，就是“這段時期，秦嶺就像一個睡眼鬆惺的騎手，在借懂中形成了自然的狂奔狀態，由於僧懂，他竟然忽略了去享受本己降臨的愉悅。”我想，所謂“竄進來”，離不開力量的積蓄。文學一如吃飯，第一口飯菜未必能馬上填飽肚子，卻是最值得回味的，如果沒有20年前的處女作的發表和生活的滌蕩，我文學的肚子恐怕早就被物欲世界的平庸和世俗填充了。
隴原人是講良心和義氣的，我始終忘不了在文學道路上幫助過我的所有師長，忘不了在重要期刊首發我重要作品的編輯，而這些可敬的老師有的見過，有的連謀麵的機會都沒有。有三位老師我是必須要到這裏表達感激之情的：一位是我初三的班主任、美麗善良的房方女士，22歲的她蘭州大學中文係一畢業就在那個叫太京的農村中學支教，她把我的作文給許多班級講讀，為我的少年時代增添了許多文學憧憬，她現在已經是海南師範大學的著名教授，她一定會記得當年那個穿著綠軍衣藍褲子戴著綠軍帽的被一臉青春豆折磨得讓英俊打了折扣的農村少年；另一位是我們文聯班子的好班長、好兄長、好老師李玉林先生，他對我創作的無私支持、厚愛和關心明月可鑒，難以言表，我的幾部重要小說集的出版、一部長篇和幾部中篇的創作，就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還有一位是被國內外華人讀者譽為中國的“古拉格群島”的小說家楊顯惠先生，他對人性善惡的多維思考、巨大的悲憫意識和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對我本人有著不可估量的啟發和思考。我在小說集《繡花鞋墊》後記中談了我的體會：“每次見麵，我都能從他深邃和憂患的眼睛裏讀到閃耀著人性光芒的東西。”無庸諱言，創作是私人化的事情，當外來的啟發和營養使創作之樹開滿鮮花的時候，我永遠記著來自空氣、陽光和雨露的寶貴饋贈。
我骨子裏熱愛大自然的色彩，熱愛鄉村生活，熱愛原生態的一如故鄉民歌《信天遊》《蘭花花》的那種民間傾訴和風情，我始終為自己生在貧痔但不乏蒼美的西部農村而感到幸運和自豪。因此，近年來，我義無返顧地把農村題材小說當作我創作的重點。感受犁燁的姿態，首先得讀懂土地和農民。我的小說中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反映，很大程度上源於對故鄉天水農村表象的深刻記憶和參加工作後對農村社會普遍意義的思考。有意思的是，《文藝報》《中國文化報》《作品與爭鳴》《中華讀書報》等報刊上評論我的文章，針對的基本都是我的鄉村題材小說，如《坡上的墓子紅了沒》《燒水做飯的女人》《繡花鞋墊》《不娶你娶誰》《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鄉村教師》《棄嬰》《夠墳》等等，這些小說全部被各類選刊選載過，其中《棄嬰》還被《小說選刊》和《小說月報》同時入選。這些小說發酵的土壤，就在天水的籍河、渭河之畔。天津作為我的第二故鄉，周邊也遍布著美麗的鄉村，這裏的鄉村比天水的鄉村要富饒得多，湖泊蕩舟，沙鷗曼舞，但那隻是我帶著妻子和兒子度假的美妙去處，卻很少走進我的鄉村小說，我藝術上的鄉村生活始終勃糊在故鄉的崖畔上，傲飯似的，兼有酸菜和玉米的醉人芬芳。我注意到，雷達、路侃、楊顯惠、顏廷奎、孫煌華、章德寧、溫亞軍、李發中等著名評論家、編輯家和作家在報刊上分析、研究和討論2004年以來的中國農村題材小說時，多次提到我的農村教師係列和“三農”係列，並用“有社會和文學的雙重意義”“提供了新視野”“獨特的視角”“農村題材的新收獲”等高規格的評語肯定了我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2006年中國首屆農村題材小說研討會在江蘇舉行，我還受到某方麵的重視和邀請，這對於一個主要為農村而寫作的我來說，應該是很好的鼓勵、激勵和勉勵。這使我終於有足夠的動力和條件站在超越自我的又一個平台上，審視自己把犁樺深入到土地表層以下的角度。角度準了，犁樺就像輕鬆而愉快的小舟，在陽光下，在微風中，劃出比燕尾還要漂亮的波浪。
寫下這段文字是在2006年國慶長假後的第一個早晨，《小說選刊》一位未曾謀麵的編輯老師在電話中說：“秦嶺，我不久前去陝甘寧地區，大家都問你的情況。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你把筆插進了那片土地。”我的心頭一震，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讓我眼眶發熱的語言，這語言在評論家對我的評論裏也沒有過。我的思緒瞬間就飛到了故鄉的原野，眼前有一幅畫：土地、農人、驢和蒼涼的民間小調。
犁樺正在穿行，年輕農人在自覺糾正著手眼身法步。那個農人，分明就是那個叫秦嶺的西北男人。
故事的背後
——小說《不娶你要誰》創作談
《中篇小說選刊》的曉閩女士來電話，讓我談談中篇拙作《不娶你娶誰》的創作感受。在創作上我是個拙於趕新潮的人，多半是因為不自信，以致對於丁點兒的成功也懷疑它的偶然因素，我隻能說我是幸運的，得到金子並不意味著我的開采水平有多高，而是我的視線本身就在西部生活的金礦帶上。
大概是在2003年下半年，讀者給我的來信陡然增多，其中一半以上是衝我發表於當年《北京文學》第11期的中篇小說《繡花鞋墊》來的。去年在某市參加筆會，一些評論家和作家再次談到了這篇小說的社會意義，某仁兄言：“既然擁有這麼一個寶藏，何不再深入地開采一些？”這使我多少增添一些信心和勇氣。於是，我這個早已習慣了城市喧囂、享受著舒適靚宅的過來人，思緒再次在故鄉甘肅天水的鄉間小道上徘徊，靈魂深入到我熟知的農村教師的心路上遊走，目光在眾所周知卻又往往被芸芸眾生忽略的生活斷層中切割和掃描。於是，《不娶你娶誰》等幾個中短篇小說被“開采”出來了。
《不娶你娶誰》的故事並不複雜。農村出身的大學生趙五常想為山區教育事業奉獻一生，但他卻遭遇娶妻難的尷尬，最後不得不像其他光棍教師一樣，違心地娶自己的學生當老婆。這段令人啼噓的婚姻，卻頗符合農村教師的人生定律和現實邏輯，誰也找不出恰當的理由來證明這樣的婚姻是美好或者不美好。問題其實已經清晰了，但問題真正的深刻性在於故事的背後，那就是曾經享有人類靈魂工程師光榮稱號的人民教師，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在這個叫尖山的地方，身價何以一落千丈？這才是我所思考最多的。
我把這些思考融入了作品的字裏行間，至於融入得是否充分，我深知自己視野的局限和思想的淺陋，我期待專家和讀者的評判。
小說在《天津文學》發表後，許多朋友對小說中的人物談了感受。沈陽有位中學教師在電話中說：“作為在城市中為人師表的同行，我很震驚也很傷心，真有些害怕觸摸他們真實的人生和靈魂。”我不知道這是表揚呢還是某種情緒流露，但最少說明了這類話題在物質時代沉重的分量。我隻是想，在這個文學早已不被讀者追捧青睞的時代，就我這拙劣的文字，如果不經意間把讀者的心弦撥出錚錚之音，也就無愧在西部農村滾爬了一場。
借此機會，我感謝《天津文學》對這篇小說的厚愛以及對我創作的長期關注，我還感謝《中篇小說選刊》，在這個美好的春天，繼中篇《狗墳》之後，再次選載了我的拙作。
在布穀鳥的歌唱中
——“梁斌文學獎”獲獎感言
拙作《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正是在麥子揚花的時令榮獲“梁斌文學獎”一等獎，我仿佛再次感受到了莊稼漢在布穀鳥的歌唱中打磨鐮刀的聲音，感受到了整個社會關注“三農”問題的巨大熱情，感受到了鄉村生活、民間情感獨有的厚重與魅力，感受到了征文組織者卓爾不群的眼光和遠見。這些感受還源於小說剛發表就被《小說月報》《農民報》等報刊選載，被文學和農業專家在《中國文化報》《文藝報》《中華讀書報》等報刊評論，被幾家影視公司爭相購買版權……這是繼兩年前我的中篇《繡花鞋墊》《燒水做飯的女人》等鄉村教師係列受到關注以來社會評價最為密集的一次。當我注意到這篇以取消2600年“皇糧”為題材的小說被評論家冠以“提供了新視角。”“當代農村題材的重要收獲。”“與當年的《鄉場上》一樣，是曆史的回聲和時代的呼喚發生劇烈碰撞後的文學現象。”等溢美、抬舉之言時，我感覺到了惶恐和壓力，清醒地意識到久居城市的我必須進一步增強對時代鄉村的敏感與嗅覺，好在我每年都有機會像布穀鳥一樣飛過六月的鄉村，我會讓我的文字繼續像鐮刀一樣在麥浪裏尋找。
關於鄉村教師雞零狗碎的感情生活
——中篇《繡花鞋墊》的創作談
近兩年潦潦草草地發表了一些表現城市和機關生活的小說，總覺得不帶勁不過癮，後來突然發現過於浮光掠影，頓悟沒有經過沉澱的東西免不了輕飄。寫東西就像清理澇壩，不是打撈水草而是挖掘淤泥，挖得越深蓄得越多，於是我泄洪似的打開了記憶的閘門，與心靈烙印中的鄉村教師們一起感應靈魂的拷問，於是就有了中篇《繡花鞋墊》及其係列。
我還突然發現，把握這類主題比十四年前在甘肅天水農村當教師時老道、圓熟了許多，這是需要思想的升華和境界的，我始終認為這額外的收獲源於美妙絕倫的官場。在高高低低的官場混跡了十數載，常被捧為所謂的能幹人，於是自己的人生軌跡從小村到城鎮，再到直轄市，出人意料地發生著許多改變命運的事情，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雲裏霧裏的感覺，每時每刻發生著的那些揪扯我文學神經的點點滴滴，使我學會了冷靜和思考，尤其是對人性的嚴肅思考和對社會、曆史的認真反思，從而具備了那種叫做思想的好東西。我認為，沒有思想含量的小說，大概隻能像所謂後現代實則故弄玄虛的文字泡沫一樣慘遭讀者的唾棄，於是我沉下心，讓心靈遊蕩在故鄉的羊腸小道中，那裏有繡花鞋墊一樣沉澱在我思想和靈魂深處最眩目的光芒。這時我對生活本質的認識己更趨理性，整理生活碎片時已更趨從容。